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建设银行:山爷收藏;肉蒲团作者李渔专向官家征稿 被批龌龊

　　李渔（1610－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生于江苏雉皋（今如皋）。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18岁补博士弟子员，在明代中过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后居于南京，把居所命名为“芥子园”，并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交达官贵人、文坛名流。著有《凰求凤》、《玉搔头》等戏剧，《肉蒲团》、《觉世名言十二楼》、《无声戏》、《连城壁》等小说，与《闲情偶寄》等书。 

　　李渔好像没有做过太大的恶事，一个编剧也做不了太大恶事，虽然导演一职，能够利用职权，与演员干些苟且之事，但李渔凡属与他有绯闻者，他都对她负起责任来了，娶为房室，并不曾始乱终弃，按唐朝宰相房玄龄说法，田舍翁多打了三五斗，都可娶房小，作为著名作家兼导演的李渔，三房六妾，那时制度是容许的，我们无可置喙；况且，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作人妻，也算是谋生一途，李渔多娶妻妾，也有安排富余人员就业之功，养了人嘛。但李渔一直饱受清议家非议，时人讽他“善逢迎”，更厉害的是，骂他“性龌龊”。

　　一般论李渔“善逢迎”，指的是李渔带领其妻其妾其媳其女其奴婢组成的戏台班子，专往富贵人家去唱戏，设若我们解放思想，这点事其实也不算什么，送戏上豪门与送戏下乡镇，都是发展文化产业。乡镇缺文化，豪门也缺文化，缺因不尽相同，情景没甚区别，都是给他们去补文化，再错也错不到哪去。然则，骂李渔“性龌龊”，虽过分，但说李渔“善逢迎”，却是的评。李渔上豪家送戏，不算太逢迎，而其向官家征稿，才是真逢迎。

　　摸不准李渔心态算健康还是不健康，李渔既不仇富，也不仇官。士林人物，很多以仇富划阵线，更多的以仇官做标杆，以检验士子德行，不仇富，那你就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不仇官，那你就是官僚阶级的真奴才。李渔上豪门打秋风，不说了，李渔向官家做文化生意，很有意思。李渔编过一本《资治新书》，题目真大，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并肩；从书名看，立意仿佛也挺高义，似乎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给各级政府以“资治”；李渔没当过官员，没进过政研室，做为士子，他也没搞过行政学研究，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专家，他凭什么去“资治”呢？《资治新书》不是李渔专著，他只是当编著，干的是鼠标加复制之活计。正如养猪的不如杀猪的，专著的不如编著的，李渔借编著《资治新书》，大赚了一笔细软银子。他搞这部著作，老实说，用意不在给政府“资治”，用心的是给自己“资助”。

　　李渔编著《资治新书》，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市场经济眼光。他先是打印了征稿启事，印制成千上万份，只要是政府机关，他都寄送广告去，高至中枢之总理衙门，低至七品之县治首长，一一派送。省部级以上领导，只要书稿，不要银子；知府及其以下，除了寄达讲话稿外，还得寄达出版赞助；省部级以上领导，当然更不差钱，如李渔要钱，说不定也汇款来，但李渔可能有点把握不准，生怕这么搞，被领导视为勒索，他索性不要钱，在李渔看来，巡抚以上官员，是一笔无形资产，把他们拉来出文集，那号召力没得说；而知府县官，看到自己与领导同列一本文集里，那心态就跃跃跳动，兴不可遏了，出多少银子都愿意：我与省长排名了，我与宰相同榜了，省长宰相看到自己除了会做官之外，还会作文，谁说不会被领导看上？由此连升三级也未可知。

　　据说古时致仕官员有三个梦想：制一顶轿，讨一房小，刻一部稿。官员致仕了，梦想真是梦想了，多半难实现。权力过期作废，公车在职有分配，退休了就退公家了；退休娶一房小，更是美梦，谁愿意做“四零五零人员”的二奶？刻一部稿，梦想易成真，李渔那会出版自由些，只要有钱，都可过一把出文集的瘾，只是多半需要自费，自己掏钱自己玩，玩起来有点味，味不太大。而正是在职，若出文集，签个字，款打过去，文集出矣，公款出私集，正其时也。我们佩服李渔，就佩服他把握官员心态之准。在此之前，好像没谁这么向官员征过稿，李渔敏锐地感受这里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市场，他当了开山祖，开辟了市场潜能。李渔征稿函发出后，书稿如雪片般飞来，一麻袋一麻袋地装，那胜景只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文学时代差可比拟。哪个领导没讲话稿没调研文章？纵使以前没注意存档，临时组织秘书班子，给政研室交课题，也是个把星期，则可闭门造出一车文稿出来。李渔这次收稿，多得不得了，一本集子没法容下，他出了《资治新书》初集之后，赶忙出了二集，一集二集加起来，有三十四卷之多。

　　编著这本《资治新书》，李渔与官员各取所需，在李渔那里，“借士大夫以为利”，在官员那里，“士大夫亦借以为名”，一得利，一得名，推想起来是双赢，其实不然，李渔是实实在在得了利，他做书商做了大贾；官员真真实实出了名吗？未必！知道《资治通鉴》的多又多，知道《资治新书》者有几？官员出文集，厚重如砖，在缺乏卫生纸时代，多半被人如厕揩屁股去了；有卫生纸的人家，也只是以之覆酒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