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不好怎么调理饮食: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2

高层岁月

陈永贵到中央来工作，“四人帮”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和他打招呼。张春桥还多次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陈永贵对此是心知肚明，也照例出席，见面也不搭理“四人帮”。看在毛主席的面子，只对江青点点头。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江青对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很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骂了个遍。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上的人没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讲话完毕，陈永贵站起来把双手高举过头，拼命鼓掌，表示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看不顺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陈永贵看见了十分气愤，本来就看不惯张春桥傲慢的作派，心中就产生了跟他斗的想法。

有一次，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提议让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在山西多年，与陈永贵不和。陈永贵发言：“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他还举了几个事例加以说明，对此大多数人表示认同。张春桥就有些恼怒地说：“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陈永贵顿时翻了脸，瞪着张春桥斥问：“你这是说谁？”张又冷嘲热讽回敬了几句，陈永贵站起来叫道：“党的会议不许说话么？我反映的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搞得张春桥很狼狈。古语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陈永贵到中央来，一不为官，二不图钱，三不拖家带口进京享福，全因“党的安排”，他怕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说：“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和他同为大老粗，看他跟张春桥斗，心里很高兴。还上书毛主席，说张春桥动不动训人，口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不让人家讲话。

毛主席看了许世友的信，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算是不点名，把张春桥敲打了几下。

周恩来在医院得知陈、张吵架，连忙召见陈永贵，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总理真是善良，又操心太多。其实“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四届“人大”安排人事，江青一伙很想挤进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天，周恩来把陈永贵找来，推心置腹地说：“今天我找你来，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家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听了又喜又忧：“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总理正色道：“你这个永贵同志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得听从党的安排。现在中央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干别人还想抢着干呢。你还是干吧，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也同意，你是农民代表嘛！”陈永贵一味说自己能力差，怕胜任不了。周总理又给他做思想工作，还给他讲李自成的故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闯王能打进北京灭了明朝？这就叫时势造英雄呀！”结果，四届人大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

当上副总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经常叹息：“我他妈一个农民，从来没动手写过，还得批文件！”

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级张怀英到北京来看他，碰见工作人员给他送文件，就悄悄地问：“你咋批文件哩？”陈永贵笑着老实地说：“咋批？别人画圈我画圈呗！”不过，他是有参考的，主要看周恩来、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几位的名子：“他们画，我跟着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不知这是农民的狡黠，还是大智若愚？总之，再怎么不能站错队呀！

自当上副总理，中央要他搬进钓鱼台3号楼住。这里曾是皇家园林，绿树掩映，十分幽静。大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这让风风火火忙惯了的陈永贵十分不习惯，便常到各处去看看。可一回到钓鱼台，看到桌上堆满了文件，就皱眉发愁，心里不是滋味。

1975年5月，他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信中还要求搬出钓鱼台。不几天，毛主席把那封信还给他，上面批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毛主席还在会上表扬他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又对政治局委员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这年8月，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住进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可国务院仍给他配了秘书、内卫、司机、炊事员和一个警卫班。还有一辆红旗轿车和一辆空调车，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即使如此，他也不带老婆和孩子来北京享福，念念不忘的是尽量能为党做一点工作。

从巅峰到平地

受到毛主席赞扬后，陈永贵头脑有些发热。一次回大寨，他把笔杆子宗莎萌叫来，要他起草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他琢磨了几天，总结了5点意见，中心是提议“向大队核算过渡”。毛泽东看了《建议》，觉得拿不准。1975年8月14日，他在《建议》上指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

这年9月至10月，邓小平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赵紫阳、谭启龙两位大省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力主向大队核算过渡。争论到了白热化，陈永贵火气上窜，高腔大嗓嚷了一通，留下了“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因为意见不统一，他的《建议》被搁置起来。

这之后，陈永贵先后回昔阳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很“左”的！

这期间，他还到全国各地，按照大寨模式讲了一些话，很让人反感。如在陕西关中视察，看到八百里秦川，他说“这里地是好地。就是人懒！”这让关中人很不感冒。到长春看见伪满时期修的体育馆，他说：“吉林条件太好了，就是没干好。我如果带5000个昔阳农民来，就能让吉林改天换地！”吉林人说：“就他那旮旯人能，吹呗！”他到北大荒军垦农场，批评人家不拾马粪积肥。一个师长骂：“他妈的懂个屁，他大寨才几亩地？我几十万亩，收都收不过来，还拾马粪？”

陈永贵在任上，曾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和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集体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

可是，他的这种思想，特别是他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很支持。为此。中央在1977年下发的49号文件中指示：“可以选择一部分条件已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结果，在一些地方试行了一个冬春。人为地扯平了贫富差别，严重地伤害了较富裕生产队的积极性。另外，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社员怨声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