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英雄波兰舞曲英文:胡志坚：“误读”历史的限度

胡志坚：“误读”历史的限度

　　“误读”历史，是当下非常时髦的一件事情。对此，笔者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因为作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历来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都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在我的理解中，“误读”有可能就意味着一种发见，一种创新，此其一。其二，现在是一个“获取看客注意力”的时代，要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没有“惊人”之语，是吸引不了看客的眼球的。所以，“误读”不失为传达个人思想和观点的一种有效策略。其三，对于那些处在各种评比之下，一无项目，二无资金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了养家糊口，为了饭碗，“误读”“误读”，发发文章，也是无奈之举，不应过分苛求。

　　然而，近来读到的两篇文章，却使我意识到，“误读”历史，应该有一定的限度。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注”可千差万别，但“经”却不能有误，更不能为“注”而易“经”。

　　2007年8月4日《中国教育报》第4版发表了马建强同志的一篇题为《蔡元培：中小学不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的文章（以下简称《马文》），结尾一段写道：

　　“辞去总长后的蔡元培，继续远赴德国研修教育。1926年应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此之后他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离开了直接服务中小学教育的阵地。不过，蔡元培始终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反之，若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合起来，就是自小学到大学，均需要重视，均需要整顿。”

　　了解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蔡元培是1916年9月接受出任北大校长的邀请，1917年1月4日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的，怎么会是“1926年应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此之后他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离开了直接服务中小学教育的阵地”的呢？也许这是印刷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在此，我愿意这样认为。

　　可接下来文章说“不过，蔡元培始终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并引用蔡元培《自写年谱》的史料以为证，就有为“注”而易“经”之嫌了。

　　《自写年谱》中的原文是：

　　我与范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那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那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页）

　　这是时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与时任第一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的一段对话。从《自写年谱》原文，读者不难发现，“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正是范源濂对不够关注基础教育的蔡元培的反问。始终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恰恰不是蔡元培，而是范源濂；蔡元培的兴趣不在基础教育（或曰普通教育），而在高等教育。显然，《马文》中“蔡元培始终关注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

　　为了“追寻上世纪初影响中国的教育智慧”（《马文》是《中国教育报》《追寻上世纪初影响中国的教育智慧》系列文章之六），为当下的教育提供资鉴，介绍和普及20世纪初中国有影响的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并能探幽发微，成一家之言，实在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事业。但为“注”而易“经”，恐怕就超出了“误读”的限度。

　　其实，蔡元培不够关注基础教育的史实，并不影响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恰恰正在“君子和而不同”，“别人办普通教育，像办工程等等，他也给予很多的帮助，而他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吴敬恒：《蔡先生的志愿》，载于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也正是因为蔡先生的这种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梁漱溟：《忆往谈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8-89页）

　　《马文》中出现的时间错误，可能是印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这样认为），但下面的时间错误，就不能推责于印刷问题了。

　　2007第9期《书屋》杂志，发表了苏育生同志一篇题为《胡适与齐白石》的文章（以下简称《苏文》）。文章劈头写道：“齐白石生于1863年，胡适生于1901年，他比胡适大整整三十八岁。”如果没有加减乘除的年龄计算，笔者还是愿意认为是印刷中出现了问题，但言之凿凿的“整整三十八岁”，就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史料错误了。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并出版有自传，他的出生年月当不是一个难于查找的史料。《胡适口述自传》中说：“我便是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出世的。”（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而《苏文》却把胡适硬硬说小了10岁，这恐怕也超出了“误读”历史的限度了吧。

　　由于本文开头表明的立场，笔者本不想把《“误读”历史的限度》的想法付诸文字。能成此文，一要感谢我的学生们，是他们鼓励我把它写作成文；二要感谢王晓明教授和《中华读书报》，是他们让我有了写作此文的“正当性”理由，“说了，总会好一点。” （陈浩：《王晓明：“说了，总会好一点”，》《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2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