龙猫电影:日本悄悄走向"军事正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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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16日 09:41:24 来源：《世界知识》杂志
1月24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海军基地，日本海上自卫队“村雨”号护卫舰准备起锚驶往印度洋，为近期恢复向美英舰船提供燃料补给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江”号补给舰护航。 新华社/法新
无论是提高防务部门地位的体制建设，还是主动先制的战略思想，无论是日益高技术化的武器装备，还是频频举行的军事演习，均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提高其国际地位，从而向“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目标迈进。
日本悄悄走向“军事正常国家”
２００７年是日本政坛激烈交锋的一年，也是日本军事发展关键的一年。无论是提高防务部门地位的体制建设，还是主动先制的战略思想，无论是日益高技术化的武器装备，还是频频举行的军事演习，均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提高其国际地位，从而向“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目标迈进。
构建“正常国家”国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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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战败国”体制，提高防务部门的地位，成为“正常国家”，是日本一直努力的目标。为此，近年来日本在国防体制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防卫厅升为防卫省和酝酿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
早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和１２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就分别审议通过了防卫厅升格法案。２００７年１月９日举行了“防卫省”揭幕仪式，防卫省正式运营，防卫厅长官随之升格为防卫大臣。这是日本向“正常国家”迈出的关键一步。此举一者改变了和平国家的架构，防卫省与内阁其他１１个省平起平坐，战后长期保持的防务部门低级别的和平国家重要特征被改变。二者提高了防务部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防卫大臣可直接提议召集内阁会议，提出防卫预算，制定防务政策，发布“防卫省令”等。三者提高了防卫部门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地位和影响。防卫大臣接管了以前由首相掌握的向海外派兵、对美物资支援等权限。四者强化了紧急事态应对体制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体制。防卫大臣权限提高后，大大减少了层层审批手续和各方的制约，提高了防务部门的决策权，强化了日本应急体制。
模仿美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构想是安倍２００６年秋天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提出的。安倍就任首相后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他牵头的“强化首相官邸国家安保功能会议”，并向内阁提交了设立“国安会”的报告。日本内阁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６日通过了这项议案。新组建的“国安会”将由首相领导，主要成员有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取代目前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安全保障会议。成立“国安会”的目的是健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机制，它将使首相官邸成为掌管外交和国家安全大权的总司令部。但由于安倍政权已被福田政权接替，“国安会”现在已不可能按原计划于２００８年４月正式启动。
采取“主动先制”的积极防御战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从战略指导上确立了主动先制的战略思想。大纲提出了“防止威胁，保卫日本”和“开展国际和平合作，改善国际环境”两大安全战略目标，将安全保障的着眼点从国内安全拓展到国际安全，把国际紧急救援、联合国维和行动、对美后方支援、反恐行动等“海外行动”，提升为日本自卫队的基本任务。
日本自卫队的实际行动也表明，日本的军事战略已逐步向主动先制转变。１９９２年，日本自卫队趁海湾战争之机首次跨出了国门，其行动范围已由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乃至全球。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案》，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自卫队对美支援的区域在“周边地区”的限制，允许在有关国家“同意”或在“非战斗地区”的前提下，自卫队可在外国领土上开展活动。２００１年底，日本在东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内击沉了一艘“可疑船只”，首次从作战行动上突破了“专守防卫”的政策限制。２００２年通过《武力攻击事态法》，将行使武力的时机从“遭敌入侵后”提前到“遭到武力攻击”或“可能遭到武力攻击”时。日本政府高官声称，“日本应拥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战略论坛”在２００７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日本应拥有先制打击导弹基地的军事能力，建议加强现有战斗机的对地攻击能力，在舰艇、潜艇上装备“战斧”巡航导弹，并努力争取引进Ｆ－２２先进战斗机等。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新的反恐特别措施法——《关于为海上阻止行动反恐实施补给支援活动的特别措施法案》，并提交参议院审议。２００８年月１月１１日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否决了该法案。当天下午，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再次表决，凭借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通过了新反恐特别措施法。该法是一部为期一年的时限法，用于替代９．１１事件后出台、并经三次延期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到期的《反恐特别措施法》，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的补给支援活动，包括为参加海上反恐的外国军队的舰船供油、供水和提供劳务。同时，该法删除了原法案第五条——“需经国会批准”的内容，但规定日本政府在决定和变更“实施计划”以及自卫队补给活动结束时有义务向国会报告。虽然遭到在野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但日本执政党执意重新制定法律，使自卫队继续为美军等参加反恐活动的外国军舰提供补水、加油和劳务等后勤支援。新反恐特别措施法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已于２００８年１月下旬开始恢复在印度洋的补给支援活动。
战略重点转向西部和西南方向
在法律政策上，日本国会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成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确立了旨在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海洋基本政策，并强调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孤岛，认为孤岛对保护日本领海与专属经济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战略布势上，日本将战略重点移至西部和西南方向，企图以冲绳列岛为依托，构筑一条封堵中国进出太平洋的屏障。同时，日本提出“领域防御”的新概念，把包括偏远孤岛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广泛领域作为其防御范围。
根据日方的解释，“领域防御”的范围包括国家主权、领土、领海、领空、海上航线、偏远孤岛及专属经济区等。日本主张拥有６０００多个岛屿，它们大多分布在日本列岛的西南方向。日本主张以这些岛屿为基点，拥有４４７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海洋面积，试图成为世界第六大海洋国家。这些岛屿及其专属经济区均在“领域防御”范围之内。日本把战略重点由保护海上航线拓展到保卫整个领域，由“线”扩大到“面”，表明日本战略视野拓展了。
目前，日本在加强西南军事部署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陆上自卫队将于２００８年把驻冲绳部队员额由１０００余人扩编至３０００人。海上自卫队在九州沿岸已部署五个监听设施。航空自卫队拟对驻冲绳的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换装，将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在冲绳县那霸基地部署约２０架主力战斗机Ｆ－１５，以取代那里的２４架Ｆ－４战斗机；将于２００８年在爱知县小牧基地首次部署ＫＣ－７６７空中加油运输机；决定向美国购买“全球鹰”或“捕食者”无人机，部署在九州地区；将于２００８年在宫古岛完成电子监听站的建设。日本还在强化下地岛及先岛群岛的基地建设，增强向这些海区进行快速补给的能力，并将下地岛的民用机场用作日美共用的军用机场。
发展先进武器装备
一是加大对高技术武器装备采购与研制的投入。日本每年将较高比例的军费用于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研发，２００７年的装备采购费为８６５５亿日元（约合７４．６亿美元），占总军费的１８．１％，研发费为１４３４亿日元（约合１２．３６亿美元），占３．０％。
二是通过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提升战略优势。该系统包括以“宙斯盾”驱逐舰为核心的海基高层（大气层外）导弹拦截系统、以“爱国者－３”导弹为核心的陆基低层导弹拦载系统和用于探测的警戒预警系统。如果有导弹来袭，首先由舰基“标准－３”导弹在大气层外进行拦截，如果拦截失败再由密集部署的陆基“爱国者－３”导弹在第二道防线上进行击落。日本２００７年度投入１５７２亿日元（约１３．５５亿美元）用于提高导弹防御系统的性能。日本２００７年为第四艘“宙斯盾”驱逐舰加装“标准－３”导弹，并计划在２０１０财年年底前购买１２４枚“爱国者－３”地空导弹，在全国１１个基地部署１６支“爱国者－３”导弹部队，建立全球最密集的导弹防御网。整个系统将在２０１１年前后建成。反导系统虽然属防御性的，但反导系统技术可以为今后的战略导弹部队提供支持。
三是发展航天系统，为形成战略打击能力打下基础。近４０年来，日本航天技术取得了迅速发展，其固体燃料火箭技术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４日，日本用Ｈ－２Ａ型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雷达卫星，它与日本其他三颗侦察卫星形成覆盖全球的情报搜集卫星系统。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日本探月卫星“月亮女神”发射升空。日本还宣称，将在２０２５年建立载人太空站。尽管日本法律仍然禁止将太空开发用于军事目的，但其航天技术所达到的水平使其很容易实现民转军，且实际行动也表明，日本正在争夺太空优势。
四是发展大型加油机和运输机、舰，提高部队远程投送能力和战斗机作战半径。日本航空自卫队引进四架兼具加油和运输功能的ＫＣ－７６７型空中加油运输机，其中两架于２００７年交付使用，另两架于２００８年到位。实现空中加油后，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作战半径可大大提高，整个朝鲜半岛、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都将处于其作战半径之内。而且，日本的四架Ｅ－７６７空中预警机在进行空中加油后可持续飞行２４小时，可大大提高预警侦察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建造三艘８９００吨的“大隅”级运输舰和两艘１．３５万吨的“摩周”级大型补给舰。这些大型运输机、舰将进一步提高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五是提升远程作战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已建造五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到２００８年将达到六艘。另外，海上自卫队还建造两艘排水量为１．３５万吨的准航母型直升机驱逐舰（１６ＤＤＨ），其中一艘“日向”号已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３日下水，２００９年３月正式服役，另一艘计划于２０１１年完成。“日向”号驱逐舰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吨位最大的驱逐舰，建造费用高达１０００亿日元（约合８．６２亿美元）。它采用类似航母的全通式甲板，可搭载１１架直升机，因此有“直升机航母”之称。日本２００７年还建造了一艘５０００吨级的护卫舰，为“宙斯盾”驱逐舰应对弹道导弹时提供保护。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９艘先进的“亲潮”级常规潜艇，而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刚下水的“苍龙”号新型潜艇更使其水下作战能力如虎添翼。该舰是“亲潮”级潜艇加装“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ＡＩＰ）的新型潜艇的第一艘，能在水下低速航行１０天以上，大大提高了水下续航能力，其隐蔽效果堪与核潜艇相比。日本在今后四年内将以每年一艘的速度建造４艘ＡＩＰ潜艇。日本陆、海、空三自卫队２００７年计划采购１５种机型共５０架飞机，数量比２００６年度增加一倍。此外，日本在努力争取从美国引进Ｆ－２２先进战斗机的同时，对Ｆ－１５Ｊ、Ｆ－４ＥＪ的电子系统进行现代化改进，提高其作战性能，并将自行研制下一代先进隐形战斗机。
对中国两面下注 日本在进一步深化日美军事合作、密切日美同盟关系，以及加强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防务合作的同时，在对华军事外交上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一方面，日本对中日军事交流抱积极态度。２００７年８月底９月初，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日本。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开始，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预计今年日本军舰将回访，中日军舰互访在延期五年后终于得以实现，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关于建立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的问题，双方也在进行积极磋商。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军事交流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对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建设抱有疑虑和戒备心理。从日本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加大军事筹码与我争夺海洋权益以及向台改派现役军官提升日台关系等举措来看，日本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意图仍然很明显。这对于我们处理台湾问题和东海问题形成一定的挑战。（江新凤）
日本向亚洲回归
2005年1月26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显示，2004年，中国首度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市场拉动了日本经济复苏。中日间贸易额持续增长，使日本经济“依赖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更趋鲜明。 中日两国间经济领域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具有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从二战后在经济政治上都同美国保持紧密关系，从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该如何交往的问题。
中日两国同为亚洲两大核心民族，中日的向背决定亚洲的兴衰。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亚洲的沦亡，日本的侵略更使东亚民族命运雪上加霜。冷战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两极对峙也加剧了中日的对抗和亚洲的分裂。72年中日修好，是由于中美关系改善的辐射效应以及中日共同对抗前苏联的战略需要。冷战后俄国势力败退出亚洲，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削弱，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日渐兴起，自近代西方入侵以来，亚洲的主体性地位再度确立，中日面临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重新构筑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机遇。中日的选择将决定亚洲未来历史的走向。中日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日渐密切的经贸纽带和千余年文化价值的认同将推动中日走向战略联盟。
一、日美同盟的命运
日本列岛介于中、美、俄三大核强国之间，地缘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它是东亚大陆的海上军事屏障，俄罗斯海空力量南下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也是海洋力量踏上亚洲大陆的跳板。日本列岛，四战之地，兵家必争。航空时代的到来，依然不能减弱日本列岛作为东西方攻防前沿的地位。日本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力量，其工业和技术实力使日本不但处于东亚地缘中枢的风口浪尖，也使其力量的消涨，以及其在东西方权力角逐中的向背牵动全球格局。日本执东西方权力消涨之牛耳。
近代以来的日本国家抉择，建立在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分裂上，这种分裂导致了日本先天的战略缺陷，使日本的所有国家努力都归于泡影。日本——一面抗击西方强权，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求维持国家的独立，追赶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对亚洲大邻邦无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种战略上的绝望决定了日本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二战后美国控制日本内政外交主导权。作为丧失国权、被迫就范的战败国，日本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基轴的对外战略。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国家复兴战略之一。但是二战后的日本状况，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过分依赖美国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 日本因此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独立以及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空间。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大国之中只有日本继续沿用冷战时期的对美结盟战略。二战后日本失去国权，失去了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发展的可能，依托美国的保护，通过经济复兴重振国力，谋求恢复，这本是权宜之计，随着日本走向军事、政治大国，对美一边倒的策略已走到尽头。美日同盟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征服上，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石，始终被美国所操纵，在同盟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存在中，日本一直处于被挟持的地位，在委屈中寻求自全。随着日本国力的恢复，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日本挣脱同盟束缚，奉行独立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已不可避免。
冷战之后意识形态之争淡出国际政治，民族国家在主权分立的国际体系中本能地重新确立其主体性地位，日益融合的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念遭到民族文化的顽强抵抗，这是一个民族主义重新激扬的时代，日本作为历史悠久、富有生命力的古老民族，不会永远躲在美国的卵翼下。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这是日本重新确立独立自主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完成新“富国强兵”之后，日本必定会在世界战略中发出独立的声音。冷战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但这终究不能替代日本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终极目标。冷战的结束使美日同盟失去共同的敌人，同盟的基石被抽空。美日军事重心开始向西转移，防范和遏制新兴的大国。新美日同盟注定了同床异梦。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图谋独霸世界，打压和削弱任何对美国的独霸地位构成挑战的新兴大国；日本的利益，是在一个权力更为均衡的世界上，恢复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成为普通国家。美日之间存在战略上的利害冲突。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存在对日本构成现实的安全威胁，冷战后的世界，全球主义盛行，敌人的概念模糊了，有长期利已主义传统的日本不会被美国紧紧地绑在战车上，同盟更象是流于形式的松散的政治联姻，而不是具备危难之际同仇敌忾的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已过盛期。
美日两国政府2005年2月把台湾海峡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 美日两国，各有图谋，相互利用。二战后美国的“两洋战略”，如果失去日本，即断去一臂；伊战后美军无敌的威名受损，深感力不从心，拉住日本，延缓衰落，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地缘狭小，没有核武装，人口和工业集中，经不起现代核战争的惨烈打击，离不开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各地拥有巨大的投资和贸易利益，这些利益是日本经济的生命源，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资源和海上运输线是日本国家生存的软肋，日本依赖庞大的美国海军控制的世界各大战略航道；日本摆脱战败国的身份，走向政治大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美国政治上的支持；借支持美国，扩充军力，名正言顺。美日同盟在脱钩之前还会前冲，战略趋势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种契机，一种危机才会让同盟的战略分歧浮出表面，就像伊战使美欧分歧表面化、北约战车出现裂痕一样。
新美日同盟的锋芒指向台海，日本是否卷入两岸战争将成为美日同盟的试金石。笔者认为，日本不会卷入台海战争，理由如下：随着大陆机动性更高的列车机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加速成军服役(含JL—2弹道导弹)，中美之间已达成了最低限度的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平衡， 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承诺成为一纸空文； 日本介入台海战争，日本本土也会成为战场，不论战争结果如何，战后日本都会衰落，不但其重振大国地位的雄心成了镜花水月，也会重演二战后对美国的依赖而不能自拔，中日之间没有不可消弭的利害冲突，日本不会冒国家民族破灭的命运为美国火中取栗；美国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存在，如果中国被削弱了，日本失去对美国的利用价值，日本逃不脱鸟尽弓藏的下场；如果日本执意介入台海，日本本土可能会遭受先制打击，台军作壁上观，这是日本代台湾受兵，日本必不会出此下策。美日同盟把台湾海峡列为“共同战略”目标，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制造危机，挑动中日火并；日本顺水推舟，拉抬身价，在中美之间提升自身战略地位，两头取利。美日勾心斗角，都想坐收渔人之利。日本作为一支日渐壮大敌友未明的第三力量，对美国构成芒刺在背的牵制，有助于中美的战略稳定。美国的世界战略，是打压任何对美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中美冲突，两败俱伤，一个武装中立的日本坐大，对美国来说，这等于按下葫芦起了瓢，空耗国力，为人作嫁。美日同盟的加强，对日本来说，不过是自编自导演给美国人看的闹剧。当日本榨取尽同盟的利用价值之后，会扔掉这块鸡肋。2000年后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驻日美军基地在美全球战略部署中的地位跃升，日本卷入美国全球冲突的风险增大。日军参与伊拉克战后维和，是二战后日军在同盟框架下首次跨出国门，虽然其中隐含着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禁区的战略意图，但被迫追随美国，受制于人的窘态也在世人面前显露无遗。
在新世纪，美日同盟面临美国衰落的冲击。美国的衰落对日本依托强者的战略构成釜底抽薪的作用。现今国际政治中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但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寻求支配世界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强国的力量都展现在四个方面：——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40年来，在全球经济力量的对比中，美国一直在相对衰落。巨额双赤字危及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严重泡沫化。泡沫爆裂、重创美国经济的阴影使美元币值动荡、持续走贬。美国对全球资金的依赖加剧了美国经济的风险。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命运的绝对规律，经济力量的消涨使大国兴衰无常。 至于文化意识形态软实力，由于冷战之后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美国迅速耗竭了道义感召力和冷战获胜后取得的道德权威，美国的形象每况愈下。历史经验证明，缺乏道义影响力，大国就无法长期保持其主导地位。 构成美国政治实力的因素包括经济力量、道义感召力和维持联盟的力量。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及道义形象削弱导致政治实力减弱，美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同盟体系在冷战后悄然涣散也使美国陷于孤立，美国滥用实力招致统一的西方解体，大西洋两岸渐行渐远。历史上罗马帝国、英帝国治下的和平，这些时代并不仅仅是罗马、大不列颠的力量造就的，也是由于它们明智而审慎的联盟战略成就的。美国已失去了执大义号令天下的政治高地。美国凌越群雄的强势军事力量，因在伊拉克战争中损失惨重而打下折扣。核武器的存在在大国战略平衡中克制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太空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之一，美国近乎对太空资源的垄断使美国拥有敌手无法企及的优势，随着更多的国家进入太空、在轨道飞行领域站住脚跟，美国的太空霸权日益受到侵蚀。美国军事强权的削弱将引发美帝国广泛的内忧外患，动摇美国的世界中心地位。
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重建单极世界的雄心使美国四处树敌，这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冷战的不期而终使美国的敌手突然消失，陷入战略盲目，冷战胜利所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被美国荒废，大战略的缺乏使美国徒劳的东征西讨，强大的美帝国四年震荡一次，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混乱，使美国的时代迅速滑向终结。美式的互相制衡的多头政治不可避免地瘫痪国家意志，使政府不能做出富有远见的长期战略决断。从冷战结束到2010－2015年，被美国认为是战略机遇期 ——美国一言九鼎、所向无敌的时代，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冷战后欧盟的整合成功及其扩展，导致统一的西方分裂，尽管欧洲并不具备崛起为新的权力中心的能力，或生发出与美国抗衡的战略意图，但借助于德、法、英等强国的战略合力，欧盟对美国构成巨大的牵制，使美国无法顺利遂行其既定战略，这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美国立国二百余年即走向全盛，美国没有经历过盛衰，它缺乏东方民族千年沉浮所锻造的凝聚力；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乌合为国，民族宗派林立，宽松的政治宗教环境缓和但并没有消除内部的分裂，面对作为美国主流文化基石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势力人口优势的日益流失，信息时代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以及民主化和跨国一体化导致的深刻裂变，美国难于在历史性的长期对抗中避免内部分崩解体的危险。美国由十三洲殖民地起家，远离欧亚大陆纷争之地，周边皆是弱邻，没有天敌，美国扩张的一帆风顺和势力的步步走强掩盖了诸多的隐患，使美国没有忧患意识。早期清教徒开国时的质朴精神已荡然无存，财富的腐蚀使享乐主义深入骨髓，过分商业化的文化使美国先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沦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白热化使世界权力转移的步伐在提速，古典时代帝国蜗牛爬行式的衰亡不会再现，美国攀上权力巅峰之后迅即坠落。美国号称科技强国，服务业是经济的命脉，2004年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首次出现下降，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经济竞争力已越过顶点，除非美国独自爬上下一个技术阶梯，开拓更高端的市场，重复90年代信息技术创造的经济奇迹（看不到这种可能），否则在奋起直追的新兴大国的赶超之下，美国难于长久维持科技和经济优势。
在迅速成长为新兴全球权力中心的东亚，美国力量的基础已经动摇。在朝鲜半岛，韩国正逐渐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在台海，“台独”势力已退潮；在南中国海，中菲已达成国防合作协议。日本未来如果走强，必定首先摆脱美国的控制，寻求与亚洲的合解；如果日本衰弱，日本将被边缘化，丧失对大陆的制衡力量，只能回归亚洲。美国的军事存在和主导地位作为冷战遗迹，在东亚的权力棋局中日益成为附赘悬疣。美国力量被逐出东亚将导致其在全球的广泛溃退。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走向衰亡的拐点。美军师出无名，顿兵无用武之地。随着驻伊联军趋于瓦解、抵抗力量的壮大和战术的成熟，美军战线拉长、兵力空虚，伊拉克的局势日益失控。布什拒绝为美撤军设限是美军陷入伊拉克泥沼的明证（轻言撤兵在政治上是自杀，布什只能选择苦撑到底。）。布什在伊拉克这个地缘政治陷阱中赌上了他的政治生命和美帝国的命运，他正在断送美国的前程，他是美帝国真正的掘墓人。伊拉克战后美国对伊朗和北朝鲜核武开发一筹莫展，显示了帝国力量的局限。布什政权是美国强盛的顶峰，也是衰败的起点。物壮则老，盛极必衰，这是宇宙生命无法逃脱的铁律。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左右支绌，患上了扩张过度的帝国疲乏症。全球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加紧转移，正在培育全新的权力中心。随着新兴大国在历史性的崛起中逐渐站稳脚跟，世界权力和平转移大势已成。美国尽管依然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核武力，海空二军战力依然令人生畏，但随着权力优势的急剧流失，以及伊拉克掣肘，美国霸权已提前跛足，日益退化为“看守”霸权，——拥有力量优势，但却失去对世界事务的控制力。美参联会主席迈尔斯在对国会的报告中坦言，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制约，美军在另一场战争中将不能取胜。 美国力量日益受到钳制，美国将成为多极格局中一个平庸的角色。美国的衰落将导致其全球战略更加动荡和难于预测，日本将被迫调整其结盟战略，自谋前程。
二、日本：回归亚洲
二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建立在同时遏制中日的基础上。这种政策选择违背了战略集中的原则。美国战略上的这种缺陷在相当长时期内被美国力量享有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中日在两极对峙体制下被迫选择“一边倒”的结盟战略所掩盖。战后美国屯兵列岛，监控日本，用和平宪法阉割了日本军力的成长；同时为遏制中国，美国势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二次企图登上亚洲大陆。70年代美国由于帝国战线拉长导致经济不堪重负，在对苏争霸中明显处于下风。为扭转对苏劣势及摆脱越战困境，美国被迫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把遏制焦点集中于主要对手苏联。这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次大调整――面对变动权力现实的明智之举。随着冷战后中国实现国力的大跃进，日本庞大的经济力量向军事和政治优势转化，亚太地区进入二强并存时代，美国同时遏制中日的战略面临两难困境。美国同时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和一个独立倾向日渐增强的日本。美国在中日之间一厢情愿的打平衡牌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巨大的战略优势驱迫中日只能在战略协作中寻求生存。美国撤出西太平洋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要美国作为一支超级力量继续存在，中日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会被抑制。
冷战后“一超多强”格局的确立，使美国与列强的战略冲突，成为国际格局的主旋律，群雄面对美国的巨大优势和压力寻求自保就成为欧盟整合、中俄战略伙伴和中印战略性和解背后的原动力。中国崛起直面美国的封杀，日本走向军事政治大国导致美日战略冲撞使中日具有潜在的战略协作可能。中日战略上趋同是日本回归的内在驱动力，经济的牵引力必须通过国家战略的作用才能显示力量。中美日大三角战略互动中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却并行不悖的趋势，一种趋势是日本经济日益溶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另一种趋势是美日同盟的不断加强。前一种是客观趋势，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坚实的贸易投资纽带的支持（以及潜藏在两大民族血液中的千年文化认同和地缘上不可分割的联系）；后一种是国家外交折冲的假动作，是由扭曲的历史和扭曲的利益形成的。日本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凶残的敌人之一，中国民间对日积怨很深，中国日渐崛起令日本恐惧不安，美日同盟的加强是日本寻求保护的一种本能反映；中国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日本在中美之间营造左右逢源态势的时机还未来临；日本残存的大国意识作祟以及国家战略的惯性等。但中日两大民族和解、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遏阻的客观趋势。
进入新世纪的日本究竟向何处去？2002年11月，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提交了一份报告书，该报告书显示了未来中日战略大协作的萌芽。该课题组将中国因素作为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征之一。报告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
历史上中国的每一次强盛, 无一例外会牵动日本列岛向大陆回归。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一来，日本与亚洲大陆利害攸关。以侵略大陆为目的的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也具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含义。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认为，中国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国家，中国是关系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吉田茂曾指出：“中国当为日本国民活动之天地，实业界恢复繁荣的基础。”吉田茂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两次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是因为日本是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而殖民地中国是日本国力的重要源泉。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他说：“我国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时代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昭和时代，这也是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 斗转星移，东亚的权力回归中国，中日之间强弱易势，但这种辅车相依的利害关系并没有改变。随着20世纪海洋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由大陆国家向海洋经济的转型，中国的海外贸易随之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在全球拥有了市场和投资利益，这加剧了国家对海外的依赖和战略上的脆弱。日本列岛作为亚洲大陆海上门户和军事生命线的战略地位凸显。日本列岛北控朝鲜、津轻、宗谷三大海峡，是中国进出日本海沿岸地区的要道，琉球群岛南扼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为东西南北通衢，号为“西太平洋脊梁”，宫古水道和大隅海峡是中国海上力量和商船进入大洋的咽喉水道，攸关中国经济的兴衰和国家的生存。中日两国在地缘上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未像今日这般紧密，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融入大陆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我国家生存的必须。大陆海空远程投射力量向远洋日渐前进，日本列岛及其海上生命线日益笼罩在这种新兴力量之下。自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欧亚大陆远东端美国力量前哨的地位日渐丧失，如果不想成为太平洋两岸对峙的断裂带，则日本必须权衡利害，祥择去就。
每一个世纪都会有一个大国降生，它的兴起，使人类生活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大国，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国际体系的力量、智慧、意志和道德原动力。 它充实了整整一个世纪，为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存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文明体。华夏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之中是唯一没有失去连续性，堪称与世长存的文明。27年的飞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再生为一个大国。“一个新的经济强国正在亚洲崛起，它有着强大的现在，而且有着更加重要的未来。适应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中国成为未来之星。美国在19世纪崛起成为经济霸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中国拥有的人口是美国当时人口的260倍。李光耀曾说：“只把中国当作另外一个大角色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角色。”比尔?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时说过，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中国如何定义其自身的伟大。 对日本来说，恐怕相当于又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时代”。这是“历史的重演”。
中国的崛起是继西欧挟工业革命之强势席卷全球及美国诞生以来国际格局中最伟大的地缘政治革命，它预示着东西方权力格局将出现逆转性的变动，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将恢复其昔日光辉的文明传统，在新一轮跃上历史地平线的文明大潮中引领全球。中国的兴起，为日本摆脱战后依附性的半独立地位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性机遇。经济的溶合是中日命运共同体的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将成为撬动东北亚地缘政治板块的支轴，中日日益趋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是美日同盟走向死亡的推手。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是经济动物，它按照“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如果这种原则被扭曲，那么调整就会来临，这种调整可能滞后，但是不可避免。“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国家关系冷暖和国家联盟兴废的内在驱动力。日本在经济上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日益依赖，在安全上借重美国保护，这是日本近代一来国家战略分裂的延续，这种战略上分裂的现实，从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看，需要一种左右逢源的战略灵活性，这就预示着日本对美一边倒的同盟蕴藏着解体的危机，调整必将到来。日本与中国日渐密切的经贸联系正在侵蚀日美同盟的根基。在日美加强同盟的虚张声势的表象之下，涌动着日本回归亚洲的暗潮，密切的经贸联系将导致千年文化认同意识的重新抬头。
东北亚地缘政治大潮趋势之一是中韩两国正在恢复其千年历史同盟，中国经济巨大的磁吸力已产生地缘政治效应。日前，韩国总统高级顾问文正仁明确表示，美军若介入台海，韩国将不会参与，东北亚必须避免美日把崛起的中国当成威胁而演变成“冷战局面”。 韩国成为日本回归的先导。中国日趋强盛的经济力量在台海也有斩获。连战毅然踏上大陆的背后，是台湾现实的经济利益，以及在这种经济利益拉动之下日益复苏的民族认同意识。台湾与日本是二战后美国围堵亚洲大陆岛屿链的南北锁钥，形势联络，两岸统一之后，中国海军必然顺利取得台海周边攸关环太平洋经济体兴衰命脉的这片海域的海权，加上中国统一之后获得的巨大国际威望和整合成熟的大中华经济圈的磁吸力，将拉动日本顺利回归。日本的回归，将彻底结束东亚内部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来的纷争，结束战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以及战后建立在美国军事征服上的亚洲安全格局。美日同盟分道扬镳，将在国际战略格局中释出一支全新的战略力量，这支战略力量向亚洲的回归，将历史性地改变自1500年以来的东西方权力优势对比，倾覆过去数个世纪确立的西方文明的主流地位。
三、结语
随着日本迈向完全的自立、美国衰落和中国兴起的权力格局变动，亚洲再度主宰自己的命运，同为亚洲核心国家的中日将经历一个艰难、动荡的调整期，中日在维持总体友好的大趋势下，摩擦和争执将日益加剧，中日在调整中将学会相互接受、认清潮流。这种调整对日本尤其痛苦。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强盛掩盖了日本的衰落――军事和政治日益小国化的命运。80年代末日本经济力量臻于巅峰，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中日经济力量快速消涨。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的拉动作用超过了日本，日本当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阵结构瓦解。2004年中国贸易额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贸易经济格局中已取代了日本原来的地位，支撑日本大国地位的最后一枚骨牌坍塌了，东亚权力从日本列岛确定无疑地向亚洲大陆回归，日本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之间争夺的破碎地带，日本国民的失落感和焦灼感推动小泉内阁对外非理性强硬――这是日本虚弱的表现，时间会使尘埃落定，显露出铁硬的权力现实。中国东北亚外交的一大课题，就是借助于日益强大的经济磁吸力，因势利导，引导日本顺利回归，锁定日本是敌人，日本肯定会成为凶恶的敌人。理解中日外交的关键，是要认清日本早已退出了大国的行列，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不会复燃。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当然，历史只提供了大趋势的可能，完成中日战略联盟这件盖世功业，有赖于中日朝野的共同智慧和努力。
（旧文一篇，聊博一笑）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1月24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海军基地，日本海上自卫队“村雨”号护卫舰准备起锚驶往印度洋，为近期恢复向美英舰船提供燃料补给的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江”号补给舰护航。 新华社/法新
无论是提高防务部门地位的体制建设，还是主动先制的战略思想，无论是日益高技术化的武器装备，还是频频举行的军事演习，均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提高其国际地位，从而向“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目标迈进。
日本悄悄走向“军事正常国家”
２００７年是日本政坛激烈交锋的一年，也是日本军事发展关键的一年。无论是提高防务部门地位的体制建设，还是主动先制的战略思想，无论是日益高技术化的武器装备，还是频频举行的军事演习，均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在地区和全球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提高其国际地位，从而向“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目标迈进。
构建“正常国家”国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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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战败国”体制，提高防务部门的地位，成为“正常国家”，是日本一直努力的目标。为此，近年来日本在国防体制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防卫厅升为防卫省和酝酿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
早在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和１２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就分别审议通过了防卫厅升格法案。２００７年１月９日举行了“防卫省”揭幕仪式，防卫省正式运营，防卫厅长官随之升格为防卫大臣。这是日本向“正常国家”迈出的关键一步。此举一者改变了和平国家的架构，防卫省与内阁其他１１个省平起平坐，战后长期保持的防务部门低级别的和平国家重要特征被改变。二者提高了防务部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防卫大臣可直接提议召集内阁会议，提出防卫预算，制定防务政策，发布“防卫省令”等。三者提高了防卫部门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地位和影响。防卫大臣接管了以前由首相掌握的向海外派兵、对美物资支援等权限。四者强化了紧急事态应对体制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体制。防卫大臣权限提高后，大大减少了层层审批手续和各方的制约，提高了防务部门的决策权，强化了日本应急体制。
模仿美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构想是安倍２００６年秋天竞选自民党总裁时提出的。安倍就任首相后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他牵头的“强化首相官邸国家安保功能会议”，并向内阁提交了设立“国安会”的报告。日本内阁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６日通过了这项议案。新组建的“国安会”将由首相领导，主要成员有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取代目前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安全保障会议。成立“国安会”的目的是健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机制，它将使首相官邸成为掌管外交和国家安全大权的总司令部。但由于安倍政权已被福田政权接替，“国安会”现在已不可能按原计划于２００８年４月正式启动。
采取“主动先制”的积极防御战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从战略指导上确立了主动先制的战略思想。大纲提出了“防止威胁，保卫日本”和“开展国际和平合作，改善国际环境”两大安全战略目标，将安全保障的着眼点从国内安全拓展到国际安全，把国际紧急救援、联合国维和行动、对美后方支援、反恐行动等“海外行动”，提升为日本自卫队的基本任务。
日本自卫队的实际行动也表明，日本的军事战略已逐步向主动先制转变。１９９２年，日本自卫队趁海湾战争之机首次跨出了国门，其行动范围已由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乃至全球。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通过《反恐特别措施法案》，突破了《周边事态法》中自卫队对美支援的区域在“周边地区”的限制，允许在有关国家“同意”或在“非战斗地区”的前提下，自卫队可在外国领土上开展活动。２００１年底，日本在东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内击沉了一艘“可疑船只”，首次从作战行动上突破了“专守防卫”的政策限制。２００２年通过《武力攻击事态法》，将行使武力的时机从“遭敌入侵后”提前到“遭到武力攻击”或“可能遭到武力攻击”时。日本政府高官声称，“日本应拥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战略论坛”在２００７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日本应拥有先制打击导弹基地的军事能力，建议加强现有战斗机的对地攻击能力，在舰艇、潜艇上装备“战斧”巡航导弹，并努力争取引进Ｆ－２２先进战斗机等。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新的反恐特别措施法——《关于为海上阻止行动反恐实施补给支援活动的特别措施法案》，并提交参议院审议。２００８年月１月１１日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否决了该法案。当天下午，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再次表决，凭借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通过了新反恐特别措施法。该法是一部为期一年的时限法，用于替代９．１１事件后出台、并经三次延期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到期的《反恐特别措施法》，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的补给支援活动，包括为参加海上反恐的外国军队的舰船供油、供水和提供劳务。同时，该法删除了原法案第五条——“需经国会批准”的内容，但规定日本政府在决定和变更“实施计划”以及自卫队补给活动结束时有义务向国会报告。虽然遭到在野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但日本执政党执意重新制定法律，使自卫队继续为美军等参加反恐活动的外国军舰提供补水、加油和劳务等后勤支援。新反恐特别措施法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已于２００８年１月下旬开始恢复在印度洋的补给支援活动。
战略重点转向西部和西南方向
在法律政策上，日本国会于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成立以首相为本部长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确立了旨在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海洋基本政策，并强调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孤岛，认为孤岛对保护日本领海与专属经济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促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战略布势上，日本将战略重点移至西部和西南方向，企图以冲绳列岛为依托，构筑一条封堵中国进出太平洋的屏障。同时，日本提出“领域防御”的新概念，把包括偏远孤岛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的广泛领域作为其防御范围。
根据日方的解释，“领域防御”的范围包括国家主权、领土、领海、领空、海上航线、偏远孤岛及专属经济区等。日本主张拥有６０００多个岛屿，它们大多分布在日本列岛的西南方向。日本主张以这些岛屿为基点，拥有４４７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海洋面积，试图成为世界第六大海洋国家。这些岛屿及其专属经济区均在“领域防御”范围之内。日本把战略重点由保护海上航线拓展到保卫整个领域，由“线”扩大到“面”，表明日本战略视野拓展了。
目前，日本在加强西南军事部署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陆上自卫队将于２００８年把驻冲绳部队员额由１０００余人扩编至３０００人。海上自卫队在九州沿岸已部署五个监听设施。航空自卫队拟对驻冲绳的战斗机进行现代化换装，将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在冲绳县那霸基地部署约２０架主力战斗机Ｆ－１５，以取代那里的２４架Ｆ－４战斗机；将于２００８年在爱知县小牧基地首次部署ＫＣ－７６７空中加油运输机；决定向美国购买“全球鹰”或“捕食者”无人机，部署在九州地区；将于２００８年在宫古岛完成电子监听站的建设。日本还在强化下地岛及先岛群岛的基地建设，增强向这些海区进行快速补给的能力，并将下地岛的民用机场用作日美共用的军用机场。
发展先进武器装备
一是加大对高技术武器装备采购与研制的投入。日本每年将较高比例的军费用于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研发，２００７年的装备采购费为８６５５亿日元（约合７４．６亿美元），占总军费的１８．１％，研发费为１４３４亿日元（约合１２．３６亿美元），占３．０％。
二是通过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提升战略优势。该系统包括以“宙斯盾”驱逐舰为核心的海基高层（大气层外）导弹拦截系统、以“爱国者－３”导弹为核心的陆基低层导弹拦载系统和用于探测的警戒预警系统。如果有导弹来袭，首先由舰基“标准－３”导弹在大气层外进行拦截，如果拦截失败再由密集部署的陆基“爱国者－３”导弹在第二道防线上进行击落。日本２００７年度投入１５７２亿日元（约１３．５５亿美元）用于提高导弹防御系统的性能。日本２００７年为第四艘“宙斯盾”驱逐舰加装“标准－３”导弹，并计划在２０１０财年年底前购买１２４枚“爱国者－３”地空导弹，在全国１１个基地部署１６支“爱国者－３”导弹部队，建立全球最密集的导弹防御网。整个系统将在２０１１年前后建成。反导系统虽然属防御性的，但反导系统技术可以为今后的战略导弹部队提供支持。
三是发展航天系统，为形成战略打击能力打下基础。近４０年来，日本航天技术取得了迅速发展，其固体燃料火箭技术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４日，日本用Ｈ－２Ａ型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雷达卫星，它与日本其他三颗侦察卫星形成覆盖全球的情报搜集卫星系统。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日本探月卫星“月亮女神”发射升空。日本还宣称，将在２０２５年建立载人太空站。尽管日本法律仍然禁止将太空开发用于军事目的，但其航天技术所达到的水平使其很容易实现民转军，且实际行动也表明，日本正在争夺太空优势。
四是发展大型加油机和运输机、舰，提高部队远程投送能力和战斗机作战半径。日本航空自卫队引进四架兼具加油和运输功能的ＫＣ－７６７型空中加油运输机，其中两架于２００７年交付使用，另两架于２００８年到位。实现空中加油后，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作战半径可大大提高，整个朝鲜半岛、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都将处于其作战半径之内。而且，日本的四架Ｅ－７６７空中预警机在进行空中加油后可持续飞行２４小时，可大大提高预警侦察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建造三艘８９００吨的“大隅”级运输舰和两艘１．３５万吨的“摩周”级大型补给舰。这些大型运输机、舰将进一步提高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五是提升远程作战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已建造五艘“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到２００８年将达到六艘。另外，海上自卫队还建造两艘排水量为１．３５万吨的准航母型直升机驱逐舰（１６ＤＤＨ），其中一艘“日向”号已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３日下水，２００９年３月正式服役，另一艘计划于２０１１年完成。“日向”号驱逐舰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吨位最大的驱逐舰，建造费用高达１０００亿日元（约合８．６２亿美元）。它采用类似航母的全通式甲板，可搭载１１架直升机，因此有“直升机航母”之称。日本２００７年还建造了一艘５０００吨级的护卫舰，为“宙斯盾”驱逐舰应对弹道导弹时提供保护。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９艘先进的“亲潮”级常规潜艇，而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刚下水的“苍龙”号新型潜艇更使其水下作战能力如虎添翼。该舰是“亲潮”级潜艇加装“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ＡＩＰ）的新型潜艇的第一艘，能在水下低速航行１０天以上，大大提高了水下续航能力，其隐蔽效果堪与核潜艇相比。日本在今后四年内将以每年一艘的速度建造４艘ＡＩＰ潜艇。日本陆、海、空三自卫队２００７年计划采购１５种机型共５０架飞机，数量比２００６年度增加一倍。此外，日本在努力争取从美国引进Ｆ－２２先进战斗机的同时，对Ｆ－１５Ｊ、Ｆ－４ＥＪ的电子系统进行现代化改进，提高其作战性能，并将自行研制下一代先进隐形战斗机。
对中国两面下注 日本在进一步深化日美军事合作、密切日美同盟关系，以及加强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防务合作的同时，在对华军事外交上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一方面，日本对中日军事交流抱积极态度。２００７年８月底９月初，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问日本。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开始，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预计今年日本军舰将回访，中日军舰互访在延期五年后终于得以实现，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关于建立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的问题，双方也在进行积极磋商。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军事交流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对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建设抱有疑虑和戒备心理。从日本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加大军事筹码与我争夺海洋权益以及向台改派现役军官提升日台关系等举措来看，日本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意图仍然很明显。这对于我们处理台湾问题和东海问题形成一定的挑战。（江新凤）
日本向亚洲回归
2005年1月26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显示，2004年，中国首度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市场拉动了日本经济复苏。中日间贸易额持续增长，使日本经济“依赖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更趋鲜明。 中日两国间经济领域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具有全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含义，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从二战后在经济政治上都同美国保持紧密关系，从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该如何交往的问题。
中日两国同为亚洲两大核心民族，中日的向背决定亚洲的兴衰。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亚洲的沦亡，日本的侵略更使东亚民族命运雪上加霜。冷战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两极对峙也加剧了中日的对抗和亚洲的分裂。72年中日修好，是由于中美关系改善的辐射效应以及中日共同对抗前苏联的战略需要。冷战后俄国势力败退出亚洲，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削弱，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日渐兴起，自近代西方入侵以来，亚洲的主体性地位再度确立，中日面临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重新构筑双边关系的历史性机遇。中日的选择将决定亚洲未来历史的走向。中日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日渐密切的经贸纽带和千余年文化价值的认同将推动中日走向战略联盟。
一、日美同盟的命运
日本列岛介于中、美、俄三大核强国之间，地缘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它是东亚大陆的海上军事屏障，俄罗斯海空力量南下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也是海洋力量踏上亚洲大陆的跳板。日本列岛，四战之地，兵家必争。航空时代的到来，依然不能减弱日本列岛作为东西方攻防前沿的地位。日本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力量，其工业和技术实力使日本不但处于东亚地缘中枢的风口浪尖，也使其力量的消涨，以及其在东西方权力角逐中的向背牵动全球格局。日本执东西方权力消涨之牛耳。
近代以来的日本国家抉择，建立在摇摆于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分裂上，这种分裂导致了日本先天的战略缺陷，使日本的所有国家努力都归于泡影。日本——一面抗击西方强权，在列强的夹缝中寻求维持国家的独立，追赶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对亚洲大邻邦无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种战略上的绝望决定了日本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二战后美国控制日本内政外交主导权。作为丧失国权、被迫就范的战败国，日本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基轴的对外战略。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国家复兴战略之一。但是二战后的日本状况，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过分依赖美国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 日本因此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独立以及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空间。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大国之中只有日本继续沿用冷战时期的对美结盟战略。二战后日本失去国权，失去了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发展的可能，依托美国的保护，通过经济复兴重振国力，谋求恢复，这本是权宜之计，随着日本走向军事、政治大国，对美一边倒的策略已走到尽头。美日同盟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征服上，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基石，始终被美国所操纵，在同盟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存在中，日本一直处于被挟持的地位，在委屈中寻求自全。随着日本国力的恢复，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日本挣脱同盟束缚，奉行独立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已不可避免。
冷战之后意识形态之争淡出国际政治，民族国家在主权分立的国际体系中本能地重新确立其主体性地位，日益融合的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念遭到民族文化的顽强抵抗，这是一个民族主义重新激扬的时代，日本作为历史悠久、富有生命力的古老民族，不会永远躲在美国的卵翼下。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这是日本重新确立独立自主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础，在完成新“富国强兵”之后，日本必定会在世界战略中发出独立的声音。冷战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但这终究不能替代日本寻求自身独立发展的终极目标。冷战的结束使美日同盟失去共同的敌人，同盟的基石被抽空。美日军事重心开始向西转移，防范和遏制新兴的大国。新美日同盟注定了同床异梦。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图谋独霸世界，打压和削弱任何对美国的独霸地位构成挑战的新兴大国；日本的利益，是在一个权力更为均衡的世界上，恢复国家的完全独立自主，成为普通国家。美日之间存在战略上的利害冲突。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存在对日本构成现实的安全威胁，冷战后的世界，全球主义盛行，敌人的概念模糊了，有长期利已主义传统的日本不会被美国紧紧地绑在战车上，同盟更象是流于形式的松散的政治联姻，而不是具备危难之际同仇敌忾的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已过盛期。
美日两国政府2005年2月把台湾海峡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 美日两国，各有图谋，相互利用。二战后美国的“两洋战略”，如果失去日本，即断去一臂；伊战后美军无敌的威名受损，深感力不从心，拉住日本，延缓衰落，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地缘狭小，没有核武装，人口和工业集中，经不起现代核战争的惨烈打击，离不开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各地拥有巨大的投资和贸易利益，这些利益是日本经济的生命源，高度依赖海外市场、资源和海上运输线是日本国家生存的软肋，日本依赖庞大的美国海军控制的世界各大战略航道；日本摆脱战败国的身份，走向政治大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美国政治上的支持；借支持美国，扩充军力，名正言顺。美日同盟在脱钩之前还会前冲，战略趋势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种契机，一种危机才会让同盟的战略分歧浮出表面，就像伊战使美欧分歧表面化、北约战车出现裂痕一样。
新美日同盟的锋芒指向台海，日本是否卷入两岸战争将成为美日同盟的试金石。笔者认为，日本不会卷入台海战争，理由如下：随着大陆机动性更高的列车机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基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加速成军服役(含JL—2弹道导弹)，中美之间已达成了最低限度的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平衡， 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承诺成为一纸空文； 日本介入台海战争，日本本土也会成为战场，不论战争结果如何，战后日本都会衰落，不但其重振大国地位的雄心成了镜花水月，也会重演二战后对美国的依赖而不能自拔，中日之间没有不可消弭的利害冲突，日本不会冒国家民族破灭的命运为美国火中取栗；美国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存在，如果中国被削弱了，日本失去对美国的利用价值，日本逃不脱鸟尽弓藏的下场；如果日本执意介入台海，日本本土可能会遭受先制打击，台军作壁上观，这是日本代台湾受兵，日本必不会出此下策。美日同盟把台湾海峡列为“共同战略”目标，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制造危机，挑动中日火并；日本顺水推舟，拉抬身价，在中美之间提升自身战略地位，两头取利。美日勾心斗角，都想坐收渔人之利。日本作为一支日渐壮大敌友未明的第三力量，对美国构成芒刺在背的牵制，有助于中美的战略稳定。美国的世界战略，是打压任何对美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中美冲突，两败俱伤，一个武装中立的日本坐大，对美国来说，这等于按下葫芦起了瓢，空耗国力，为人作嫁。美日同盟的加强，对日本来说，不过是自编自导演给美国人看的闹剧。当日本榨取尽同盟的利用价值之后，会扔掉这块鸡肋。2000年后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驻日美军基地在美全球战略部署中的地位跃升，日本卷入美国全球冲突的风险增大。日军参与伊拉克战后维和，是二战后日军在同盟框架下首次跨出国门，虽然其中隐含着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禁区的战略意图，但被迫追随美国，受制于人的窘态也在世人面前显露无遗。
在新世纪，美日同盟面临美国衰落的冲击。美国的衰落对日本依托强者的战略构成釜底抽薪的作用。现今国际政治中根本的、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特征是美国的主导优势地位。但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寻求支配世界的斗争中，任何一个强国的力量都展现在四个方面：——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40年来，在全球经济力量的对比中，美国一直在相对衰落。巨额双赤字危及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严重泡沫化。泡沫爆裂、重创美国经济的阴影使美元币值动荡、持续走贬。美国对全球资金的依赖加剧了美国经济的风险。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命运的绝对规律，经济力量的消涨使大国兴衰无常。 至于文化意识形态软实力，由于冷战之后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美国迅速耗竭了道义感召力和冷战获胜后取得的道德权威，美国的形象每况愈下。历史经验证明，缺乏道义影响力，大国就无法长期保持其主导地位。 构成美国政治实力的因素包括经济力量、道义感召力和维持联盟的力量。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及道义形象削弱导致政治实力减弱，美国在冷战时期遍及全球的同盟体系在冷战后悄然涣散也使美国陷于孤立，美国滥用实力招致统一的西方解体，大西洋两岸渐行渐远。历史上罗马帝国、英帝国治下的和平，这些时代并不仅仅是罗马、大不列颠的力量造就的，也是由于它们明智而审慎的联盟战略成就的。美国已失去了执大义号令天下的政治高地。美国凌越群雄的强势军事力量，因在伊拉克战争中损失惨重而打下折扣。核武器的存在在大国战略平衡中克制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太空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之一，美国近乎对太空资源的垄断使美国拥有敌手无法企及的优势，随着更多的国家进入太空、在轨道飞行领域站住脚跟，美国的太空霸权日益受到侵蚀。美国军事强权的削弱将引发美帝国广泛的内忧外患，动摇美国的世界中心地位。
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重建单极世界的雄心使美国四处树敌，这消耗了美国的国力。冷战的不期而终使美国的敌手突然消失，陷入战略盲目，冷战胜利所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被美国荒废，大战略的缺乏使美国徒劳的东征西讨，强大的美帝国四年震荡一次，也加剧了这种战略上的混乱，使美国的时代迅速滑向终结。美式的互相制衡的多头政治不可避免地瘫痪国家意志，使政府不能做出富有远见的长期战略决断。从冷战结束到2010－2015年，被美国认为是战略机遇期 ——美国一言九鼎、所向无敌的时代，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冷战后欧盟的整合成功及其扩展，导致统一的西方分裂，尽管欧洲并不具备崛起为新的权力中心的能力，或生发出与美国抗衡的战略意图，但借助于德、法、英等强国的战略合力，欧盟对美国构成巨大的牵制，使美国无法顺利遂行其既定战略，这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美国立国二百余年即走向全盛，美国没有经历过盛衰，它缺乏东方民族千年沉浮所锻造的凝聚力；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乌合为国，民族宗派林立，宽松的政治宗教环境缓和但并没有消除内部的分裂，面对作为美国主流文化基石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势力人口优势的日益流失，信息时代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以及民主化和跨国一体化导致的深刻裂变，美国难于在历史性的长期对抗中避免内部分崩解体的危险。美国由十三洲殖民地起家，远离欧亚大陆纷争之地，周边皆是弱邻，没有天敌，美国扩张的一帆风顺和势力的步步走强掩盖了诸多的隐患，使美国没有忧患意识。早期清教徒开国时的质朴精神已荡然无存，财富的腐蚀使享乐主义深入骨髓，过分商业化的文化使美国先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沦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白热化使世界权力转移的步伐在提速，古典时代帝国蜗牛爬行式的衰亡不会再现，美国攀上权力巅峰之后迅即坠落。美国号称科技强国，服务业是经济的命脉，2004年美国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首次出现下降，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经济竞争力已越过顶点，除非美国独自爬上下一个技术阶梯，开拓更高端的市场，重复90年代信息技术创造的经济奇迹（看不到这种可能），否则在奋起直追的新兴大国的赶超之下，美国难于长久维持科技和经济优势。
在迅速成长为新兴全球权力中心的东亚，美国力量的基础已经动摇。在朝鲜半岛，韩国正逐渐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在台海，“台独”势力已退潮；在南中国海，中菲已达成国防合作协议。日本未来如果走强，必定首先摆脱美国的控制，寻求与亚洲的合解；如果日本衰弱，日本将被边缘化，丧失对大陆的制衡力量，只能回归亚洲。美国的军事存在和主导地位作为冷战遗迹，在东亚的权力棋局中日益成为附赘悬疣。美国力量被逐出东亚将导致其在全球的广泛溃退。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走向衰亡的拐点。美军师出无名，顿兵无用武之地。随着驻伊联军趋于瓦解、抵抗力量的壮大和战术的成熟，美军战线拉长、兵力空虚，伊拉克的局势日益失控。布什拒绝为美撤军设限是美军陷入伊拉克泥沼的明证（轻言撤兵在政治上是自杀，布什只能选择苦撑到底。）。布什在伊拉克这个地缘政治陷阱中赌上了他的政治生命和美帝国的命运，他正在断送美国的前程，他是美帝国真正的掘墓人。伊拉克战后美国对伊朗和北朝鲜核武开发一筹莫展，显示了帝国力量的局限。布什政权是美国强盛的顶峰，也是衰败的起点。物壮则老，盛极必衰，这是宇宙生命无法逃脱的铁律。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左右支绌，患上了扩张过度的帝国疲乏症。全球经济资源和技术资源加紧转移，正在培育全新的权力中心。随着新兴大国在历史性的崛起中逐渐站稳脚跟，世界权力和平转移大势已成。美国尽管依然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核武力，海空二军战力依然令人生畏，但随着权力优势的急剧流失，以及伊拉克掣肘，美国霸权已提前跛足，日益退化为“看守”霸权，——拥有力量优势，但却失去对世界事务的控制力。美参联会主席迈尔斯在对国会的报告中坦言，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制约，美军在另一场战争中将不能取胜。 美国力量日益受到钳制，美国将成为多极格局中一个平庸的角色。美国的衰落将导致其全球战略更加动荡和难于预测，日本将被迫调整其结盟战略，自谋前程。
二、日本：回归亚洲
二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建立在同时遏制中日的基础上。这种政策选择违背了战略集中的原则。美国战略上的这种缺陷在相当长时期内被美国力量享有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中日在两极对峙体制下被迫选择“一边倒”的结盟战略所掩盖。战后美国屯兵列岛，监控日本，用和平宪法阉割了日本军力的成长；同时为遏制中国，美国势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二次企图登上亚洲大陆。70年代美国由于帝国战线拉长导致经济不堪重负，在对苏争霸中明显处于下风。为扭转对苏劣势及摆脱越战困境，美国被迫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把遏制焦点集中于主要对手苏联。这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次大调整――面对变动权力现实的明智之举。随着冷战后中国实现国力的大跃进，日本庞大的经济力量向军事和政治优势转化，亚太地区进入二强并存时代，美国同时遏制中日的战略面临两难困境。美国同时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和一个独立倾向日渐增强的日本。美国在中日之间一厢情愿的打平衡牌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巨大的战略优势驱迫中日只能在战略协作中寻求生存。美国撤出西太平洋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要美国作为一支超级力量继续存在，中日之间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会被抑制。
冷战后“一超多强”格局的确立，使美国与列强的战略冲突，成为国际格局的主旋律，群雄面对美国的巨大优势和压力寻求自保就成为欧盟整合、中俄战略伙伴和中印战略性和解背后的原动力。中国崛起直面美国的封杀，日本走向军事政治大国导致美日战略冲撞使中日具有潜在的战略协作可能。中日战略上趋同是日本回归的内在驱动力，经济的牵引力必须通过国家战略的作用才能显示力量。中美日大三角战略互动中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却并行不悖的趋势，一种趋势是日本经济日益溶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另一种趋势是美日同盟的不断加强。前一种是客观趋势，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坚实的贸易投资纽带的支持（以及潜藏在两大民族血液中的千年文化认同和地缘上不可分割的联系）；后一种是国家外交折冲的假动作，是由扭曲的历史和扭曲的利益形成的。日本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凶残的敌人之一，中国民间对日积怨很深，中国日渐崛起令日本恐惧不安，美日同盟的加强是日本寻求保护的一种本能反映；中国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日本在中美之间营造左右逢源态势的时机还未来临；日本残存的大国意识作祟以及国家战略的惯性等。但中日两大民族和解、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不可遏阻的客观趋势。
进入新世纪的日本究竟向何处去？2002年11月，小泉内阁“对外关系课题组”提交了一份报告书，该报告书显示了未来中日战略大协作的萌芽。该课题组将中国因素作为目前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征之一。报告书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个新的事实，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
历史上中国的每一次强盛, 无一例外会牵动日本列岛向大陆回归。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一来，日本与亚洲大陆利害攸关。以侵略大陆为目的的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也具有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含义。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认为，中国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国家，中国是关系到日本国家和民族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吉田茂曾指出：“中国当为日本国民活动之天地，实业界恢复繁荣的基础。”吉田茂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两次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是因为日本是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而殖民地中国是日本国力的重要源泉。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他说：“我国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时代自不待言，即便进入大正、昭和时代，这也是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 斗转星移，东亚的权力回归中国，中日之间强弱易势，但这种辅车相依的利害关系并没有改变。随着20世纪海洋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由大陆国家向海洋经济的转型，中国的海外贸易随之兴起，中国不可避免地在全球拥有了市场和投资利益，这加剧了国家对海外的依赖和战略上的脆弱。日本列岛作为亚洲大陆海上门户和军事生命线的战略地位凸显。日本列岛北控朝鲜、津轻、宗谷三大海峡，是中国进出日本海沿岸地区的要道，琉球群岛南扼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冲，为东西南北通衢，号为“西太平洋脊梁”，宫古水道和大隅海峡是中国海上力量和商船进入大洋的咽喉水道，攸关中国经济的兴衰和国家的生存。中日两国在地缘上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未像今日这般紧密，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融入大陆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我国家生存的必须。大陆海空远程投射力量向远洋日渐前进，日本列岛及其海上生命线日益笼罩在这种新兴力量之下。自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欧亚大陆远东端美国力量前哨的地位日渐丧失，如果不想成为太平洋两岸对峙的断裂带，则日本必须权衡利害，祥择去就。
每一个世纪都会有一个大国降生，它的兴起，使人类生活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大国，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国际体系的力量、智慧、意志和道德原动力。 它充实了整整一个世纪，为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存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文明体。华夏文明在世界诸文明之中是唯一没有失去连续性，堪称与世长存的文明。27年的飞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再生为一个大国。“一个新的经济强国正在亚洲崛起，它有着强大的现在，而且有着更加重要的未来。适应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中国成为未来之星。美国在19世纪崛起成为经济霸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中国拥有的人口是美国当时人口的260倍。李光耀曾说：“只把中国当作另外一个大角色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角色。”比尔?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时说过，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中国如何定义其自身的伟大。 对日本来说，恐怕相当于又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时代”。这是“历史的重演”。
中国的崛起是继西欧挟工业革命之强势席卷全球及美国诞生以来国际格局中最伟大的地缘政治革命，它预示着东西方权力格局将出现逆转性的变动，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将恢复其昔日光辉的文明传统，在新一轮跃上历史地平线的文明大潮中引领全球。中国的兴起，为日本摆脱战后依附性的半独立地位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性机遇。经济的溶合是中日命运共同体的立足点，这一立足点将成为撬动东北亚地缘政治板块的支轴，中日日益趋同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是美日同盟走向死亡的推手。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是经济动物，它按照“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如果这种原则被扭曲，那么调整就会来临，这种调整可能滞后，但是不可避免。“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国家关系冷暖和国家联盟兴废的内在驱动力。日本在经济上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日益依赖，在安全上借重美国保护，这是日本近代一来国家战略分裂的延续，这种战略上分裂的现实，从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看，需要一种左右逢源的战略灵活性，这就预示着日本对美一边倒的同盟蕴藏着解体的危机，调整必将到来。日本与中国日渐密切的经贸联系正在侵蚀日美同盟的根基。在日美加强同盟的虚张声势的表象之下，涌动着日本回归亚洲的暗潮，密切的经贸联系将导致千年文化认同意识的重新抬头。
东北亚地缘政治大潮趋势之一是中韩两国正在恢复其千年历史同盟，中国经济巨大的磁吸力已产生地缘政治效应。日前，韩国总统高级顾问文正仁明确表示，美军若介入台海，韩国将不会参与，东北亚必须避免美日把崛起的中国当成威胁而演变成“冷战局面”。 韩国成为日本回归的先导。中国日趋强盛的经济力量在台海也有斩获。连战毅然踏上大陆的背后，是台湾现实的经济利益，以及在这种经济利益拉动之下日益复苏的民族认同意识。台湾与日本是二战后美国围堵亚洲大陆岛屿链的南北锁钥，形势联络，两岸统一之后，中国海军必然顺利取得台海周边攸关环太平洋经济体兴衰命脉的这片海域的海权，加上中国统一之后获得的巨大国际威望和整合成熟的大中华经济圈的磁吸力，将拉动日本顺利回归。日本的回归，将彻底结束东亚内部自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以来的纷争，结束战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以及战后建立在美国军事征服上的亚洲安全格局。美日同盟分道扬镳，将在国际战略格局中释出一支全新的战略力量，这支战略力量向亚洲的回归，将历史性地改变自1500年以来的东西方权力优势对比，倾覆过去数个世纪确立的西方文明的主流地位。
三、结语
随着日本迈向完全的自立、美国衰落和中国兴起的权力格局变动，亚洲再度主宰自己的命运，同为亚洲核心国家的中日将经历一个艰难、动荡的调整期，中日在维持总体友好的大趋势下，摩擦和争执将日益加剧，中日在调整中将学会相互接受、认清潮流。这种调整对日本尤其痛苦。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强盛掩盖了日本的衰落――军事和政治日益小国化的命运。80年代末日本经济力量臻于巅峰，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中日经济力量快速消涨。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对周边国家的拉动作用超过了日本，日本当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阵结构瓦解。2004年中国贸易额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贸易经济格局中已取代了日本原来的地位，支撑日本大国地位的最后一枚骨牌坍塌了，东亚权力从日本列岛确定无疑地向亚洲大陆回归，日本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之间争夺的破碎地带，日本国民的失落感和焦灼感推动小泉内阁对外非理性强硬――这是日本虚弱的表现，时间会使尘埃落定，显露出铁硬的权力现实。中国东北亚外交的一大课题，就是借助于日益强大的经济磁吸力，因势利导，引导日本顺利回归，锁定日本是敌人，日本肯定会成为凶恶的敌人。理解中日外交的关键，是要认清日本早已退出了大国的行列，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不会复燃。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当然，历史只提供了大趋势的可能，完成中日战略联盟这件盖世功业，有赖于中日朝野的共同智慧和努力。
（旧文一篇，聊博一笑）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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