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岛复活素多少钱一盒:世 风 评 说

世 风 评 说

肖 川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每年有多少官员携款外逃？这造成的损失是多少？这难道不是公民知情权中的一项吗？作为纳税人难道无权知道他们所交纳的税款作何用途了吗？如果不从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来体现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所谓“以人为本”，所谓“责任政府”等等就都只是美妙的言辞。

   有那么多的官员——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上流社会”中的人——背叛祖国，这难道不应该促使我们深刻地反省一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效果吗？空洞的、虚假的说教，除了令人反感和培养伪君子，就是徒然耗费人的生命。

·教育学界曾经有“南北二成（陈）”之说。南是指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桂生先生，北是指北京师范大学的成有信先生。他们俩人的确是老一辈教育学者中的佼佼者。可是，从世俗的眼光看，他们都是很不得志的人。陈先生著作等身——真正的著作等身，而不像某些人靠当主编才著作等身的，可老先生连博士生导师最后也没有被评上，个中缘由我不太清楚。成有信先生是中国教育学界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唯一一位发表过三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的教育学者，可他老人家快要退休了才评上博士生导师，仅仅招了一为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教育学界唯一只带过一个博士生的博士生导师。成先生为人宽和、正直，从来不搞拉帮结派和依附权贵的小动作，又成就卓著，所以既招人嫉恨，又觉得他没有靠山，欺负他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才会成为这两个“唯一”。可公道自在人心，谁英雄谁好汉，人们心中自然有数。

·大学中有些人是什么奖都能够得到，因为他们主持了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带了许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出过许多次国，主编了许多的书，他们的荣誉和头衔数不胜数。要能获大奖，就必须获得过许多的奖——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马太效应”的原因。他们有着或曾经有过重要位置，在一定的位置上，就可以建立一个关系网，有了这个关系网，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至于是不是有高尚的人格，有没有真才实学，并不重要。这恐怕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落后、在国际学术界地位十分低下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给健在的国家领导人出版著作或传记之的东西，应该是一件十分慎重的事，因为这有可能给那些攀龙附凤、巴结权贵的无耻之徒以可乘之机。他们慷公家之慨，做顺水人情以取悦于人，为自己找后台、找靠山。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给健在甚至在职的领导人出著作和传记并不鲜见，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慎重呢？原因是我们官员手中的权，特别是对于金钱支配的权力太大了。如此公款消费才会异常的火爆。当然，慎重出书只是治标，治本之策还在于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看由发生在全国各地真实的刑事案件为依凭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警界雄风》，在为公安干警打黑除恶的正义之剑拍手称快的同时，我一直有一个困惑：那些黑恶势力真可谓是无恶不作、气焰嚣张，他们鱼肉百姓，称霸一方，杀人越货，心狠手辣，十足的十恶不赦；一个个血淋淋的镜头，一张张狰狞的面孔，一幅幅恐怖的画面，令人怵目惊心。可这些黑恶势力肯定不是一两天就形成的，为什么非得等他们坐大了、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民众才给予铲除呢？在他们的形成过程中，究竟哪些人在充当他们的保护伞？又有哪些权力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管以致失职和渎职才养虎为患的？如果不彻底铲除他们滋生的社会土壤，黑恶势力就有可能死灰复燃。这种担心恐怕不是多余的。

·西方官员因丑闻而落水，中国官员因落水而被揭丑闻。中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一个身居要职、身在高位的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总会有人去摆平、去遮掩。当“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在他们身上兑现时，当他们成了一条“落水狗”、“一只死老虎”时，他们报复不了别人了，人们也就不必惧怕他们了，知情者敢说真话，媒体也可以深度报道了。当那些遮羞布统统被撕去时，才发现他们是如此的肮脏和龌龊。这一方面反映出制度建设的缺陷，反映出“民主监督”的无力，也反映出国人欺软怕硬的劣根性，尽管他们被千夫所指是罪有应得。所以，民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种保护。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要产生世界级的大师是比较困难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各种各样的选拔机制具有“思想阉割”功能――不鼓励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斯皮罗在《文化与人性》所说：“社会系统和个性之间有反馈关系，因此社会系统产生那些个性需要，而个性需要反过来又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得到满足并激励社会系统的运行。”作为学者，思考的首要问题不是言说的真理性，而是言说本身会招致一个怎样的后果。

·左宗棠教育子女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他宁肯让自己的子孙受苦受累学做一个好人，也不愿多留一点钱财荫翳子孙，使之受钱财之累学坏。可是今天的一些贪官们为了自己子女的“幸福”而不惜以身试法，这反映了他们的自私自利和狭隘，他们的愚昧和缺乏智慧。这些可耻的贪官太下贱，不说也罢。可大学中一些有点权势的导师，为了自己学生的利益而置公正于不顾，却需要提醒：这不仅不能赢得同行的尊重，恐怕也难以赢得那些被“特殊照顾”的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