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胎儿是男是女一眼看出:周作人与章太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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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与章太炎（２） 钱理群 （二）
１９１７年４月，周作人由绍兴来到北京，章太炎却于１９１６年７月回到南方，师生未能一见。周作人来北京后，立即卷入了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而章太炎却日益走向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不可避免的文字交锋是１９２２年初发生的。是年４月，周作人以“仲密”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列举事实，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事实之一即“太炎先生的讲学”。时章太炎正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主讲“国学”，周作人对此在文章中专门讲了一段话，“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
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２２］，这语气是十分诚恳的，在坚持原则之中，仍流露出对太炎先生的尊重。但事实很快就证实了周作人的“忧虑”：就在周作人文章发表两个月以后，即１９２２年６月，章太炎在写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诒徵的信中，公开承认自己“妄疑圣哲”，“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对之追悔莫及；并表示“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２３］。这封信可以视为章太炎向封建旧文化营垒提交的“忏悔书”，是他在思想与学术上倒退的重要标志。
对此，周作人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反应，却在同年９月、１１月连续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我的复古的经验》等文，回忆章太炎当年“革命的复古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并且强调，“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２４］。
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的章太炎但章太炎在复古的轨道上却越滑越远。１９２４年８月，他在《救学弊论》里，公开鼓吹“物质之学”可“参用远西书籍”，而“政治，经济，则无以是为也”，至于“文科”即人文科学更应坚决地“远”西方之学，而“专务史学”［２５］。这就完全回到当年他自己曾极力反对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里去了。此后，章太炎竟然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１９２６年，“‘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２６］，组织所谓“反赤救国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扬言“对于赤党……则由军人张其挞伐”［２７］，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叫嚷“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与南省诸君共同讨伐”北伐军与国民军［２８］。此时章太炎已经成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２９］。周作人遂在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８日出版的《语丝》第９４期发表了著名的《“谢本师”》。文章首先说明自己“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亦始终以先生为师；接着批评章太炎“太轻学问而重经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以至“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最后，严正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馀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３０］。
周作人这里所提及的章太炎“谢本师”事件发生在２０世纪初的１９０１年。章太炎早年于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７年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事清末经学大师俞樾（曲园）凡八年，在“言稽古之学”方面受到了俞樾很深的影响，章太炎后来回忆说，“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３１］。这时章太炎正值２２岁俞樾像至２９岁的青春年华，俞樾的影响对于他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紧要的。然而以后章太炎却逐渐走上了叛逆传统经学的道路，特别是在１９０１年，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从政治、理论上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主义发动了公开批判，并第一次指名攻击了清王朝与光绪皇帝。为避开清廷耳目，章太炎从上海到了苏州，并拜见已经离开诂经学舍，移居在这里的老师俞樾，不料却遭到一顿训斥：“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３２］章太炎随即写了《谢本师》一文，公开拒绝俞樾的无理责难，表示从此要“谢本师”而继续走自己选定的道路。时间仅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到了１９２６年，章太炎自己又走上了他的老师的旧路，成为年青一代的历史对立物，而被自己的学生抛弃。历史前进步伐如此迅速，又这般无情，这确实是殆非人们“始料所及”的。
作为《“谢本师”》的馀文，１９２７年２月，周作人又发表《革命党之妻》［３３］，对章太炎与徐锡麟之弟徐锡麒联名推荐省长之举，“稍为加以不敬”［３４］。
１９１７年４月，周作人由绍兴来到北京，章太炎却于１９１６年７月回到南方，师生未能一见。周作人来北京后，立即卷入了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而章太炎却日益走向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不可避免的文字交锋是１９２２年初发生的。是年４月，周作人以“仲密”的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一文，列举事实，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事实之一即“太炎先生的讲学”。时章太炎正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在上海主讲“国学”，周作人对此在文章中专门讲了一段话，“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
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２２］，这语气是十分诚恳的，在坚持原则之中，仍流露出对太炎先生的尊重。但事实很快就证实了周作人的“忧虑”：就在周作人文章发表两个月以后，即１９２２年６月，章太炎在写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诒徵的信中，公开承认自己“妄疑圣哲”，“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对之追悔莫及；并表示“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２３］。这封信可以视为章太炎向封建旧文化营垒提交的“忏悔书”，是他在思想与学术上倒退的重要标志。
对此，周作人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反应，却在同年９月、１１月连续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我的复古的经验》等文，回忆章太炎当年“革命的复古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并且强调，“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２４］。
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的章太炎但章太炎在复古的轨道上却越滑越远。１９２４年８月，他在《救学弊论》里，公开鼓吹“物质之学”可“参用远西书籍”，而“政治，经济，则无以是为也”，至于“文科”即人文科学更应坚决地“远”西方之学，而“专务史学”［２５］。这就完全回到当年他自己曾极力反对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里去了。此后，章太炎竟然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火热。１９２６年，“‘讨赤’军兴，先生又猛烈地作起政治的活动”［２６］，组织所谓“反赤救国大联合”，自任“干事会”主席，发表《宣言与通电》，扬言“对于赤党……则由军人张其挞伐”［２７］，并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叫嚷“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与南省诸君共同讨伐”北伐军与国民军［２８］。此时章太炎已经成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２９］。周作人遂在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８日出版的《语丝》第９４期发表了著名的《“谢本师”》。文章首先说明自己“受了先生不少的影响，即使在思想与文章上没有明显的痕迹”，亦始终以先生为师；接着批评章太炎“太轻学问而重经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以至“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最后，严正表示“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馀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３０］。
周作人这里所提及的章太炎“谢本师”事件发生在２０世纪初的１９０１年。章太炎早年于１８９０年至１８９７年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事清末经学大师俞樾（曲园）凡八年，在“言稽古之学”方面受到了俞樾很深的影响，章太炎后来回忆说，“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３１］。这时章太炎正值２２岁俞樾像至２９岁的青春年华，俞樾的影响对于他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紧要的。然而以后章太炎却逐渐走上了叛逆传统经学的道路，特别是在１９０１年，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从政治、理论上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主义发动了公开批判，并第一次指名攻击了清王朝与光绪皇帝。为避开清廷耳目，章太炎从上海到了苏州，并拜见已经离开诂经学舍，移居在这里的老师俞樾，不料却遭到一顿训斥：“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３２］章太炎随即写了《谢本师》一文，公开拒绝俞樾的无理责难，表示从此要“谢本师”而继续走自己选定的道路。时间仅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到了１９２６年，章太炎自己又走上了他的老师的旧路，成为年青一代的历史对立物，而被自己的学生抛弃。历史前进步伐如此迅速，又这般无情，这确实是殆非人们“始料所及”的。
作为《“谢本师”》的馀文，１９２７年２月，周作人又发表《革命党之妻》［３３］，对章太炎与徐锡麟之弟徐锡麒联名推荐省长之举，“稍为加以不敬”［３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