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制实木狗窝设计图:让老百姓有权说“不”？-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10:15:07
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当然是对美国和西方说“不”，让很多中国人看了觉得解气。前两年，大致是同一批作者又出了一本书，书名叫《中国不高兴》，当然也是对于美国和西方的“不高兴”，同样也让不少中国人看了觉得解气。环顾世界，美国的霸权又怎样?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说“不”。
但回到国内，这个“不”字就不那么好说了。据报道，因不满市政府的相关规定，河南省郑州市的出租车自1月10日起开始全行业停运。对此，郑州市官方的对策是，派出了数千名警察、交通系统职工，一人一车监督出租车司机上岗。其中的人数，仅警察就达4000名之多。司机还能说什么呢?我不在郑州，无法知道这项官方措施的实际效果。但明眼人都知道，在公司要求、警察跟车的情况下，出租车司机大概只有闭上准备说“不”的嘴巴，乖乖地开车上路了。
出租车罢运的做法是对是错，可以争论。但作为政府，作为社会，应该给他们一个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强政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趋势，而权力的本性就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和压制不同的声音，公民权利与利益因此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平衡、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平衡，应该赋予公民说“不”的权利。说“不”，不是主动挑战政府的权威，更不是通过暴力手段挑战政府的权威(如上海杨佳杀警案和长沙税务局爆炸案)，而是在公民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来自政府的侵犯时，有通过消极不作为的形式来抵制相关政府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它在文明社会已是约定俗成，往往被称之消极抵抗、良心抵抗或公民不服从，最常见的体现方式就是罢工，此次郑州罢运无疑就属于此种范畴。
有人说，这不是鼓励人们起来破坏法律和秩序吗?如此下去，社会如何维持?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质问的对象应该指向施政的政府部门而非公民的说“不”。公民之所以选择说“不”，往往是因为其权益受到了侵害，或是自己的声音得不到表达。如果政府纠正之，公民当然会选择说“是”而非说“不”。事实上，如果公民无此权利，政府施政反而会更加无所顾忌，从而埋下更大的隐患，导致更大程度的不稳定。说“不”权利之所以必要，在于既为保护公民权益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自我救济途径，至不济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和平的宣泄渠道，同时又将对社会的危害控制在最小限度。从此角度看，此种机制亦相当于高压锅的阀门，起到保持气压平衡、不致爆炸的作用。以当前事故频发的强拆为例，如果老百姓有对拆迁方案说“不”的权利，许多上访、自焚就不会发生，社会也会因此去掉不少不稳定因素。如果政府允许老百姓说“不”，杨佳杀警案中的警察大概也不会牺牲了，长沙税务局的大楼也不会平白无故遭炸了。
当然，不能排除一些人仅为一己之私利用说“不”的权利。但这只是可能，而不能预设成事实，更不能因噎废食、成为废除说“不”权利的理由。当前中国社会中有一种霸道的主导逻辑是，即假定政府总是“善”的，一切施政总是有利于公共利益，无须自证清白。而假定老百姓总是“恶”的，一旦有不满便当作是“刁民”，要不想当“刁民”，就必须自证清白。而道理与实际情形恰恰与之相反，由于权力总是倾向于自我膨胀与压制他人，因此政府必须假定为“恶”。正如俗语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如果政府要证明它某项政策是“善”的，就必须充分说明、说服，必须自证清白。而老百姓应该假定为“善”，因为每个人都关心、维护自己的权利是现代社会之理所应当。如果政府认为某些人的行为超过了界线，就必须举出有力证据，而不能随意假定其为“刁民”。
可以想见，政府官员不愿这么看，谁愿意假定自己为“恶”呢?但这些官员是否想一想，既然你不愿意被视为“恶”，就应该施良政、为善举，而不是把这种“恶”假定转移到老百姓身上，看不得老百姓表达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长此以往，这就不是假定中的“恶”，而是实实在在的“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