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詹：小额信贷让穷人独立损害政客利益 因此被限制

“为善者，诸事顺“似乎是商界的新流行标语。换句话说，参与对社会有益的活动能提高利润。例如，百事可乐公司通过生产更有营养、更健康的食品，提高了账本底线。

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如果一家公司业绩良好，人们就认为它是违背社会利益的，尤其当这家公司的业务面向穷人时。最近印度安德拉邦的混乱局面就是一个例证。在安德拉邦，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抑制小额信贷的经营。

热衷于发展的人士十分看好小额信贷。毕竟，谁会反对小额信贷呢？正是因为小额信贷，才出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故事，如孟加拉国的“手机女士们”——她们用借来的小额信贷购买手机，然后把手机通话分钟数卖给其他村民，从而实现脱贫。

小额信贷的益处有可能会被人过度宣传——其实单靠小额贷款的帮助，穷人并不能成功地经营许多小型业务，因为这些业务通常需要技术和管理能力。尽管如此，小额信贷确实带来了好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小额信贷已让大量的穷人踏上脱贫之路，但是它确实能帮助穷人储蓄、平稳消费、应对紧急情况以及扩大现有业务。

这些益处都是很有意义的。在储蓄方面，穷人常常无法拥有储蓄账户来存钱。他们会把钱存放在家中的罐子里。当邻居家有困难，或者懒惰的表兄弟来拜访时，存在家中的钱就很容易花掉。相反，如果家庭主妇用小额贷款购买所需的资产，然而用自己的收入每周定期支付贷款，这样她就能通过借贷来进行储蓄——她不必再把剩余的钱散放在家里，被他人所浪费。

用小额贷款购买的“资产”并不是一种实体资产。在印度，每年的年初，大学生都要缴纳大部分学费。家中有稳定工作者的家庭可以从小额信贷商那借贷，以此支付学费，然后在这一年的余下时间里偿还贷款。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在一年中平稳消费，不必在学费缴纳前的几个月中大幅削减家庭支出。这对生活拮据的人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对这些人来说，削减家庭开支意味着无力购买食物和药物。

紧急贷款同样是重要的。当孩子突然生病时，家长并没有时间从国有银行那儿申请贷款(除了向放债者借贷外，国有银行可能是穷人唯一的贷款源)。国有银行通常要花数月时间审核申请。即使银行愿意(一般不大可能发生)承担这个信贷风险，它可能也会索取贿赂。而小额信贷商相信穷人会还钱，因此愿意快速出借紧急贷款，不会有官僚作风。

最后一点，虽然我不相信仅靠小额信贷能催生一大批成功的创业者，但是小额信贷确实是有益的，比如农民能因此购买拖拉机或多买几头牲口，乡村小店店主能因此扩充库存。这样，小额信贷就能让人们扩大收入。

虽然小额贷款存在这么多好处，但是政客们一般不愿相信借贷商能诚实地从收入金字塔底层人群那儿赚到钱。他们认为，如果小额信贷商从穷人那儿获利，那么这肯定是因为穷人受到了蒙骗。此外，政客们内心的家长式思想加深了这一怀疑——穷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很容易被骗。

当然，由于小额信贷商对贫困人群收取相对高的利息率，许多人就更加觉得这些信贷商向社会最弱势的人群漫天要价。但是可能除此之外，小额信贷商也别无选择，因为借出的贷款一般额度很小，审核贷款申请和回收还款所花的成本相对较大，因此维持收支平衡的利率也被抬高了。

今年8月份，小额信贷机构SKS首次公开募股，有关小额信贷的争论也达到了高潮。这个信贷机构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毕业生维克拉姆•阿库拉创办的。机构的首次公开募股筹集了3.5亿美元左右。机构的市值估价为16亿美元。如果SKS能比同类竞争机构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这么高的估值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许多人对此可能有着更为负面的解读。当地官方认为，SKS业绩这么好，赚的肯定是黑心钱。

因此，当地政府采取了措施。安德拉邦政府指控小额信贷行业收取高额利息，催促易受骗的穷人过度借贷，迫使一些无法偿还的借贷者自杀。同年10月，安德拉邦政府出台严厉措施，限制小额信贷行业的经营。

小额信贷商大都认为，政府之所以出台限制措施，不是因为这个行业剥削穷人，而是因为小额信贷成了政治资助的一个替代方式。政客们一般根据自己的喜好命令国有银行为特定的选民群体提供贷款，以换取影响力和民众支持。而小额信贷业对这种权力来源造成了威胁，因为树立了一个强敌，于是强敌抓住有利时机攻击对手。

事实可能介于双方的说法之间——小额信贷业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政客们夸大了这些错误，以便摧毁一个让穷人更加独立，因此也损害政客利益的行业。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了一个经验：人们能从收入金字塔底层人群中盈利，通过为穷人提供前所未有的选择，商业机构能在行大善的同时获得利润。但是怀疑商业机构骗取穷人钱财的远不止政客们。面向穷人的行业有义务保持透明，公开他们的盈利方式，以便获得大众的支持。像凯撒之妻一样，小额信贷必须要做到不容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