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家庭健身器材图片:重提“钱学森之问”：学术自由是根本-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1]。

　　其实纵观世界科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历史上的那些大师级人物，他们的思想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并非是锦上添花的增补式贡献，而基本上是对某个旧体系的的革命式取代。比如我们不难发现，在天文学上，哥白尼日心说是如何取代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在物理学上，爱因斯坦相对论又是如何取代牛顿经典力学的统治地位;在经济学上，凯恩斯的《通论》是又如何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大争论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学科的诞生。著名美国的科学历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对自然科学的革命式发展有详细描述，并把这种从认识到方法的革命性转变称为范型转变(Paradigm shift)[2]。

　　虽然库恩描述的是世界自然科学界的科学革命，然而对比我们中国的近代文化史也不难发现，民国时期的众多思想大师正是生逢于“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革新运动。其中不乏精通文史哲、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推崇学术自由，开创北大新风的蔡元培，擅长杂文短篇，揭尽传统伤疤的鲁迅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批评中国旧文化的领军人物。这些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并不是做做修修补补的裱糊匠工作，而是创造一种新思想以取代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建立新的学术体系以替换旧的体系，从而解放人们受旧体制长期压抑的创新精神与创造热情。

　　所以，要想产生大师，就必须制造能产生大师的土壤。一个重要的土壤成分就是学术自由。如果哥白尼因为惧怕宗教势力而毁掉手稿(其实他直到在临近古稀才决定出版[3])，爱因斯坦因为发表相对论而被解聘，凯恩斯因为发表《通论》而被开除公职，胡适、蔡元培、鲁迅因为提倡新文化运动而被逐出校园或者收监，那么至少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恐怕要改写，这些大师继续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历史也许还会是那个历史，但大师很可能不再是那个大师。

　　然而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学术自由之难即使不难于上青天，也难于攀珠峰，至少珠峰我们中国人也攀了不少遍了。为什么?这是因为，学术不仅仅是学术，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它不仅仅是对现有的思想体系锦上添花修修补补，而是隐含着替代这种旧思想体系的可能性。而思想体系，或者说是一种哲学观念，类似于库恩所说的范型，它不仅直接影响我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方法和手段，它更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所以，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它的隐含影响也许是经济性的，也许是社会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真是因为这些可能性，学术自由本质上也无法成为在象牙塔中真空存在的另类自由，而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与经济自由、社会自由甚至政治自由同生共存。

　　然而笔者认为，有没有学术自由的土壤，正是解答“钱学森之问”关键。回顾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体制改革，什么招数好像都用尽了，惟独学术自由的环境基本没有改善。最近的一条消息，华东政法学院的张雪忠教授因其学术创作《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4]可能面临解聘危机[5]，亦为当前大学的学术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注脚。

　　也许，“钱学森之问”本来就是一个伪问题。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一定要培养出杰出人才?再换句话说，如果培养杰出人才的代价是开放学术思想自由，从而影响到经济自由，社会自由，甚至政治自由，那么有没有人会因此收到利益损失?损失的利益会有多大?再再换句话说，培养杰出人才是有风险的，只是也许这个风险对社会总体来说是有益的，而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不利的。

　　然而笔者认为，冲破旧思想体制的牢笼而追求真理是人们的天性，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也许会采取折衷退让，然而这终究只是一时之宜。社会需要前进，时代呼唤大师，静止不是历史发展的本质属性，静止对于今日中国亦无积极意义。而对于有心学术的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算力有不及，至少此心向之，才能担得起这“学者”二字。

　　参考资料：

[1]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8502.htm

[2]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Structure_of_Scientific_Revolutions

[3]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37.htm

[4]http://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2/cnpol091019.shtml

[5]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6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