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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缘由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 毛泽东“三线”构想的深层原因
所谓“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按今天的区域来划分，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国国防实力增强、生产力布局改善做出突出贡献。
毛泽东为何决意搞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决策时是否有过分歧？三线建设实施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以及取得了如何重大的成就，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尽管他无法确认，到底是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选择“有备无患”，他的逻辑是：“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但希望不打。
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行。然而，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是否已经组织了专案小组，开始了工作没有。
美国于8月上旬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三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六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
2.“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据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3.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在1964年5月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广义而言，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讲话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加快三线建设步伐。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抓得很紧，又很慎重，先确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以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领导。1965年，周总理陪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到武汉途中，要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船上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周总理作了许多指示，其中特别讲到，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使农业增加生产。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比如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就是当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加上一百多名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遍历攀枝花、乐山、西昌等18个厂址实地考察，详细分析、比较各个厂址的优缺点。最后选择了攀枝花、西昌和乐山三个厂址。又把三个厂址作了比较，根据科学院负责地震工作一同志介绍，西昌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十级地震。安宁河水库渗水，用邛海水有与农业争水的矛盾。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攀枝花和乐山两地。当时，有的同志竭力主张在乐山建厂，理由是那里人多，土地平坦，接近工业城市。程子华等同志则主张在攀枝花建厂。正好这时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和乐山两地调查，他们听取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汇报，回京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和听到的各方意见加以详细研究。1965年2月，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这才最后决定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在攀枝花建厂的好处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紧挨林区，便于木材供应；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把工厂摆在高山脚下的坡地上，不占良田，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
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心。
然而，攀枝花地处川西南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都不容易。先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车到会理，停一天之后，又从会理坐汽车到金沙江的拉鲊、鱼鲊过渡。金沙江的两岸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经过云南省的仁和镇，到金沙江边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脚下的江边下船，爬十几里山坡，才到攀枝花村。在这里了解了攀枝花矿山情况后，往西走上十几里山路到弄弄坪，进行调查研究。回来时是乘船过金沙江，经渡口到仁和镇。金沙江水流湍急，漩涡很多，船一旦卷进漩涡就很危险。早先到攀枝花时，一位工程师就因坐船遇到漩涡而牺牲。
三线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们，各部的计划局长、基建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及其他有关局长到攀枝花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用三天时间察看了各厂矿的场址、铁路支线和公路网的线路，用两天时间分别作自己的建设计划，再用三天时间开会，做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各部门很快做出了初步设计。攀枝花周围都是荒凉、贫穷山沟，村庄既小又稀少，文盲很多，而且每个村里都有麻风病人。据当地人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再吃了这种鸡下的蛋，就会传染上麻风病。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恐惧起来，害怕在这里工作。卫生部很快派来一位局长，告诉大家：解放前，麻风病是无法医治的，为避免传染，往往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关在房内用火烧死。解放后，我国对麻风病已能医治，除病情十分严重的不能治好外，一般都能治愈。现在麻风病院的负责人，多是治好的麻风病人，病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养鸡、吃鸡蛋，没有人传染上麻风病。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全国除少数几个省外，大多数省都有这种病。这样，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惧心理，安下心来工作。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现在这些厂转为军民结合，正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第四章 毛泽东为何几度与陈毅谈古论今？ 毛泽东一生与将帅多次谈文论史，与陈毅谈论尤多。而谈论的时机，多为陈毅一生的重要时刻，而陈毅往往在此时受益更深。
1. 黄花塘事件后，毛泽东让陈毅读读《李自成》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返回延安前，按中央指示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军分会由陈毅军长陈毅在中共“七大”上发言代理，饶漱石觉得这是排挤陈毅的好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时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关节，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一些负责干部听了饶散布的流言，再加上这之前华中局书记都是由陈毅代理的，误以为饶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1943年10月16日下午，饶漱石煽动策划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接着，饶漱石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开会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心里憋不住话，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他把事情看得比较单纯：“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一见到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急需倾诉，那当然是“黄花塘事件”（当时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
但毛泽东却迎头给浇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起初陈毅心中仍然扭着一个疙瘩，颇为沉闷。毛泽东便从井冈山谈起，谈到了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谈话中也不时引用一些古书上的至理名言，比如《论语》中的一段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毛泽东又告诉陈毅，今年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最近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写了李自成进京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的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至第二年陷于失败。毛泽东已经指示延安的宣传部门将此文重印，发给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也希望陈毅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于党内包括新四军中发生的若干问题，多从自身找找原因，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陈毅是个开通的人，很快静下心来，一边读书，一边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一份《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在写作中，他的心情渐渐开朗。
毛泽东看在眼里，心中有数，3月15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在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写得十分巧妙，他既肯定了陈毅的功劳，又将这种看法让饶漱石向新四军的同志解释，等于在做通陈毅的工作后又督促饶转变态度。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接到电报后，十分不满，第二天上午即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电文明白地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但其态度可想而知。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
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便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问陈毅对于《学习和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中专门讲到最近重印《甲申三百年祭》的事，也特为引用了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希望背上有包袱的同志多动脑筋，轻装上阵。
毛泽东希望这些话能影响陈毅。陈毅愿意考虑。他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与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但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与时局》，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就在这天，4月12日，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从毛泽东的报告中，人们可以发现党内类似陈毅和饶漱石之间发生的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毛泽东号召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听讲的陈毅再次受到鼓舞，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1944年12月，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主席之后，毛立即阅看，看完便回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一年以后，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
2.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同陈毅谈起《聊斋志异》的妙处，结论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1953年12月，10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上上下下关系的饶漱石，被揭露出来。中央通知陈毅来京议事。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
多年来陈毅为改正自己的“毛病”，比较注意少说话，以免“言多必失”。所以这次玉泉山谈话，一向直爽的陈毅一开始没有说真话。当时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他的问题陈毅最清楚；但是此时饶已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陈毅对他在中央及与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已经无从知晓，所以毛泽东问起饶的情况，陈毅不但没说饶的问题，反而按过去多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饶几句好话。却见毛泽东眉头一皱，表情暗淡。陈毅告辞出来，也觉出异样，便问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为自己的过虑懊恼，当即返回毛泽东房里，检讨了自己的顾虑，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
毛泽东表情为之释然，指着陈毅笑道：“你这个陈毅，我一看就知道你没说真话！”
而后毛泽东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谈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1949年10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主席吩咐让华东局同志们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在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主席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一来，饶又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一头了。
陈毅市长检阅驻沪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就这件事而言，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并列席1954年1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
毛泽东把对高、饶的斗争布置妥当，便出京休养去了。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
3月14日，毛泽东南巡途中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即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洽。他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就是毛泽东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毛泽东往往对他将要任用的人细致观察。他不但看了陈毅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地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6月8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需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的陈毅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6月22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东谈到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九娘》的精妙之处也谈到了。
《公孙九娘》说的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子遭受冤狱的故事。而《席方平》则说的是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不屈不挠告状的故事。这篇故事，毛泽东读得很熟。他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将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这天特意讲给陈毅听。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毛泽东讲《公孙九娘》、《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陈毅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陈毅说他近日要回华东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联盟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当然是深远的。
3.毛泽东在游泳池旁讲《三国》中的小字辈，希望陈毅这个新外长能“破除迷信”
1955年4月，陈毅（左）与周恩来在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上。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也继承了周总理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他总要设法让主席接见他们一次，这种关心是细微而又巨大的。
6月7日下午3时，陈毅带领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池水和天空一样蓝。毛泽东出水后披上浴衣，向池边的藤椅走去，他招呼大使们入座，递一支烟给陈毅，陈毅摆摆手：“我戒了。”毛泽东笑着把烟放在嘴上，说：“还是你有决心。我戒不了。”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便吐出嘴里的烟雾，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毛泽东伸手划开眼前淡薄的烟雾，十分沉着地望着变成许多不规则的烟丝在慢慢消散，随便谈起来：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陈毅知道毛泽东是在说“破除迷信”。毛泽东经常以一个极小的事情去比喻一个庄严深刻的道理，有时又以一个极大的哲理来说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他说得越平淡，越不介意，越使听者振聋发聩，寻思万分。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毛泽东说到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便开始了他擅长的“古为今用”：“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1.延安整风有80％的人被迫检讨；2.搞个人崇拜；3.反对共产国际。第1点基本上是对的，实际是10％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1958年，陈毅（左）与毛泽东主席在一起。毛泽东兴致极高，揿灭了一支烟，又点上一支。他对多少有点吃惊的外交官们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但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毛泽东停顿的间隙，陈毅觉得毛主席对迷信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宽，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孝道，而到了今天，迷信似乎是指任何阻碍“跃进”的束缚。他多少觉得自己似乎是太“稳”，还不太会“野”。他和大部分高级干部一样，只在自己的个性和领袖的指引间寻找差距。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王明是一个流氓，一开会要他检讨，他就害病。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陈毅、乔冠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听主席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对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做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贝利亚也曾派一个人在东北搞情报工作，那是高岗答应的，瞒着中央，以后我知道了，就向尤金提出让他查问此事。新疆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次会上曾有意提出，有人里通外国，就是指的这个问题。实际苏联情报工作并不灵，为什么波匈事件事前不知道？对南斯拉夫问题也是如此。”
毛泽东用平淡的语气说，但挥动了一下夹着烟卷的厚实的手，以加重这些话的分量。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前所有的重要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西藏问题……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重大问题……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看上去比以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陈毅和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开了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20世纪60年代，陈毅的“全家福”。分析，天天怕人家……”
毛泽东沉默了。那长长的烟灰抖落他一身，他没有掸，也没有吹，而是站起身来，让烟灰滑到地上，他的眼睛好似看着其他几个抽亮的烟头，“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6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短暂地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不知何时叼上了妻子张茜“三令五申”不让抽的烟，眯着眼沉思。他知道，主席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总无先例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明中方的立场，这一段时间的长谈，使陈毅后来对与赫鲁晓夫的交往有了主心骨，那就是一个“敢”字。他在外交战线上所表现的无所畏惧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4.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史记》中的若干篇章，陈毅又敢讲话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左”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不断蔓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搞起了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陈毅的头脑也一度发热膨胀，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炼铁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都去炼废铁；谁也不讲科学了，科学家被耻笑为不如泥腿子的“愚蠢”……陈毅实在看不下去，嘴也憋不住了。
1961年3月2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由陈毅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出语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仍然心直口快地表述着：“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许多听讲的人为陈毅的唱反调捏了一把汗。
好在毛泽东也觉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某些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史记》中的故事。他说：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做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两则历史，虽然不是针对陈毅一人而言，而的确是针对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很普遍的一种倾向，就是党内缺乏民主，不敢讲真话。毛泽东所引的两则史话给陈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毅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他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后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陈毅听了又惊又怒，他在会上大声疾呼：
“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在“文革”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其实，他在讲话中道出了他很早就受到毛泽东启迪的心声：“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占上风的年代，能听到这样的讲话，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据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三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也有人对陈毅的讲话不满意。据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指示，不许传达陈毅的讲话。也有人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但陈毅心中有数，陈毅明白地对人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听了毛主席讲的那些历史典故很受启发，我才敢讲。”
第五章 “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 发生在上海安亭车站的中断交通的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文化”扩展到工交及其他一切领域，也标志着各行各业“夺权”的开始。“秀才”们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1. 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表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上棉三十一厂，“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回天无力，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然而张春桥到来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王洪文的迎风作浪，一下把上海市委逼进绝境。
2.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虽说是政治赌博，从骨子里说，还是张春桥的潜意识里涌动着“文革”的思维法则，那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据笔者查找过的不完全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后来不止十次讲到他在“安亭事件”中经历和“转变”过程。
1967年5月5日，张春桥在济南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得最详细：“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11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12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4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16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
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16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15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
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4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16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一到上海，他立即向北京打了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
3.张春桥也曾担心“坐班房”
上海市委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发了专门文件，要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对他们指责，乱扣帽子。但是更大的风波又出现了。
11月13日早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同意。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做了预想，一致的意见是不能承认这种跨行业的全市性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能承认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会上，张春桥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市长曹荻秋对张春桥以往的阴阳怪气仍有所警惕。所以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委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接过电话，向陶铸表示要按市委的意见办。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谈判。张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话头一转，说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说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此句是张春桥加上的，笔者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来到广场上，宣布说：“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11月4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后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遍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这么快就改变了去安亭劝阻的初衷，并“先斩后奏”地做出了与中央不一致的决定呢？他不动声色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波澜呢？
近几年有人采访当年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时，从中多少可窥见一斑：
潘国平对采访者说：“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后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后工作要提供方便。”
记者问：“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
“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后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账。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讽刺张春桥的漫画在陶铸被打倒之后，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复杂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殃及全盘，押错了宝就可能摔下政治舞台。事后他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上海话，脑袋的意思）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4.王洪文同样在“安亭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
在“工总司”刚成立的时候，能被喊作“司令”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司令”，即王洪文，一个是“潘司令”，即潘国平。开始阶段，“潘司令”的影响比“王司令”要大得多。这除了潘国平能言会道，到哪里都咋咋唬唬外，他打头阵的事也多：带头在“安亭事件”中静坐铁轨、中断铁路交通的，就是潘国平；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赶到安亭，出面和张春桥谈判的，多半也是潘国平；最后返回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和张春桥签定五项条件的，代表“工总司”一方的仍是潘国平。徐景贤有些好奇地问王洪文：“在安亭，为什么总是小潘出头露面，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谈判、签字的时候见不到你？”王洪文无奈地说：“我那个时候正好生病了，火车开到安亭被阻，他们在外面大辩论，跟中央文革代表谈判，我在车厢里躺了一天一夜，爬不起来……”
王洪文是个聪明人，刚刚造反的时候，无利可图，谁当“第一把手”都无所谓，等“安亭事件”一结束，“工总司”的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承认，排座次的事便显得重要起来。当他们十几个造反有影响的人在一起开会，推选“工总司”的常委，再推举负责人的时候，王洪文就提议说：“我们每个人都来摆一摆自己的条件，看谁根正苗红条件好，就选谁当负责人。”看没有人反对，他就先开始摆自己的条件：“我，雇农出身，从小在吉林长春郊区农村里放过猪，牧过牛；后来当了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转业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现在是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共产党员。我们厂是上海最早起来造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反的‘老造反’了！”
王洪文的简历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最荣耀的职业，“工农兵”一样不落，还是共产党员，又是“老造反”。这可把潘国平比下去了。此人是个上海玻璃机械厂刚刚转正的徒工，别说是什么共产党员称号了，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要说有什么特殊身份，那就是他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舞蹈队跳过舞蹈。这种经历，在当时是不吃香的。于是最初出头露面的潘国平，只能让位于王洪文，自己去当“副司令”了。王洪文也由此飞黄腾达，直至做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与其实看不起他的张春桥等结成了“四人帮”。在这个排座次的过程中，张春桥也起过作用，他不喜欢潘国平的咋咋唬唬，觉得他不够稳重；而王洪文办事比较牢靠，出身也好，所以也暗示“工总司”选王洪文当“司令”为宜。
5.陶铸、陈丕显、曹荻秋因“安亭事件”而落难
因病休息的陈丕显也听到张春桥签字的五条，气愤不已。他来到上海西郊宾馆，曹荻秋、魏文伯（华东局书记）等党政领导都在那里。陈丕显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询问中央的态度。电话那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的电话，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土语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打到陈伯达这里的电话常由王力接。陈丕显很着急，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他把上海市委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向陈伯达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他越说越气，提高了嗓门：“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
陈伯达被问得一时语塞，好半天才说：“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陈丕显慢慢放下电话，他已经感到来自上面的强大的压力，他也隐约预感到政治风向转了。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地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了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五条”。在让曹荻秋签字时，他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在一旁冷言道：“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曹荻秋喃喃道：“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张春桥将自己的思想历程说给上海造反工人听：
“到最后在那里（上海文化广场）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24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做出的判断完全正确，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么，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
仅仅过了三天，张春桥在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时，就明确地说：“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他已经把矛头对准了陶、陈、曹：“……现在有的单位，有的学校在有的同志头脑当中敌人的观念少了，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很起劲，但喊起打倒刘邓陶、陈曹却不那么起劲了。难道他们都睡觉了？！陈丕显、曹荻秋就没有睡觉。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这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陈曹不都一个一个地垮台了么？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它们有它们的势力啊！比如陈丕显吧！陈丕显在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同志们恐怕还没有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他有势力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在安亭，他一个电话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所以资产阶级有它的接班人，你打了他一批还有一批又一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个事，而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我说啊，凡是打内战的，十个单位至少有九个有坏人，甚至有反革命，这就是利用你们青年人政治上的不成熟，你们一定要警惕啊！”
在1967年4月1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将“安亭事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11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11月11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地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4点，干了16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13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6.毛泽东给“安亭事件”定了性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
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现在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11月16日，周恩来亲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28日，周恩来亲自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铁路所经的一个车站）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的一份电报，提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要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隔了几天，周恩来就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全国铁路运输混乱的起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直到这年年底，周恩来还在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当时正在病中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回忆：
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解决交通问题。1967年1月1日凌晨3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分局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并告我现已在铁路局，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我就是睡觉太少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上海铁路终于在第二天通车了。
1. 毛泽东“三线”构想的深层原因
所谓“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按今天的区域来划分，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国国防实力增强、生产力布局改善做出突出贡献。
毛泽东为何决意搞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决策时是否有过分歧？三线建设实施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以及取得了如何重大的成就，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尽管他无法确认，到底是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选择“有备无患”，他的逻辑是：“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但希望不打。
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行。然而，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是否已经组织了专案小组，开始了工作没有。
美国于8月上旬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三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六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
2.“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据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3.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在1964年5月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广义而言，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讲话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加快三线建设步伐。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抓得很紧，又很慎重，先确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以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领导。1965年，周总理陪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到武汉途中，要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船上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周总理作了许多指示，其中特别讲到，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使农业增加生产。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比如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就是当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加上一百多名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遍历攀枝花、乐山、西昌等18个厂址实地考察，详细分析、比较各个厂址的优缺点。最后选择了攀枝花、西昌和乐山三个厂址。又把三个厂址作了比较，根据科学院负责地震工作一同志介绍，西昌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十级地震。安宁河水库渗水，用邛海水有与农业争水的矛盾。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攀枝花和乐山两地。当时，有的同志竭力主张在乐山建厂，理由是那里人多，土地平坦，接近工业城市。程子华等同志则主张在攀枝花建厂。正好这时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和乐山两地调查，他们听取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汇报，回京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和听到的各方意见加以详细研究。1965年2月，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这才最后决定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在攀枝花建厂的好处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紧挨林区，便于木材供应；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把工厂摆在高山脚下的坡地上，不占良田，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
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心。
然而，攀枝花地处川西南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都不容易。先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车到会理，停一天之后，又从会理坐汽车到金沙江的拉鲊、鱼鲊过渡。金沙江的两岸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经过云南省的仁和镇，到金沙江边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脚下的江边下船，爬十几里山坡，才到攀枝花村。在这里了解了攀枝花矿山情况后，往西走上十几里山路到弄弄坪，进行调查研究。回来时是乘船过金沙江，经渡口到仁和镇。金沙江水流湍急，漩涡很多，船一旦卷进漩涡就很危险。早先到攀枝花时，一位工程师就因坐船遇到漩涡而牺牲。
三线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们，各部的计划局长、基建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及其他有关局长到攀枝花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用三天时间察看了各厂矿的场址、铁路支线和公路网的线路，用两天时间分别作自己的建设计划，再用三天时间开会，做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各部门很快做出了初步设计。攀枝花周围都是荒凉、贫穷山沟，村庄既小又稀少，文盲很多，而且每个村里都有麻风病人。据当地人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再吃了这种鸡下的蛋，就会传染上麻风病。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恐惧起来，害怕在这里工作。卫生部很快派来一位局长，告诉大家：解放前，麻风病是无法医治的，为避免传染，往往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关在房内用火烧死。解放后，我国对麻风病已能医治，除病情十分严重的不能治好外，一般都能治愈。现在麻风病院的负责人，多是治好的麻风病人，病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养鸡、吃鸡蛋，没有人传染上麻风病。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全国除少数几个省外，大多数省都有这种病。这样，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惧心理，安下心来工作。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现在这些厂转为军民结合，正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第四章 毛泽东为何几度与陈毅谈古论今？ 毛泽东一生与将帅多次谈文论史，与陈毅谈论尤多。而谈论的时机，多为陈毅一生的重要时刻，而陈毅往往在此时受益更深。
1. 黄花塘事件后，毛泽东让陈毅读读《李自成》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新四军政委刘少奇返回延安前，按中央指示让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政治委员，军分会由陈毅军长陈毅在中共“七大”上发言代理，饶漱石觉得这是排挤陈毅的好机会。饶漱石知道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时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的历史关节，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一些负责干部听了饶散布的流言，再加上这之前华中局书记都是由陈毅代理的，误以为饶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1943年10月16日下午，饶漱石煽动策划了一场对陈毅的斗争会。接着，饶漱石写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开会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陈毅心里憋不住话，他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重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他把事情看得比较单纯：“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证继续顺畅为党努力工作。”
陈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复：“陈毅同志，并告饶：（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1944年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他一见到毛泽东，除要系统汇报华中抗战形势外，还有满腹委屈，急需倾诉，那当然是“黄花塘事件”（当时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
但毛泽东却迎头给浇了冷水，对他说：“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说：“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虽然如此，起初陈毅心中仍然扭着一个疙瘩，颇为沉闷。毛泽东便从井冈山谈起，谈到了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谈话中也不时引用一些古书上的至理名言，比如《论语》中的一段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毛泽东又告诉陈毅，今年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最近郭沫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写了李自成进京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的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至第二年陷于失败。毛泽东已经指示延安的宣传部门将此文重印，发给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也希望陈毅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对于党内包括新四军中发生的若干问题，多从自身找找原因，对李自成的错误引以为戒。陈毅是个开通的人，很快静下心来，一边读书，一边开始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一份《华中工作总结报告》。在写作中，他的心情渐渐开朗。
毛泽东看在眼里，心中有数，3月15日那天，他对陈毅说：“经过一个多礼拜的考虑，我以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作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打一个结，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这样好，我照办。”
于是，陈毅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发了个电报。电报在叙述了到延安后毛主席等对他的巨大教育帮助后，说：“我自己对于在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某些认识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结尾，他表示“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阅后，也起草了一份电稿，于3月15日一同发往华中。
毛泽东的电报写得十分巧妙，他既肯定了陈毅的功劳，又将这种看法让饶漱石向新四军的同志解释，等于在做通陈毅的工作后又督促饶转变态度。电报说：“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饶漱石接到电报后，十分不满，第二天上午即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回电，电文明白地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另外给陈毅复电了。但其态度可想而知。
陈毅正患感冒，看到饶回复他的电文，顿时怒火中烧，提起笔来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马上派人送去。
毛泽东看过陈毅的信，决定给他降降温，让他通通气，4月9日便回信一封，给予开导：“……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4月10日，毛泽东又找陈毅去面谈。陈毅如实地汇报了这两天的病情和心绪，毛泽东劝他说：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表示：“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问陈毅对于《学习和时局》那篇文章有什么意见，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中专门讲到最近重印《甲申三百年祭》的事，也特为引用了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希望背上有包袱的同志多动脑筋，轻装上阵。
毛泽东希望这些话能影响陈毅。陈毅愿意考虑。他知道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忙于改定《学习与时局》这篇文章，便告辞退出。但毛泽东的劝导，使他又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结合阅读毛泽东送来的向他征求意见的《学习与时局》，经过一昼夜的反复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就在这天，4月12日，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从毛泽东的报告中，人们可以发现党内类似陈毅和饶漱石之间发生的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毛泽东号召全党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听讲的陈毅再次受到鼓舞，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1944年12月，陈毅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这似乎是陈毅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的一纸自我鉴定，他派人送给毛泽东主席之后，毛立即阅看，看完便回信，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一年以后，陈毅回到华东，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
2.高饶事件后，毛泽东同陈毅谈起《聊斋志异》的妙处，结论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1953年12月，10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上上下下关系的饶漱石，被揭露出来。中央通知陈毅来京议事。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话。
多年来陈毅为改正自己的“毛病”，比较注意少说话，以免“言多必失”。所以这次玉泉山谈话，一向直爽的陈毅一开始没有说真话。当时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他的问题陈毅最清楚；但是此时饶已调到中央任组织部长，陈毅对他在中央及与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已经无从知晓，所以毛泽东问起饶的情况，陈毅不但没说饶的问题，反而按过去多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饶几句好话。却见毛泽东眉头一皱，表情暗淡。陈毅告辞出来，也觉出异样，便问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为自己的过虑懊恼，当即返回毛泽东房里，检讨了自己的顾虑，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
毛泽东表情为之释然，指着陈毅笑道：“你这个陈毅，我一看就知道你没说真话！”
而后毛泽东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谈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1949年10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主席吩咐让华东局同志们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在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主席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一来，饶又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一头了。
陈毅市长检阅驻沪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就这件事而言，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并列席1954年1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
毛泽东把对高、饶的斗争布置妥当，便出京休养去了。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
3月14日，毛泽东南巡途中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即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洽。他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就是毛泽东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毛泽东往往对他将要任用的人细致观察。他不但看了陈毅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地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6月8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需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的陈毅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
6月22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东谈到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九娘》的精妙之处也谈到了。
《公孙九娘》说的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女子遭受冤狱的故事。而《席方平》则说的是一个性格刚强的男子不屈不挠告状的故事。这篇故事，毛泽东读得很熟。他认为，《席方平》这一篇就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来读。小说虽描写幽冥，其实正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投影。作者笔下的席方平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将现实社会的黑暗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篇小说，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这天特意讲给陈毅听。毛泽东对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特别赞赏。他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毛泽东讲《公孙九娘》、《席方平》的故事，意思是要陈毅懂得，老实的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要历经磨难，冤案终能昭雪。他说，干部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劳改、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
陈毅说他近日要回华东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联盟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当然是深远的。
3.毛泽东在游泳池旁讲《三国》中的小字辈，希望陈毅这个新外长能“破除迷信”
1955年4月，陈毅（左）与周恩来在万隆第一次亚非会议上。1958年正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也继承了周总理的传统，驻外大使回国述职，他总要设法让主席接见他们一次，这种关心是细微而又巨大的。
6月7日下午3时，陈毅带领几个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池水和天空一样蓝。毛泽东出水后披上浴衣，向池边的藤椅走去，他招呼大使们入座，递一支烟给陈毅，陈毅摆摆手：“我戒了。”毛泽东笑着把烟放在嘴上，说：“还是你有决心。我戒不了。”
毛泽东向大使们询问情况，对几个新面孔格外注意。当他的目光转向黄镇时，便吐出嘴里的烟雾，说：“他我熟悉。”毛泽东又向陈毅说道：“对一个同志要熟悉，总要问一问他的历史，什么地方的人，至少要交谈两个小时才能记得。”
毛泽东伸手划开眼前淡薄的烟雾，十分沉着地望着变成许多不规则的烟丝在慢慢消散，随便谈起来：
“外部一定会有很多迷信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迷信，过去不吃狗肉，父母都反对吃。吃狗肉在我们乡下名声很不好。所以我过去也反对吃狗肉。可是你从没吃过，为什么说不好吃？还不是迷信？后来开始吃了，吃了多次很好吃。”
陈毅知道毛泽东是在说“破除迷信”。毛泽东经常以一个极小的事情去比喻一个庄严深刻的道理，有时又以一个极大的哲理来说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他说得越平淡，越不介意，越使听者振聋发聩，寻思万分。
“在武汉游水时，许多同志不同意我游过长江，说如何危险，我说我对水有过研究，除急流、温度零下、浅水外都可游，这是大前提，于是就可得出结论说长江这一段也是水，所以可以游。还不是游过去了？有什么可怕的！”毛泽东说到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便开始了他擅长的“古为今用”：“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王明好像中国的土壤不适合他这个细菌的发展。他说：1.延安整风有80％的人被迫检讨；2.搞个人崇拜；3.反对共产国际。第1点基本上是对的，实际是10％的人被迫检讨，有什么不好？第三国际是两头好中间坏，国际不倒，中国革命不能成功。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共产国际。搬外国的东西搬教条就搬坏了。”
1958年，陈毅（左）与毛泽东主席在一起。毛泽东兴致极高，揿灭了一支烟，又点上一支。他对多少有点吃惊的外交官们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梅兰芳当剧协主席，不是以青衣身份来当的，他只会唱青衣，但不会唱别的角色，当协会主席，就可以照顾全局。”
毛泽东停顿的间隙，陈毅觉得毛主席对迷信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宽，在1919年，迷信是指宗教和孝道，而到了今天，迷信似乎是指任何阻碍“跃进”的束缚。他多少觉得自己似乎是太“稳”，还不太会“野”。他和大部分高级干部一样，只在自己的个性和领袖的指引间寻找差距。
“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又把目光转向耿飚、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说道，“话扯远了，现在拐回来。告诉苏联同志，王明还是暂时不回国好，麻烦他们了。王明是一个流氓，一开会要他检讨，他就害病。他写信来说解除他的中委职务，现在不解除。”
陈毅、乔冠华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又听主席说道：“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对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疆，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做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贝利亚也曾派一个人在东北搞情报工作，那是高岗答应的，瞒着中央，以后我知道了，就向尤金提出让他查问此事。新疆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次会上曾有意提出，有人里通外国，就是指的这个问题。实际苏联情报工作并不灵，为什么波匈事件事前不知道？对南斯拉夫问题也是如此。”
毛泽东用平淡的语气说，但挥动了一下夹着烟卷的厚实的手，以加重这些话的分量。在这次长谈中，毛泽东几乎涉及了当前所有的重要问题，如大炼钢铁、中苏关系、西藏问题……他时常“白话”历史，用幽默无羁的语言讲当前的重大问题……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看上去比以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陈毅和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开了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20世纪60年代，陈毅的“全家福”。分析，天天怕人家……”
毛泽东沉默了。那长长的烟灰抖落他一身，他没有掸，也没有吹，而是站起身来，让烟灰滑到地上，他的眼睛好似看着其他几个抽亮的烟头，“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6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短暂地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不知何时叼上了妻子张茜“三令五申”不让抽的烟，眯着眼沉思。他知道，主席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总无先例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明中方的立场，这一段时间的长谈，使陈毅后来对与赫鲁晓夫的交往有了主心骨，那就是一个“敢”字。他在外交战线上所表现的无所畏惧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4.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史记》中的若干篇章，陈毅又敢讲话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左”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不断蔓延，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还搞起了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陈毅的头脑也一度发热膨胀，跟着说了一些冒进的话。但当外交部院子里也筑起了小高炉冒烟炼铁的时候，他的头脑很快清醒起来。外交部不办外交，都去炼废铁；谁也不讲科学了，科学家被耻笑为不如泥腿子的“愚蠢”……陈毅实在看不下去，嘴也憋不住了。
1961年3月22日，在中南海紫光阁，由陈毅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他出语惊人：“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仍然心直口快地表述着：“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许多听讲的人为陈毅的唱反调捏了一把汗。
好在毛泽东也觉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某些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了《史记》中的故事。他说：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做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两则历史，虽然不是针对陈毅一人而言，而的确是针对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很普遍的一种倾向，就是党内缺乏民主，不敢讲真话。毛泽东所引的两则史话给陈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毅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毛泽东的思想。他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鲜明地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后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陈毅听了又惊又怒，他在会上大声疾呼：
“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陈毅讲话还更深一层触及矛盾的实质，那就是某些党政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陈毅认识到问题很严重，很危险。他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
关于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的问题，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在“文革”成了陈毅的一大罪状。其实，他在讲话中道出了他很早就受到毛泽东启迪的心声：“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陈毅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在改善党对科学文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在当时那种“左”的思潮占上风的年代，能听到这样的讲话，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据当年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三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但是，也有人对陈毅的讲话不满意。据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指示，不许传达陈毅的讲话。也有人说，要不是看见文件上写明陈毅，还以为是“右派分子”的讲话呢！但陈毅心中有数，陈毅明白地对人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听了毛主席讲的那些历史典故很受启发，我才敢讲。”
第五章 “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 发生在上海安亭车站的中断交通的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从“文化”扩展到工交及其他一切领域，也标志着各行各业“夺权”的开始。“秀才”们也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1. 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表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上棉三十一厂，“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回天无力，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然而张春桥到来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王洪文的迎风作浪，一下把上海市委逼进绝境。
2.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虽说是政治赌博，从骨子里说，还是张春桥的潜意识里涌动着“文革”的思维法则，那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据笔者查找过的不完全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后来不止十次讲到他在“安亭事件”中经历和“转变”过程。
1967年5月5日，张春桥在济南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得最详细：“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11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12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4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16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
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16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15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
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4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16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一到上海，他立即向北京打了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
3.张春桥也曾担心“坐班房”
上海市委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发了专门文件，要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不要对他们指责，乱扣帽子。但是更大的风波又出现了。
11月13日早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同意。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要求做了预想，一致的意见是不能承认这种跨行业的全市性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也不能承认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会上，张春桥也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市长曹荻秋对张春桥以往的阴阳怪气仍有所警惕。所以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委工作的陶铸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的肯定后，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接听了一遍陶铸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接过电话，向陶铸表示要按市委的意见办。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谈判。张说自己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话头一转，说陈伯达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说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此句是张春桥加上的，笔者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来到广场上，宣布说：“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头一个问题：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11月4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你们回去后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遍了上海。
张春桥为何这么快就改变了去安亭劝阻的初衷，并“先斩后奏”地做出了与中央不一致的决定呢？他不动声色的外表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心波澜呢？
近几年有人采访当年上海“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时，从中多少可窥见一斑：
潘国平对采访者说：“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徐景贤到巨鹿路工总司来找我，他那时是市委写作班子的人，给我的印象有一些书生气。他说张春桥让他来了解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对他说了一串话，他边听边记，最后说归纳起来无非是五条，回去向春桥同志汇报，还说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会见我们。那天王洪文没有去，有些书上说他也去了，不符合事实。下午在文化广场会议室，张春桥说今天来就是谈书面协议问题。徐景贤就把他写的东西拿出来，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还誊写了一遍，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我说你是不是要见见群众，张说好，就又到前台与工人见面。我把五条宣读了一遍，其中包括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工人被迫北上是革命行动，其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对工总司今后工作要提供方便。”
记者问：“是不是张春桥当时还在五条上加了一些内容？”
“是的。张春桥在第二条上亲笔加了一句：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安亭事件到此告一段落。应该说，张春桥在这一事件中是一次政治赌博。事后张告诉我，来上海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找过他，方针是不能妥协。他的任务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否则回去无法交账。他还说我在安亭要挟他，一步步逼他。因为当时中央常委的决定是不支持我们的，而张春桥却是支持了我们。这对张的整个政治生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讽刺张春桥的漫画在陶铸被打倒之后，张春桥对我们说的。”
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复杂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殃及全盘，押错了宝就可能摔下政治舞台。事后他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上海话，脑袋的意思）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4.王洪文同样在“安亭事件”中捞到政治资本
在“工总司”刚成立的时候，能被喊作“司令”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司令”，即王洪文，一个是“潘司令”，即潘国平。开始阶段，“潘司令”的影响比“王司令”要大得多。这除了潘国平能言会道，到哪里都咋咋唬唬外，他打头阵的事也多：带头在“安亭事件”中静坐铁轨、中断铁路交通的，就是潘国平；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赶到安亭，出面和张春桥谈判的，多半也是潘国平；最后返回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和张春桥签定五项条件的，代表“工总司”一方的仍是潘国平。徐景贤有些好奇地问王洪文：“在安亭，为什么总是小潘出头露面，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谈判、签字的时候见不到你？”王洪文无奈地说：“我那个时候正好生病了，火车开到安亭被阻，他们在外面大辩论，跟中央文革代表谈判，我在车厢里躺了一天一夜，爬不起来……”
王洪文是个聪明人，刚刚造反的时候，无利可图，谁当“第一把手”都无所谓，等“安亭事件”一结束，“工总司”的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承认，排座次的事便显得重要起来。当他们十几个造反有影响的人在一起开会，推选“工总司”的常委，再推举负责人的时候，王洪文就提议说：“我们每个人都来摆一摆自己的条件，看谁根正苗红条件好，就选谁当负责人。”看没有人反对，他就先开始摆自己的条件：“我，雇农出身，从小在吉林长春郊区农村里放过猪，牧过牛；后来当了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转业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现在是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共产党员。我们厂是上海最早起来造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反的‘老造反’了！”
王洪文的简历中几乎包含了当时最荣耀的职业，“工农兵”一样不落，还是共产党员，又是“老造反”。这可把潘国平比下去了。此人是个上海玻璃机械厂刚刚转正的徒工，别说是什么共产党员称号了，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要说有什么特殊身份，那就是他参加过沪东工人文化宫舞蹈队跳过舞蹈。这种经历，在当时是不吃香的。于是最初出头露面的潘国平，只能让位于王洪文，自己去当“副司令”了。王洪文也由此飞黄腾达，直至做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与其实看不起他的张春桥等结成了“四人帮”。在这个排座次的过程中，张春桥也起过作用，他不喜欢潘国平的咋咋唬唬，觉得他不够稳重；而王洪文办事比较牢靠，出身也好，所以也暗示“工总司”选王洪文当“司令”为宜。
5.陶铸、陈丕显、曹荻秋因“安亭事件”而落难
因病休息的陈丕显也听到张春桥签字的五条，气愤不已。他来到上海西郊宾馆，曹荻秋、魏文伯（华东局书记）等党政领导都在那里。陈丕显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询问中央的态度。电话那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的电话，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土语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打到陈伯达这里的电话常由王力接。陈丕显很着急，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他把上海市委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向陈伯达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他越说越气，提高了嗓门：“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
陈伯达被问得一时语塞，好半天才说：“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陈丕显慢慢放下电话，他已经感到来自上面的强大的压力，他也隐约预感到政治风向转了。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地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了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五条”。在让曹荻秋签字时，他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在一旁冷言道：“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曹荻秋喃喃道：“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张春桥将自己的思想历程说给上海造反工人听：
“到最后在那里（上海文化广场）达成了五点协议，同志们可以了解，从在安亭一定要我表态，我一直没有表示，这是不是革命行动？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到文化广场我明确地表示我的意见，这对我应该是一个进步吧。对这个问题认识比在安亭大进了一步。我也看到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本质在什么地方，这次我可以下判断了。这样就是说用了24小时，我这个决心下得还很不慢吧。而且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同志们刚才对我，对陈伯达同志的批评告诉了他，他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安，并且也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组织，你们的行动做出的判断完全正确，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这样，我在这个过程里，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和陈伯达同志在最后就这个问题认识是有个过程的。那么，现在应该以最后为标准，最后那就是判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对这样一个组织，应该加以支持，那我们前一阶段时期的错误现在就改过来了。”
仅仅过了三天，张春桥在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时，就明确地说：“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去争夺阵地。”他已经把矛头对准了陶、陈、曹：“……现在有的单位，有的学校在有的同志头脑当中敌人的观念少了，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很起劲，但喊起打倒刘邓陶、陈曹却不那么起劲了。难道他们都睡觉了？！陈丕显、曹荻秋就没有睡觉。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这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陈曹不都一个一个地垮台了么？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它们有它们的势力啊！比如陈丕显吧！陈丕显在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同志们恐怕还没有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他有势力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在安亭，他一个电话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所以资产阶级有它的接班人，你打了他一批还有一批又一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个事，而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我说啊，凡是打内战的，十个单位至少有九个有坏人，甚至有反革命，这就是利用你们青年人政治上的不成熟，你们一定要警惕啊！”
在1967年4月1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将“安亭事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11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11月11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地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4点，干了16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13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6.毛泽东给“安亭事件”定了性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
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现在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11月16日，周恩来亲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28日，周恩来亲自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铁路所经的一个车站）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的一份电报，提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要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隔了几天，周恩来就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全国铁路运输混乱的起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直到这年年底，周恩来还在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当时正在病中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回忆：
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解决交通问题。1967年1月1日凌晨3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分局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并告我现已在铁路局，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我就是睡觉太少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上海铁路终于在第二天通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