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三字经》，无助分辨精华糟粕

羽戈

近日，山东传出两大文化新闻，令世人刮目。一是“圣城”曲阜的孔庙附近，正在建造一座高达40余米、可容3000余人的哥特式大教堂，引起儒家学者、社团、网站的震惊和忧虑；二是山东省教育厅发出通知，批评各地中小学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之时，甄别不够，致使一些带有糟粕性的内容流入校园，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故责令像《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经典，今后不得全文推荐阅读。

网言

教育部门一厢情愿的权力之舞

腾讯网友：无论推崇《三字经》，还是贬斥《三字经》，其实都是教育部门一厢情愿的权力之舞。教育部门总是将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学生，对自己认为“坏的东西”极尽批判之能事，而学生只能被动接受，不断品尝教育僵化的苦果。

以平常心看待中华文化的遗产

腾讯网友：民国时代的“开明课本”尚且已经脱离了时代，学校拿着《三字经》做课本，就是喊着素质教育的口号，做着毒害儿童的事，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些中华文化的遗产，而不是将其当作包治百病的神药。

分析

儒学的悲剧与进路

如果将这两则新闻比作两幕戏，那么你实在说不上来，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孔庙附近建教堂，最大反响，来自郭齐勇、张祥龙、张新民、蒋庆、林安梧等“儒家十学者”（吊诡的是，某些媒体报道此事，却把蒋庆、林安梧的名头写成了“蒋庆林、安梧”，这就像某家书店曾把蒋子的名著《公羊学引论》放到了畜牧业书架），他们联署发布了“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的《意见书》，其意见如题所示：立即停建教堂。

十学者的《意见书》，可以当作一个笑话来读，其文字背后，却是儒学至大至深的悲哀。今日，儒学已经彻底沦为游魂，上不及政治建制，下不及民生日用，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幽灵，只能在华夏的荒野孤苦游荡，只能借捍卫曲阜孔庙之机，在公共空间的阳光之下露一下古老的脸面，以示尚在挣扎，未曾绝灭。然而，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捍卫，他们的呼吁，近乎是屠龙术，无用功——假如不是作秀的话。

而且，藉儒教之名，抵制基督教的行动，恐怕难以得到当政者的支持。他们更希望诸教之间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比某些人大代表还要听话，从不乱发言，乱投票，而能依法纳税，该创收就创收，该上供就上供。是故，我以为十学者呼吁最终将是一场徒劳的哑剧。他们有此心力，还不如转向攻击山东省教育厅：为什么要对《弟子规》、《三字经》等经书开刀？若说其中包含糟粕，到底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谁有权力，谁有资格对精华与糟粕作出区分？

往小了说，十学者里的蒋庆先生，曾编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所谓“为童蒙编经书”：传山疏海，定一音则踌躇旬日；义藏理窟，谋一篇而徘徊半载。宝中探宝，寻往圣之至道；金里拣金，应今世之时变。若说分辨传统经书之中的精华与糟粕，他乃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往大了说，这则关系儒学的未来进路。蒋庆倡言“政治儒学”，其实是一条不归之途，因为儒家的政治蓝图与现代性的政治建制凿枘不投，不必说蒋庆，大儒如钱穆，论现实政治，却似儿童说梦话（可读其《政学私言》）。譬如儒家讲德治，今人讲法治，儒家讲内圣外王，今人讲把圣人关进笼子……儒家之生命，不在上而在下，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不在宏大而在微末，儒学必须回归形而下，回归日常伦理生活，才能刺破梦境，扎根实际，开出现实主义的花朵。

其要义之一，就是教育。

被阉割的《三字经》

山东省教育厅对《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经书的批判，有其深远的社会背景，即数年前迸发，至今热度不减的“读经热”——这场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缔造者之一，恰是蒋庆先生。

读经自然是好事，至少，《弟子规》、《三字经》皆琅琅上口，可以锻造被翻译语体所严重败坏的语感；问题在于，读哪些经书，怎么读经。如果让六龄童子读《春秋繁露》，我觉得效果还不如读《共产党宣言》呢；如果《论语》课的授课老师是蒋庆，授课思路是政治儒学，我绝对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手下。读经很重要，读什么经，如何读经更重要。无论是阅读中国经书还是西方经书，方法论都是一大问题。

至于经书里面的精华与糟粕之分，我以为倒在其次。没有什么事物完美无缺，千载流传的经书亦然。不能因为一本书中含有坏与恶的成分，就拒绝阅读、出版。正如电影《鹅毛笔》所教诲的那样，要寻真理，要全面洞察人性，就必须认清罪恶。糟粕的存在，恰恰有助于我们汲取精华。

所谓弃糟粕而取精华，只是浮云。实质上，教育部门对《三字经》们的阉割，反映了话事者一贯的思维：一是教育专制主义，他们以教育者的身份，剥夺了中小学生的抉择权，僭越了他们的青春头脑，事事替他们包办做主，包括分辨善与恶，精华与糟粕，定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好——但是，被强制的美好怎么是美好，正如被强制的自由怎么是自由？这些教育者的词典里面，从无“自由”一词。

另一点，我们的教科书，大多都是阉割的结晶。不管实质为何，只要教育者认定是糟粕，屠刀一挥，血流成河，尸骨无存。这方面，最经典的例证，就是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其中有一段歌颂司徒雷登的文字，因伟大领袖与司徒雷登挥手作别，于是这段文字只能像司徒先生一样“挟起皮包走路”，消逝于语文教材与人民读者的历史视线。

好玩的是，正是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表扬“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这里有一个逻辑漩涡：毛泽东若不表扬闻一多，闻的《最后一次演讲》未必会选入教科书；毛泽东若不驱赶司徒雷登，也许我们就有幸窥见《最后一次演讲》的全豹。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基于这两点，就不难理解山东省教育厅对《三字经》们的态度。

中国教育的悲剧

说到底，《三字经》们的悲剧倒不完全是悲剧，因为删节版只限于课堂，完整版却无处不在。被删节的文字不再沦落风尘，归于无名，而是置于公共视野，作为呈堂证供。它们的精华与糟粕之分，不是教育者说了算，权力再大，大不过时间。历史终将宣判，在《三字经》与中小学政治教材之间，到底谁是糟粕。

真正的悲剧，在于中国教育。不必说山东省教育厅与《三字经》们的案例，与此同时，至少有两个新闻，可为正反之例证：一是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批评奥赛等赛事：“这赛那赛，赛出一批体弱病残的孩子来。”二是民国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再版而走红，当当、卓越热销至断货，淘宝商家甚至开出260元的高价，是原价的十倍。

最后必须声明，我幼时并未读过《三字经》，因此谈不来学习心得。我对《三字经》的观感之好，是因一本叫《人之初》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