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黑殿下很爱迷糊甜心:重庆的又一声春雷：旗帜鲜明地提出减小基尼系数

重庆的又一声春雷：旗帜鲜明地提出减小基尼系数




报载，“重庆明确提出降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新华社），报道称“据新华社电 记者9日从正在此间召开的重庆‘两会’上获悉，重庆作为全国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的地方政府，明确提出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十二五’期间，重庆将瞄准缩小‘三大差距’，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速‘共同富裕’。…”（新华社）

说起基尼系数，耳朵都听出惯性来了，各种各样的警告、担忧声音不断，有一个共识是肯定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了。

“中国目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0.4，接近0.5了。”（陆铭：中国出口导向路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已经超过了全球收入不公的临界点。”（黄益平：“三难选择”）、“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经济参考报》丛亚平 李长久）

陆铭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黄益平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丛亚平是新华社的研究员，三位的数据虽不尽相同，但结论取向是一样的。这也是近年来有关方面对待基尼系数的态度的一种特有现象，就是没有权威部门的数据统一发布，个中意味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

围绕基尼系数，专家、贤达们给出了种种解读和“办法”，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障眼法”和“政改法”：

一是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先生说“我认为，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可以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方法算出一个基尼基数。据测算，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光明日报 2002年），被厉以宁先生这么一搅拌，中国的基尼系数就神奇地“抹平”了，但是，厉先生并不知道，农村的贫富差距更加巨大，山西又的村子小煤矿矿主一年收500万的时候，同村的村民只收500元一年。

二是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说“用于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时，标准应该适当放宽，而不是教条地使用0.4作为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进入收入差距过大的区间，但其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继续，因而，不能据此判断中国收入差距影响超过警戒线，犯教条主义错误。…但由于收入仍有增长，并没有引发激烈的社会问题。2002-2004年间农村居民五个收入分组的绝对收入都不断提高。现有的收入差距还是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在魏杰教授看来，没有“激烈的社会问题”，大家尽管“放宽心”，中国劳动阶级的忍受力尚在“承受范围”之内，不必惊诧。

三是美国三一学院的教授文贯中说“东亚其他的经济体都做到了高速增长，同时基尼系数比较低，维持在0.3上下。按照这两条标准中国现在只有增长而无分享。…要理顺其关系，必须要动土地制度。中国在近代社会当中有一个很成熟的模式，就是上海的租界模式。其主要经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承认土地私有的，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土地，…”，文教授是中国比较奇怪的两个人物之一，另外一位是陈志武先生，二人都在美国的大学任终身教职，却成天在中国呐喊土地私有化，急吼吼地要把集体土地分光。但文教授和陈教授也没有解释清楚，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土地私有化的穷国，其基尼系数也很高。

四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先生说“正如这多年来我一再呼吁的，只有在宪政民主政治下，才能有望最终解决市场经济秩序自发扩展过程中一种甚难避免的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潜势。…就连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这些年的基尼系数也一直保持在41%以下。相比较而言，那些低收入的政治专制独裁国家，以及一些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收入分配状况就非常不均，且有继续恶化趋势。”（韦森：怎么解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但是，韦森教授自己列举的例证中，有太多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比较聪明地遗漏了“亚洲民主橱窗”菲律宾。

第一二种说法属于“障眼法”，要么不认账，从数据上想办法抹掉，或者用“理性”搪塞，推给“就停止”。第三四种属于“选择法”，先把不符合西式宪政民主“带来社会公平”的例子筛掉、把土地早就私有化但并未减少贫富差距的例子筛掉，开药方说只有政治西化、土地私有化能够减小基尼系数。但是，无论是一二种，还是三四种都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比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原则的遵守。

撇开贤达泰斗们的招数，有一个应该正视的现象是，在此之前，各地政府并未有正面应对本地基尼系数的例子，现在，重庆率先提出以基尼系数的减小来缩小贫富差距，不啻是新年伊始的一声春雷。

第一，把“减小贫富差距”指标化，不是泛泛而谈，坐而论道，无需不务实地空喊口号，让社会、民众可以看得见。

第二，承认基尼系数过高的现实，当然重庆公布的4.2与专家公布的近5.0有差距，也许是区域因素所致，但承认而且承诺一个基尼系数的减小指标，是勇于面对现实的做法。

第三，一反淡化、回避基尼系数的鸵鸟心态，二反要民众“承受”的精英思维，三反“效率优先”的惯性，坚决把公平摆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作为标志。

为重庆率先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减小基尼系数的做法叫好，更希望有扎实细致的方案和举措来落实，让重庆的发展方向逐步成为彰显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模式，重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