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有糖 百度网盘:《论语》中言语之智慧

子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周易•系辞上》），可见言语于人之重要。人不可不谨言，否则轻则自取其辱，重则自取其祸，甚至会为害家邦。所以孔子看到南容“三复白圭”（《论语•先进》），就是三次重复诵读《诗经•大雅•抑之》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可见孔子对谨慎言语，是非常重视的。 孔子最看重的品德是仁，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当世之中几乎没有。而当司马牛问起何为仁的时候，孔子答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也就是“话难说出口”，还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予欲无言。”当子贡问及：“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时，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章是孔子提示弟子，道法自然，天道无言，言能诠道，而不是道，道在默而识之，学道必须离言而求。这同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境界，有些神似了。可见孔子是将慎言当作是仁、德、天道的一个重要表现，虽然言语良善之人未必有德，但有道德之人，必是慎言谨行之人。 另一方面，孔子对巧言、佞言、乱言是深恶痛绝的。孔子在《论语》中两次提及“巧言令色，鲜兮仁”， 还说“巧言乱德。”“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在《论语•公治长》中，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也就是说冉雍虽然仁爱，但口才不好。孔子回答说：“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就是说用便捷的语言来与人辩论，只会使人憎恶罢了，又有什么用呢？《论语•阳货》中，子贡问孔子说：“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还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其中“称人之恶”“ 恶居下流而讪上” “不孙以为勇者”“ 讦以为直”“利口之覆邦家者”等都与言语有关，占其中的大部分。 然而人是不能不说话，怎样说话更好呢？在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言语的艺术是颇有研究的，有很多观点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学习。首先是要有所“不语”、“罕言”，就是不说或少说。要不说、少说什么呢？一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何为乱力怪神，《集解》中解释：“怪，怪异也。力，谓若乌获举千钧之属也。乱，谓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谓鬼神之事也。或无益于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孔子认为那些怪异、暴力、神鬼之事，不但无益于教化万民，而且有害于身心之健康，还是不提的好。这同有些现代人嗜好截然不同，有些人越是刺激的，就越是感兴趣，就越是要去看，去说，不但要看要说，而且还津津乐道，好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只是证明了无聊和心理空虚罢了。 二是少言利欲之事，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虽然正当的、符合道义之利，可以取之，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但利只应是本人所积累之德行、才能修养和所负出的劳动所应得之果，非种果之因，是细枝末节，而非本质核心，所谓利欲熏心，“放于利而行，多怨”，人心中有了太多利欲得失的灰尘，就会遮蔽人之本性，使人心浮躁、混乱，失去清明，还是少提及的好。孔子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就是批评这种人了。 三是不轻易毁誉他人，诽谤他人，更不去道听途说，因为“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孔子从不轻易毁誉他人的，除非已经是被证明了的公认的事实。他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论语•卫灵公》说：“子贡方人”（诽谤他人）孔子就教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其次，言语之大戒为言过其实，言行不符。必须要能身体力行才去说，甚至要做了之后再去说。对这一点，论语中多处提及，“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都是其中的名句。 对于那些存疑之处，更要谨而慎之，不可轻易出言。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做官尤其如此。《论语•为政》中子张学干禄，就是请教做官的学问，孔子回答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在待人接物方面，孔子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要“见其过而内自讼”，对他人则要“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责己厚，而待人宽，就会远离怨恨，人际关系才能融洽。还要谦逊有礼，“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此外，言语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要做言语得体还要注意时间、地点、方式、方法，孔子对于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视的。首先，孔子认为，国家时势不同，说话的方式方法亦自不同。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贤人在乱世，不作官，不要名，言语行为一切谨慎，避免灾难，这就是贤者避世。皇疏引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就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贤人无处可避，只好在人群中藏身逃名。次一等的人，不避世，但不居乱邦，能够择地而处，这叫做避地。再次一等者，不知避地，但能观察君主的颜色，而决定去就。例如醴酒不设，即知礼数已疏，态度已变。必须决定辞去。这叫做避色。再次一等者，能以避言，听到君主不善的言辞，即决定辞去。智者懂得因时、因适而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言语，以避免灾难，更好地保存自己。读到此处，笔者不禁想到犯言直谏的比干、方孝儒，虽然忠直可嘉，但却不懂得“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道，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致使身死族灭，惜哉！叹哉！孔子周游列国，虽道不能行，但终能避祸而保身，这恐怕同他的这种明智慎言的态度有关。 其次，言语要因人因地而异，所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孔子在这方面堪称后世的典范。《论语》中记载，他见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下，说话的态度和语气都能自然地随之变化。“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他上朝与下大夫说话的时候，则侃侃如也，也就是不卑不亢，温和快乐的样子。也上大夫说话，则訚訚（音ｙíｎ）如也，就是和颜悦色而又能直言诤辩。国君在，则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也就是显出恭敬而不安的样子，小心谨慎、威仪适中的样子。“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孔子在故乡，与亲友邻居相处时，言行一切，温和恭敬，温恭至于好像不会说话。但他在宗庙朝庭说话则辩论得清清楚楚。虽辩，然而一切谨慎。孔子对待朋友和对待家人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所谓“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兄弟属于人伦，朋友在五伦中是道义结合，所以相处各有其道，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义，切切节节然，也就是说对待朋友，要勉励、督促、诚恳的样子，对待兄弟则需和顺、亲切，柔和。事父母则更需谨慎，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 对待文化水平和素质修养不同的人也需要区别对待，子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人之智力不平等，皇邢二疏皆先概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合为九品。此犹粗分，若细分则品极更多，上上之人是圣人，生而知之者。下下之人是愚人，学习能力最下，一窍不通。阳货篇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此下愚之人，非普通教育可以教化者。上上下下之间，皆是中人。施教中人须依差等，循循诱进。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等之道理，若中人以下，则不可与中人以上同等而语，语之非但不解，更生误会。佛祖不度无缘之人，纵然有再好音乐，也须一双能听懂它的耳朵，否则对牛弹琴，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令人生厌。 甚至针对不同的脾气禀性的人，也要区别对待，说不同的话。如在《论语•先进》中，子路问：“闻斯行诸？”（就是听到了就要去做吗？）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好勇过人），故退之。”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孔子给他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弟子所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就仿佛给患有不同病症的人开出的药方不同一样。 最后，言语还要掌握时机和分寸感。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宪问》）又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就是说，随待君子要注意三种过失：话不当说而说，谓之躁；例如君子未问，自己就先说，这就犯了心浮气躁之过。话当说而不说，谓之隐。如君子之问，就应当把话明白的说出来，如果不说，这就犯了隐匿之过。没有观察君子颜色就说话，谓之瞽。颜色表示意向，不看君子颜色而言，犹如盲者说话而不看对方，大为失礼，所以也是过失。这三种过，不但不能对君子，对任何人都不能犯，但犯于君子更为严重。 那么什么时候是进言的最好的时机呢？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是满心求之而未悟，孔子乃为启示之。悱是研究有得而未能说明，孔子乃为发明之，使其割然贯通。若学者不愤不悱，孔子则不为启发，以其无助于学者也。举一隅以俟三反者，乃比类而推知其余，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余三角从类可知。若此人不能以类反识三角，则不复教示也。 此外，无论事君还是交友，言语间都要有分寸之感，所谓“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就是说，不可以屡次劝说，反复唠叨，否则令人生厌，自取其辱。“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论语•颜渊》）当然要做到言语谦逊，顺时因人且适度，并非易事，它源自于平日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培养，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只有内在修养方面知义、懂礼，才能在外在的言语中表现得谦逊大度。 那么，做到怎样才是最高的境界呢？在《论语•宪问》中，子问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能做到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做到言语行为适宜恰当，与环境融合如水乳般，使人觉得似不言、不笑、不取，这是怎样一种其乐融融、浑然天成的境界呀！这个世界上，能做到此境界的，怕是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