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冰淇淋机器:毛泽东8次检阅红卫兵总人数超千万

核心提示：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6%，创造了世界检阅史上的奇观。

林彪与叶群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林彪在红卫兵中间。

毛泽东历来认为，青年学生最具有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由学生而起，自天安门广场而始。当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同样寄希望于青年学生，并且无独有偶地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红卫兵大军。

讲到天安门广场的那8次大接见，要从“红卫兵”诞生始末讲起。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了对于青年问题的思索和引导。他说，由于苏联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预言家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须粉碎这些预言家的预言，从中央到基层，必须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全国各大报纸随即掀起了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展开政治性批判的浪潮。这些在全国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充满政治热情和强烈政治参与意识的广大青年，都在思考着如何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的问题。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刮起全国“文化大革命”飓风的风眼。处在这个中心的青年人，尤其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极富政治敏感和冲动。他们一般都是解放前后出生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受到的教育是对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辈奋斗业绩的向往和追忆。“反右”斗争、中苏论战、“四清”运动，使他们初识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并在思想中积蓄着对投入火热斗争生活的渴望。这些青年们认为，只有真正地投入“反修防修”斗争之中，像传统教育中的烈士和先辈那样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能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和人生价值。正是这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

1966年5月，在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似乎也随着夏季的到来而逐渐升温。一部分学生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视为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当时，北京各个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人心浮动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各校领导和中共党、团组织按上级指示精神，积极进行说服工作，要求学生按照学校领导的统一安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形势正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都似乎感到了什么，又都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果然，在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颠倒黑白地攻击北大校党委，并且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北大党委组织反击。两派观点不一，由辩论引起分歧，由分歧引起感情用事，进而引起推搡与扭打，上述大字报的七作者之一的高云鹏还挨了打。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全文。这张大字报开了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恶劣先例。

同日，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广大知识分子诬陷为“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牛鬼蛇神”，声言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3天后，即6月4日，《人民日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新市委关于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学生一下子就起来了，给老师提意见，对老师进行大批判，发展到冲击校党委，动手打人，学校从行政系统到党委系统全被打碎。北京大学乱了，其他大、中学校也就跟着乱了。“横扫”风暴席卷的全国城市和农村各级学校，都陆续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这一时期，在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年级，一些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同学自然而然地串联在一起，就学校内外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议论、分析。据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卜大华回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附中的高中学生。5月初，他们因指责校方不积极引导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与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而与校方形成对立。学校领导人向全体学生宣布：如果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他还专门提醒：请不要忘记，1957年的右派中也有学生，并且严格规定，每天下晚自习后立即回宿舍，不许串联聚会。

但卜大华他们却没有就此止步，每天下晚自习后，继续偷偷地聚在一起商讨对策。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瞎胡闹，而是认为自己正在参加着一场实实在在的阶级斗争。这些高干子弟们，已从各种渠道听到了不少关于中共上层的消息。所谓的“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等小道消息使这些年轻的娃娃们百般地警惕起来。5月1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所透露的“毛主席为了预防反革命政变，已有好多天没有入睡了”，更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5月29日晚上，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七八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悄悄来到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集会。他们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老名字“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稚嫩而庄严的红卫兵，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音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

“红卫兵”这三个字的由来看似偶然，但红卫兵这样的组织被推上当时的中国政坛，则有一定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各种偶然性来实现的。

“红卫兵”组织不胫而走，迅速出现在北京各个中学的校园里。6月初，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为模式，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第25中学等学校都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这是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由此开始，以中学生首先自由结合组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作为一种来自下层的集团力量的象征，向中国政治舞台上冲杀过来。

学生的造反运动终于导致停课后，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

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当时报纸凡是毛主席语录都用黑体字印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与工作组玩起了先“请君入瓮”，再“瓮中捉鳖”的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

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

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故意让工作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们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2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

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

就在工作组考虑对策时，红卫兵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7月17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畅游长江之后，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后，听取陈伯达等人的汇报。江青、陈伯达一伙在毛泽东面前大加指责工作组的错误问题，谎报情况，给工作组罗列了种种罪名，恶毒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于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统帅毛主席。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并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毛主席，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8月1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惩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本人的坚决支持，等于宣布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红卫兵以其特有的狂热，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了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大显“神”通。

1966年8月上旬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使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林彪跃居第2位。在组织上做出重大变动的同时，为了动员全国的青年参加“文革”，天安门广场上又召开了大会。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既是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也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

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30分正式开始。但天蒙蒙亮时，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便已在统一指挥下，提前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红卫兵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

站在天安门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支持的。本来，聂元梓等7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经贴出，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公布这张大字报，并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

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位置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则站满了数以万计的北京红卫兵的代表。

清晨5时，太阳即将从东方升起。毛泽东穿着一套缀有红帽徽、红领章的草绿色人民解放军布军装，继林彪、周恩来之后，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挥手，和群众握手，在人群面前转了一圈。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向广场凝神望着。他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显然，毛泽东乘车来到天安门后，并没有马上登上城楼，而是首先来到了群众中间。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希望接触群众，以便将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愿直接诉诸群众。

就在几天前，即8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公布的那天晚上，毛泽东突然走出中南海西门，来到门外临时搭起的中共中央接待站，与在那里庆祝《公报》发表的群众见面。在场的群众几乎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青年学生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特意让大会安排了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天大的荣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清华附中、北京大学、北京四中、北大附中等校的红卫兵代表作了亲切的交谈。7时16分，毛泽东单独会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40名师生代表。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生龙活虎，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从以后几天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大会就是要给红卫兵组织一个突出的地位。

7时30分，庆祝大会开始。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

林彪和周恩来先后讲话。林彪的讲话声嘶力竭，湖北口音极为浓重。过去人们听说林彪体弱多病，他也因此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如今登上高位的林彪，似乎底气十足，传说中的病态也都不见了。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显得低调得多。

庆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望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面对广场上疯狂的人群，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肯定有着不同的感触。他感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在为共和国的前途担忧。此时，他仍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深感不解，或许以为主要是针对他个人。1967年1月13日深夜，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谈话时，还郑重表示：只要能够解脱广大干部，他可以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请，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只为搬倒刘少奇，而是有着更深远的用意。而毛泽东对于犯错误的人，只要不搞阴谋，那怕是错误再大，也会给出路的。而刘少奇恰恰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因此毛泽东也决不会难为他的。但当后来康生、江青一伙用刘少奇“叛党变节”的假证据欺骗了毛泽东后，毛泽东这才最后改变了看法。

刘少奇最后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成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少奇冤案最终得到了彻底平反。而靠阴谋手段取代刘少奇接班人位置的林彪，却落得个死无完尸的可悲下场。

在“八一八”接见中狂热一时的红卫兵们，随后的结果也是可悲的。起初，这些自封为是“红五类”的青年以天生的革命者标榜，但随着在几个月后运动的深入发展，多数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弟也在一夜间变成“黑五类”。例如红极一时的“宋要武”，自己的父亲宋任穷后来也被打倒。

“革命”革到自己家庭和本身的无情事实，让他们不能不起而抗争，结果一些人自己也被斗被抓。到了后来，早期的“文革”响应者大都成了“文革”的反对者，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检阅了红卫兵。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而且，第一次接见也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人们也还是没有想到排序。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9月15日第三次接见，还是没有排序，报道标题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

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题目是“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

直到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后，才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

这篇文中提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4次接见了红卫兵。

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

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8次接见红卫兵，保卫工作是最困难的任务。几十年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这种大会，不同于多年的“十一”、“五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虽说是革命群众，但也难免鱼龙混杂，真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中间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

虽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组织大会，但当时的形势那么乱，怎么可能保证每一个参加者的审查？更不要说严密审查了。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上下功夫了。

为了更多地接见群众，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群众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群众。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到了四五个小时。没办法，费了好大的劲，无论怎么动员，群众队伍就是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检阅的方式了。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大会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说：真想不到群众想毛主席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等到回来后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那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不一般。

当时天安门的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1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不仅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泽东本人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毛泽东还一直觉得不够，想要更多地见到群众。他还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

更重要的是，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为此，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张德斌记得，1966年那一年接见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主要是组织太费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

有一次，离开会只有10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急了，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万一开始后又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气得工作人员想翻白眼又不敢。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关心，可谓是事无巨细。前两次接见，因为天安门上的摄影记者太多，好几十人忽拉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泽东，照个没完，秩序太乱。周恩来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没想到保卫组把他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毛泽东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没有摄影记者了。周恩来听到汇报，马上火了，说：“为什么把他们刷掉？不让他们上来了？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赶紧临时调人。事后总结，周恩来又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

每次接见完后，都要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完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兼任北京市委秘书长的黄作珍等也参加了。

第三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后来被打倒的3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出来了，但名次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

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6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人墙。

毛泽东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不知道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呢，还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时，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主席，请你坐下。”毛主席没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他还是没动。第二辆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主席，请坐下。”这时候毛主席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请大家让开！让开！”

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江青对着话筒说：“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

有一名红卫兵回去还没觉得什么，第二天一起来，感觉脊背痛得很，到医务室一看，医生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受得这么重的伤？是不是让人打了？他自己也纳闷。后来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后面的人激动地用拳头捣他的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由于这次接见比较混乱，以后接见红卫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或是由群众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方式。

10月18日的第五次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3.5公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有一个参加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说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4个鸡蛋、4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12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

直到毛泽东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很多人都哭了。

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

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阳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吓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中捞针？于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员地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11月10、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15公里）。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26日两天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这次，采用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

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

文革揭秘：毛泽东整治“造反派”的奇绝手法（图）

2011-10-11 08:29:46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23)—

 
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他们，将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象；不镇压他们，这批我行我素的学生已经到了几乎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地步。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典型。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被紧急召来的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首都“五大学生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严厉而又足够从容地批评了他们。五大学生领袖自然是屈服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工事自然是被摧枯拉朽地拆除了。毛泽东在这些造反派学生已经比较孤立的情况下出面解决问题，既显示了对军队和工人的有力支持，也不失在学生中的家长形象。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得当的表现。

极端十年(23)：毛泽东整治“造反派”的奇绝手法

——清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

新一轮“右倾翻案风”经过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大致解决掉了。

1968年最本质性的事情，则显示在毛泽东改造整个社会的一些部署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1968年是逐步建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与政权的一年，这是在1967年全面阶级斗争开展以后、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逐层推进下进行的。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由大乱走向大治的一年。这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重要素材。

我们不妨看看在“右倾翻案风”被“击溃”之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推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政策。

在1967年－1968年的交界处，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它实质上是在那些派驻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单位，对全部人员进行一番梳理。把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全部“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查。清查的范围甚至超出以上这些“黑色”人物。

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这大概代表了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从此，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就在全国逐步展开了。到1968年，任何一个省市，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由乱走向治，只要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理阶级队伍便成为纲举目张的第一件事。

毛泽东最信任的八三四一部队进驻的“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方面创造了典型经验。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指导性文件。

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到：“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5日将这件材料批发全国。在这个《经验》中总结道：“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向全国推广的《经验》。这是一个在全体群众中实行大清查、揪坏人的阶级斗争运动。这是一个包括清查“五·一六”在内，又比清查“五·一六”更广泛的运动。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运用工作组方式领导的阶级斗争运动。正是这样一个运动，开始把文化大革命中动乱的社会民众整肃了起来。这是任何一级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了权力的革命委员会都首先会做的事情。即使有些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还未建立，也早在支左部队的控制之下。派军宣队或工宣队去解决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是十分便当的。

当然，文化大革命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红卫兵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到清理阶级队伍，这种主要矛头由向上到向下的转移，表明毛泽东所领导的文革派势力开始在基层重建自己的政权了，也表明毛泽东对放手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新的认识。

显然，他们不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人。正因为这样，全国的夺权形势才发展得如此不平衡。很多地区的造反派之间、大学生之间的矛盾斗争持久激烈，无论发出什么样的指示，都很难使他们听话。这种在毛泽东需要大治时还经久不息地大乱，则是毛泽东绝不允许的。

全国很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冲突难以平息，对此，毛泽东采取了极为坚决的措施。针对广西柳州、桂林等地区的武斗动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7月3日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军队作为实施布告的实力基础。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于1968年7月24日发布《七·二四布告》，解决陕西省境内的武斗动乱，同样是依靠军队的实力，在大规模宣传包括空投传单的情况下平息动乱，粉碎造反派组织的派性，逮捕制造动乱的造反派头目。

这种对省一级大规模动乱的处理，与对一个厂矿学校“老、大、难”问题的处理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执行过程中，较大规模军队的出动，可以视为一个大编制的军宣队。掌握政权，平息局势，清理阶级队伍，抓坏人，本质上都一样，只不过这时需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实施威慑。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毛泽东掌握下的军队，开始在不同的规模上领导地方运动。

毛泽东认为，对于那些大学生、中学生，需要人数更多的工作队实行领导，于是，从7月份开始，又向学校派出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北京第一批三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这一措施在北京几个“老、大、难”学校付诸实践时，立刻遇到了造反派学生组织的顽强抵制，冲突十分激烈。

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两派学生各占据部分楼房作为堡垒，展开大规模武斗，从棍棒长矛到枪支弹药，武斗规模日渐升级。1968年7月27日上午，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千人进驻清华大学，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并拆除武斗工事，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实施了武装对抗，致使宣传队五人死亡，七百三十一人受伤。造反派学生与工宣队的矛盾立时成为全国的焦点之一。

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他们，将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象，也必然破坏毛泽东在造反派学生中的形象；不镇压他们，这批我行我素的学生已经到了几乎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地步。

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典型。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被紧急召来的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首都“五大学生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严厉而又足够从容地批评了他们：“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必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毛泽东含威不露地说：“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五大学生领袖”自然是屈服了。毛泽东亲自出面的处理运用了毛泽东独有的权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工事自然是被摧枯拉朽地拆除了。工宣队、军宣队自然是一统天下地、更全面地领导起这些学校的运动了。清理阶级队伍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清理出来的各种坏人，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清理过程中所显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也是令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及干部终生难忘的。

毛泽东在蒯大富这些造反派学生已经比较孤立的情况下出面解决问题，既显示了对军队和工人的有力支持，也不失在学生中的家长形象。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得当的表现。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赠首都工宣队，立刻成为覆盖全国的大舆论。正像当年给红卫兵回信一样，现在给工宣队赠送芒果，表明在启用一支新的队伍。全国工人阶级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这个“特大喜讯”。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无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掀起了又一轮新的热潮。这次是把领导运动的权力交给了工人，如同1966年将掀起运动的权力交给红卫兵一样。

毛泽东的指示立刻化为了具体的部署。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指出：“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阐述了所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无疑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原则在教育领域内制度化了。关于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讲话，在随后一些年中，成为农村学校普遍遵循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一步，其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似乎显示出来了。

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是：“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在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下，不仅一些军事院校进驻了工人和军管部队，而且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都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这种做法还超出了教育领域，各种各样的机关、文化单位，凡属“老、大、难”者，都派进了工宣队，军宣队。这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的工作组规模要大得多了。

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所谓“全国一片红”的形势下，毛泽东组建大革命后新社会的部署进一步推进。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又一个恰逢其时的光辉典型，那就是柳河“五七干校”。

1968年5月7日，在庆祝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劳动，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并且把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送往同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五个月的办校“经验”报告到了毛泽东这里，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及毛泽东的批示。从这一天起，干部下放劳动及“五七干校”便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中国。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提出两年半后，终于变为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五七干校”之风甚至刮到了各大城市的家庭妇女及各种无固定收入的市民身上。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更加推动了城里人纷纷回老家、去农村劳动的热潮。

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一指示，又造成了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规模运动。

1968年，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他的新社会的一年。 

柯云路文革小说免费下载：http://u.115.com/folder/f83f38250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