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电路基础视频教程:中国近代代史：笔记

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

1.中国近代史的范畴
时间：1）1840－1949年 2）1840－1919年 3）1911－1949年 ……
划分标准:经济（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政治（社会制度、政治事件）
中国近代史的内涵：半封建半殖民地、反帝反封、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近代化过程
2.中国近代化过程
近代化是17世纪开始于西欧的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是愿意或不愿意，都不能、也不可能自外于这股大潮流。当中国在1840年被撞开大门之后，这股大潮流便强行把中国拽入其中，迫使中国人跟着它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个社会变革过程。
这一过程并不像西方国家近代化那样是从涓涓细流渐汇成滔滔江河，中国近代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条颇为宽广的人工开掘的运河。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化并非中国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近代中国人被迫以最快的速度采借西方文明，试图借用西方现成的近代化成果，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
1）工业化，即社会经济由农业为主转变到以工业为主。这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标志。
1859年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提出了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说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纲领，是为中国向这个方向启动的标志。
19世纪60年代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建成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不仅是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产生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批最早从西方移植来的近代经济植株，成为改造中国这片中世纪荒漠的第一片资本主义绿色。在这以后，这片绿色逐渐蔓延、扩展，从只造枪炮、轮船的军事工业，扩大到民用的纺、织、粮食加工、造纸、火柴等轻工业和交通运输、通讯业，从官僚把持的官办工业演进至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起内外商贸、金融业等等，渐渐形成了散布于全国的资本主义绿色植被，使荒漠不再是荒漠。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的出现：
近代技术和机器渐次取代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具；
非生物性动力开始替代人力、畜力作为生产、运输和通讯的基础；
近代工商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等。
至20世纪初年，政府终于放弃了传统的重本抑末立场，先后推出了各种近代经济政策，如商法、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商标制度、会计制度等。同时负责工商经济管理的政府机构产生，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科学化不断完善，说明近代经济已开始成体制地向前发展，这就为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知识结构的近代化。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当时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真实反映。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偏狭、单一的传统知识结构的失败。一些明智的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便分别从实践上、理论上发起了中国人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探求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西方枪炮、轮船知识(如《演炮图说辑要》、《火轮船图说》等)为开端，中国人对近代知识的探求呈现出两个趋向：从研究西方枪炮、轮船，指向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从研究世界地理、历史，指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而且，这两大系统的知识不断地扩大、加深--在自然科学领域，从枪炮制造技术，扩及声、光、化、电之学，进而涉及西方现代数学、物理等学科；社会科学领域，从考察西洋各国的"情状"，扩及到近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从而使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了革命性的转换。这一转换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它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军队的近代化以及政治领域的变革潮流，观念领域的弃旧向新。可以说，知识结构的革新，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力。
3）政治领域的近代化。
政治领域近代化的主要表现是：民主化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行政管理机构的科层化、法治取代"人治"等。这些也是近代化的主要内涵。　　　
鸦片战争前后，处于专制政治之下的一些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编译、1841年刊印的《四洲志》就特意向中国人介绍了"巴厘满衙门"。继起的一些中国人则对这个以"巴厘满衙门"为主要象征的民主政治制度由理解、赞赏直至主张实行之。
至19世纪90年代后，政治领域的近代化更呈现出较全面开展的状态--甲午战后，民众开始以主动的角色参与政治。从集会、请愿、组织政团及政党直至参选和竞选、口诛笔伐甚至以暴力对抗专制政治等，中国人表现出从未曾有过的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态度；
政治制度也开始了革新的过程，从设谘议局、资政院、实行地方自治、立宪法、三权分立，直至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召开正式国会，展示出全新的政治面貌；
同时行政管理机构也开始变革。从戊戌变法中建立专门的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到20世纪初年成立明确分科、分层负责的11部，至民国政府实行近代文官制度，行政机构初步实现科层化；
20世纪初年还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工作，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国籍法及一系列新的行政法规相继问世，继而法院成立，司法开始独立，律师出现于法庭上，出现了法治取代"人治"的势头。
近代化的政治局面开始在中国出现。
4）文化的世俗化。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世俗化不仅是相对于"圣化"而"超圣入凡"的过程，也是相对于贵族化而平民化的过程。
就相对于“圣化”而“超圣入凡”的过程来说，随着知识结构的更新(如：世界地理知识、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定律、培根科学思想、赖尔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等)，中国人开始以日渐觉醒的姿态，以“冲决网罗”的气魄，挣脱“天”、“神”、“圣经贤传”、死了的“圣人”、活着的“圣君”的束缚，本着理性精神、世俗态度和实效观点去看待万事万物和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个划破中世纪黑暗的新思想、新主张冲天而出：“以商为本”、“君末民本”、“自由为本”、“天欲人理”、“政者民之事”、“人有自主之权”、“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科学与人权并重”等等。所有那些死了的、活着的“圣”、“神”、皇帝；过去的经典、现在的“圣旨”的“圣”化的地位被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人开始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相对于贵族化而平民化的过程来说，文化开始走出封建贵族的圈子，日渐靠近民众。
　　一方面，旧的文化形式在朝着世俗化的方向革新。如：撰述历史要以“国民发达”为主体，语言文字旨在使农工商贾、妇女稚儿也“一目了然”，诗歌、小说朝着“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努力，戏曲要做民众的“大教师”等；
　　另一方面，又本着世俗化的宗旨，从西方引进新的近代文化形式。如：以民众教育为目的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被今人称为“大众传媒”的报纸、杂志，面向大众的话剧、电影，以“鼓民力”力宗旨的体育活动，为“众人”而不为“寡人”的西洋音乐、西洋油画、漫画等。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从形式上，也从内容上体现了世俗化的方向。

文化的世俗化，既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大内容和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5）城市化。
在中国近代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城市化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至少包含3个内容：
社会经济由农业型转变为工业型。
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许多城市的经济逐渐以第二产业(工商经济)、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为主，第一产业(农、牧、渔等天然生产业)则相对减少，成为以工商业为主导型的城市。这在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南通)表现得更为突出。
人口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
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原来的农业人口大量地转变为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行业的城市居民，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城市劳动者有比较细的专业分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
社会生活向都市状态转变。
城市中聚集了各种社团，以及工商、金融、科学、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城市已成为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信息和服务的中心。
如，由张謇创办企业而兴起的南通就是一个典型。它不仅集中了一批工商企业，而且还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南通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还有科研、金融、新闻机构；
由此，近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开始产生。许多城市开始制定城市交通、卫生、市政管理等法规，建立了城市治安、卫生、消防等方面的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带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由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活动条件和观念的改变，人们的衣着、饮食、交通条件等开始“西化”。穿西装、吃西餐、住西式住宅、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坐汽车等，这些“西化”的表现不仅仅是人们的趋新心理所致，更是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律而作的生活风格的革新。同时，家庭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出现就是例证)，社会协作和交往关系扩大(如大众传媒的发达、各类社团和机构的产生、公众活动的增多等)，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上，也表现在公园、自来水、电灯、医院、学校、消防队等新事物的出现上)。总之，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从落后、愚昧、闭塞、腐朽，转变为文明、科学、开放、健康。
城市化是社会迈向近代化的综合反映，是与近代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工业化、知识结构更新、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城市化等，这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图景虽谈不上壮阔雄伟，但也称得上是全面进步。
3. 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特点
1）中国是被动的进入近代化（过程）
ａ. 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来自于外部压力
发起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动机，并非来自于本社会的内部，而是在外部的强大压力——在西方国家侵略造成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下，在基本没有近代因素作前提的条件下，中国人仓促地采借西方文明，发起了近代化运动。因此这种近代化运动完全是被动的。用现时流行的话说，是“后发外生型”近代化。
不仅整个近代化运动是在"御外"、"自救"的动机下，从军事领域发起的；而且各个领域，无论是军事、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始点上，无不有"救图"(诸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或类似的口号起了启动作用。
那些在各个领域中第一次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如
第一本世界地图集-《海国图志·海国沿革图》；
第一次引进外国先进武器-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购买外国大炮200多门，五六艘兵船；
第一家机器工业企业-1869年方举赞的"发昌号铜铁机器车房"
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许寿、华衡芳研制的"火轮船汽机"；
第一个进化论历史观-"三世说"；（1898年上海大同书局刊行的《孔子改制考》康有为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个社会发展阶段。
第一次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人――1875年郑观应在《论议政》提出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等，其背后也无不有涂着浓厚的功利色彩的"救国"、"救时"、"制夷"的动机在驱动。
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更是这一状况的集中反映--"制夷"是"师夷"的动机，而"师夷(采借西方文明)"正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处。
ｂ. 中国近代化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主要是在外来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驱迫下，中国人迅速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变换择取更新的西方文明成果，从而使中国近代化运动表现为跳跃式的过程：
　　当中国社会还停滞在小农经济阶段时，近代科学却已经在这个基本没有工业和近代教育的国土上传播和应用；
当中国人刚刚能区别物理学与"格致"学的不同时，潜艇以至飞机已在中国工厂中出现；
在市民社会尚未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弱小时，"民权"、"人权"、"平等"、"自由"等口号已经在各种出版物上频繁出现；
还没等多数中国人完全理解"民权"、"平等"之类的概念，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政治潮流已轰然而起；
当多数中国人对"共和"、"民主"还是一知半解甚至基本不理解时，一些政治精英们已经在为完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教制度而奔忙。
短短的80年间，中国人跳跃式地跨过了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历程。
ｃ.中国近代化在发展程序上往往是颠倒的
从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看，它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由逐渐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孕育出文艺复兴运动，由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近代理性思维泉源，浇灌出从伽利略到牛顿的自然科学、瓦特的蒸汽机及从培根、洛克到卢梭的近代哲学、政治思维，推出了英国、法国大革命；
中国是等到蒸汽机、声光化电之学落户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逐渐产生；政治革命发生、共和国制度建立后，近代理性泉源才被开启。
在各个具体的领域表现为：
在经济领域，先是有作为尖端部分的军事工业产生，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采矿、冶炼、运输、通讯及轻纺工业的建立；
在政治领域，先有议会、宪法及君主立宪制的提出，才有"民权"、"人权"、"平等"观念的提倡；
在教育领域，先是有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的建立，然后才有基础部分的普通学校的出现；
在科技领域，先有应用科学(如机械制造、化工等)的引进，然后才有基础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学习和研究等。
几乎全都是实用性、尖端性部分在前，基础部分的"补课"在后，呈现出"倒宝塔"现象。
2）近代化的领导层只能由权力精英来担任
由于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由社会内部的近代因素不断成熟、积累而形成的自然演进过程，缺乏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条件的准备，因此从近代化的领导层来说，只能依赖当时那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倾向的权力精英，通过采借西方文明，发起近代化运动。尤其清末时期更是如此。
可以看到，不仅清末的整个近代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实施主要是依靠当时那些身居高位或至少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士绅们，而且绝大部分近代事物--从新式工厂的创办、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西式武器的引进、新式军队的编练、新式学校的创办直至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改革，也大多是由他们承担或首创的。清末以后，这种近代化运动主要是由精英分子推进的状况基本未变。
且不说l912年后的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近代化制度的建立是由北洋政府的统治者们承担的，就是应当是群众性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在中国不像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是由市民阶层推着领袖人物步步向上，而是由那些社会精英(革命派)们拽着群众向前走。这就使整个近代化过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逆向运动。应当看到，这种状况是历史所造成的。在当时的中国也唯有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突破中世纪藩篱，迅速启动近代化。而且，也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量变运动，客观上影响和带动了自下而上的量变运动，带来了近代化的物质的、观念的、社会的条件的成熟和不断积累。
近代化运动由权力精英发起、主持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近代的权力精英们基本上是传统营垒的旧人物，他们所主持的近代化运动是畸型的、不健康的。如：以实用主义的观点颠倒近代化的程序，从传统立场出发竭力使近代化停留于肤浅、偏狭的程度；而且还导致近代化过程中常常出现反方向效果：军事工业制造出的西式枪炮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君主立宪制度被试用于挽救封建君主专制，最新式的军队被用于支持最反动的独裁统治等等。
3）（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的动力
由于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足以使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理解并投入行动的近代化的动机，于是强烈的危机意识下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便成了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发起和推进近代化运动的动力。这个动机或动力固然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进行，但它也从某一个方面造成了上述的特点——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动机，使中国近代化在社会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即行启动，跳跃式地、程序颠倒地进行，且只能由那些仍站在传统立场上的权力精英们充当主要承担者。而这些又致使中国近代化运动仅以满足功利的、实用的目的为限，不可能深入进行。
ａ.器物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表现应是工业化。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正是从器物层次开始的。从引进"坚船利炮"，到建立各种机器工业企业、开矿、架电线、筑铁路、造轮船、刀矛换成后膛枪炮，直至仿造最新式的潜艇、飞机等。但直至1919年时，仍只有量的积累，而远未达到质的突破--有工业而无"化"的程度。因为新式工业、交通、通讯、矿业等虽然已在中国出现，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只占有很少的比例，且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机器，仍然是牛耕、锄耙、人拉肩扛、手摇纺车等方式的人力、畜力及手工劳动；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农业经济。
ｂ.制度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应是民主型的政治机构及制度的建设。
中国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就提出了设议院、立宪法、行三权分立制度的主张。历经数十年的斗争，1912年终于建立起仿照西方民主政治的共和国政府机构及议会、宪法。但这种模仿只勉强做到"形似"。没有成熟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民主型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总统、内阁、议会、宪法、法院、法律、地方自治等，一直处于徒有其形而缺乏其相应的内容的状态中。
ｃ.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亦即社会的文化信仰系统、价值系统、社会习俗等最内层的人的素质的更新。
我们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积极参加工商经济活动以"求富"，热心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力争"民权"，对新知识的追求，对新思想学说的礼赞、引进和实践，对各种传统规范直至精神偶像的厌弃和批判等等方面看，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政治信仰系统正走向崩溃，而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信仰已开始起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直到民国年间，文化系统、价值系统和社会习俗等方面还远没有达到新旧更替的程度。真正的文化革命至1915年才开始，而且也仅仅是开了个头，就因为更为急迫的救亡任务而中断。
显然，中国的近代化是一次快捷但又不深、不透的近代化运动。由此便造成了人们所说的近代化“脱序”现象：在新造的铁路上，却是用马拉列车；全用机器的工厂，管理却是封建衙门式的；穿着时髦的西服，却是满脑子封建思想；挂着“大总统”的衔头，实行的却是皇帝式的统治等等。还造成了鲁迅笔下所描写的文明“多重”状态：“中国社会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起：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已从这里迈步走向近代化。中国现代化的曙光正是从这时显现的。
第二节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1.中国近代史研究及史学危机的阴影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史学研究仍存在着危机。危机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始终存在着超科学的强制，史学不能按科学本来的面目发展。这种强制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极大的滞缓了史学研究的发展。
传统政治化史学面临困境：以帝王、王侯、政事为主；
开花史学：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一花独放--儒法斗争；
近代史--政治史--革命史：阶级斗争、民族运动、三次革命高潮、两个过程……
在整体上谈不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内容、题材单一，以找规律为目的的单一性，研究目的的单一化，研究方法陈旧，造成一系列的综合症。
2.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1）史学观缺乏时代性；2）价值原则始终未能确立；3）理论思考被弱化和被搁置；4）研究层次的重新分离；5）研究细碎的趋势；6）工具性和单向度的引进；7）史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偏颇。
3. 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
1)树立新的史学观念；2）开拓民国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3）改进和完
善史学研究方法；4）提高史学工作者自身素质。
4. 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改进
史学研究方法的类型
1)社会科学内部的其他学科与历史学的结合，由此导致社会史学研究方法和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的迅速发展。
2)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历史学的渗透，由此导致计量史学和生态史学分析理论的发展。
3)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学的综合性影响，由此导致心态史学分析方法的兴起。
4)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历史学影响，由此导致了结构史学、系统史学等分析方法的产生。
史学研究方法的变化
这些研究方法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从单项化趋向整体化；从疏阔化趋向精微化；从含糊化趋向准确化；从枯燥化趋向生动化；从单维化趋向多维化。
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 整体化、精微化、准确化、生动化、多维化 ……

　 第三节、 相关史料的查阅与方法

　　1.中国近代对外交涉的重要史料
1)《筹办夷务始末》 2)《清季外交史料》
3)《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4)《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5)条约--条约是中外交涉和战争的结局性文件
《中外条约》、《约章成案汇览甲乙篇》；20世纪初有个人编:《中外条约汇编》、《约章分类辑要》、《各国通商条约》等问世。
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几个皇帝统治时的条约分别编印成集，如《咸丰条约》《光绪条约》等。
6)王铁崖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
7)外交档案史料集
常见的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季教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
2．建国以来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丛刊(书)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的《鸦片战争》6册；齐思和等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太平天国》编委会编的《太平天国》8册；范文澜等编的《捻军》6册；白寿彝编的《回民起义》4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等合编的《洋务运动》8册；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7册；邵循正等编的《中日战争》7册；翦伯赞等编的《戊戌变法》4册；翦伯赞等编的《义和团》4册；柴德赓等编的《辛亥革命》8册。
2）《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
孙毓棠、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李文治、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1840-1895年)；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1863-1911年)；聂宝璋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1895年)；徐义生编的《中国外债统计资料》(1853-1927年)。
3）《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与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包括《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国民族机器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上海市民族橡胶工业》等。
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 《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海关》、《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条约》、《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国海关与英德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国海关与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
5）《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欧阳兆熊、金安清的《水窗春呓》；刘禺生的《世载堂杂记》；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梁廷枬的《夷氛闻记》。
6）《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李伯元的《南亭笔记》。
7）《中国近代史料丛书》；《刘坤一遗集》《饧良遗稿》
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
9）《捻军史料丛刊》
3．学习中国近代史有哪些常用的工具书?
辞书、地图、年表，大事记、索引等类书籍，是学习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4．中国近代史中涉及到哪些纪年法，主要内容如何?
中国近代史中涉及的纪年法有干支纪年法、皇帝年号纪年法、岁星纪年法、黄帝纪年法、孔子纪年法和共和纪年法等。还有太平天国政权使用的太平天国纪年和1912年中华民国使用的民国纪年。（常见的是前两种）
第二章　近代中国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

第一节 、18世纪中国的由盛而衰

　　从1644年到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统治时期。自康熙至乾隆统治的130多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到极致，出现了为史家称道的"康乾盛世"。
1 盛世经济
17－18世纪时，中国在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方面，都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农业：不论是人口数量，耕地面积，还是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全国人口总数增长到4亿多。
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猛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中国为15：1，而英国为10：1。当时中国农作物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
手工业：1）手工业规模有了更大的扩展，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
2）手工作业的分工也愈益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产品种类。景德镇的制瓷业分工也很细密。分工细密，使手工业的成果愈来愈精美绝伦。
商业贸易：1）品种的多样化，当时的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铁器、瓷器、食盐、烟、茶、糖等都是行销全国的重要商品。
3）商业水上运输的发达。北起通州南达杭州的大运河；长江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南起广州经灵渠入湘江而达于长江的航线则是岭南与内地联系的纽带。乾隆时修的金沙江水道，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北方的陆路商运也不逊色。
4）商业团体的活跃。 "北京帮"、"山西帮"远赴蒙古、新疆进行贸易。
5）商业对外贸易的增长。清政府的对外贸易也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为丝、茶和土布。据统计，18世纪中，英国购买中国产品输出的白银，达20890万两；仅广州流入的白银，平均每年均在100万到400万两之间。相反，外国的商品在中国难以找到销路。--中国入超国家。
6）都市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世界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墟市、镇数量大大增加。
2 盛世衰相的隐患
清政府18世纪已隐伏着衰相。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
1）清政府统治阶级已日趋腐朽。随着清政府经济的繁荣兴旺，统治阶级的侈糜之风也日渐增长。各级官吏为讨好圣颜，一掷千金，耗费惊人。每逢节庆，王公贵族、各级官吏更是以搜刮所得竞相贡呈。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
2）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官场贪污之风普遍，许多贵族官僚都贪财纳贿。和珅的财物数量惊人，民间因而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许多士子都把科举看作升官发财的阶梯，一旦科举高中，则极尽聚敛之能而不务政事。河、漕、盐三大要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都成为官吏从中渔利的渠道。乾隆时的贪污案件不可胜数，较大的如两淮盐案、山东库银案、浙巡贪污案等，每案银额数量惊人，牵连之广，令人难以想象。
　　3）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及其败落。八旗、绿营受腐败之风侵袭。八旗、绿营是清政府的正规军，入关之初曾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到康熙平三藩时，八旗兵已军纪废弛，难以为战。“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笑无忌。”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公务置之脑后。普通士兵平时缺乏军事训练，每日或架鸟提笼，或聚众赌戏，游手好闲，全无营伍之严肃。三藩之乱还是依靠绿营兵将才得以平定。绿营也不能逃脱腐败之风的浸染。各地军营中克扣军饷已成普遍现象，甚至出现有册无兵或雇人服役之事，还有的士兵干脆把兵械典卖糊口，以至兵匪不分，兵丐难辨。
4）制度与政策的问题
清中叶吏治败坏，军纪废弛，大大削弱了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封建统治的衰败已势无可挽。
其次，表现在经济上
1)农业生产发展的缓慢。清代农业有所发展，但成效并不突出。
在农业工具的使用改进方面甚至出现停滞。
清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胜过前朝，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
土地耕作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营，只有江南极少数地区有了集约耕作，农业产量仍呈下降趋势。
落后的农业生产管理。
2)手工业的不发展。农民对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物品的需求基本上可以通过家庭副
业生产的方式来解决，乏对市场交换的更高需求。
3）（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不确立
再次，表现在文化上
文化专制主义的日趋严密。清政府统治者以严酷的文化专制来消弭人民的反抗意识。
大兴文字狱。清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则超过了任何朝代。
康熙至乾隆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达七八十起之多。康熙时，有《明史》案和《南山集》案。这些文字狱，是要在知识分子中显示其专制之淫威。
多次颁布禁书令。对那些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书籍，一律予以删禁或销毁，私藏
禁书者重罚。
文化专制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而不问世事，造成了整个社会思想僵化而脱离实际。
再次，国内的阶级冲突
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频频发生。
会党起义。较大的秘密结社有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
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席卷鄂、川、陕、甘、豫五省，抗击清政府达9年之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成为清政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地会、哥老会的反清活动也从来未停止过。
2)农民的抗租。
3)业者的罢工。在城市，手工业工人为增加工钱、改善待遇，掀起了一次次反抗斗争。
手工工匠在斗争中，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会馆"、"社坛"、"帮行"等，他们讲团结、能互助，增强了工匠的战斗性，反映了工匠斗争力量在壮大和发展。广大中小商人和市民也反对富商囤积居奇，或是起而抢米，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
衰世的种重迹象在盛世中生成。18世纪的清政府已开始走向衰落。

第二节、西方入侵前奏与中国的闭关锁国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席卷欧洲。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对峙和冲突便开始了。
1.西方资本主义到中国寻找什么？
市场、原料供给
英国
1792年，英国以补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次年9月在热河觐见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及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群岛之一海岛划给英国，作为英国的商业基地；将广州附近一块地方拨给英国，供英人居住，并允许英人在广州自由出入；减免英国货物在广州和澳门之间的税额等要求。
乾隆逐条驳斥，并申明"此事尤不便准行。"
马戛尔尼失败而去，但他也带回去一个信息和预言：中国衰弱已极。中英如发生战事，中国必将土崩瓦解。资本主义扩张的欲望因此而更加张扬。
1816年，英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谋求驻使北京、开放口岸、让英人自由出入广州。旋因阿美士德等人坚持拒绝行跪叩之礼而被清政府逐走。　
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派遣礼士，带领化名胡夏米的广东商馆职员及传教士郭士立等70多人，乘武装商船阿美士德号，由澳门出发北航，经厦门、宁波、福州、上海、山东文登县刘公岛及朝鲜、琉球等地， 6个多月后返澳门。
一路上，他们调查沿海驻军人数、装备，测量河道港湾，绘制航海图，散发宣传品。胡夏米等根据这次侦察的情况，极力煽动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
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预示任何英商都可以到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这成为英国开拓中国市场的一项重要举措。开始了英国政府派驻华商务监督代表政府及其资本家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
1834年7月，英国首任驻华监督律劳卑带着英国政府"推广英国贸易"、"与北京朝廷发生直接关系"的训令，乘军舰来到中国。
律劳卑到达广州和澳门后，拒绝与公行的行商接洽，而直接在广州投递书信，要求面见两广总督，改变中国原有贸易章程。
两广总督卢坤认为外国人直接投递书信不合定规，拒绝接受，并先后多次派行商面见律劳卑，向他解释广州的贸易章程，告知他外国文书向例由行商代递，并询问其来华意图。
律劳卑态度蛮横，既不准行商代递，又不接受行商询问，还乘军舰在中国领海耀武扬威，张贴散发中文通告，谩骂清政府官员"固执不明"，并扬言"大英国商人，特愿……在大清各地方交易，实为两国之要事，英国商等，定必勉求得之"。意思很明白，英国要把它的经济势力扩张到中国各地，并要强行达到这一目标，显示了英国侵略者的张狂与急不可耐。
9月初，卢坤下令中止中英贸易。英国的两只军舰便闯人海口，一路轰击虎门、镇远、沙角、横档、大虎各炮台，并闯进中国内河黄埔。同时，英国水兵也携带枪炮，开进广州商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包围了英国商馆。英国不甘心就此罢休。
1834年12月，在广州的英国商人联名上书英王，要求在中国开辟更多的通商口岸，请求派来一支"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直接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的资本家也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开中国市场。
法国
19世纪初，法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外贸易无法同英国竞争，很重视利用天主教作为侵略工具。
一些法国天主教士以传教为名，宣传殖民思想，刺探情报，甚至干预中国政治。康熙末年以后，法国天主教士遭到清政府的严厉禁止。他们被逐出后，又改服易装，变姓易名，重新潜回中国，继续活动。
美国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赚得3.7万多元。"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后，极尽渲染对华贸易的厚利，促使大批美国商人、牧师和亡命之徒涌入中国。他们轻视清政府的"文件、禁令、警告"。
总之，自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不断地向外殖民，中国成为它们掠夺的神话乐园。



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面对西方一次次叩关的热望，开国不久的清政府拒之以闭关坚守的冷脸。清政府规定，对外贸易由洋货行即洋行负责办理，洋人不得在中国自由贸易，中国人也不能自由出海贸易。
康熙初年虽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仍不准外国人来华自由贸易，只允许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进行贸易，期限一到，外国人必须停止贸易回国。
1）对外开放区域的限制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废除了海禁，设粤、闽、浙、江四关，允许西方各国与中国定期贸易。
1756年乾隆皇帝对英国商船北上宁波，产生疑虑与不满，随后下令取缔闽、浙、江三关，只留广州一处与西方贸易。直至1840年，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惟一对外接触的口岸。
2）严格限制中外交流的内容
清政府对中外交流的内容也做了严格限制：
严禁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出口；
米麦杂粮和马匹因内地缺少，也在禁止之列；
书籍可能泄露中国情况，也不许运往国外；
丝、茶、大黄的出口量有一定的限制；
清政府还严格限制中国人制造海船；
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即使3世居于国外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族。
清政府的这种闭关政策的实行，贻误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西方文明的距离拉大了。
3)闭关政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自然经济的抗衡。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广泛的对外贸易，让统治者感到无足轻重。
清政府的自卫手段。
西方资本主义初到中国，烧杀淫掠，强占土地，无恶不作；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在华权益而发生纠纷、火并，扰乱了中国沿海的正常秩序。迫使清政府不能不进行防卫，而闭关政策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妄自尊大心理。
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意识和盲目虚骄心理，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产生闭关政策的心理基础。
隔绝人民与外界联系，以利专制统治。
清政府以少数满族贵族统治多数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外，还平添了一重压迫，即
民族压迫。对外国人的种种防范办法中，也处处体现出隔绝他们与中国居民接触的意图，反映出清政府对人民很深的猜忌心理。
4）闭关政策的实行，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后果
阻碍了国内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清政府死死卡住对外贸易的通道，对出海贸易横设障碍，多方限制，对华侨予以打击迫害，极大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展，最终使外国商人得利，使本国商民受害，使资本主义幼芽的成长缺乏应有的呵护。
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差距
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西方一无所知，既不辨其地理位置，也不知其政风民情，更不用说学习西方了。
社会经济一蹶不振
农业：1840年，中国千年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改变，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台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工业：中国只有手工作坊，根本没有近代意义的机器生产的工厂。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中国纺纱女日纺纱5至6两，至多10两。（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15年有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中国年产铁只是法国的1／10、英国的1／40。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日产1000绞棉纱。）
铁路运输： 1840年世界铁路总里程为9000公里，而中国根本不知铁路为何物。即使开关之后，不少中国人也视铁路为"不祥之物"而力谋禁绝。
科技：明朝之前，世界上的重要发明制造和科学成就大约300项，中国就占175项，占57％以上。
经过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大大落后于西方。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落后了几近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科学知识才艰难而缓慢地被介绍到中国，为部分中国人所了解。
总之，闭关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使中国在世界大变革的潮流中闭目塞听，不求进取，导致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方面远远地被甩在世界文明的后面，终是遭人掳掠，受人欺凌。
3.关于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讨论
中国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讨论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对当前的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是有借鉴作用的。
1)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
a.封建社会内部因素决定说 b.内部外部双重因素决定说
2)闭关政策的内容
a.不包括严格限制外商措施在内的一些商业的文化政策
b.包括严格限制和防范外商措施在内的综合政策
c.主要内容是限制外商的规条章程和公行制度
3)关于闭关政策的评价
a. 基本肯定；b.全盘否定；c.一分为二和分时期评价

第三节、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行

　　1.鸦片的输入与中国的禁烟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主要与英国进行相互贸易。英国资本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梦想，但实际的贸易状况令英国很失望。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前，机器工业产品很难找到市场；
清政府对中外贸易限制严格，使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市场屡屡亏损。
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商品却在英国市场上大受欢迎。
以茶叶为例，从18世纪后半期，英国市场茶叶需求逐年上升，茶税也成为英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使得中国在对英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
英国资本家为打开中国市场，费尽心机，终于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
鸦片，学名罂粟，别名阿芙蓉，俗称大烟。具有强烈的兴奋麻醉功能，吸食成瘾，会使人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1773年，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正式确立了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侵略政策，开始"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
从此，英国鸦片贩子无视清政府的禁令，不择手段，大肆从事鸦片（武装）走私贸易。
19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也日渐扩大。
1800－1820年，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000余箱；1839－1840年，达3.5万箱。
鸦片贸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益，中英贸易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清政府则由出超变为入超。继英国之后，美国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沙俄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外国侵略者运到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总价值在3亿元以上。
鸦片泛滥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恶果：
首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致使国库空虚；银贵钱贱，人民所受剥削大大加重。
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在1亿元以上，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5。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年白银外流量，达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白银外流的增加，必然使国内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增大，即银贵钱贱。如1794年，白银1两兑换铜钱1000文，1838年是1两兑换1600文至1700文。
其次，造成中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
当时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主要有两处，一是广州，一是江南。
在广州，最富的商人是行商。然而，鸦片战争以前，他们已经叫苦不迭："近来粤东银两日少，百行生意，转动愈难"。"各货滞销，损多益少。……如遇一货而稍获微利，实近来罕见罕闻之事也。"行商生意困难，累赔不堪，就大量拖欠外国商人的债务，终至破产倒闭。
在江南，林则徐在调查了苏州、汉口等地的商业后上奏称："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闠聚集之地……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则徐的调查所反映的，正是江南地区正当贸易因鸦片泛滥而阻滞的情况。
第三，清政府统治者更加腐化。
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使封建政权更加腐朽贪婪。地主、商人吸食鸦片，必然加紧向劳动人民巧取豪夺。
据有人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在京城宫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吏胥，更不可以数计"。林则徐认为更为严重。他说，整个社会上，"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
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天津竟烟馆林立，明目张胆，这正是各级官吏包庇的结果。京、津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更加无法无天了。本已腐朽的清政府，经此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他们必然把由鸦片造成的一切耗费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人民平添几分辛酸和血泪。
第四，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烟毒自上而下弥漫，使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
"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图片刻之安，不问来日；贪一身之适，不顾全家。"；由于吸食鸦片，"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有外国人统计，自鸦片输入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由原来的3％下降为1％，许多地方志也有鸦片使人口下降的记载。
连英国人也承认，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为残酷，因为奴隶贸易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奴隶的生命，且没有败坏奴隶的品格，没有腐蚀奴隶的灵魂，而"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
总之，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充分暴露出侵略者的凶残本质。面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恶果，清政府统治者在经过于一番痛苦的思索和激烈的争论后决定严禁鸦片，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壮举把这场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
2.两次鸦片战争
英国侵略者以销烟为契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又两个月。
英国以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条约规定：中国开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赔偿英国2700万元(包括《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银元)。
此后不久的《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居住及租地权。
英国所取得的权益，极大地鼓舞了美、法等国侵略者，他们趁火打劫，纷纷效尤，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了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梦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中国从独立的封建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贪欲的膨胀，原来武力比通商贸易更能迅速地获取好处!
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条款稍可变动的规定，联合美、法提出全面修约要求。英国本拟立即挑起战争，但因英国正和俄国交战，无暇东顾。1856年，英俄战争结束，英国、美国、法国在重提修约遭到拒绝后，悍然对中国发起了侵略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战争中，英、法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广州，英军抢掠布政使衙门库银22万7千两，并对广州实行殖民统治。
天津，"数百村镇，无小无大，尽遭掳掠，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最为富庶，皆荡然矣。马头一庄，千数百家，毁为平地"
北京，侵略者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洗劫后纵火焚烧。圆明园被焚毁后，英法侵略者提出了他们的侵略要求，并扬言，清政府如不接受，他们将以对付圆明园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
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北京条约》不仅使中国开放了更多的口岸，而且割九龙司给英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侵略者还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教会侵略势力从此在中国横行无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内地，中国的领海、内河、海关、贸易、司法等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从此更加沉重。
中国北方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北方大片领土。
1858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进犯京津之际，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860年11月，俄国继英法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沙俄由此又获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40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
1864年，沙俄又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把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总计霸占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
19世纪后期，外国侵略者又制造了一系列边疆危机，以掠夺新的侵略特权。
沙俄又霸占了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日本进犯台湾，吞并琉球，设琉球为冲绳县；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使西南门户洞开；
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不胜而胜，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西南，还攫取了通商和筑路的权益。
3．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先从中国邻边地区入手。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制定了"大陆?quot;。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82年取得在朝鲜驻兵的特权。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东学道"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7月，日军占领朝鲜，组成傀儡政权，宣布废止朝鲜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并突袭清北洋军舰，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占领旅顺后，日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即杀，有的被砍去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小孩被钉在墙上，或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割腹开膛。屠杀持续四天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甲午一战，日本从中国掠夺两亿白银，是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割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给日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甲午之战的结果暂时满足了日本侵略者，同时又刺激了其他侵略者，列强各国在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沙俄通过1896年的《中俄密约》、《合办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和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等条款，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德国通过《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名义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订租威海卫专条》，取得新界和威海卫，同时迫令清政府不得将长江沿岸各省租让他国，长江流域遂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贪欲又起，把福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面对中国被瓜分殆尽的局面，后来的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与列强均沾在华利益。
西方侵略者以有形的坚船利炮侵略中国的同时，垢ㄖ越袒崾屏Φ那致浴br> 自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不少是以布道为志愿，本分从事宗教活动的。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西方某些先进的学术文化。
但也有相当多的传教士，以征服者自居，配合殖民主义的政治侵略形成了凶险的教会力量。
至19世纪末期，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共有3200多人，建立了40个教区，60余个教会，招引入教者达80余万人。其中一些人专门搜集情报，充当谋士。
传教士还霸占民房地产，勾结地主恶霸，招徕地痞流氓，为害乡里。
教会势力的横行无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洋教斗争遂此伏彼起，最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4．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0年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后增至10多万人。
八国联军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就疯狂地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成为人世间最野蛮、最凶残的强盗。联军铁蹄所至，到处是断壁残垣，尸横遍地。
侵略者在津、京等地施暴的同时，沙俄还在中国东北海兰泡等地进行血腥屠杀，至少有25万多人惨死在沙俄的屠刀之下。第四节、中国人民不屈的反抗

　　有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必然有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
1.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反抗
虎门销烟的壮举，拉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
无数爱国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颂歌。
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三总兵"郑国鸿、王锡朋和葛云飞，两江总督裕谦，吴淞的陈化成，镇海副都统海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炮台的守军奋起抵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聂士成主动请缨赴台湾抗敌，刘铭传更是短衣草履亲临前线，与士兵同饮同食。
中日战争爆发。
在平壤战役中，总兵左宝贵坚守阵地，视死如归。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等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抵抗，令敌人胆颤。
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中国官兵同样以他们的英勇无畏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2．民众自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
三元里抗英、黑水党抗英、香港民众的抗英活动、太平军抗击外国侵略者、台湾人民抵抗外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反侵略：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矿权斗争……
总之，自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第五节、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四个跃进"

　　西方殖民者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艰难起步。这种学习，经历了从睁眼看世界，到物质技术的学习，政治制度的借鉴，再到思想文化的探寻四个阶梯式的跃进过程。
1．面向世界的思考-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政府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他组织翻译英文《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他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实地做过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的工作。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l／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在民族创痛的刺激下，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
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著成《海国图志》，明确阐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道理。
他提出中国当以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榜样，励精图治，赶上"西海之国"。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固然有攘外之急需，但绝非皮毛之见，它包含着深刻的革新思想，已显示出他用世界眼光思考中国问题的远见卓识。
2．物质技术的学习
洋务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人学习西方长技的正式开始。
基于对敌强我弱形势的清醒认识，洋务派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政府统治。这些人在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怼br> 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对外事务，衙门内设有英、法、美、俄四股，以后又增设海防股；在总理衙门之下，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分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和交涉事务。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总理衙门还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文。这些机构的设立，为洋务运动的进行创造了条件。
洋务运动前期以"求强"为目的。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或是经费不足，或是煤铁等能源不济，这使洋务派原先创办军事工业时的踌躇之志顿减大半。无法回避的困难，令洋务派备受困扰。他们终于明白，单靠军事工业的兴办是不能强国的；西方的强大不仅在于其坚船利炮，更在于其国与民的富足。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和深化，必然外现于行动。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进入了寓强于富的"求富"阶段。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种种作为，体现了中国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勇气。但是，他们想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单靠引进先进技术来挽救国家危局，这是不可能的。
3．政治制度的借鉴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强国梦的破灭。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作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物质技术的学习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日益高涨的改革思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是在"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拉开帷幕的。它从一开始就把学习西方的着眼点放在政治制度上，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挽救中国任人宰割的危局，真正实现中国的自强自主。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
中国要想强盛，就必须变革旧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都表达同样的见解。
光绪皇帝以"明定国是"的诏书颁发了维新变法的要旨：
在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允许自由设立学会、报馆，给予言论、出版自由。
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设立国家银行，设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派人出国留学。
军事方面，裁减绿营，精练陆、海军，行征兵制，用西法练兵。
维新变法内容广泛，其核心就是通过变革旧制，渐进地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实现强国之目的。
最终，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慈禧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遭到镇压。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继续进行着学习西方、变革中国的努力。他们认为：靠温和的改良是不能实现变革图强的理想的，只有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思潮蓬勃兴起。一大批革命的报刊、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宣传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大潮在中国兴起。
1911年武昌起义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革命所颠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中国诞生。
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的果实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整个中国成了大小军阀的角斗场。要想真正使中国走上正道，必须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彻底批判封建的思想文化，树立全新的文化观念。
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4．思想文化的探寻
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号召。对民主和科学的热烈追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变革，必须从器物及制度的移植向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方面转化。
他们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举凡一切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形态，如自由、平等、公正、人权、个性解放等教育可以德先生即民主代表，民主是合乎理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是自由、公正、平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认识到，科学是与专制对立的，因为专制帝王思想的背后就是愚昧和迷信；只有树立起科学的精神，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问题，才能真正破除迷信，革去愚昧，使国民素质有质的改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自己如火的热情，深沉的理念和勇敢的精神，为中国人接纳、吸收人类进步文化铺就了平坦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正是由此如潮涌入，以致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异说竞起，百家争鸣。最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思考、辩驳、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
总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物质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艰难探求和辛苦跋涉，最终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三章、 革命与改良

第一节、太平天国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

　　自有统治阶级的压迫以来，就有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农民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斗争频频发生。1841-1849年中，农民的反抗斗争就有110次。
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反侵略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更为典型。
1.农民起义的社会原因
鸦片战争的炮火，使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骤然打开，随之而来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掠夺。
清政府封建统治者又把战败的负担统统转嫁到了劳动人民身上。
自然灾害频频发生……1849年到1850年间，广西饥荒连年。
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开始了农民斗争前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2.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幼时熟读经书，曾四次到广州考秀才，但次次落第而归。
在失意的痛苦中，洪秀全阅读了他在广州街头得到的宣传基督教的赠书《劝世良言》。抛弃邪恶和迷信，不拜偶像，敬拜真神上帝，才能让受苦者获得新生的说教，使洪秀全如梦初醒，他开始被这说教所吸引。旧的理念开始在他心中动摇，新的信仰在他心中萌生。
他自行洗礼，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
他首先说服他的族弟洪仁玕和至友冯云山加入拜上帝会。
他们还把孔子的牌位除去，表示他们独信上帝，不信它教的决心和勇气。
他们到达广西贵县、桂平等地宣传新教。
1844年到1848年，洪秀全返回家乡从事理论阐释，先后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著作。这三篇著作向人提出了反抗封建等级制度，要求经济平等、政治平等的思想。
1847年8月，洪秀全再次来到桂平紫荆山地区与冯云山会合。此时的紫荆山地区经过冯云山的艰苦工作，拜上帝会众已达到三千多人，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也加入拜上帝会并成为骨干。
1849年到1850年间，广西饥荒连年。广大农民饥寒交迫，难以度日，铤而走险者不计其数。
1850年6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令各地的拜上帝会众金田团营，农民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西。
3.定都南京与军事上的全盛
1851年元月11日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诞生。从此，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英勇向前。1853年太平军进入湖北号称50万大军。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下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
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在巩固天京防务的同时，又派出大军进行北伐和西征。
太平军的北伐，转战五千里，横贯六个省，连克数十州县，给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错误的战略思想，致使北伐军孤军深人，缺乏广阔的后方为依托，最终北伐失败。
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军还展开了西征。经三年苦战，太平军控制了天京上游的武昌、九江、安庆三大军事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大部和湖北东部的广大地区，确保了天京的安全。
1856年4月初，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再克扬州，6月，又攻破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的威胁，达到了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4.太平天国建设政策的推行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 1853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是人间天国理想的具体化。
它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即把全部土地合为三级九等，十六岁以上，不论男女，按人口多寡，土地好坏各半，十五岁以下者减半。考虑到各地土地、人口和年成好坏的不同，还规定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原则。
《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思想，就是使天下人人享皇上之大福，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这种理想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贫困，实现平等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农民群众追求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虚妄幻想。
除了对土地问题的规定外，太平天国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具体政策。
在政治方面，太平天国按中央、省、郡、县四级建立了农民政权；
在经济方面，曾一度废止商业，后又恢复，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业予以保护，对严重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予以坚决打击，对贩卖吸食鸦片者治罪；
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规定女子与男子一样分田、应试、做官；
在文化方面，废除封建门第，任何人均可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不再以四书五经为依据，而是出自太平天国文献；
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对侵略者不卑不亢，准许外国人到太平天国进行正常贸易，但对外国侵略者的侵略特权则坚决不予承认。
5.内讧与农民斗争的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出现了内讧--天京事变。由此太平天国由盛入衰。虽然后期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但他颁布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并不能使太平天国重新昌盛起来。随着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形势几乎不可逆转。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运动的最高峰。
历时14年，纵横18省，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斗争之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太平军以强大的农民武装，从紫荆山打到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秩序。
太平天国颁布和执行了许多体现中国农民反对压迫、要求平等和独立的内外政策，显示了中国农民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力。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的出路做了可贵的探索，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做了酝酿和准备。
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也此起彼伏，互为声援。最著名的有北方的捻军起义，贵州、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这些起义的团团烈火虽然被敌人的血雨腥风所扑灭，但它给清政府统治者带来的打击却是难以平复的。也正是从这场罕见的农民战争开始，清政府统治阶级不得不开始自我的调适和改变。


第二节、改革政治的维新运动与"新政"

　　农民革命的烈火，外国列强的掳掠，使清政府统治者手忙脚乱，难以从容应对，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由此开始成长起来。
1.早期维新派及其主张
这股新生的力量从它产生以来，日渐表现出他们对清政府封建统治激昂的批判和对外国侵略的痛心疾首，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弊政，实现君民共主的迫切愿望。
他们之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被史家称为早期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
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
令人痛心的民族危机使他们发出了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呼声。郑观应指出："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
早期维新思想家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出发点，要求改革社会，抵抗侵略，振兴工商，实现君民共主的思想，在近代思想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维新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2.改良政治的维新变法运动
1)民族危亡与政治改良精英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举国为之震惊。马关和约、割地赔款，又让中国寝食难安，痛苦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大地。
马关和约在满足了日本的同时，也刺激了其他外国资本主义者的贪欲，他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短短几年，中国各重点港口，遍插外国的旗帜，中国绵长的海岸线，竟没有一处可以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全国的铁路干线均被外国资本主义把持。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发出了救亡的呐喊，并掀起了一场旨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影响。1879年，二十岁的康有为在北京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著作，并接触到了早期维新思想。他到香港、上海游历，亲身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制度之先进，从而产生了改革现状的思想。
在中法战争之后的1888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认识到只有及时变法，才能挽救危机。他利用在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写了长达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他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不是要求学生潜心经学，而是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大事，学以致用。他引导学生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万木草堂的许多学生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坚力量。
为了宣传变法的思想，康有为写就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他聪明好学，师从康有为，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
1896年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一文，阐述了自然界的万物都在变化，人类社会的一切也没有不变的道理。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梁启超根据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提出了"伸民权"的主张，他批判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痛斥历代压制民权的专制帝王都是"民贼"。梁启超热情地宣传变法理论，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争取社会支持，创办了许多学会以宣讲时政，当时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据统计，从1895-1898年，学会组织达70余个。
这些学会有力地宣传了变法主张，争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维新派还创办了许多报刊，以制造变法舆论。著名的有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等，这些报刊或介绍科学、或提倡实业、或提倡变法，虽然内容各异，但核心都以变法强国为宗旨。
维新派改革旧制度的变法主张触动了清政府内的守旧派，因而两派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举国震动。康有为12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皇帝，痛陈当前危局，并指出，若不革旧图新，则"恐自尔以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康有为提出变法三策：学习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锐意变法为上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为中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为下策。
奏折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召见康有为，但顽固官僚以皇帝不能召见四品以下官员为由进行阻挠。光绪皇帝命令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五大臣代为召见康有为。
两派围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继续展开激烈的争论。维新派以自己坚定的态度无情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宣传了救国维新的变法主张，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戊戌变法做了必要的准备。
2)百日维新
1898年1月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彼得大帝变政记》等书，光绪被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革新图强的事迹所鼓舞。此时，康有为的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也上呈光绪。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痛陈亡国的五种危机，呼吁"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提出"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设制度局而定宪法"等变法纲领，要求皇帝雷厉风行，誓行变法。这次上书实际上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它坚定了皇帝变法的决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其后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诏书和谕令。
主要内容：
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议事；准许开办报馆、学会，出版言论自由等。
经济方面，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和国家银行；鼓励私人投资铁路、矿务；奖励各种发明，编制国家预算决算，整顿厘金，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
军事方面，整顿军队，主要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海军；
文化方面,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著书立说等等。
新政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3)帝后两党的利益冲突
在颁布变法诏令的同时，光绪起用维新派人物入朝办事，并撤换阻挠变法的守旧官僚。
6月16日，光绪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惯例，召见了康有为，长谈两个小时。随后，许多维新人物被授以官职，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专折奏事，梁启超被赐六品卿衔，专办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授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专替皇帝起草诏书谕令。虽然所授官职不大，但影响却不小。不少新政建议由此变成变法诏令由皇帝颁布准行。
为了扫除障碍，光绪皇帝毅然惩处了一批顽固官僚。表明了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也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的士气，也促使更多的反对派聚集到慈禧太后周围，策划反扑。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表。此时的慈禧，虽然表面上归政于光绪，但实际上仍掌握着军政实权，光绪的变法诏令无疑是对她权力的挑战，这使她恼羞成怒。
光绪下诏变法的第四天，慈禧以皇太后的威权，逼迫光绪连续签发三道上谕：
一是免除翁同龢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职务，逐回江苏原籍；
二是规定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必须到太后面前谢恩；
三是派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
这三道上谕，为慈禧最终彻底铲除政敌做了最重要的准备。
4） 慈禧太后的戊戌政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召见光绪皇帝，斥责他。光绪吓得无言以对，被迫发出诏书，恳请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慈禧囚光绪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香港、日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被捕牺牲，史称"戊戌六君子"，慈禧太后戊戌政变成功。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客观原因是封建势力强大，对比之下，资产阶级的力量则过于弱小；主观原因则是变法领导者在政治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失误。
5）戊戌维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其次，戊戌维新运动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
再次，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加速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戊戌维新运动警示后人：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不经过革命无法摧毁旧势力，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3. 清政府的"新政"-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
1）清末政府的"新政"
清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其政权，还在逃亡中的清政府企图通过"变法"来改变一些统治方式，一个维新应运而生。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西安时颁发"预约变法"上谕。"变法"谕令发出后，王公大臣及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此后的"新政"，大抵以刘、张二人的奏折为蓝本。
1901年4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专办新政事宜。以督办政务处为综理"新政"的机构，命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等6人为督理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10月，慈禧太后在离开西安的前4天，又发布懿旨表示：变法一事，"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舍此更无他策"。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新政，史称"回銮新政"。
2）"新政"的内容
自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发谕令，提出推行的"新政"举措30余项，主要内容有"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和改变官制等，其中较为突出的改革措施，有编练新军、改革教育和裁减冗员。
改革政治机构的"新政"
1901年7月，诏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专门办理外交事务。1902～1906年，陆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闲散衙门；进行吏治整顿。
军事方面的"新政"
1901年8月，令各省裁汰练兵防勇，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又令停武科试，各省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军军官。1903年，特设练兵处，派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专办练兵筹饷事宜；1905年，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全国拟定编练陆军36镇。
袁世凯为扩大自己的势力，1905年秋，首先编成北洋六镇，约7万余人。
到1911年10月，全国共编成14镇新军。1905年又设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综理各省巡警事宜。
经济方面的"新政"：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将铁路矿务总局并入。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奖励商人设立商会；颁发商标注册章程(28条)，以保护工商业者利益。
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政"
1901年6月，诏开经济特科；8月，废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9月，谕令各省设立学堂。
1902年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办理京师大学堂，拟定学堂章程。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它所规定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这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学制。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12月6日下谕设立学部，为全国专管学堂的机构。
3）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新政"
清政府的"变法维新"，实质上是洋务运"自强新政"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翻版。洋务运动的背景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的进攻，而清政府的"新政"是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打击之下出现的；洋务运动是以载垣、肃顺为首的顽固集团失败之后兴起的，清政府的"新政"是在载漪、刚毅等为首的顽固集团失败之后开始的；洋务运动以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始，重在"制器练兵"，而清政府的"新政"则以设立外务部为始，重在"练兵筹饷"。
此时期，清政府的"新政"措施，无论是裁撤闲衙冗员，还是编练新军、废科举、设商部，都没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从表面上看，慈禧太后的"新政"似乎是戊戌维新的重现，但从实质上看，两者是不同的：
第一，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而清政府的"新政"是统治者改变统治方式，以便欺骗人民，弥合与外国列强的裂痕。
第二，戊戌维新的最高目标是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慈禧太后的"新政"，仅仅是对封建统治机构的某些改变，没有触及封建制度和国家政体。
所以，清政府在颁布变法上谕时，为了表示与戊戌变法的区别，特地痛斥康有为，说"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殊不知康逆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以至1904年6月，慈禧太后特颁"懿旨"，赦免戊戌政变时获"罪"诸人，而独有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不赦。
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运动，"回銮新政"都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前提下的"变法"与改革，目的在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所以清政府的"回銮新政"不同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而是以半殖民化为内容的假维新。
4） 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比较
与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
与洋务运动相比：
洋务运动仅涉及防务和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若干领域；
洋务运动开展的地域，仅限于沿江沿海省份；
其主持者主要是一些受朝廷支持的地方大员；
洋务派人士长期一直受到来自朝内外各种保守派的反对和压力，从而处于被动状态。
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一场以防务现代化为中心，以若干沿江沿海省份为基础的相当有限的变革运动。
4"新政"是由清政府最高当局作为国策而确定下来的，它以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的权威合法性作为基础，并且，以诏令和政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
无论是满族权贵还是地方大吏，都不具有公开向这种权威挑战的资源和基础。
与洋务运动相比，新政主持者的有关改革的各项政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推行无阻。
与戊戌变法相比
戊戌变法为时过于短暂。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虽然曾发布了数以百计的改革诏令，但是这场改革毕竟只持续了一百天就以失败告终，其中大多数诏令没有付诸实施，更没有在社会变迁方面产生相应的实际效果。
戊戌变法是由少数仅受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信任的改革派人士，在面对最高权势者的极度猜忌下；在政治分歧非常紧张的氛围中；在"这其不可为之"的孤独无援中推行的。
"新政"却持续了整整11年之久，之后才被更为激进的辛亥革命所打断。
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不再面临来自最高统治者与保守权贵的政治挑战。像徐桐、倭仁这样的保守派人士，在政治决策层中几乎销声匿迹，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1900年以后，中国人的心态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变革的话题已不再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情绪性的强烈抵制。人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只是在如何变革、变革的幅度、范围与速度方面的分歧。
"新政"时，无论是出自于救亡图存的考虑，还是出于维持清政府统治的考虑，或是两者兼顾，但是，通过推行新政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统治精英与大多数官僚士绅的基本共识。第三节、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

　　1.晚清革命的中坚与社会基础
1）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
20世纪初叶，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1901年起，"新政"的推进一步释放出社会革命的因素:
新式学堂陆续兴办；
留学蔚然成风；
西学传播更加广泛；
接受新式教育、具有崭新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崭露头角。
这个新兴阶层的力量所在，不在于它所承担的经济社会职能，而在于它作为新文化的载体扰乱中国传统社会那种极为活跃的能力。
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因而从生活情趣、思想修养到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要求，都与传统制度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期望中国也能像欧美一样，进入富强境地。
他们到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濡染，开始有了民族觉醒和清晰的民主要求。
与晚清帝国分化离解的社会景象相反，或者说正得因于这一分化离解的社会过程，新兴知识阶层的集团化倾向和组织化程度在不断增加，他们或麕集都市，或在国外，在学堂、报馆或自愿结合的团体内从事政治组织活动。
1904年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在湘、鄂先后成立，并于当年策划了两湖反清起义。嗣后又有苏浙皖一带志士相继组织起光复会和岳王会。
但由于政治的黑暗，国内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极易被镇压。而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中，反满运动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外国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日本，聚集了中国大多数的留学生，日本人的成功，中国人的失败，老师(中国)和学生(日本)的易位，日本人对中国学生的施恩态度和民族歧视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留学生，陶冶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
各种学术、爱国团体逐步向革命的统一体发展。
1902年7月成城学校入学事件、1903年拒俄运动以及同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苏报案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了武装反满的革命观念，群体性地完成了向革命派的转化。
由于清政府的搜捕和杀戮，国内各省志士也陆续避往日本，一时，日本汇集了不少民主革命的知名人物，相互砥砺，酝酿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而注目于孙中山，希望他成为革命党的领袖。
2）革命团体与政党的建立
孙中山最早建立的革命团体是兴中会。
兴中会分会和会员的分布，就地域言，偏于广东、香港和海外华侨中，绝大部分是广东省籍，其中籍隶香山县的又占相当比例。
作为会员间联系的纽带，与其说是基于共同的信仰和追求，毋宁说多赖乡情里谊；
就会员成分而言，绝大多数为商人和会党分子，不少会员分不清兴中会同保皇会的区别。
随着孙中山与维新改良思潮的分野日趋明显，孙中山产生了舍弃兴中会、改组新的革命组织的念头。
1905年,孙中山到达日本，约集分属国内17省的旅日留学生和华侨集会，议决建党。8月13日，留日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1300多人，中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
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以指导同盟会的革命实践，尽管这个纲领中还有较多的缺陷，但它却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的现代化纲领。
最能体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先进性的是"创立民国"和"平均地权"，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主义。但当时尚未发育出清醒一致的现代化共识，只有少数人了解国民革命的全部意义，大多数人还只能理解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三民主义往往成为二民主义或一民主义。
最能影响民众心理，引起大众共鸣的是民族主义。就理论和中国现实而言，民族主义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推翻满族统治的革命意识；一是反对列强侵略的独立意识。
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甚至包括许多杰出的革命党人也仅仅专注于反满革命。
排满的口号能起到最大的动员作用，造成反清的革命形势。
它既迎合了一般汉人光复大汉政权，对满人报仇雪恨的民众心理；
又适合革命志士推翻清政府专制政府以救亡图存、争取民主的情势需要。
排满因而成为革命的焦点。
同盟会的会员多系自由加入，各类人等混杂其中，各种思想纷出杂陈。思想分歧加之很狭隘的乡土观念乃至个人宿怨经常导致内部的严重对立，使同盟会党内有党，派内有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不仅包括大部分原兴中会会员，而且包括一些出身于广东的同盟会员，如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等，这个派别活动的区域主要在广东和海外。
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等为代表的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为光复会会员，其活动区域主要为江浙地区；
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政治派别，主要以华兴会员为主，但实际上，长江中上游省份的革命党人也大都属于这个政治派别，其主要活动区域是湖南、湖北和四川三个内部省份。几大政治派别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3）革命党人的社会支持
革命党人除了寻找外部援助以外，主要在国内争取会党和新军的支持。
革命党人向秘密会党寻求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会党力量的强大。
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和时势的动荡，造就了分布于南北的种种秘密组织。从内地到沿海，从驻军兵营到交通码头，从乡村到城市，会党均混迹其间，其气甚壮，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势力。
这是一股受社会挤压而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社会对抗力量，其成员
心怀离异和不满情绪；
有着激烈的破坏性心理；
他们不受社会的尊重；
也不受法律和社会正统秩序的制约；
他们不仅具有自图饱暖乃至劫富济贫的经济追求；
也有强烈的反清抗官意识。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自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所以，各地的革命分子普遍面向会党，开展会党工作，对秘密社会进行教育和改造，力争将其纳入革命的轨道。
联络会党存在的问题:
许多革命党人充任了各地会党的领袖。改造会党的工作由于各地区革命派力量的不平衡和会党势力的不同状况，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有的革命党人在联络会党时，也只是联络会党头目，或在联合组织中空托几个首领名目，不注重或不可能广泛发动会党群众；只满足于反满宣传，不注重深入细致的民主革命教育。
有的会党组织服膺革命思想，赞同同盟会组织的纲领；
有的会党组织，则从感情上无法接受书生气十足的士人，不愿接受革命派的改造，不肯抛弃横眉竖眼、两胁插刀的积习。
所以会党与革命组织的联合相当脆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不能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会党，使本来就具有流氓无产者特征的会党群众，常在紧要关头，号令不一，组织涣散，指挥失灵，跳不出陈旧观念和邪恶习俗的包围。革命党人发动的每次起义，几乎都有会党的积极参加，但几乎每次起义后都暴露出会党固有的劣根性。
革命党人重视利用了会党反抗强暴的勇气和打击力，但没有能力改造会党。在历次起义失败后，逐渐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绪，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挠"。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有人主张改弦更张，别图良法。
1908年以后，不少地方的革命者将工作的主要目标转向新军，所以，革命党和会党一度处在各行其是的状态之中，只是到1910年革命形势出现新的高涨时，才再次促进会党与革命党的合作。
新军是晚清时期，政府为弥补日益衰微的道义权威和政治权威而组建的武装力量。
新军均习洋枪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一切行军应用器具，均按西法购备，编练多以德国人为教习，编制则多仿日本，与依靠膂力、使用刀矛弓箭的旧式军队自然不同。因而要求战士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从清政府社会营垒的崩坏中，被抛到十字街头的士大夫已失去了旧日安身立命的途径，许多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应募入伍，尤其是新军军官，一般由军事学堂出身者充任。
为此，国内的一些主要城市都设立了武备、陆军学堂，国家还分批派遣青年出洋学习军事。日本的成城学校就是一所专供中国学生学习军事的学校。进士官学校的也有不少中国学生。
清政府要求学生政治可靠，训谕他们"牢记尊君亲上，无得娱听邪说"，但这些青年，除了亲贵子弟和贪图私利者以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复受日本人的陶冶，和西方思想的熏陶，也产生了民族主义和反满情绪，有些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以至在日本军校的学生中充斥着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
各省督抚为了迎合清政府新政的气氛，标榜新派，对学成回国的军校毕业生争相延揽，给予较高职位。因此，清军的社会成份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革命党人为了开展新军工作，积极投入其中或入伍为兵。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在日本选拔军事骨干李烈钧、程潜、唐继尧、张凤翔、孔庚等28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进行革命宣传，并在新军中谋建各种秘密组织。
由于革命形势的推进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前夕，虽然与革命为敌者，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也占相当比例，但湖北新军的大部分人已倾向革命，这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2.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1）20世纪初的路矿权与民众权益
近代工商业者虽对"官督商办"深恶痛绝，但仍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
同时，清政府统治者也开始意识到发展工商实业的重要作用，试图以振兴实业挽救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重本抑末"的陋习，上自朝廷，下至某些地方督抚，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要发展工商业必须尽速联络商情，力除官商隔膜之弊。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其后数年，全国各地商会相继成立，各地工商业者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它们联商情、开商智、扩商权，增强了商人抗衡官府的能量，在晚清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在直接关涉自己经济利益的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中，更与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几度酿成清政府的政治危机。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清政府在承受巨额赔款负担和"新政"费用的情况下，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取悦列强，不断地出卖中国路矿。
这种严重状况不能不极大地惊醒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觉悟：路矿权利的丧失不仅是-个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促使爱国志士们尤其是现代知识阶层，提出收回"利权"，保护中国主权的要求，一些商人则在爱国思潮的裹挟下，纷纷投资路矿，以分洋商之利，抵制侵略。
1903年以后，商办铁路公司和矿务公司纷纷成立，收回路矿运动逐步高涨。控制各地路矿公司的大多是绅商，对清政府仍有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但他们的加入毕竟增加了收回"利权"运动的物质力量。张謇、马良等人，由于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在运动中常常取得支配地位，在江浙铁路风潮中尤其如此。他们在运动中总是主张"文明抵制"，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首先引向劝集股款上来，力图把运动限制在合法请愿的范围以内，经济比较落后的内地各省，在自办路矿过程中，除认购路股外，还采取抽股和勒捐的方法，因而涉及了更多的社会阶层，使收回路矿运动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知识界在运动中最为激愤。在江浙铁路风潮中，浙路业务生邬钢和副工程师汤绪先后因路事呕血或绝食而死。1906年10月，山西留学生李培仁愤于清政府卖矿而蹈海自杀，革命派则乘机进行鼓动，几近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清政府摇摆于列强的财政贷款和国内民众停纳租税的威胁之间，犹疑于"以昭大信，而全邦交"与国内叛乱的威胁之间，小心行事，希望维持满清社稷于不坠，但这个梦想终于被四川危机打破了。
2）川路修建与保路运动
四川僻处内地，民族工业极为薄弱，无法担任修筑铁路这样工险费巨的负担；中央财政极为拮据，左支右绌，难以为继，无力参与川路修筑；而列强对于川省铁路则"群思揽办"，特别是"英法眈眈，垂涎相视"，刺激了全川人民。川督锡良主张自办铁路，引起各界共鸣，川人有感于朝鲜、印度和中国东北因失路权而连及主权的事实，义无反顾地决定自筹股款，自办川路。
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它明确宣布不募外债，不招洋股。
1905年，各州县选派士绅二三人为首，成立租股局，并于当年秋后开始征股，自是，全川140余府、厅、州、县，除峨边、懋动、打箭炉、理番等少数极为穷僻之地，都开始征收川路租股，出股者及于农村各个阶层。
1907年，在蒲殿俊、萧湘等300余四川留日学生的促进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正名为商办。使股东把自身利益同川路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1911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和矿山抵押举借的外债，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6月13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传至四川，清政府借债卖路真相大白。
6月17日，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负责人，出面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破约保路"。川省各州、县也多由各股东分会、租股局倡议，普遍建立了保路同志会。立宪派的核心人物还发起组织川路特别股东会，以推进保路运动。租股股东中的农民群众亦积极投入保路运动，在"保卫财产，防备外患"两个方面，他们与立宪派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保路同志会最初力图把抗议限制在温和的气氛之中，但朝廷拒绝妥协、斗争逐渐集中在政府的专横方面，抗议开始超出经济范围，经济上的利益抗争裹挟着政治上的权利要求，使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
清政府从湖北调军，由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入川镇压。四川危机立即触发了清政府全面的政治危机。
3）一夜之间的成功
清政府调军入川，造成武汉地区的空虚，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的机会已到，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在经历了一连串偶然事件以后，起义在10月10日爆发于武昌，11日和12日，汉阳、汉口被起义军占领。
武汉三镇迅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后。遂请湖北咨议局 议员和地方绅商会议，推举黎元洪出掌湖北军政府。
4）全国的相应与政权建立
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最先相应的省份是昏暗、陕西。仅在武昌起义后的两个多月中，全国就有15个省宣布独立。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握有军事政治实权的北洋重臣袁世凯随后发表通电，倒向共和，根据南北协议，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3.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成功了一半。它推翻了满人统治，但最能体现其革命性的，是其作为民主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
尽管这个共和国软弱而短命，难以胜任现代化的重任；但它的建立毕竟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改变了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政治史的发展基调，民主、议会、共和、选举、法治等等新思想、新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促成更大规模的政治动员。特别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高唱入云；党团林立，五彩缤纷；议员选举，城乡轰动。民主主义思潮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整个中国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一种胜利，辛亥革命是很外在的和很短暂的，虽然孙中山的政治构想是面向全体国民，其经济构想比较倾向于下层群众，但革命党人却始终未能克服知识阶层与一般民众的距离，不是把农工大众视为举足轻重的革命动力，而是视为有待解救的对象，要么乐观地估计民众对民主共和的热情，要么归到改良派的思想境界，嗟怨民智未开，觉悟太低，受专制流毒太深。
革命党人十余年的革命发动仅在于列强、华侨、会党；新军和知识界中，孙中山们的革命事业也就成了孤立和狭隘的活动。革命还外在于一般民众，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因而，清政府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混乱。限制和束缚人们--包括革命的、非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人们--的清规戒律崩解了，社会整合到了一个新的契合点，振荡、更新、失衡、重组等现象纷至沓来。
孙中山们扰乱旧王朝形势的能力绰绰有余，但吸引或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支持自己的能力明显不足，其现代化纲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物质、心理断层，因而，缺乏持续的政治支持和军事力量来填补帝制崩溃后所留下来的权威真空，社会转机仿佛成了一个无序的自发过程，新社会因子的增长赶不上传统社会的突破速度，中国又从辛亥革命将其升华的高度上跌了下来，由一个皇帝的统治变为多个"皇帝"的分治，革命的成果被军阀、官僚、政客所攘夺。中华民国远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
4.从民主政治到权威政治
1）清政府的灭亡与政治社会的分解
武昌起义的成功，迅速在其他省引起连锁反应。在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里，全国18个省中便有14个省发动了成功的起义或宣告独立。在其中的一些省份中，只发生了小规模的零星的战斗，而在另外的一些省份中，几乎没有发生流血的战斗，政权就已改旗易帜了。这种情形与清政府建立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从1618年4月13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并亲率步骑两万征明算起，到1644年清军入关为止，共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其间战斗无数，死亡无数。而在不到三百年之后，这个政权却几乎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战斗的情况下，就宣告了自己的灭亡。
清政府的崩溃不仅不同于其前代明王朝的灭亡，而且也不同于自秦代以后任何一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每一次朝廷的更替都是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每一次改朝换代时期的农民战争都旷日持久，血流成河。
难道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用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政权交替的形式?无论是当时的情形，还是以后的历史，显然，都无法使人们得出这个结论。从这个异乎寻常的现象中能够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清政府与其说是被革命推翻的，倒不如说是它自己垮台的。
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政府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统帅部分部队赶赴湖北，以镇压起义之师。但清政府自知荫昌并无指挥北洋军的能力，于是两天之后，在奕劻的大力举荐下，清政府任命当时在家"养疴"赋闲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因为在当时袁世凯是唯一一个可以指挥得动北洋新军的人。
这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特别是对于当时大权在握且又是袁世凯的死对头的载沣来说，当然是极为勉强而不得已的措施。但是，如果说在光绪和慈禧太后去世之前，袁世凯还能听命于清政府的话，现在，能将袁世凯与清政府联系起来的因素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只不过袁作为清政府的一个老臣，面对清政府统治者"孤儿寡母"，不好撕破脸而自己起来推翻清政府罢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已经为袁取清政府而代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清政府只是授予他节制调遣湖北的军队及各路援军时，袁便以足疾未愈为由，借故拖延，并提出他出山的六项条件。
在清政府答应了袁的条件，并任命袁为钦差大臣之后，袁才开始向武昌革命发动认真的进攻。
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清军连陷汉口和汉阳，使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受到严重挫折。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在革命军内部，战斗力较弱而在军事行动中又步调不一。当时的革命军除少数是原起义的清军外，大部分是临时招募来的，缺少训练和战斗力。而且在革命军内部充满各种矛盾。
相反，从清军方面来看，在11月中旬，集结在武汉的清军已达3万多人，其中包括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一个混成协。这些清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
因此，人们有理由推测，如果当时清军进一步进攻武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对清政府极为有利的时机，袁世凯却突然命令停止进攻武昌，实行停战议和。这中间当然有其他省举行起义或宣告独立所造成的压力的原因，使清政府需要将一部分兵力调离湖北以对付其他地方的反叛。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停战议和是袁世凯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所导演的整个戏剧的一部分，就在汉阳被攻克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与驻北京的各国使团一起，进行斡旋，并提出停战议和的三个条件：
双方即日停战，
清政府宣布退位，
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这三项条件不仅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而且也得到了黎元洪、黄兴和程德全的首肯。停战于12月2日开始，接着清政府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接受共和。
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及其他地方的起义虽是造成清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清政府能实现对自己的军队的控制的话，清政府再继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清政府垮台的原因对以后的政局和政治走向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清政府垮台之后所出现的政治社会分解和权威危机的程度、范围和性质。
我们从一定意义上将清政府的垮台看作是一个王朝自己烂掉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说，在这个王朝腐朽溃烂的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组织和制度一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国家与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的关系上。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士绅阶层的存在与效忠是维持传统政治统治的极为重要的支柱。(官本位)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和行政上是高度集权的，而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维持一种很高程度的中央集权，需要有一个较为发达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和一支官吏队伍。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科层化行政机构曾被誉为中国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不过，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行政系统却是建立在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将国家的权力机关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就是士绅阶层。维持官府和士绅之间关系的纽带，不仅有他们之间在利益上的互相依赖，而且还有一套相当发达的制度化的机制--科举制。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官府与士绅在利益上又并非完全一致和互相依赖，利益的分配往往会导致两者的矛盾。一般地说，在正常情况下，双方所实现的势力均衡会有助于达成有关利益分配的默契，但在内外交迫，需要官府从社会中抽取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双方的关系就会紧张起来。一旦双方的势力均衡被打破，由利益的重新分配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加剧，这种均衡被打破的潜势实际上在19世纪上半期就已存在，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相当明显了。
其结果，是清政府已无力扑灭农民的造反运动，而不得不依靠士绅自己建立地方武装来与农民起义军作战。太平天国运动的被镇压，与其说是清政府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士绅对清政府和农民的双重胜利。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在士绅与清政府的对立中，前者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其中最明显的是士绅拥有了一支较为现代化的军队，而朝廷的军队则日甚一日地腐败和无能。
与此同时，原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在明显松懈。有资料表明，在17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当时人口总数大约为1500万，在19世纪中期增加了近两倍，达到4300万。但在同时，法定的政府公职的数额和科举的名额都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这也就直接意味着士绅家庭成员获得功勋和官职的机会在相对缩小。
到1905年，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由于这种种原因，既有的制度吸纳这部分社会力量的能力下降了，而士绅阶层中的离心倾向却在日益增强。大量的资料表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士绅阶层在地方的起义和独立中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人们也可以理解当时的清政府与其军队的关系。
当然，如果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更早一点的时间，也许是一次新的改朝换代循环。但是，这一切恰恰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入20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二三百年，其时已经在收获这种历史性变革所结出的果实。而且，与这种变革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都赋予这种文明以一种极强的辐射力。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这种国际环境直接对中国的变革产生了下述影响：
使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结合在一起，加上当时所面对的其他因素，使清政府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修复其机制，以应付内外急迫情况的压力骤然增加。这使清政府垮台的日子提前到来了。只要与历史上那些较重要的王朝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过程是相当突然的。
第二、在旧的制度框架内造成了最后埋葬这种制度的力量。
这主要包括现代的工业企业家、商人和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特别在晚清末期，西方价值观念和学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派出的大量留学生在西方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都有力地促进了这部分社会力量内部的价值整合，而各种商会特别是各省咨议局的设立，更为这部分力量的积聚创造了组织上的条件。
第三、世界潮流的冲击，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为士绅对官府的反抗蒙上了新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使这种斗争能在新的共同象征符号下进行。最典型的就是作为原来清政府主要社会基础的士绅在与官府的对抗中采用了现代民主主义的旗帜，后面这两点不同程度地决定了20世纪初随中国已不再可能发生过去那种意义上的王朝更替。换言之，传统的君主统治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下去了。
在一个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往往会伴随着形成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转换。但由于旧的合法性基础往往很快瓦解，而新的合法性基础却形成缓慢，便会出现合法性基础的断裂，或权威真空和权威危机。
在清政府垮台后，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不过，中国在当时所面临的权威危机要远远超过许多受同一问题困扰的其他国家。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的整体性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是高度重叠的。在这中间，皇权既是权力中心、社会与治整合的中枢，又是主要的文化象征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皇权的被推翻，意味着社会的权力中心、整合中枢、文化象征和资源分配中心同时呈现真空状态。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民国初年所面临的权威真空。是历史上很少见到的，其深度和广度甚至远远超过奥斯曼帝国分解后的土耳其。
最后还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帝国晚期整个政权机构所受到的深刻的损害。这种损害实际上从清帝国鼎盛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前所述，在清帝国最繁荣的日子里，其人口增长了两倍。但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清政府一直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因此，在疆域不断扩大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显得越来越虚弱。
伴随财政虚弱而来的就是行政的虚弱。这突出表现在，在疆域扩大和人口增加的时候，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支持行政机构的扩大。这也是导致士绅力量不断加强，而政府日益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在中央权威不断丧失的情况下，清政府的统治者采取了强化专制型集权的作法，包括削弱地方的权力以加强中央的权力，削弱"外朝"的权力以强化"内朝"的权力等，但最后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同时，如同历史上其他行将灭亡的王朝一样，各种腐败现象在权力机构内部日趋普遍化和严重化。
上述这三方面的情况，是辛亥革命后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要面对的遗产。一个政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有效的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案。第四章、 中国人的民主追求与制度创新

第一节 民主与制度

　　1. 民主
民主一词出自希腊语，其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毫无疑问，当林肯为民主一词下定义为"民治、民有、民享"时，他心中想到的就是这层意思。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从来不曾存在过这样一种制度。
纯粹的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都有权参预每一项决策。但是，如果大家都热衷于参加决策，人们就没有时间做其它事情了，因而纯粹的民主只会引起全面的混乱。这种理想的民主形式只在小公社范围内，比如说在古希腊城邦和早期新英格的小镇里，大致实现过。然而，即使在这些城邦和小镇里，也仍有一部分人被剥夺了参加议事的权力：
在新英格兰，妇女和无财产者是无权参预决策的；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奴隶和妇女也无权发表意见。
在历史的实践中，我们把那些明白无误地承认政府的权力需经被统治者(民众)同意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把定期在竞争者中挑选有一定任职期限的政府官员这一作法制度化了。
它们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制：由选民进行投票，选举产生其代表，再由这些代表负责做出政治决定。
民主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十分重视个人选择的权力。这种选择权是享受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先决条件。
代议民主制的历史较短、较为罕见并且有些势单力薄。
这种代议民主制仅限于一些西欧国家以及它们的殖民地或是那些移植了其传统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移植总是短命的。有许多国家，尤其是新近独立的几个非洲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还保持着已沦为装饰品的代议民主制。这些国家确实也实行选举制，但是，选举结果却是事先拟定的，因为是一党执政，人们别无选择。为什么要实行一党"民主"制呢?其根据是：因为党已经"了解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或者说因为怕党内分歧会引起社会分裂。没有自由选举制度，这一诊断的正确与否当然也就无从验证。人们自始至终会怀疑：一个政党之所以不愿正视自由选举，恐怕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在选举中失败吧。
2．实行民主制的先决条件
民主制政府只有当几种基本条件大致齐备时，这一体制才有可能兴盛起来:
1)高度发达的经济
塞穆尔．马丁·李甫塞特(1959)细心研究了从四十八个国家中搜集来的资料。他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的建立有着十分密切的交互关系。这种交互关系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两个因素看来尤其重要。
首先，经济发达的国家总是有一大批城市化的、有文化的和成熟的民众，这些民众期望或渴望参加政治活动。
第二，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政治上趋于稳定。广大中产阶级的存在可能是稳定性产生的根源。
作为社会支柱的中产阶级反对一切政治动乱，
而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被压迫阶级也已经减少，因此，经济发达的国家可以让其公民自由地选择政治领袖而不必担心国家因意见分歧而产生混乱局面。
在下层阶级人口较多的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统治阶级则很可能对扩大民主权力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2)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如果设立限制国家权力的机构，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
限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法律可以限制权力的施行范围，宪法允许人们对政府官员提出控告，报纸和其它新闻媒介则可以让人们自由地发表批评言论。简言之，非正式准则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于这些准则竟成为不容违犯的法规了。这些"行为细则"很容易被人忽视，但它们却是一切民主制的关键组成部分。
3)无重大分歧
一个在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取得了一致看法的国家，以及一个现有制度得到广泛赞同的国家，最有可能建立民主制。
明显的政治分野或分裂，有可能把国家分裂成为互不妥协的军事割局，而妥协正是贯彻民主制的关键。
一个国家潜在的或实际的冲突越是激烈，要求政府强硬地遏制这类冲突的压力就越大。
在严重割局的国家--如黎巴嫩的宗教分裂，南非的种族不合，以及玻利维亚的经济分裂--民主制度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已经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中。
4)容忍不同政见
能够容忍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是民主制的基础。
执政党必须遏制其想把自己的政策和民众的利益等同起来的欲望，否则它就会将反对意见视为不忠或背叛行为。
对民主制构成的另一种危险是"多数人专制"。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都存在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情况，民主制的施行过程会导致少数民族成为永久的失败者。对于处在这一位置的人们来说，民主制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的装饰品而已。
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当承认在政治上比较弱小的少数民族所遭受的痛苦。如果政治过程中的失败者认为使他们失败的过程是不合法的，他们就有可能采取更过激的非法手段。
5)获取消息的渠道畅通
民主制要求其公民在了解情况时再作出选择。
如果不让公民了解作出选择应当知道的情况，或者给他们提供了错误的、不真实的消息，那么，民主程序就成了虚设。
新闻自由、公民言论自由和负责公共事务的人须讲真话，就显得十分重要。
如果选举人和他们的代表均不清楚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民主地参预决策显然是行不通的。
6)权力的分散
权力分散以后，专制统治行不通了，这样民主制就可以得到巩固。
分散权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权力扩散到政府的各个部门。美国宪法把权力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方面，三者之间时常可以起有效的监督作用。例如，水门事件中行政权力的滥用就受到了另外两个权力分支的阻止和调查。
分散权力的另一种作法是，把权力下放到地区和地方政府部门。此外，权力还可分散到政府部门以外的其它机构和组织中去。工会、公司、妇女联合会、教职工代表大会以及其它单位都拥有各种侧重点不尽相同的权力，这就提供了一个相互监督的平衡系统，以保证每个组织都不得无视其它组织的存在。
3.制度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要生存下去并为其成员提供令人满意的生活，就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
例如，必须哺育培养儿童；必须保障文化知识代代相传；必须遵守和维护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必须维持社会秩序；必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等。
同时，社会成员又反过来创造出思想和行为模式，为解决以上这些不断提出的需要提供了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把这些思想和行为模式称为制度。
1）制度
所谓制度，是指围绕某种社会基本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稳定的价值、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
家庭制度保障了对儿童的照顾和培养；
教育制度负责向年轻一代传授文化知识；
政治制度保障权利分配和维持社会秩序；
经济制度负责提供商品和服务；
宗教制度为人们提供了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用以加强这些价值观念的各种典礼仪式。
这些主要制度内部又包含较小的单位。如棒球运动是体育制度内部的一种行为模式；医院是医疗制度的一部分；监狱是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等等。
2）制度的特点
保守是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行为模式只有在得到习俗和传统的支持、毫无疑问地被人们所接受时，才能制度化。
人们容易厌恶乃至抵制对任何已经熟悉了的制度的攻击。(例如，假设提出消灭家庭；终止义务教育；以新的宗教取代现存宗教，人们可能产生的反应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种抵制变化的倾向常常具有一定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冲突和变革时期，如果旧秩序已经变得过时、无效甚至暴虐，那么抵制变革只能导致社会功能失调。
制度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结合相当紧密，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我们在注意到，文化的不同方面在总体上趋向于和谐一致，否则，就会出现文化紧张，甚至文化分解。
同样，为了避免出现过度结构紧张和社会分解，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保持和谐。
因此，社会主要制度趋向于坚持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准则，表现一致的目标和重点，支持或惩罚相同的群体和利益集团。
因为制度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所以每一种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
制度的变化很少孤立进行，任何一种主要制度发生重大改革都可能伴随其它制度的变化。这是制度的第三个特点。
经济制度的变化尤其如此，因为人们的生存方式对人们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会产生多种影响。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从乡村农业经济转为城市工业经济，就需要进行其他许多制度方面的调整以维护社会的一体化。
3）政治与制度
两千多年以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类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动物。我们（人类）确实是政治动物，而且必须具备这一特性，因为政治是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产物。在所有的社会中，珍贵资源总是稀缺的，而政治最终决定"何人在何时如何得到何物"的过程。政治形势和政治行动的特点随社会，人群的更移变动而出现大的改变，但政治程序本身却是相同的。
政体是制度化的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某些个人或团体获得权力并对他人实施权力。现代社会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国家的政治化的过程。
当代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1946)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成功地获得了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垄断权力的机构。当然，国家可以将权力委托给另外一些代理机构，如地方政权、警察、军队等，但最终可以驱使这些机构运转的仍是国家。因此说，国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顺便提一下，"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国家是抽象化的社会制度，政府则由一个个实体的人构成。无论何时，总是由这些实体的个人来行使国家的权力。
政治同权力密切相关--谁掌握权力?怎样获得权力?如何运用权力?使用权力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斯·韦伯说，权力就是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其中包括在被控制者不情愿时统治他们的能力。即权力就是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的能力。
因各种原因不能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的人就是没有权力的人。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炫耀权力，也可以诡谲地使用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权力，也可以非法地使用权力；可以正当地使用权力，也可以不正当地使用权力。
权力的来源多种多样，诸如财产、地位、声望、数量、有影响的组织等都可产生权力。然而，权力归根结底是一种强迫他人服从的能力，在必要时，需要通过威吓或动用武力来达到使人服从的目的。

第二节、 中国人初识民主

　　1.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
在不同国度、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古代典籍早就有"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等记载，但这里的民主只是指"民之主"。"民主"就是君主，就是帝王。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君主专制的国家形式历二千余年而不变，那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为何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憧憬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夫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假托孔子之口描述的"大同"之世，不仅在中国古代成为怀疑和非难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依据，而且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仍将此作为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利器。
2.近代中国人认识的民主
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人民"和"权力"的合成，意指"人民的权力"。
列宁：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
然而，和西方民主一开始就抽象地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不同。
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以群体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为起点和归宿的。 这是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就谈不上争取所谓的"人民的权力"。
只有坚决地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只有推翻腐朽无能的封建主义政权，建立能够领导人民革旧图新的政权，才能赢得真正的民主。
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决定着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它只能是一个由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去探索去奋斗的艰难曲折的过程。
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和追求是在谋求自强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西方侵略者的炮火震撼下开始的。因而，带有非常强烈"救亡"特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第一次具有全面意义的较量和竞争，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政府竟然被远隔重洋的"英夷"打败，这一残酷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朝野上下，极大地刺激了不愿目睹祖国沉沦的忧时爱国之士。
1）地主阶级改革派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情愫出发，以研究和介绍世界知识为发端，他们开始用审视的、批判的目光打量中国封建制度，认真地、冷静地了解和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此间思想界关心和议论的热点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但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开始了粗略和朦胧的认识，其代表人物就是魏源、徐继畬、梁廷枏三人。
魏源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不仅以肯定的口吻介绍了英、美等国的民主制度，而且清楚地指出了中国与西方诸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别。在介绍英国议会--"巴厘满"制度时，魏源对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关系，议会制度的民主原则，上议院、下议院的权力界限，官员的黜陟及人民对政府的监督等都有大致准确的勾勒。
他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更是给予高度评价，赞扬美国四年一届的民选"总领"(即总统)，"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是为"公"；"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是为"周"。
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民主共和制，魏源以钦羡的口吻将之称为"西土之桃花源"。
应该说，魏源不仅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人，也是从中西政治制度的比较角度，称赞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第一人。
徐继畬是鸦片战争前后与外国人较多直接接触的沿海封疆大吏，他于1848年写成的《瀛环志略》一书，是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和欧美民主制度的名著。
此书对欧美民主议会制度，包括其形式、职能、议事程序，甚至州长、总统的选举投票方法，任期规定等均有较为详细和系统的介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徐氏对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的历史功绩大加赞扬：他不仅"创古今未有之局"，居"泰西古今人物"之首；而且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被西方视为民主共和制度创始人的华盛顿，深刻影响了后来一代辛亥志士的思想与实践，徐继畬则是介绍华盛顿事迹于中国的第一人。
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海国四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伦偶说》、《合省国说》四种。
其中《合省国说》为梁氏参考美国人《合省志略》一书，结合自己在粤海关等处搜集的有关美国资料编纂而成。
与魏源、徐继畬著作相比较，《合省国说》不仅专门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且进一步注意到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进一步从时空观念，民族特性等方面具体分析了美国之所以实行民主制的原因。有论者指出，梁廷枏不但知其然，而且努力知其所以然，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从一般了解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2）早期维新派
19世纪60年代后，经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打击，尤其是经历了北京被攻陷的"庚申事变"后，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
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一场以"自强"为目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登上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前台，直至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洋务运动从"求强"到"求富"经历了30年的历史过程。
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深入，从赞扬"君民不隔"，仿照"君民共主"，以至主张"开设议院"，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通过沿用中国古代圣贤的术语和形式，冯桂芬发出了学习西方近代民主议会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微弱呼声。
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重，一些有识之士对改革中国政治有了更为迫切的愿望，仿行西方"君民共主"成为此时民主思想的主流，其中郑观应和王韬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郑观应《易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君主立宪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
王韬《重民》明确地指出了西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政体的区别。
19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代替"君民共主"成为中国人追求民主的主流。
1883年，崔国因《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就向清政府直接提出将开设议院作为十强之策的关键，主张由王公大臣及民间推举之士分别组成上议院和下议院，以沟通上下之情，利于"人才辈出"及"增饷增兵之制"的落实。
次年，两广总督、淮军重要将领张树声口授的《遗折》，也倾吐了开设议院的主张。
同时，兵部尚书彭玉麟，出使大臣郭嵩焘也都语焉不详地赞同开设议院。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几位官吏外，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汤震、邵作舟、黄遵宪、陈炽、宋恕、陈虬、何启、胡礼垣等都公开赞同设立议院，甚至具体到如何设立议院的办法。
概括地说，他们设计的议院可分为两类：
一种认为西方的议院制度虽然有种种好处，但在目前的中国难以实行，因而应当"变通之"，实行官办议院或半民选议院；
另一种认为要使朝野上下一心，真正做到为政公平，应当实行民选议院，此与西方的议院已相当接近。除部分朝臣官吏、有识之士外，一般知识青年也都纷纷表示赞同开设议院。
1893年，王韬主持下的上海格致书院，曾以"议院论"命题，组织学生撰文讨论，其中被评为最优的三篇文章均肯定开设议院是变法图强的重要措施，并批驳了反对设议院的种种论调。
由此可知，甲午战争前，开设议院已成为倡言变法自强的人们的中心话题。
3）戊戌维新派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直接刺激了维新人士将变法图存由坐而论道一变而为实践行动。
是年4月，《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维新领袖康有为即发动在京参加会试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公车上书"，不仅明确提出了公举"议郎"，实现"君民共主"的立国自强大计，而且其行动本身即显示了一代维新志士在追求民主道路上的群体自觉。
维新派对民主的议论和认识，已经开始从对西方国家的直接介绍上升到理论和逻辑的说明，此间中国民主思潮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民权思想的广泛宣传。
康有为早在1885至1891年间写成的《实理公法全书》一稿中，就以"几何公理"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在康有为看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人有自主之权"则是"公法"；若"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则是根本违反"几何公理"的，也是不益于"人道"的。可以看出，康有为是以自己的语言将近代西方关于人的自然权利思想说成是人类永恒的普遍的真理，它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西方民主的核心。
与康有为相比，严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阐述更加鲜明准确，他将西方"天赋人权"的口号译之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界，"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在《原强》、《天演论》、《辟韩》、《论世变之亟》等译著中，一面猛烈抨击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一面宣传介绍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西学"，并重视启蒙，提出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的教育任务，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是由于有了民权、自由的思想观点，维新派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愈发觉得难以忍受。
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以激愤的言词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呼声，其中表露的正是追求民
权和自由的内心。
梁启超则从"公"和"私"立论，抨击专制倡言民权。梁氏认为，所谓"公"，就是像西方国家那样，"人人有自由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所谓"私"，就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如此"一人而夺众人之权"，则必然导致政权的灭亡。这里，梁启超已经多少触及到专制制度腐朽无望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戊戌维新志士在极力宣传民权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他还向光绪皇帝专上《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认为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决定了他们
不可能同君权政治的传统彻底决裂，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光绪皇帝，变法也只能是利用君权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的有限的改革；
封建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变法中维新与守旧的直接利益冲突，又不能不使他们注重策略而改变和调整"变法"的内容。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已有明显后退，康氏已缄口不言。对于议院、国会、宪法，光绪的变法诏书中对此也未有涉及，反而康有为一再劝说提醒皇帝对此不可操之过急，康有为在专门进呈光绪的《日本变政考》所加按语中写道："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时也。"原因就在于"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
不仅如此，当百日维新已开始一个多月后，他还在《国闻报》上特意发表《答人论议院书》，公开表示反对设议院、兴民权"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有论者指出，维新派在变法前后关于民权、平等、自由的宣传，是一次真正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但是，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它并未留下什么实际的成果。"就民主化进程来说，戊戌时期基本上仍属于思想领域，或者说正在试探着从思想迈向行动。"这种概括可谓中肯。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正像追求其他新事物一样，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是思想先于行动。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有识之士从了解和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观念开始；进而羡慕赞"君民不隔"，主张"君民共主"开设议院；进而呼唤民权，倡言自由；表现的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急迫之情，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初识民主，不仅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缺陷，更有与封建传统难以割断的历史局限。从魏源、徐继畬、梁廷枏、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直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以及对民权思想的宣传，无一不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戊戌维新也仅是将其实践限制在君权的范围之内。近代中国将民主思想转变为政治实践，真正的民主政治运动正式形成是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年第三节、"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实践

　 20世纪初年是中国民主政治运动历程中的一个特殊年代。在纷纭复杂，风潮激荡的时局中，出现了清政府的"新政"，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和革命派的民主革命三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和政治活动。
颁布新法，集会请愿，论辩驳难，武装对抗，三方都在为实现自己设计的政治目标而各尽所能。
历史最终做出了选择：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清政府统治者来说具有切肤之痛的震撼。
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政府之无能和无可救药。
下层群众以"民变"的形式发泄着对现实的严重不满；
上层社会也渐有改弦更张，变法以存的异调和要求；
西方列强则进一步逼迫清政府"更新"内政，清政府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已成大势所趋。
1900年1月，就在慈禧太后捕杀维新志士的戊戌政变两年又四个月之后，也是在联军陷京，政府"搬迁"的西安途中。
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声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一变法宗旨，实质就是要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在有限的范围内进"改革"。具体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新政初期，也只不过是整饬吏治，裁汰、合并中央和地方若干旧有机构而已，这样的"改革"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也感到难以满足。
1．立宪派与君主立宪
1）立宪派的立宪运动
立宪派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一脉相承，最早鼓吹立宪的也是原来的维新派人士。
早在1901年春，梁启超即发表《立宪法议》，正式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
少数工商界人士及出使官员如张謇、李盛铎等人也开始公开建议实行宪政。
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局给立宪派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借鉴。
在他们看来，日本之所以战胜俄国，是日本的君主立宪胜于俄国的君主专制。
是年7月，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大臣联名奏请于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慈禧太后权衡得失，即派载泽、戴鸿慈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决定预备立宪。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发布了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为主调的"仿行宪政"谕旨。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不仅使立宪派人士欣喜若狂，而且使立宪运动迅速高涨起来。1906年底，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联合苏、浙、闽三省商学两界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随后，湖北、湖南、吉林、广东等地也相继成立了旨在立宪的政治团体；远在海外的康有为，于1907年令海外的保皇会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则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具有政党规模的政闻社，公开登台演说，宣传立宪。
自1907年秋开始，立宪派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不断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尽快实现其立宪的政治目标。清政府则利用不同的时机，一面作点表面文章拉拢利用立宪派，一面又严厉呵斥愚弄立宪派，最终使立宪运动归于破产。
2）对君主立宪制的"误读"
由于中国缺乏内源性的制度变革驱动因素，也就是说，在中国缺乏西方布尔乔亚与市民社会这些促成立宪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简单的和片面的乐观主义，具有积极促进变革的刺激力量。因为它可以刺激后进国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进取心与亢奋心。
乐观的进取、亢奋与制度引入
人们以为，只要在中国引入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条件地产生西方社会同样的效能。
这种简单的直线的思维，使他们产生一种乐观的看法，似乎中国只要有了泰西的议会政治，中国的富强就指日可待，中国的民族危机就会消弥。这种心理上的"欣快感"，使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尚没有产生承受西方立宪政治的经济、文化与社会条件以前，就"早熟"地进入了对一种更为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向往的思想状态中。
例如，在郑观应看来，既"蕞尔三岛"的英国，由于设立了议院，而能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那么，如果中国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换言之，尽管中国当时远不具有实行立宪政治所应具备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但是，制度决定论式的对立宪政治的简单化的理解乃至误读，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刺激作用，产生一种向上的激情，一种克服数千年来习以为常的政治"常规"与文化惰性的思想冲动，产生一种对自己并不真正理解却充满期待的美好事物的模糊的欣快感。
由于它给人们带来一种与现实政治对比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挑战意识，它也就会促使人们从全新的角度，来批判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并重新认识中国应该选择的前程。而所有这种种向上的动力，却来源"中国式"的对西方立宪政治的读解。历史与逻辑就是如此的矛盾。
从逻辑上来看，某些看来属于错谬的东西，在历史上又往往充任了进步的"荷尔蒙"。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决定论的过于"早熟"的立宪观，如果只有经济条件成熟到与西方社会相近时，才能"水到渠成"地出现以市场经济契约为基础的原生态的立宪主义思想，那么，改变现实的动力，将可能陷入一种"低水平循环"的陷阱之中。更为具体地说，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而言，作为立宪政治的基础的近代市场化经济的长入与充分发展，又必须以思想与价值观念层面以及社会政治层面的巨大冲击与变动作为前提条件。
因此，如果没有思想精神方面的冲动力，就难以产生改变现状、发展经济的契机与动力，而没有这种动力与契机，也就是说没有使立宪政治得以实现的那一系列社会与经济条件，这样，整个社会仍然可能如过去世代一样的死水一潭。
文化误读的制度决定论立宪观的消极方面
人们不应过高地估计这种毕竟建立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的历史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方面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制度决定论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对于某种效能的渴求(例如克服民族危机或富国强兵等等)越是强烈，人们也就越发向往迅速地建立那种被认为可以产生该种效能的制度。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民族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实现立宪政治的要求也就越加强烈。在他们看来，只有立宪才能拯救中国，中国既然业已陷入深重的危机，只有立即采取立宪政体，才有希望摆脱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的立宪政治史就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立宪思潮将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尖锐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化。这正是形成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根源。
其次，制度决定论的立宪观，又具有引发失范和整合性危机的盲目性。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的一些学者曾分析了传统集权体制条件下嫁接西方立宪政治的困难。
他们指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能否在新兴国家中顺利地建立并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它是持续或发展了原有的制度，还是仅仅从宗主国家输入的外来制度。这种差别关系到立法者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以及这种立法变动与传统的信念、价值与习俗的相容性。
在前一种情况下，立法变革较为容易取得成功，因为社会成员更容易理解在这种与传统保持着某种连续性的新体制中如何行事，这就使得公开的冲突与政治机能上的严重的断裂可能减少到最低程度。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新制度将会是十分脆弱无力的，并很容易在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被当作"外来物"而扫除掉。这一分析有助于解释立宪政治何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遭到失败。
典型的立宪政治，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当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把它当作寻求富强的工具而从西方嫁接到中国社会中来时，这种制度与传统社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同构点，它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信念、价值与习俗)和政治体制没有相容性和结合点。人们并不知道在这种制度下如何行事，也没有共同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可供遵循。
对于日俄战争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受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危机感越是强烈，他们也就越是向往某种被他们认为具有消弥危机"功效"的西方制度，其心态也就会越发激进，其结果则会是越发脱离实际。
中国此后所面临的问题将是这样的：在旧体制尚来不及进行适应现代化挑战的转型以前，在传统的权威基础对社会转型的整合功能尚没有有效形成以前，这些旧物便将因为这种基于制度决定论的激进政治选择而急剧崩解。然而，那些仿效西方的新体制，却由于缺乏和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条件的配合，而同样无法取得整合社会的成效。
于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就有可能在严复所说的"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的困境中陷入空前的失范状态。制度决定论所引发的社会失范，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与矛盾之-。
2.革命派的民主革命
与立宪运动旨趣截然相反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主张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真正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1）革命派的民主理论认识
早在1894年11月，在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章程所附入会誓词中，孙中山即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里的"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府。
此后，在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又不断地阐述、完善这一纲领。
1903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对华侨演说时更明确讲道："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仿照西方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将"建立民国"作为革命政纲之一。至此，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式确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奋斗的目标。
次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一文中，更为明确了革命的民主性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如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都投入到批判专制，宣传民主的活动中。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被人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
  2)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一往无前之气势推翻了清政府，革了数千年帝政之命。20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最终在"新政"、立宪和革命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在武昌起义和各地响应的形势下，1912年元旦，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举行隆重的就职仪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即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以实现其扫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的革命目标。
政治方面：要求全国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根据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人民具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权利；解放"胥户"、"惰民"等所谓的"贱民"，允许他们享有一切公民的权利；革除官厅封建陋习，规定无论官阶大小，均穿同样制服，领取相等津贴；革除具有封建等级色彩的"大人"、"老爷"之类称呼，代之以"先生"、"君"之类的平等称谓；公开宣布妇女可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
社会改革方面：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禁止蓄辫、缠足、eww等恶习；废除跪拜礼，代之以鞠躬；
教育方面：旧式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除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式教科书；新编体现民主共和宗旨的新式教科书，禁止小学读经，允许男女同校；教育总长蔡元培还专门写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将清政府学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法律方面：禁止使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等典籍；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临时政府发布的此类政令，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极大冲击，而且对民主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产生了实际的社会效果。
3)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
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期间，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它以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形式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即政府采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和内阁责任制；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人民享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信仰、请愿、讼诉、应考、选举及被选举等各"自由权"；
人民负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宣告了民主共和原则的正义性和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
不仅如此，《临时约法》还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被人们视为民国的象征，成为反对帝制复辟的法律依据。
4）民主共和观念的扩展深入
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渐深入民心、深入社会。
以"民主"、"共和"命名的政党，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旨在倡言民主的《民主》、《民声》、《民视》等各种报纸杂志似雪片飞向城镇乡村；
教育界"学校禁读经书，私家如有私授经者，官吏至加以刑罚"。
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还以 《临时约法》中关于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条款为法律依据，迫使当局承认工人团体的合法性；
禁止缠足，提倡"天足"，妇女从香闺绣榻走向社会，甚至组织团体、参政议政；
社会风尚改革中，剪辫易服、确认阳历、破除迷信、禁止烟赌、改变称谓、废止跪拜、婚姻自由、改良戏剧┅┅
无不反映着辛亥之后民主共和的浓厚社会氛围。

第四节、新理论的探索与追求

　 辛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建立了民国，而革命胜利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
1社会失范
失范：所谓社会失范是指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的模糊、混乱
和趋于多元化的现象。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结构在不断加速分化，使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受
到冲击而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建立有待于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而在结构分化到重新整合之间的过渡时期，必然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失范。
这种社会失范又经常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化的程序被打乱、力量被削弱而加剧。
革命派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野心家也并不满足这样的结果，于是出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新旧"反复"和"羼杂"的两种特别现象：
"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开始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注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新的搏斗。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为了保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挽救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结果不仅屡起屡败，而且每况愈下。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心情十分沉痛，他"痛心疾首"地回顾辛亥以来七年的历史说：
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2．新的探索与追求
1）孙中山的探索
随着形势的变化，孙中山越来越不满意民初建立的共和制度。
1917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先后写成《民权初步》、《实业计划》、 《孙文学说》三书，对未来中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府的建设提出了一套新的构想。
其要点是：
实行"直接民权"使人民能够直接指挥国家权力机关；
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使国家权力机关本身具有更加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更高的效能；
实行"县自治"，在县一级区域内实行直接民权的选举法，使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直接参与本地大事的决策和管理。
孙中山等人为中国民主制度设计的蓝图是十分粗略的，但他在批评西方代议制度弊端的同时，坚持主权在民、政府成员只是人民公仆的原则，表明革命民主派已破除对西方代议制度的迷信，寻求一种比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更为真实和彻底的民主模式，而这种寻求本身就包含着对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自觉抵制。
2）一些渴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探索
民初建立的共和制度的迅速失败，不仅引起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反思，也使一些渴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和怀疑：
建设民主政治的美妙构想和种种努力，何以在转瞬之间化为泡影?
袁世凯破坏"共和"的种种行为何以使许多人感到顺理成章?
欲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首先大力批判和清除国民头脑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传统，以此唤醒人民的民主觉醒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追求。
1915年9月，曾经列名进步党的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致信章士钊明确指出：应当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的经验，用新的文艺形式向广大人民传播现代思潮，以改革人民的旧思想，对中国作"根本救济"。至于中国人的旧思想，黄远生则概括为"笼统主义"--"凡在今日为造国保种变化进步之公敌之病象，无一不归之"。
与黄远生的说法不同，蓝公武认为中国旧礼教的根本问题是"奴性"。中国要图存于今世，首先应当铲除"奴性"，在黄、蓝二人看来，中国当务之急，在于用资产阶级民主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只有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从旧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政治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此种过于笼统和模糊的议论，因其缺乏具有号召力的鲜明内容，并没有立即得到社会的响应。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使黄远生、蓝公武企望的思想启蒙运动很快变成了现实。
3.新文化运动与民主
在《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大声疾呼民主和科学。
他指出，科学与人权(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又明确指出：
中国欲求自存，必须抛弃官僚专制的个人统治，实行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
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政治觉悟；
人民应当积极干预政治，自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而不应把实现民主共和的希望寄托于"善良的政府，贤人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进行了一场震撼人心和影响深远的抨击和批判，同时又从破除封建主义奴性和愚昧的角度极力张扬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
正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政治民主化才从单纯的政治制度构造层面上升到文化思想的高度。没有个性解放，没有人权意识和自由精神，中国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这种认识对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个人价值和自由能否实现，是要受到社会条件制约的，新文化运动显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主张，文化变革究竟能把中国引向何处，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也只有茫然和盲目。
实践证明，只有民族的觉醒才能真正促进民主的启蒙。第五章、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消长

第一节、近代中国社会传统经济的根本特征

　　1．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1）自然经济的具体表现："耕"与"织"--即衣、食这两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生产的结合，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
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的经济结构，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耕"与"织"结合的经济结构仍在中国占主要地位。
2）"耕"、"织"结合的形成：
广大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由于繁重的地租和赋税，以及家庭人口的生存负担，使农民单靠农业收入根本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因此，全家老少不得不利用一切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只有兼做手工劳动，才能勉强糊口。
不仅农民的经济生活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中国的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主要是自己享用，很少用于交换。--地主、贵族阶级的经济生活也基本上停留在自然经济的范围以内。
2．商品经济的发展
1）一般意义：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
商品：ａ.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
　　　ｂ.供自己消费而生产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
　　　ｃ.为他人生产，但不经过交换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
　　　ｄ.商品是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历史范畴，它的出现是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
不同所有者的结果。
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能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还是要看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准备大市场；能否积累大量的货币资本和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的结构。
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商品生产、交换不断、有所发展……
2）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
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
农民家庭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由于资源分布和所需生产条件的限制；（盐、铁专卖除外，其它生活所需物品，不一定都能自产，需要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换。）
市场交换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而且是其必不可少的附属物。 （农民家庭需以自己的部分剩余产品去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在自然经济下，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生产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马克思的理论来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前的社会环境；
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反思、历史的回顾。
中世纪欧洲：
庄园制经济单位远大于中国的小农经济；
生产、生活用品在庄园内就可以解决，不需通过市场和交换。
中国与西欧同期不同：
农民家庭所需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
地主家庭自给性较强，但消费结构与农家不同，奢侈品需以市场交换解决；
发达的贩运贸易主要重奢侈品，土特产品或生产者在满足自己需要后的剩余产品。

第二节、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破败

　　在近代中国，农业始终是最主要的经济生产部门，然而，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农业越来越呈现出破败的局面。近代以来农村经济的衰败，原因很多，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凭借着这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侵略者开始向中国输出商品。
1）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自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主要是把中国当做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为主）的基地。
在1865-1894年间，进口贸易迅速增长，中国首先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推销市场（为主）。
在进口的货物中，除大宗的鸦片外，最主要的是棉纺织品，其中包括棉纱和棉布，此外还有毛织品、铁、锡、火柴、煤、煤油、糖以及其他装饰品等等。
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主要是农副产品，而工业产品在出口商品总值中所占比重很少。即使在所谓工业产品中也主要是丝织品、砖茶、糖等，这些工业产品不仅原料仍来源于农副产品，而且其本身也大半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实际上仍是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在这些农副产品中又以蚕丝和茶叶为大宗，此外还有棉花、蔗糖、豆类、烟草、草帽辫等农副产品也供出口。
2）甲午战争前后中外贸易变化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外贸易中：进口货物的激增，是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特权向中国进行商品推销的结果；
出口货物总值的增加、种类的繁多和各种商品所占比重的消长，完全是为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中国进行原料掠夺所造成的。
这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中国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开始。此时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因而，中国农业经济的性质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方向转化了。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又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它们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且将其势力直接伸展到中国农村，利用其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侵略体系，采取更直接的剥削方式，向中国推销其商品和掠夺原料。
3）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的形式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侵入中国农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直接对中国农田的侵夺。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就根据不平等条约在各通商
口岸开辟租界侵占了大量农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设立教堂，也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和房屋。特别是到20世纪初，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教案"赔款的名义，在全国各地侵占了大量农田。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还利用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到处霸占土地。
外国商人买地建厂侵夺农民土地的情况也很多。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农业生产活动，推行殖民地农业经济。
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农村作为它们的原料供应地，适应它们的需要，便直接深入中国农村，进行种种干涉农业生产的活动。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买办以发放高利贷的形式去剥削农民。
凡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它们都利用大小买办直接深人到农村的初级市场进行掠夺。一般是采取预购、包销办法去剥削农民。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以上几种形式，加紧了对中国农业生产进行干涉和控制，使之更加适应于它们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经济便在更大的程度和更广的地域上日益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并逐渐变成了一种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农业经济，这是造成农业破败的主要原因。
4）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没有显著变化
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对于传统农业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鸦片战争以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自然经济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后最初的十多年里，这个分解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当时，除了几个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和上海附近地区的手工棉纺织业，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受到些打击之外，就全国范围来说，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经济结构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侵略者以机制棉纺织品的低廉价格为武器，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进行了打击，使中国耕织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其过程大致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是洋纱代替了土纱，强制手纺业与手织业分离开来；
其次是洋布代替了土布，又强制手织业与农业分离开来。
原来以纺纱织布为副业以补充其生活之不足的农民，不得不放弃手纺织业，陷入进一步的贫困化；或是离开农村，寻找其他的生路。这对小农经济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分解进程大大加速，加快了小农经济的瓦解。自然经济的分解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
但是，中国自然经济所遭受的破坏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中国内部，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的结果并没有迅速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使中国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半殖民地。不过，自然经济分解的过程是异常曲折迂回的。大体而言，在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线的地区和城市附近，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的过程完成得较早较快；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偏僻乡村，这个过程进行得较晚较慢，甚至有的原封未动。
2.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
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保持也是造成农业衰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村的情况和特点是："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中国农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地主占有土地，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在鸦片战争以后仍然保持下来。甲午战争以后，经过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土地集中的现象和集中的趋势仍然存在。
全国土地集中的程度，一般说来，南方高于北方，长江流域高于华北平原。
由于地租收益比较优厚可靠，地主、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已经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家，都争相购买兼并土地。拥有大量土地的中国地主阶级，仍旧将土地分散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直接向他们榨取封建地租。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实物地租仍占绝对优势，但货币地租也有增长的趋势。而且，晚清到民初很长的时期内，封建剥削仍然十分残酷，它使广大中国农民处于贫困、愚昧、落后之中，顶多只能在简单再生产中不断反复，难免于失业破产的命运。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是造成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破败不堪的社会根源。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3．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产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不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反动政权--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也继续掌握着统治权力，它们对农村加紧进行搜刮，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农业经济陷于衰退的境地。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已感窘迫。厘金制就是清政府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拮据而设立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代之而起的是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对农村的搜刮更是有增无已。为了筹集军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以及各省政府，还大量发行公债。北洋军阀政府自1912年至1926年，年年发行公债，实发额共计6．12多亿元，各省所发行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公债都是强迫人民购买或进行摊派的。这些公债摊销之后从不偿还，形同捐税。
北洋军阀政府和地方军阀，无不用滥铸硬币和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剥削人民，以补其财政收入之不足，并从中牟取暴利以饱私囊。各地军阀铸造的铜元，由于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获利甚大。滥铸硬币，兑价自然跌落，物价更无形抬高。物价腾贵，广大农民的负担必然加重。滥发纸币的后果更严重。这些纸币没有任何储备金，也没有任何信用，不予兑现，随发行随贬值，最后成为一堆废纸。
物价节节上涨，农民负担极重。北洋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正税不断加重，杂税名目繁多，加剧了农村的破败。军阀连年混战，广大农村遭受兵差征发、炮火破坏以及兵匪抢掠的损失已无法统计，这不能不给已破败的农业以沉重打击。
4．人口压力及灾荒对农业经济的抑制
1）人口压力及人口过剩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数量迅猛增长。
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突破有史以来的1亿大关；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十五年(1790年)相继突破2亿和3亿；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4．1亿；
咸丰元年（1851年）时更达到4．3亿，成为清代人口数量的最高点。
过剩人口是近代中国社会人口问题的主要方面。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来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布局，加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瓦解，从而造成了过剩人口队伍的日益庞大；
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吸收大量的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过剩人口问题难以解决。
在近代中国，过剩人口存在的最主要形式是存在于农业人口之中"潜在的过剩人口"。中国近代潜在的过剩人口是在农业经济破败凋零的基础上存在的，它的存在又加剧了农业经济的破败。"
2）灾荒近代中国农业
灾荒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近代中国自然灾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和严重：
晚清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干旱、水涝、瘟疫、霜雹、沙碱等不仅连年不断，而且波及的范围极为广泛，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需要说明的是，灾荒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大兵之后，必有灾年"，说的就是人祸与天灾的相关性。
晚清水利失修，致使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水旱灾害年甚一年。△185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了严重的水、旱灾害，
两广地区的水、旱、蝗灾也连年不断。
北洋军阀时期，"因国内政治混乱，内争迭起，对于天灾之预防及补救，绝不注意，故水旱、风灾亦成为农民最大之苦痛"。
由于农业的破败，使农民走上了贫困化和饥饿化的道路，这就降低和削弱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剧了农业生产的破败。
近代中国的农业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
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近代中国农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农业中的技术作物和商品经济，虽然曾一度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表明中国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它只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农业经济更加半殖民地化。
中国农村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与掠夺之下，地租、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苛捐杂税、战争、天灾等日益增加，农民破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
据调查，当时全国耕地面积大约在15亿亩左右，从19世纪70年代起，除新垦区(特别是东北各省)外，耕地一般都没有什么扩大，相反还有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农村经济是处于停滞、下降的状态的。
在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之下，广大贫苦农民不仅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单位面积产量也陷于停滞、萎缩，乃至下降的状况。农民的破产和农业生产的下降，必然促使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近代中国的农业陷入日益衰败的局面。

第三节、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

　　1 自然经济与近代农业商品化
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中，一方面自然经济逐渐分解，传统农业陷入衰败、停滞不前的局面，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趋势不断增强，导致了农业经济的畸形发展。
商品经济是与自然经济根本对立的。所谓自然经济的分解，实质上就是它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遭到了破坏，组成它的主体的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因此，农业与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分离仅是自然经济分解的标志之一，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
中国的农业经济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里，虽然也存在着商品性农业，但是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是异常缓慢的。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的逐步发展，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出现了更为普遍、更为迅速的客观发展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商业性农业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棉花、蚕桑、罂粟、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发展，以及小麦、谷物、豆类等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提高；同时还表现为某些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开始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而起伏。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到20世纪初，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于经济作物的发展与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中国早期发展的经济作物，后来由于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了，如茶、甘蔗、蓝靛等，另外又有一些经济作物，由于世界市场的需要而大量发展，如蚕桑、棉花、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等。
2 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发展
第一，商品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出现了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的趋势。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大多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都有明显的提高，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重，除玉米有所提高外，其余作物不是没有变化，就是有所下降，商品性经济作物排挤自给性粮食作物种植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近代中国发展较快的商品性作物主要有棉花、蚕桑、茶、甘蔗、烟草、花生、大豆、罂粟等，其中棉花最具典型性。
第二，商品性经济作物，多以出售为种植目的。
鸦片战争后的最初几年，由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发展，洋棉入口逐渐增加。到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价格提高，入口减少，出口呈现增加，棉花由入超变为出超。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外资本都开始在中国投资创办机器棉纺织业。
以上原因都刺激了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
不仅原来的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了，就是许多原来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种植发展更加迅速。
由于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棉花产量的增加，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的增长，棉花销售中心市场也逐渐形成。如上海、武汉、天津、青岛、济南、无锡、郑州等地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棉花中心市场。
蚕桑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蚕丝出口有所增长的，促使国内桑树的种植面积和蚕的饲养不断增加。
19世纪60-80年代，欧洲和日本蚕丝业的迅速发展，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欧洲和日本丝的竞争，虽然生丝出口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却大大下降了。1900-1918年间中国生丝的出口一直徘徊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所增长。
茶 鸦片战争前，茶在出口总值中占到60％以上。19世纪40～80年代，茶产量突飞猛进，19世纪80年代每年出口茶叶竟在200余万担以上，虽然茶叶的出口占出口货值的比重在不断减少，但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茶叶的种植几乎遍于南方各省。
自19世纪80年代起，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茶的生产便大为下降。1919年后，茶的出口量每年都在100万担以下。
中国茶叶出口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由于中国茶业种植仍旧停留在小农经济生产技术的水平上，加工仍然是落后的手工业，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无法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相竞争。于是国内茶价跌落，再加上苛捐杂税的盘剥，许多茶农纷纷破产，茶田荒芜，有的改种别种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近代有所扩大，但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还是较低的。各类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始终没有突破20％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不发达。
第三，粮食商品化的发展。
促进粮食商品化发展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逐渐增加，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排挤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了某些农业区粮食总产量的减少，变成了仰给外地的缺粮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得比较多，某些地方反而成了缺粮地区。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城市人口的增加刺激了粮食商品率的提高。
再次，粮食加工工业，特别是酿酒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对商品粮的需要。
适应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粮食集散中心开始形成了。当时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有芜湖、无锡、长沙等。
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是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是粮食商品率的提高并没有给中国的农民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相反，农民为了换取货币以购买日用品和支付货币赋税与地租，不得不压低生活水平而出卖口粮。便导致了一方面粮食商品化的深化，而另一方面则是农民的粮食短缺。粮食商品化的发展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枯萎和农民贫困化的一种反映。
第四，中国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带，逐步出现了若干农业专门化区域。
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重要表现，也是自然经济分解的重要标志。
当时已出现农业专门化区域：
棉花多产于江苏、湖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
蚕桑多产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省；
烟草多集中于山东、河南、安徽等省；
大豆主要产于东北；
花生主要产于山东、广东、安徽等省；
稻米主要产于江苏、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浙江等江南一带；
而小麦主要产于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和东北一带。
农业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
近代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和扩大，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发展促成的。
近代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促成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形成的主要因素。
近代农业专门化区域形成和扩大的程度并不太高，小农经济始终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
甲午战争以后，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平衡。在交通比较发达的省份和大城市的附近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而在一些边远的省份和地区要低得多，甚至在一些地区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
3.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的特点
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使得农产品商品化有了若干特点：
首先，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引起的，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不太大，而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变化。
外国资本主义大肆搜刮中国农产品，是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的扩大和加深，中国近代农业也就被大规模卷入到商品经济中来。外国资本主义需要某种农产品，某种农产品就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反之，则会对中国农业经济带来剧烈的冲击，导致市场萧条，田园荒芜，农民破产。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不仅制约着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而且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的控制权，旁落于外国资本主义者的手中。这样，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的日益半殖民地、殖民地化，以及中国农民日益贫困化。
其次，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而只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在一般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日益商品化，必然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增长。但是，中国的情况则不然。
鸦片战争之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前途。
在这一时期的农业中，也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如垦殖公司等，但这些土地所有者占有大量土地宁可出租给农民耕种，也不进行资本主义规模经营。
这是因为，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在近代的中国，利润不经常，不保险，反不如坐收地租优厚可靠。所以当时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经营者，没有向资产阶级转化，反而更多地向封建地主转化，这就使得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并没有导致农业资本主义的相应发展，为市场提供商业农产品的，并不是农业资本家所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仍旧是广大农民所经营的个体小农业。既然中国农村中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所以农村中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问题，主要就是小农经济产品的商品化。
再次，中国近代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而主要是以牺牲广大贫苦农民的必要劳动量来维持的；中国小农经济越商品化，便越受外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操纵、奴役和压榨。
中国农村中的小农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生产力十分低下，产量很少，劳动产品并不足自给。但是为了维持生活，为了完租、还债，农民常常要出卖自己所产的细粮，换回粗粮充饥，所饲养的家禽也必须尽量卖出，有时不得不贱卖贵买农产品。这种现象导致伴随中国近代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同时，中国农民更加贫困化。
农民经济卷入市场后，市场价格对它便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操纵下，农民所受市场价格的影响表现为三个方面：剪刀差价(即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相比较，在上涨或下跌时，有一个差额)、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正是通过这些手段，农业商品化后积累的财富，经过许多商业环节最终集中到支配国际市场的外国资本家手中和小部分为他们服务的中国商业买办资本家手中。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也就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加深。第四节、中国人为农业现代化做出的努力

　　在近代的中国，尽管从总体上说来，农业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但由于自然经济的逐步分解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中国人也在试图寻求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1、近代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一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寻：
一方面，是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
一方面，是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破坏着中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独立的小手工业；
另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促进了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因而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
同时，由于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也促进了农民的分化。
这一切都为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1)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农业中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租剥削占主导地位，其经营方式主要的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农民对市场依赖的增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农民分化的加剧。加上农业生产某些部门中利润的刺激也使部分资本流向农业，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所谓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济，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应当是租地农场主的出现。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就其价值构成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在中国近代农业中，这种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农业家--租地农场主，在整个农业中几乎没有。
2)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地主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所谓经营地主；在农民的分化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富农经济，以及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些新式农牧垦殖公司。
富农经济 富农经济是近代中国农业中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组成部分。近代的富农经济按其经营情况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式富农；另一种是旧式富农。
新式富农经济 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在大城市附近有所发展。新式富农仿照外国资本主义的方法经营农业生产。
20世纪初，中国农业中完全意义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租地农场主已经存在了。虽然他们的数量还不很多，经营规模较小，多使用手工劳动，使用农业机械生产的很少，但表明在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已经存在了。
旧式富农 这是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这种旧式富农占有土地不多，因为自家劳动力不足，经常雇佣一个或几个雇工耕种，自己也参加些劳动。他们还往往出租一部分土地和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旧式富农具有半地主的性质，是一种比较广泛的类型。
富农经济成分在近代中国整个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经营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富农经济在当时代表了农业中一种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它们的经营规模比中农或佃农大，资金比中农或佃农多，拥有比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生产技术，故生产率较高。
中国的富农经济一般都带有较浓厚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
首先，中国的富农经济中，多数是自有土地，雇工经营，有的还将部分土地出租，进行封建剥削。
其次，在富农中多数放高利贷和兼营商业，对农民进行封建的或半封建的盘剥。
再次，富农经济雇佣劳动也带有半封建性，如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很低，存在人身奴役，还有"工偿制"的现象，等等。
最后，富农经济的发展前途，不是进一步去掉其封建性向完全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而是资本愈加积累、土地愈加扩大，土地出租的部分也就愈多，甚至最后蜕变为租佃地主，即倒回到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由此可见，旧式富农固然带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半封建性。
经营地主 经营地主是一种自己经营农业生产的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将一部分土地出租，剩下一部分土地雇工经营，本人不参加劳动。
这种经营地主在华北一带，特别是在河北和山东省比较多见。
经营地主和富农不同的地方:
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较多，出租的部分也较多，本人不参加劳动。
雇工经营的规模也较富农大，土地往往由"大伙计"或管家代为经营，本人过着地主式的剥削生活，封建性较重。
经营地主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是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农牧垦殖公司 农牧垦殖公司是近代农业中一种新型经营方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清政府放垦官荒政策的推行等多种原因，农牧垦殖公司开始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有所发展。
这种农牧垦殖公司顾名思义应当是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但实质上绝大多数带有极其严重的封建性，或者完全属于封建经济，甚至名为公司，实为收租栈、土地投机机构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1912年全国共有农牧垦殖公司171家。
这些农牧垦殖公司多半在垦殖区，其次是在工商业比较发达或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
这些公司的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其次是商人、买办、归国华侨，也有个别的工业资本家。
经营的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如种棉、植桑、造林、种植桐树或漆树、垦荒、园艺、饲养牲畜等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时期农牧垦殖公司的经营成效绝大多数都不大好。许多虽名为农牧垦殖公司，却并不采取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业经营，仍然将土地分租给农民，按对半或四六分成进行收租；有的实为收租栈；还有许多并不进行农业经营，而是垄断地权进行土地投机。
从近代中国富农经济、经营地主和农牧垦殖公司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来看，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虽有所发展，但极其缓慢，资本主义成分所占的比重十分微弱，封建农业经济仍占据着支配地位。
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经营发展缓慢曲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造成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和盘剥之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利润极少，且极不稳定，反不如坐收地租优厚可靠。这不仅妨碍了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同时还经常促使富农、经营地主、农牧垦殖公司向封建剥削方式退化，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没有发展前途。
2.近代农业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近代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近代中国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中，农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
国家兴农政策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即认识到改良农学的重要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请开农学堂地质局折"中，就曾建议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学堂。光绪帝因此下诏令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农学堂。
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联名奏折中也提到："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到1903年，清末新政开始，兴办农业教育成为其中一项内容。
近代农业学校的建立
近代农业教育兴起于19世纪末年。中国的农业学校，以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农务学堂和杭州知府林迪臣于杭州创办的蚕学馆为较早。
制定了一系列包括发展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的规章和政策
1903年，清政府陆续制定丁一系列包括发展农业教育在内的近代教育的规章和政策。
在农业教育体系上，农业学堂分初等、中等、高等3级，招生对象分别为初小、高小和中学毕业者。农业学堂教师的来源于: 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担任农业学堂教习。农业教习讲习所培养的师资；聘请外国教习。
在清政府的政策鼓励下，1906年起农业学堂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设起来，其中以湖北、山东、四川、江苏、直隶等省发展较快。到1909年，全国有高等农学堂5所，中等农学堂31所，初等农学堂75所。这些农业学堂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懂得农业科学和技术的人才，他们所学习的农业知识已经是西方农学，对于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有很大的作用。民国初年，农业教育发展较快，1913年时，全国乙种农业学校(初等)达244所，甲种农业学校(中等)达42所，高等农业学校达7所，在校的农业学校学生有1.7万多人，这对于中国近代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作用。
2）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在农业教育发展的同时，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
最早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1897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务农会"。1898年，上海农务会改为"江南总农会"，是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农业科学传播机构。以后，各地纷纷成立农会。
1910年建立的农会数已达29个，主要分布在沿海几省，尤其是农业发达的江浙和山东地区。
江南总农会出版的《农学报》，大量翻译了欧美和日本的农业论著，所做的农业科学实验有在海宁种美棉，在瑞安种日本水稻，在如皋养蚕和种麦，在淮安种引进的葡萄、洋葱、西果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学报》以介绍"欧美日本农书"中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宗旨，从1897年创刊到1906年停刊的十年中，前后刊载翻译东西方近代农学著作171种，以及各种外国农业文章，全面地介绍了农业原理、作物、土壤、肥料、气象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对欧洲农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在《农学报》的基础上，罗振玉又主编了《农学丛刊》，共分7集，清光绪末年石印出版。《农学丛刊》中既包括西方农学译著，又包括中国传统农学要籍，体现了利用欧洲农学改造中国传统农学，促使实验农学在中国产生并发展的思想。
3.中国农业对外在因素的反应和利用
第五节、近代中国农民与土地

　　1.近代中国社会土地状况
在整个近代中国，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存在和继续保持，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深入，农业陷入了危机之中。农业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农业生产囿于传统制度和土地关系的束缚，无论扩大耕地面积，或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都陷入了艰难的困境。而土地占有不均，更加剧了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严重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全国农村普遍出现农民不断丧失土地，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无论是农民本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试图按照本阶级的意愿进行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太平天国后长江中下游的土地关系以及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
19世纪中叶，封建土地关系日趋腐朽，土地问题日趋严重，促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策源地广西，土地兼并的程度十分惊人。
1851年清代人口达到了最高点-4.3亿人，人口压力、剥削的沉重，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2.太平天国制定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把中国农民运动推向了最高峰，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太平天国制定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1853年下半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
1）《天朝田亩制度》
△主要内容
第一，利用中国古代"大同之世，天下为公"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以"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作为处理物质财富总的指导原则。对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明确规定其"归上主"所有。
第二，以家为单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
第三，实行耕织结合的个体小生产经营方式。维持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
第四，农家产品不得私有，在乡官监督下留足自给部分后，全部上交国库，统一分配。第五，规定了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
2）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系统地提出了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分配方案，它反映了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精神和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对广大农民群众起了巨大的革命动员作用，使得太平天国运动能够得到迅速发展。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空想和落后的纲领，它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超越了反封建的任务，而企图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这就成了无法实现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如此平均地分配土地的办法也是无法实施的。
《天朝田亩制度》所包含的进步和落后两个方面的矛盾，是由于运动的主要动力--贫苦农民和失业破产的小手工业者的阶级意识所决定的。
一方面，他们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出发，迫切要求消灭社会上财产分配的不合理现象，迫切要求获得土地；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并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想像中的社会改革方案，只能是一种根源于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农村发展蓝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实现。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既然《天朝田亩制度》的各项规定无法实施，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不得不采取现实的土地政策：照旧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承认租佃关系，允许地主收取地租，并督促佃农交纳地租。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广泛设立监督收租与征税的机构。太平天国发给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不论自耕农或地主--一种称为"田凭"的土地证书，以法律形式正式确认各人的土地所有权，进而维护出租土地的收租权。
太平天国也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主要限于下列两大类土地：
一是官田、公田，即清政府的官田及寺观田等。
二是妖官田产。太平天国称清政府官僚为"妖"，没收其一切财产，包括田地在内。
在太平天国占领区里，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贯彻实施，清政权统治时期的一些旧制度、旧办法，仍被保存、沿用下来。但是农民政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很大的冲击，部分地区自耕农大量增加。
3.孙中山的"平均地权"
20世纪初，各地农民的抗粮、抗捐、抗租的斗争此起彼伏。农业危机的症结在于土地问题--地权不均，中国广大农民为了从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的剥削中把自己解放出来，首先要求的是解决土地问题。
孙中山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他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的。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是与"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结合在一起的。"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中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列的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
辛亥革命前，它是民生主义的惟一内容，辛亥革命后，它与"节制资本"并列为民生主义的两大支柱。
1）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其具体办法是，先由地主自报地价，交送政府备案，作为永久的土地价格。
他认为：规定地价后，就可以有利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国家就可以逐渐获得土地。土地定归国家所有，然后，贷给农民耕种，要求农民只向国家缴纳单一的土地税。于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就消失了，土地的垄断和贫富的悬殊现象就可以避免。
2)评价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但是，他的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行不通的。
首先，按地价收税，地主可以把土地税收转嫁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的剥削会加深加重；
其次，国家的经济力量有限，不可能把土地一一收买；
最后，中国土地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其土地价格不可能上涨很多，那样，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就会遇到困难了。
平均地权本想防止资本主义，结果将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本想使农民得到土地，结果将对农民无利，却有利于资本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由此断然，"平均地权"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不能实现，除了因为具体的办法行不通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土地纲领并不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的。
孙中山对当时农村中的土地问题、对封建土地关系、对地主土地所有制，都缺乏真切的认识，这就注定它无法付诸实施，也难以获得农民的支持。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局限性与软弱性，使他们在革命运动过程中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幻想在不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解决土地问题，这只能是空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农民，并且想团结农民、利用农民，却由于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无法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并完成对农民意识的改造，结果，革命的领导权被篡夺，革命的果实被抢走，辛亥革命归于失败。
客观地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在当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孙中山提出以平均地权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作为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反封建的、进步的革命纲领。平均地权的主张，只是从关怀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剥削者的悲惨境遇出发的。第六章 艰难曲折的工业化历程与科技的命运

第一节 、 坚船利炮威逼下的中国工业

　 工业化是近代化的一个中心内容。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艰难曲折中寻找工业化的道路。
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次次战争失败使清政府丧失了诸多的主权，同时也逐步认识西方、仿效西方。
中国近代工业化首先开始于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兴办一系列军事工业，反映了晚清人们对西洋的认识首先来自对西洋坚船利炮的认识。
以军事工业为起点，为了解决原料、燃料、财源等问题，洋务派又举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并赋予这批军事工业企业和民用工业企业以"自强"和"求富"的内容，成为近代工业化的最主要的目的。
1．抵御外来侵略的军事工业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从军事工业的兴办发端，虽然有对内镇压农民起义的目的，但它是在西洋船坚炮利的威胁下而被迫的回应，必然包含着抵御外来侵略的内容。
1）近代军事工业企业的建立
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以"自强"为目的，举办了24个军事工业企业，受到清政府极大的重视。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内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成为清末最早创立的近代军事工厂；次年，李鸿章建立"上海洋炮局"，铸造开花炮弹；1863年，李鸿章委派英国人马格里设立"苏州洋炮局"，制造枪弹和炮弹。
这些军工企业的设备都比较简陋，生产方法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手工状态，只能视作近代军事工业的雏形或前奏。
近代军工企业规模较大的机器局为：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亦"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是清末最大的军事工厂。
同年，李鸿章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机器局"。
1866年左宗棠奏设马尾船政局于福州马尾，亦称"福州船政局"，为清政府官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同年,清政府命崇厚在天津筹办机器局，翌年(1867年)3月成立，初名"军火机器总局"，1870年由李鸿章接办，始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
1869年，左宗棠率清军到陕西，在西安临时设立西安机器局。不久迁往兰州，1872年成立兰州制造局，制造子弹、火药及旧式抬枪。
1870年英桂奏设福建机器局，制造子弹、火药。1874年又设广州火药局专造火药。
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泺口建立山东机器局，不久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于1877年成立四川机器局。
1881年，吴大徵在吉林设立吉林机器局，刘坤一设立金陵火药局。
1883年刘秉璋在杭州设立浙江机器局，奕環在北京设立神机营机器局。
1884年岑毓英在昆明设立云南机器局，张之洞在太原设立山西机器局。
1885年张之洞在广州设立广东机器局，刘铭传在台北设立台湾机器局。
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设立湖北枪炮厂。
2）近代军事工业企业的特点
从各机器局设立的时间来看，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设立军事工业企业最为集中的时期。
这一时期，民用工业的兴建只有极个别的数例，并且集中于7O年代后期，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六七十年代是近代工业的主要内容。
特别是60年代建立的江南、金陵、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是军事工业的主要代表性企业，规模相对较大。
七八十年代建立的军工企业以中小型机器局为主，1890年成立的湖北枪炮厂是与江南制造局齐名的军事工业企业。
从各机器局分布的地域来看，以东南沿海为主，除边疆外，各省都曾设立军事工业，但规模较大者仍地处上海、南京、福州、天津、汉阳数地。
这些地方与西方接触频繁，交通相对便利，为设立机器局的首选之区。
以各机器局的制造情况来看，除了福州船政局专业制造兵轮、炮舰之外，其余各机器局都以生产枪弹、炮弹、火药为主，兼及修造轮船等；有生产枪、炮能力的机器局不多，以江南、金陵、天津三局和湖北枪炮厂为代表，说明近代军事工业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虽然远未完善，且各机器局生产能力参差不齐，但这些近代军事工业普遍地使用机器生产，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
3）对近代军事工业企业评价
清代军事工业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这批官办军事工业具有严重的封建性，技术上与西洋相比也很落后；
它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也存在很大的依赖性：这些企业所用的机器设备和所耗用的原材料，几乎全部依赖外国供应，技术上也是依赖外国人，制造的产品也以仿造为主。
这表明中国近代工业化启动时，并非来自于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机器制造业的出现，而是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威逼下，仿效西方，大量购买西洋机器设备后，开始的工业化运动。在没有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化，注定将走上一条曲折、漫长的道路。
2."自强"必先"求富"的民用工业
1）民用工业兴起的原由
近代工业化以军事工业为开端，很快就发展到民用工业的范围。这是因为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只有扩大举办工业的范围才能解决问题：
首先，官办军事工业进行的不是商品生产，除极少数例外，其产品都不是商品，其经费由清政府调拨。随着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趋困难，越来越不能供应军事工业的开支。于是，洋务派从筹款出发，提出了“自强”必先“求富”的口号，决定创办一些“致富”的企业。
其次，举办军事工业中遇到了原料和燃料问题。军事工业建立之初，机器、煤、铁，乃至木材等原料都要从外洋进口，成本既高，又不及时。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兴办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料和煤炭等燃料，都从外国输入绝非长久之计。
1872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须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
洋务派已经认识到摆脱对外国原料依赖的必要性，同时也看到了旧式铜铁矿厂和煤窑的生产，很难满足需要。
再次，交通运输问题需要解决。新式军事工业无论原料燃料或者成品的运输，都必须有新式的交通工具与其相配合。
所以，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便打出了兴办民用工业的旗号，提出"求富"的口号，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为"自强"而"求富"，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2）困境中建立的民用工业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主要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工业等等。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天津电报局等等。
3）洋务派工业企业经营方式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包括近代军用工业在内，从其经营形式上看，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形式。
"官办"即由官垄断，禁止民间制造，新式军用工业全部采取"官办"的形式，全部由政府出资开办。
"官商合办"，就是部分由政府出资，部分由商人出资，虽曰"合办"，实际上仍然由"官"来操纵。
"官督商办"就是以商人出资为主，政府加入资金很少，甚至一点也没有，但有权对企业进行控制，由官僚来管理。洋务派举办的民用工业中，"官督商办"为其基本形式，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处于主导地位。
4）对近代民用工业评价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植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构成了新兴的中国近代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新的发展；
它们的存在刺激并影响了与它们相联系的若干新式工业的发展；
它们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使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兴办民族工业时受到启迪，认识到了经营近代工业时基本上应循的方向。
洋务派创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在甲午战争后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军用工业继续维持，但在近代工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民用工业大多数发展成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到了北洋军阀时期，官僚资本主义工业更加具有买办性，这是近代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个特殊现象。
第二节、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衰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民族工业历经艰难曲折。
1.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开始出现时，纯粹"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也出现了。
这个时期的民族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体。
1866年方举赞、孙英德合伙开办的发昌机器厂在上海建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最初只是一家手工锻铁作坊，专门为外商船坞打造修配船用零件。
1869年该厂开始使用车床，雇用十几个工人，70年代初采用了蒸汽动力设备，成为一个近代工业企业。发昌机器厂在1876年即制造了几艘小型轮船，1887年兼造车床、汽锤，除此之外还经营进口五金。80年代末发昌发展到300余人，拥有20多台机械设备，分设木匠、木模、冷作、翻砂、打铁、车床、水汀炉等车间，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在70年代一共创办了20多个民族工业企业。80年代逐渐增多，并且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企业。总计1894年以前共创办了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企业一百多个，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两地。
这一时期的民族工业包括缫丝业、轧花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公用事业、船舶修造业、机器修造业等。此外，民族资本还创办了一些煤矿和金属矿。
机器缫丝业是较早出现的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也是较为典型的民族工业。
最早出现机器缫丝业的地区是广东，主要分布于南海、顺德两县。
1872年商人陈启沅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由于机器缫丝业的兴起打击了手工缫丝业，因而引起了手工缫丝工人的反对。1881年，手工缫丝工人纠合数千人捣毁了裕厚昌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被迫关闭，迁往澳门，3年后搬往广州。
由于机器缫丝已经赢得越来越大的市场，同时缫丝厂给了人们以某些谋生之路，机器缫丝业才算站稳了脚跟。到90年代初，广东的机器缫丝厂已发展到五六十家。大厂雇佣工人达八百人之多，广州一带已经成为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
1882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公和永缫丝厂。
上海本临近浙江产丝区，又是生丝最重要的出口地方，条件优于广州，但由于外资缫丝厂的竞争，经营上遭到了很多困难，所以成绩远不如广州。
2.民族工业的艰难曲折发展
从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如下：
1895-1898年，是甲午战争后设厂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高潮是甲午战后，新式企业利润的刺激以及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的鼓励下出现的。1900年以后由于外资和外货的压迫，设厂出现低落现象。
到1905年左右，由于日俄战争(1904年)的关系，某些工业(如面粉业)得到一些发展的空隙，特别是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从1904-1908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大的高潮。但时间不长，又开始退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呈波浪式，总的趋势是向上发展的。这里所指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既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包括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的发展。
与甲午战争前的情况相比，甲午战后商办的厂数和资本额增加都比较快。甲午战争前商办工业共设厂53家(1872-1894年)，甲午战争后新设厂矿为463家(1895-1913年)。商办工业资本额，甲午战争前共469．7万元，占资本总额的22％(官办和官商合办资本占78％)；甲午战争后到1913年，新设厂矿资本额为9080．1万元，占资本总额的75％(官办和官商合办资本占25％)。
1895-1913年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可以从棉纺工业、缫丝工业、面粉工业、烟草工业等部门的发展中看出。
其他轻工业。如火柴、榨油、造纸、碾米、肥皂、玻璃、皮革等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重工业 在这方面民族工业无法与外国及官僚资本抗衡，仍很微弱，但也有所发展。
甲午战后的十几年中新设的机器和船舶修造厂家共有24个，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1905-1919年商办的煤矿增设了25处，但矿的规模比较小，设备简陋。
甲午战后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还可以从个别企业的资本积累中反映出来。祝大椿、张謇……
1895-1913年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表现出很大的弱点，如资本薄弱、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等，因此它的发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民族工业仍以轻工业为主，大多数企业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在资本主义强大的压力下，民族工业深受打击，甚至被迫倒闭或被外国资本兼并。
同时，苛捐杂税不断增加，封建性高额借贷利率的长期存在，清政府及封建大官僚对民族工业进行公开的掠夺和封建性的垄断等等，民族工业还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普遍获得了一些发展，特别是轻工业有比较迅速的扩充。这在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中是空前绝后的。所以人们把一战前后的这段时期，看作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的原因：
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大事件的作用不可低估。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大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表现出进一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后来的北京政府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为了鼓励发明与改良工艺品，工商部于1912年12月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凡发明和改良制造品，可给予5年以内的专卖权，从而促进了当时某些轻工业品和机械产品的改进。
此后，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出台，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且，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覆灭与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爱国心日益高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抵制外货作用，从而使本国的工业产品增加了销路，民族工业出现了生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一些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14一1919年的6年间，中国资本新设厂矿共379家，设立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本1430万元，这都比前期19年间有成倍的增长。同时期，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机械动力也增加了l倍。
3.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特点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有其独特的道路。
工业的发展并没有经过简单的协作、手工工场和机器大工业这样三个紧密相连的阶段，而是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下，在19世纪7O年代后，由一部分对新式企业的投资感兴趣的官僚、买办、商人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直接由手工工场主兴办的大机器工业为数极少。
民族工业是以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的。
从事轻工业生产需要的资金较少，建设时间较短，资金周转较快，容易获得较高的利润；同时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也为轻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
民族工业经营的采矿业发展水平低，没有重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相应发展，资本太少，设备技术过于简陋，缺乏生产经验，民族工业中的采矿业发展十分困难。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企业中，大部分投资较少、规模较小。
民族工业资本少，企业规模小，设备简陋，生产效率低下，资金周转困难，因而生产成本也就必然很高，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束缚，产品很难与进口洋货相竞争。
因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其产生时期，发展是很有限的。
工业企业的分布很集中。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上海最多，广州次之，其他的也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是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这些地方交通比较发达，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比较容易，但民族工业的这种分布情况，主要还与它的半殖民地性质分不开的。
这些地方向外国购买机器及获取技术都比较方便，也便于商品出口，并可以寻求外国在政治上的所谓"保护"等等。
民族工业的创办人主要是商人、买办、官僚和地主，还有少数华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一开始便处在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产生起，就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得不到充足的发展；民族工业兴办所需的机器、原料、技术、资金等都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存在依赖，且企业多设于通商口岸，有些企业的产品专为出口而生产。民族工业的兴办又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和官僚的支持，需要向政府请求减免税厘及享有专利权等。
从民族工业的创办人如陈起沅、严信厚、黄佐卿、朱其昂、徐润等人身份来看，就能反映出民族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依赖关系。
第三节、阶级力量的变化与新增长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1.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与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的产生同步；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组成情况比较复杂，突出地反映在资产阶级内部经济地位的不同上。
中国资本主义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在自己发展中分为两个部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与此相适应，在阶级关系上，中国资产阶级也分为两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在作为清政府代表的洋务派官僚，通过国家政权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创办和经营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过程中形成的。
清政府洋务派的大官僚通过经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积累起巨额的官僚资本，成为中国最早的官僚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的特点
官僚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手段与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来积累资本是不相同的，他们拥有各种政治特权，可以任意挪用官款、收取佣金、低价收买企业股票等等，财富积累急剧。
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联系都十分密切，受到二者的扶植和支持，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官僚资产阶级虽然是新产生的阶级，但它并不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是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反动社会力量。需要说明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在失去与政权的结合后，资本家的性质即发生了变化，向民族资本家转化了。
2.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特点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19世纪7O年代产生的。这一时期民族企业投资较少，规模较小，大部分是轻工业，因此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大都是由商人、买办、官僚和地主转化而来。
1)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产生起，就同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间存在着既矛盾又联系的关系。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
外国侵略者采取各种手段阻碍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其中最主要的是进行商品倾销。
外国资本主义此时已经在中国经营了一些企业，这些企业倚仗着政治上的特权地位和雄厚的资本力量，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
外国侵略者还通过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垄断和控制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顺利发展。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侵略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也与他们进行斗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和洋务派的压迫。
封建顽固势力认为，使用近代机器、轮船和火车等等，会掠夺人民生计，熏坏农田庄稼，甚至有碍地方风水，往往群起反对，根本上反对创办近代工业；
而洋务派则千方百计地试图垄断和控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封建赋税，特别是厘金，也给了民族工业以严重的打击。
民族资产阶级自然希望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又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存在着依附的关系。
许多民族工业企业看中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在华特权，拼命依靠洋人势力，或把企业设在外国租界以求"保护"，或把企业登记在洋商的名下，托求庇护。薛福成曾说："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籍，用西国之旗。"更有一些企业如缫丝、制茶、制革等等，本身就是依附外国资本在华掠夺贸易而存在的。
由于中国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绝大多数民族资本企业的机器设备等，都由外国进口，技术也要雇请外国人指导。因此，民族资本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依附关系。
对于本国封建主义的依附就更严重了。民族资产阶级往往依靠某些封建势力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要想减免税收和获得专利权，又必须向清政府申请；
有的还借垫一部分官款开办企业；
民族企业的不少创办人本身就是官僚或地主。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依附于他们的一面，力量非常软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最重要的特点。
他们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矛盾，因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和军阀官僚政府的斗争；又由于同它们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易于和革命的敌人妥协。
2）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
一是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
一是由原来的手工工场主上升而来。
在近代中国，后者为数极少。
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层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大小和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联系程度不同，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两部分。
一般说来，上层拥有较大规模的企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关系密切。
中下层企业的规模小，他们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系少而矛盾大，经常遭受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的革命性较强而妥协性较小。
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或是中下层，都带有两重性，因而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的一面。"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其产生之日起，一直在寻找中国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间既提出了工业化的设想，并通过改良、革命等手段来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在具体实践中创办企业来实现工业化。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没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依旧艰难曲折。
3. 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
1）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产生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建立，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
同时农村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也迫使广大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这样就为发展近代工业提供了广大的劳动力市场。
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这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中的一部分，就被吸收到城市工厂，成为近代产业工人。
产生于外资企业
中国无产阶级早在中国资产阶级以前就已诞生。中国的无产阶级最初并不是产生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工业里，而是产生在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企业里。
这是因为外国资本的企业出现较早。早在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就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地经营起近代工业，在这些企业中就雇用了中国工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工人。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依据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建立的几家船舶修造厂出现第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产业工人后，这个群体还随着外国在华经济侵略的加深而继续扩大。
产生于沿海通商口岸
沿海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海员和码头工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产生于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
中国无产阶级又随着洋务派大办洋务企业和民族资本的发生而发展。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
19世纪7O年代以后，在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里，又产生了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
2）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由于它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而具有许多突出的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展开英勇的斗争。
分布相当集中--集中在沿海各省，以及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企业中，特别是较多地集中在资本主义在华投资的厂矿中。
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第四节、中国近代科技与方法的引进

　　西学的传入，造成了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冲击，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从此开始发生嬗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建立初步完成。
1.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变
1）1840－1860年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第一批重要著作问世。
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从时事出发认识到改良朝政的必要性，开始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著作
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的《海录》、萧令裕的《英吉利记》、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第一批重要著作。
他们不仅介绍了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情况，而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命题，揭开了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转变的新篇章。
2）19世纪60－90年代创置一批科技、文化、教育等近代设施。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史家所称的"洋务运动"时期。所谓"洋务"，除了专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对外交涉外，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求强求富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是在同一过程中创置一批科技、文化、教育等近代设施。
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因其身系要职而与西人直接相遇，他们确实感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自强"目的出发，清政府的各级官吏纷纷效仿西方，大办洋务。
文化教育的新设施--西式学校
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是洋务运动中仅次于工业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此为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
随后两年，在上海和广州也先后成立了性质类似的广方言馆。
此类学校多聘外国传教士为教习，除学习外国语言外，多有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京师同文馆即有天文、舆图、算学、化学、格致等课程，其中格致即包括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动植物学等门类。
翻译的书籍
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200部，虽然多数为外交和史地政法类，但也有《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格物例算》、《算学课艺》、《电理例微》等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书籍。
1868年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40年中翻译的书籍达199种，尤以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为主。据1909年陈洙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统计，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中，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类即有70多种。
江南制造局所译科学书籍，多为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而成，其译员可考者有59人，其中尤以英国人傅兰雅，及中国学者李善兰、徐寿、华衡芳最为突出。
科普杂志的功用
洋务运动期间还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份科普杂志--《格致汇编》。
《格致汇编》由傅兰雅一手创办和经营，自1876年正式问世，期间虽曾停刊，但一直到1892年才终刊。此刊绝大多数稿件为傅兰雅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编写，其中往来信件、读者提问也多由傅氏自己答复。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及中国学者徐寿、华衡芳也提供过部分稿件。
从《格致汇编》的内容来看，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相当广泛，举凡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等，几乎无所不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科学启蒙和科技实验指导的作用。
《格致汇编》"互相问答"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分布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湖北、天津、香港、辽宁、安徽、直隶、江西、北京等14个省区，其中以通商口岸和各地中心城市为多。
《格致汇编》开始每卷印3000册，每卷一出，数日内即告售空。
自明末清初西学传入至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过渡期。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首次成批的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但时代的局限制约了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科学技术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这不仅表现在当时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初步采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而且表现在西方的部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理论，以及新的科学技术概念和观念，在社会的上层，包括一般知识分子中间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学校、译书、科普刊物等科学技术的基础教育开始出现。然而，洋务运动时期只是中国科技近代化的先声，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还要延伸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科技具有了近代科学的特征
甲午战争直至辛亥革命前，《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科学世界》及科学仪器馆等以"科学"命名的报刊书籍和研究机构开始在中国大地出现，中国传统上沿用不太明确的"格致"一词逐渐为"科学"所取代。
从形态上讲，中国科技已具有了近代科学的特征。
不仅如此，无论是基础科学新成果的引进和传播，科学方法的引进与应用，还是科学精神的倡导和发扬，以及科学法制化的探索，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在此时初步形成。
2.近代科技与方法的引进与应用
自然科学包括应用科学和基础理论两部分。
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方科技的主流是军事工业所必需的实用技术，虽然也有基础理论的内容，但目的却是"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技引进的重点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同时兼及实用技术。
这是中国近代科技引进与发展在洋务和维新时期最大的不同。
1）西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引进
就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引进而言，洋务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所引进的科技成果往往比较零散和陈旧，时人评论说："中国译出各西书，半皆彼中二十年前之著作，西人政学日出日新，新者出而旧者废，然则当时所译虽有善本，至今亦率为彼所吐弃矣"。
戊戌时期注重翻译新书和及时引进最新成果，避免了洋务时期学术滞后之憾。如
X射线在法国发现后两年，《时务报》在1897年即以《曷格司射光》为题做了报道；
1902年居里夫人成功地提取纯镭，1903年留日学生就撰写了《说铂》文章；
1896年奥国发明来复枪，丹麦为俄国制成破冰船；
1897年德国研制巨型望远镜、法国医生创彩色照相术、美国试制成功电力机车……
这些新的科技发明，都在广有影响的《时务报》、《知新报》上做过及时和详细的报道。
2）西方近代科学基础理论的吸收
由于戊戌维新时期翻译人员增多，加之传播渠道的拓宽，西方近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理论基本上被吸收到中国来。
数学方面：由华衡芳和傅兰雅合译的概率论专著《决疑数学》1896年首次刊刻，1899年贾步纬又译出《弦切对数表》，三角函数对数表引进中国。
物理学方面：有关近代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重学、声学、光学、热学、电磁学等分支科学的内容，基本上都有了正确的了解"物理学"这一科学名词开始正式使用。
化学方面：1900年杜亚泉在《亚泉杂志》上发表译文，介绍当时已确认的76种元素概念(比洋务时期增加了11种)，旋又发表《化学原质新表》、《钙之制法及性质》；虞和钦发表《化学周期率》等文，使中国化学出现了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分。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近代天文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此时不仅基本完整地被引进中国，而且一代维新志士还将此应用于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一时成为激励国人救亡图存的武器。
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曾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说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利器，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准备。
特别是严复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着力宣传，并发表《原强》介绍给国人，特别强调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核心内容，对变法维新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科学技术本身。
3)注重科学方法的应用
实验方法、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是科学技术能否近代化的关键，也是奠定近代科学的三大支柱。戊戌维新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对此科学方法的引进与应用。
实验方法 戊戌时期，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泰西各种实学，多籍实验始能发明"，实验当以置器为第一要义。为此，人们对购置科学仪器较为重视。
谭嗣同组织金陵测量会时，就曾凑集了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地平仪、罗盘、陆地记里轮、水银风雨表、量风器、量雨器、量潮器等20多种科学实验仪器。
农业科学方面的实验在戊戌时期发展较快，自1898年至1903年，即有上海育蚕试验场、淮安饲蚕试验场、直隶农事试验场、山东农事试验场等农业试验基地先后出现。
1906年农工商部还专门设立了中央农事试验场，具体负责近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试验。
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此期传入中国最完整的一种科学方法。
当时译介的西方逻辑学的著作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通俗的逻辑读物和教学参考书；
主要有：田吴绍的《论理学纲要》(日本十时弥著)
王国维的《辨学》(英人耶芳斯著)
汤祖武所译《论理学体制图说》
一种是探讨科学研究中的逻辑方法，尤其是归纳方法的方法论专著；
主要有：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英人穆勒著)
《名学浅说》(英人耶芳斯著)
严复还身体力行地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逻辑学团体--名学会，系统地讲演名学。
数学方法 戊戌时期，虽然像谭嗣同等人已认识到"算法为格致入门之始"的道理；康有为在其著《人类公理》时也曾模仿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方法和编写形式来构造自己的理论，但由于没有专业科学家的介入，数学方法并没有被介绍到中国。
尽管如此，戊戌时期人们对近代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仍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中国科学研究已有了注重方法论的趋向，也是一个重要的趋向。
3．近代中国的科学救国
在注重引进和应用科学方法的同时，戊戌时期人们还相当注重科学的功利精神，而功利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科学救国。
就维新志士而言，他们普遍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可以救中国，但其前提是荡涤封建蒙昧，提高民众知识程度，而只有科学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就一般科学家而言，他们认为，只有近代科学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农、工、商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大力发展，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4．建立中国科学技术新体制的探索
戊戌时期人们还开始了探索建立中国科学技术新体制的尝试，其主要表现就是设立学会，创办报刊；试办科学研究机构；奖励发明创造，实行科技立法。
1）设立学会，创办报刊
建立自然科学学会在中国始自戊戌维新时期。
维新派普遍认为，组织学会，对于挽救民族危亡，推动维新变法运动，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大量建立政治性学会的同时，一批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学会也开始出现。
1895年欧阳中鹄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浏阳办"算学社"，又称"算学格致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团体。
1896年，罗振玉和徐树兰在上海创办务农学会；邹代钧在湖南长沙创办地图公会。
1897年，杨文会和谭嗣同在南京设立金陵测量会；龙泽厚、吴仲韬在上海设立医学善会。
1898年，江瑞清在湖南龙南创办致用学会；罗辉山、何盛林在湖南郴州创办舆算学会；
其他如浙江、温州的农学会，奉化的农学学社、上海算学会、长沙地学公会、福建算学会、上海名学会、湖北质学会等，这类学会一般是学习和讲求一门自然科学，有些办得还颇有成效。
一批纯自然科学的杂志在戊戌时期也开始出现。
1897年1月，由陈虬任主笔，浙江瑞安利济医院学堂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半月刊，是中国创办的第一种医学刊物；
5月，上海务农总会创办了中国第一种农业科技杂志《农学报》；
7月，黄庆澄在浙江温州自办第一种数学杂志《算学报》；
1900年11月，杜亚泉创办并主编中国第一种自然科学综合性杂志《亚泉杂志》，主要刊载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学等学科论文；
1903年3月，上海科学仪器馆主办《科学世界》月刊，刊载数学、物理学、地学、气象学、生物学、化学等重要论文等等。
2）试办科学研究机构
地区性学会组织的普遍出现，为建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造了条件。
戊戌时期虽然没有成立过全国性的类似团体和机构，但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科学家之间或学科之间交流的必要，积极倡导有组织的研究。罗振玉、杜亚泉都曾有过设立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想法，惟因故未能如愿。
1903年，周达改良扬州知新算社的旧章程，规定其宗旨为"研究学理，联络声气，切磋讨论，以辅斯学之进化" 。
该社下设普通研究科、高等研究科、特别研究科、应用研究科，组织专人分门研习。
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具体研究中没有取得明显成就，但却使中国科学由个人单独研究进入集体协作研究阶段，对全国性学术团体和机构的建立有开先河之功。
3）奖励发明创造，实行科技立法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在要求各种政治、经济权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政府实行科技立法。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除了发布一系列奖励科学发明创造的法令外，7月13日还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实质上是中国第一个科技专利法。
此章程共12款：
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工程技术专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新发明、新发现和新创造进行奖励；
同时规定奖励办法除分别给予世职、实官、虚衔、颁给匾额外，据其成果功用大小，准予专利50年、30年、20年或10年不等。
此章程的颁行标志着以制定专利法规为核心内容的利，技立法的正式出现。
据记载，此时福州人陈紫绶自创纺纱机器，经有关专家检验，认为灵捷便利，"实足以省民力而为当世合用之新法" ，政府遂发给执照，准其专利15年。这可能是中国人获得创造发明权的最早记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引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领域，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近代体系的雏形。
第五节、近代中国科技体系的形成

　中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学启蒙却对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科学》杂志的正式出版，标志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
1.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制的实行
1900年清政府颁布"新政"上谕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即联衔会奏变法事宜四条：
设文武学堂、酌设文科、停罢科举、奖励游学
20世纪初，颁行"癸卯学制"，初步建立了自初等小学堂直至大学堂的近代教育体制。
2.兴办学堂的热潮。
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兴办学堂的热潮。据清政府学部当时的统计，1907年各省学堂37888所，学生人数1024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47995所，学生人数1300739人。一年之中学堂增长26.7％，学生增长26．9％，1909年学生数达1626720人，比1908年又增长25．1％。
3.编印新式教科书
新式学堂的建立，使原有的教材难以适应，编印新式教科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时间，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纷纷编印各类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自1902年起，开始编印教科书，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学校图书等，其中即有许多自然科学教科书。
新式学堂所开课程，除中国传统文化及政法财经外，自然科学也属重要方面。
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广泛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对科技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派遣留学生热潮
兴学堂的同时，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在清末掀起了热潮。
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有容闳等人首批自费出国留学，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也开始派遣官费留学生，但那时的留学人数非常有限。
20世纪初年，现实把留学与挽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游学译编》曾刊登《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明确提出："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
毗邻中国，又被时人视为楷模的日本遂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集中地。日人青柳笃恒曾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
据考，1903年后开始出现留日热，是年留日学生人数由
1902年的608人猛增至1300（1903年）人；
1904年2400人；
1905年8000人；1906年12000人；
1907年lO000人；
1908年3000人。
留日学生把译书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手段。当时最有影响的几个翻译团体是：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国学社、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闽学会等。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留日学生翻译的多为政法类图书，但也有部分自然科学类图书被译介成中文，如泽田吾一著，赵缭译的《微分积分学纲要》(1907年)，箕作佳吉著，杜新田、许家庆译的《动物学新论》(1909年)，后来都曾一版再版。
由于大量中译日文科技书籍的传入，一大批新的科技名词由日语转为中文，其中许多名词保留沿用至今，诸如科学、自然、物质、代数、物理、原子等。
日文新名词被吸收以后，此前由中国译员和传教士由英文所创译的一些词汇逐渐被淘汰。
为了适应形势，出版机构又不失时机的推出了名目繁多的解释新名词的字典，诸如《日本新名词》、《新尔雅》、《普通百科大词典》等工具书。
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兴办学堂，还是派遣留学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组建教育部，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此学制彻底剔除厂清末旧教育中的封建成分，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全新的近代教育体制。
"壬子学制"自公布后共实行了10年之久，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据1913年统计：
全国公立、私立大专院校共114所，其中大学5所，专科学校109所。
大学生人数3084人，专科37002人。
各类中学1039所，学生117313人。
师范学校314所，学生34826人。
职业学校481所，学生34826人。
小学校(包括幼稚园)共107286所，学生3485807人。
就派遣留学生而言，辛亥之后，美国和法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聚集地，在大批欧美留学生中不仅出现了周恩来、李富春、蔡和森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且出现了赵元任、胡适、竺可桢、马寅初、杨光弼等教育家和科学家。
多数人注重学习理工农医科学知识，是此期欧美留学生的特点。
据1918年留美学生所学科目统计，1124人中，学习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者即达700多人（占62.3％）。
清华学堂对庚款留美生的学业分布也有过测算，结果是：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其中学工程的占31．3％，学理科的占9．9％，学商科的占11％，学农医的占10．5％。其余的则是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学军事的占2．2％。
5.大量科技期刊的出现
辛亥革命之后，科学技术的传播和普及还表现在大量科技期刊的出现上。
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创办的科技期刊多达1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期刊24种(综合性9种，数理科学9种，地学2种，生物学2种，气象学2种)；技术科学期刊73种(综合性13种，工业12种，交通运输14种，农业29种，水利5种)；医学期刊29种。
在众多的科技期刊中，一些由科学团体主办的刊物水平较高。
如1910年创刊的《地学杂志》；
1913年创刊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会报》；
1915年创刊的《科学》等，
还出版《科学画报》、《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等书刊，广泛传播科学知识。这些期刊都在近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科学社还经常开展科学教育、讲演、展览、咨询、图书馆等科普科研活动。
1922年又创办中国民间第一个科研机构--生物研究所，取得一定科研成果，并派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推动了科研进步和国际科学的交流。
自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工程、医学等专门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地图说、进化论、相对论等各种理论和学说，都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输入、吸收、消化、接受的过程。
一代又一代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强国富民的立场出发，对传播和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科学的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提升得越来越快，以至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一起成为寻求中国历史出路的利器，它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第七章、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制度，是在废除了在中国推行长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科举取士制度对中国的官、私学校教育影响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之落后，归根到底落后在教育上，而教育的落后，就因为受专制统治者倡导和强制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上。


第一节、新学与学堂的兴起

　　1近代中国人对科举制的态度
八股文之为害，早已"为世诟病，不止一日，当明末朝士书愤，有断送江山八股文之语，有以大柬书于朝堂者曰，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
1）清政府的全盘接受
清政府入关后，以爱新觉罗氏为首的满洲贵族，靠屠刀无法平定的华夏社会，却靠八股文熄灭了汉族士人反抗的怒火。
清政府全盘接受了科举制度。于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推行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和在明王朝已经牢笼了知识分子将近200年的八股文考试，在"留发不留头"的战火中又被祭起。士人们在战场上尽管可以慷慨激昂的抗争，然而却抵不住爱新觉罗氏皇权的谋士们所张开的，而且为他们所熟悉的名位爵禄包容与一体的科举八股考试文网的吸引。
2）士人的"八股梦"
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士人，还在大做"八股梦"。这也是封建家天下的"八股"牢笼谋略。
3）地主知识分子呼吁 "更法"
鸦片战争后，许多开明地主知识分子，呼吁"更法"，首及科举。 指出清政府提倡的"理学"和"考据学"的无用。为此，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求向西方学习。
然而，这种师夷主张，如果不加上"制夷"的目的，要在传统文化"夷夏之防"甚严、高度文化专制的中国，恐怕是连提也不敢提的，想实施它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4）早期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教育制度
十多年后，一些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才用一种极为巧妙的表述方法，在既不伤天朝贵胄们的脸面，又能把夷人的西学引入中国之门的语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
当时设想在中国按照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创办文、武大、中、小学堂。并把他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德国的教育制度做了介绍，强调欲"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则必须"使之练达西学制造、文字、语言、政令、风化"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知识，总之"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
5）资产阶级维新志士的废科举，兴学校
甲午中日战后迅速掀起的维新思潮，其重心，首在废科举，兴学校。
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对科举考试的害处，说得十分沉痛。
光绪为之动心，遂决定废八股，并于五月初五下达了废八股取士，考试时务策论的诏书。
6）保皇（守）派议教育
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他同样历数科举之积弊，主张变通科举。
梁、康、张，三人两派，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但就科举制度的看法却颇为一致，都认为科举非根本改造不可。当一种制度在统治阶级不同派别间一致要求废止时，其制度本身必定离结束，为时不远。
2.废科举与兴学堂
义和团的狂飙，八国联军的铁蹄，使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慈禧太后仓促逃出京城，过了一段流浪生涯。清政府推行变法，进行"新政"，势不可挡。
清末新政涉及内容颇多，其中教育制度的变革最为显著。
1）废科举的呼声
1901年清政府下诏并于第二年废止了八股，但科举仍未逐出历史。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遂上奏亟呼废除科举。
1905年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中，进一步强调了停罢科举的紧迫性。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明令废止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举考试亦即停"。
1905年12月又谕令设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自此教育行政才从礼部中独立出来。
从非议、抨击到最后废止科举，前后经历了数百年的时期，这是耐人寻味的。但它的废止，改变了久遭訾议而不可触动的传统教育制度，做成了戊戌维新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
2）改革的关键-人才培养
在近代中国的改革潮流中，呼唤人才始终是中心题目。从龚自珍"更法"提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日起，几乎所有开明的、进步的中国人都议论过这一话题。
更多的人能了解人才培养的意义，是在庚子事变之后。
然而，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旧的教育制度是无法培养出来的。科举制度窒息了莘莘学子们的创造意识，经过理学注释的经书，奴化了士人们的个性。于是，时代呼唤着兴办新式学堂。
1901年8月，清政府颁"兴学诏书"，鼓励兴办学堂，指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嗣后几年间，各省先后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至1909年全国各类新式学堂近59117所，学生人数逾160万。派遣留学生，尤以赴日本者为多，至1905年底，留日学生总数在8000名以上。
3）新学制的产生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式学堂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新的学制应运而生。
最早的两部学制分别是《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前者，因欠完备而未施行；后者，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都做了具体规定，并经法令正式公布在全国实施。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包含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
从纵的方面看，整个学制分三段六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设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另设蒙养院，不在正式学制之内。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
从横的方面看，
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
与中学堂平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与高等学堂平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按照这个学制的规定，儿童从7岁入学到通儒院毕业长达二十几年，年龄要到30岁，即使不将通儒院计算在内，学龄也长达21年。
"癸卯学制"公布后，各级教育体制曾有一些修订和增删，其中重要者，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小学教育一律改为四年，为义务教育。
另外，还通令设立半日学堂、平民补习学堂，专收贫寒子女，不拘年龄、不收学费等。
总之，"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这个学制的建立和施行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的官学、私学和书院等学校形式，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从此新的教育制度代替了旧的科举制度。
尽管这一学制在教育宗旨、课程设置以及奖励出身(秀才、举人等)方面，还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贯穿其中，但残余毕竟是残余，主体上教育的内容改变了，取士的制度改变了。它对旧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大，民国以来"壬子癸丑学制"，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学制演变而来的。
《壬子学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封建统治后，次年元月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推进教育改革，首先将清政府的学部改为教育部，并任命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作为改造封建教育的第一道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便于1912年的1月19日向全国颁布。
其内容总共14条，概括起来，约为八项：
(1)所有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其监督、堂长等一律改称校长。
(2)初等小学校实行男女同校。
(3)各科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的宗旨，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
(4)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5)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
(6)高等小学以上体操课，应注重兵式。
(7)中学校为普通教育，丈、实不分科。
(8)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的制度。
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11条，对清末之封建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
接着蔡元培又于2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思想。
9月2日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其内容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9月公布《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也叫1912-1913年学制。
次年，又先后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于是总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也叫1912-1913年学制。
/ 该学制从六岁入学到二十三四岁大学毕业，共需十七八年，分三段四级，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个系统。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两级：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升人高小或乙种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可人中学或师范学校、甲种实业学校。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修业年限四年，毕业后进人大学、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大学本科三或四年，预科三年。专门学校本科三年毕业(医科四年)，预科一年。
除上述小学、中学、大学的普通教育系统外，还有师范教育系统，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
师范本科四年，预科一年；
高师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地位分别相当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
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三年毕业，包括农、工、商以及商船诸类。地位分别相当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个阶段。
另有补习科、专修科、小学教师讲习所等为上述学校附设或特设之学科。
在课程设置方面：
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初小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
高小除初小已有课程继续深入外，增设本国历史、地理、理科，男子设农业，女子仍有缝纫。并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语。
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各科再分若干门。
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
高等师范以造就中学和师范学校之教师为目的，除设有普通学校之各种课程外，还设有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科目。另外，还增设社会生产、生活实用和教育理论等科目。各级师范学校的学生均享受公费待遇。
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与技能为目的。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实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比较，有着明显的进步。
1）新学制基本上废除了受教育权利上的两性差别，除大学不设女学外，其他各类学校都可以设立女学，反映了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
2）取消了前清末年专门为贵族所设的贵胄学堂，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废止了清末按等级奖给毕业生以科举出身的规定，禁止在教育工作中实行体罚。
3）小学废止读经课，大学取消经学科，加强了中小学的实业学科和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色，体现了资产阶级实利主义教育宗旨。
4）特别是新的教育宗旨的颁定，批判了清末学堂的办学宗旨，否定了封建君权的绝对权威，否定了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进步，也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二节、士大夫的角色转换

　　中国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换，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使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甲午战争以前，士大夫阶层的变化并不很大，其变化的动因，依然受到科举取士制度的影响。其变化的范围依然局限于平民与绅士阶层之间，其本身仍然属于封建社会结构内的自身成员之间的流变。至于士商之间的流变则与洋务运动有关。
1．近代士人变化的动因
洋务运动以后，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中国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开始有了变化。
1）经济利益的驱动
传统的功名爵禄已不再是社会惟一的价值指向。
传统社会中一向被人瞧不起的商人，洋务运动后，竟对一向居四民之首的士人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所谓"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 营商业者"。正是对时人价值取向的忠实记录。
2）对传统"义利之辨"的诠释
这种变化，除因洋务运动的推动而外，恐怕与平(遥)、祁(县)、太(谷)一带人们对《四书》、《五经》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的诠释有关。
所谓"利以义，心纔足，交以道，人方睦"，"守义以经营，玉积金堆，不比浮云富贵；秉公而贸易，货真价实，攸然达士风流"等诗句、对联，在这一带人们中普遍流传，这不仅是平、祁、太一带人们对传统文化"义利之辨"的特殊诠释，也是这一带商人对传统社会四民定位"首士末商"的理直气壮的抗争。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这种词、文的依据都来自儒家的经典，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有这些，说明洋务运动以后，沿海一带的社会在变，内陆省份的社会亦在变。不过，所有这些变化，还局限于士、商之间，还属于家庭、个人在从业方面的自由选择，并不含有任何社会改革的强制性。3）对民族危机、国家前途做出的自我抉择
出于对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而做出的自我抉择。甲午战后十分明显。
状元张謇于甲午战后放弃翰林院编修而混迹于被士人们一向瞧不起的实业，奔走呼号，以实业救国职志，创办大生纱厂，其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他们都由于民族危机，救国意识觉醒，自愿地由士人阶层行进到工商行列的社会流变。也可以说是在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士大夫角色的自觉转换。
4）追求上流社会为目标
士阶层趋利的社会流变，其身份愈来愈高。
最初之向新式买办流人者多属商贩、学徒、游民之类，洋务运动中，渐有一般士人和低级官员。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买办职业的优厚经济收入以及有外国领事裁判权的庇护等特殊的优越地位，最终也成为上流社会追求的目标。
近代中国的洋行买办，虽有依附资本主义洋行的一面，但当他们的资本有一定积累并开始独立经营企业时，往往又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显著特点，这是半殖民地中国赋予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
在整个社会流变过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的。
他们的经济力量，对于牢固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等级身份结构以及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分解和破坏，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都是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证看待的。
2．士阶层的角色转换
士阶层的这种角色转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实业救国高潮中的蓬勃发展，随着新式学堂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大大加快。其具体表现：
1）旧士人向新士人的靠拢
有功名的士大夫，从戊戌维新开始，到20世纪初年群趋西学，他们一改传统的学风，对于圣经贤传，皆束之高阁，而对新式学堂的教育、外语、专门技艺的训练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土们通过多种途径进入新学领域。"新政"期间开设的各类新式高、中等学堂，一开始几乎全都被士绅们所独占。
许多法政学堂则专门开设"绅班"，选招"举贡生监……入堂"学习。
此外，他们对出洋留学也十分积极。1906年3月的一次赴日留学的浙江籍学生，其中举贡生监就达100余人。
2）新士人超过旧士人
新式士人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新学堂的设立，在数量上大增，已经超过了旧式士人。据清政府学部统计，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学校数由719所增加到52000多所，约增加73倍；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学生数由6943人增加到1562170人，增加了225倍。
旧式士子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张仲礼先生估计19世纪下半叶，正途的绅士人数，大约是91万。如果这种估计大体不错的话，新、旧型的知识分子加起来应有240万人之多。
新式知识分子固然是学新学的，而旧士人，又纷纷研求新学，转向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这一大批由旧趋新或从学堂走出来的新式士人，他们或在改革的推动之下，或在革命思潮影响之下，走进企业，走进学堂，走进报馆，加入军界，做律师，当记者。
3）追求新学与科学之风弥漫
当时几乎所有新兴的职业都是由这一批人所承接。在他们的奔走呼号，宣传鼓动之下，整个社会开始趋向重视科学。
4）国家观念、主体意识普遍增强
与这种追求新学与科学之风弥漫的同时，绅商的国家观念、主体意识普遍增强。1905年全国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商界所发之宣言曰："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俱为国民之一分子……方今拒约事起……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
这种国家观念与主体意识，不仅在沿海、沿江一带之大城市体现得比较明显，就是在远离沿海、地处太行之颠的山西也有表现。
5）挽救中国投笔从戎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新式士人，他们在经受了维新思潮的洗礼和革命思潮的推动下，觉得要挽救中国，非推翻清政府不可。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和曾经有过功名的旧式士人纷纷到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中应募。
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1．5万人(按：李春萱回忆为1．6万多人，熊秉坤回忆为1.87万多人)，纯粹革命党将近2000人(均是新式学堂出身的学生或受新思潮洗礼的旧式士人)，经过联络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1000多人，其余则是摇摆不定的。
除清政府控制较严的新军外，多数地区新军中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义前夕，也大都逐步取得优势。
这一批新式士人加入清政府的新军，使新军士兵的觉悟很快得到了提高，使其由清政府的卫队，变成了这个封建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批士大夫角色的转换，即新式士人从军有着直接关系。这是时代所使然。
这些士人，尤其是旧式士人，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前，他们是封建王朝通过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专制制度的接班人和卫道士，即使个别先进人士意识到这种制度的弊端，提出变革它的主张，但只要科举制度不废止，那么，麋集在这个制度之下追名逐利的士人，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清除净尽。而破除这个为害五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断绝靠科举侥幸获取功名的士子们希望，则是促使其走向新式学堂，从而成为选拔有用人才的最根本的条件。
旧式士人们急切地为谋生存而转换着自己的角色，与新式士人一起成为近代中国前进的推进剂第八章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动

第一节、 中国传统生活的画面

　　人们的社会生活常常受到特定社会文化传统的强烈影响，受到时代的风俗习惯、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受这个时代特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制约。
在中国衣食住行不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简单需要，而被赋予强烈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的同时肩负着维持社会伦佗理秩序的重任，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显示出来的差别，不仅是他们的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且也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相差悬殊的外在表现。
为了防止人们逾越界限，清政府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创建和维持的各项制度，法律上制定了像《清通礼·冠服通制》和《清律例·服舍违式》这样的法律条文，在实际生恬中更是通过道德伦理的教化宣传和社会风俗的约束制裁等各种手段严格维持，不容破坏。
1.清代社会生活-衣
服饰 封建时代官吏的服饰依官品不同具有严格区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衣服冠履的差别大量表现为家境贫富的不同。达官贵人的衣服鞋帽穷极华丽。富室妇女的穿着打扮色彩艳丽，大红、青紫、藕荷、月白、天青等色，或净面，或绣花相互搭配，务趋华美。至于多数普通百姓则仅仅布衣素服也往往耗尽终岁收入。有的地方"冬无棉衣衾者十室三四"。甚至败絮裹身鹑衣百结者城乡各处无地不有。
无论是多么奢华绚丽的服饰还是普通的布衣素服，绝大多数都是城乡手工业者的手纺家织产品。很多人家靠自己纺纱织布，自己裁剪缝纫满足基本的穿着需要。
在那些手工纺织不甚发达的地区，家庭纺织也是农民日常生产的重要方面。随着明代以来棉花产地的扩大和单位产量的提高，棉花在中国人民衣着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棉花以轻柔保暖、易纺绩、坚实耐穿的特性成为城乡人民首选的衣着原料，丝绸绫罗非官宦富室绝少穿用，麻葛之类则逐渐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清代服饰的主体制式为袍褂，男子穿长袍，外罩马褂；女子着旗袍、裙装，外套短袄。夏服长衫轻薄凉爽；冬衣棉袍、皮袍厚重笨拙。
衣服的宽窄长短也随着社会风气的流行和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流风所被追逐时髦的人纷纷效仿，由宽而瘦，至于紧裹其身；由瘦而宽以致袖阔盈尺。
大致近代早期衣尚宽博，以后逐渐向窄狭演变。
北方寒冷地区居民以及官员富室冬季多穿皮袍。而清代对于毛皮使用也做了严格的等级限制，即使身为官员，不达到一定品级的人不能随意穿着各种细皮。
王公以下不许用黑狐皮；五品以下不许用貂皮猞猁狲；八品以下不许用白豹天马皮。
同时还规定，奴仆、长随、优伶、皂隶只许穿骆皮、羊皮。因此北方冬季民间多穿棉袍和羊皮长袍。
衣服之外，清代对于人们的日用冠履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其中最突出的要数从清初开始实行强令汉族男子采用满族习惯薙头辫发，并以此作为归顺清政府统治的标志。此后终清一代，除了太平天国控制的有限地区和有限时间以外，长辫子成为中国男人的最鲜明标志。
妇女缠足的陋习到清代，居于统治民族地位的满族妇女不缠足，但汉族妇女缠足的风习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相反在各级封建统治者和其他封建势力的鼓励下却愈演愈烈。
2．清代社会生活饮食
饮食 饮食习惯具有强烈的民族传承性，也受着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和制约。饮食上最基本的差别是南北差别。
南方稻作农业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旱作农业区则以菽麦粟米为主食。这只是大概的区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米麦之类的细粮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产量过低、价值较高，加上地主、官僚、富商和高利贷者的层层盘剥使普通百姓贫困化，小麦之类的细粮很难成为普通百姓的日用食料。
玉米、高粱、粟米、番薯、土豆及其他粗杂粮倒成为普通人家经常食用的东西。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小麦的平均亩产量极低，非官宦富室几乎没有人家可以把小麦作为主要食品的，他们平时也无所谓副食可以食用，食肉的机会更加罕见。当历史进入近代的时候，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在华北平原地带，"民间地亩不皆种麦"，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食用需要，从明代以来，玉米、番薯、高梁等产量相对较高的作物的播种面积迅速增长，希望以此来增加粮食供应。
河南向来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但是所出产的小麦大都运往城市销售，农村居民鲜有食麦者。
东北和西南广大地区的民众也经常用玉米等粗杂粮作为主食。这还是丰收年景的情况，如果遇到较大的水旱灾害，就只能靠吃草根树皮以苟延残喘了。
南方稻作区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稻米成为城乡居民几乎惟一的主食。甚至在更为富饶的广东、江苏各地，尽管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养鱼、种蔗、栽桑、植棉．但依靠邻近省份的接济补充，稻米供应还基本能够满足日用需要。在近代西方机器工业产品还没有取代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以前，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民依靠农工兼作勤劳度日，平常年份还可维持基本温饱。
城市的普通居民大多以"庸贩艺业为生"，属于"肩挑负贩自食其力之人"。但是城市是工商业集中的地区，城市按它的规模大小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而具有大小不同的食物和生活品供应范围。城市居民的食物供给条件普遍比农村要好。不仅细粮在食物构成中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农村，而且主副食的种类和花色也远较农村丰富。
城市也是社会分化程度更高的地区。聚居在城市的官僚富商等显达人物与广大城市平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势若天壤，他们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皇帝后妃亲王大臣等经常过着一席千金、酒池肉林般的生活，就是那些富有的商人和城居地主也常常是奢侈挥霍，无所顾忌。
然而在北京的一些妇女"每日荷框游行各胡同中，专收人家破烂纸张破碎布条"，用这些破烂杂物换取生活用品。
中国饮食文明，南北各地依据各自特有的自然条件和物产特性，创制发明了各自独到的食品加工形式，著名的八大菜系就是典型。
3.清代社会生活-住
房屋与居住环境。居住具有鲜明的等级界限。从公侯贵族高阙巍峨的宫殿庙堂到普通百姓的泥屋草舍，显示出各阶层在财富、权利和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距。
清代统治者以法律手段保证公侯百官在居住方面高于普通百姓的权利，限制庶民百姓在房屋建造和居住方面的规格。
《清律例》规定，一、二品官员的房屋厅堂七间九架。正门三间五架；三至五品官员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三架；六至九品官员厅堂：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庶人厅房不得过三间。此外法律还对房屋的装修、彩饰等做了等级限制。
按照这些规定，贵族官僚的宅第不同于普通百姓，不仅外观上宏阔高深、飞檐斗拱、装饰豪华，而且其名称也与普通庶民的房屋不同，常常以某某宫殿、某某府第、某某公馆或某某第、某某堂、某某宅称之，门额高悬，望之森然。庶民百姓即使家境富有，财力充盈，可以建造数十所甚至上百所房子，但每所房屋的厅房都不能超过三间。
北京的四合院、山西的平遥古城等大量明清时代的民居建筑往往以三间、五间为多，就是这种规定的反映。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或者囿于统治者的行政控制的覆盖能力，或者得到当局的某种默许和纵容，居住逾制的状况也时有存在一些地主富商高利贷者利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优势兴建起高楼大厦。
在山西最为著名的如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榆次的王家大院等。
在南方经济文化发达、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房屋建造更是极其华丽优雅。今天仍为著名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式建筑，历史上大多数都是从私家住宅发展而来，像拙政园、蠡园、狮子林等，即使这里的民居建筑，也是独具风格，粉墙黛瓦，小桥人家，是苏州一带民居风格的典型形式。它们和普通庶民百姓居住的房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十分低下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十分低下。
直隶河间县，"乡村多置草舍，城市通衢，或用陶瓦加粉饰，其内房则皆筑土为墙，诛毛代瓦"。
房屋居住模式中的尊卑之别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讲究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讲究人们之间的上下尊卑和伦理关系。传统的房屋居住分配模式也显示出明显的尊卑之别。
4.清代社会生活-行
交通 在近代新式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各地交通以人力、畜力为主。南方水乡地带的水上运输也往往辅以人力牵引。
陆路交通工具
畜力使用以牛、马、骡、毛驴和骆驼为多，各地根据自然条件、人民经济承受能力和饲养习惯等选择不同的牲畜，大致南方人民饲养牛、马，以牛为主，中原地区人民多养骡马和毛驴，北方和西北除骡马、毛驴外还饲养骆驼用于拉车服远。畜力在交通上主要有两种使用途径，一是使用畜力拉车，一是直接用牲畜驮载。
从西北、内蒙经大同、张家口至北京、天津的庞大驮队，将大量的毛皮和其他畜产品运到内地，再将中原地区的生活用品转运到内外蒙古及西北地区，远的销售到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著名的恰克图互市，驮队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拉骆驼成为河北许多农民农闲时的重要职业。中原一带平原多大车。
畜力还大量用于骑乘，是为人员往来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有发达的驿站交通系统，官方驿递四通八达，所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马匹。民间交往乘马骑驴者更是各地均然，在华北平川民间还发明了驴轿这样的比较舒适的骑乘工具。
水上交通工具
水上交通是传统交通方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这里的城市乡镇居民都凭河而居，市河、街道交错，津梁环互。市河两岸有码头、石板路、商店、铺房和人家，船舶为当地居民生活必需，每天停泊在市河上的航船多达数百条。这种发达、廉价的水上交通系统对于江南地区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最繁荣的地带，对于江南人民享有相对富裕兴旺的社会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力运输在社会生活中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山区车马难行的地方，肩挑背驮历来几乎是惟一的运输方式，许多地方背箩是农民的主要运输工具。
使用人力的还有轿子。简单的如滑竿则只有两根竹竿中间加一把竹椅而已。
人力也是城市的一种重要的交通手段。上海"邑境水乡，有舟无车，陆地运货向用人力。咸(丰)、同(治)以来，始有小车(俗名江北车)，后又有人力车(俗名东洋车)、马车，载货则有踏车，然但流通于北市"。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城市的货运基本依靠人力扛抬。各等级的城市都集中了一大批以扛抬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扛抬工人为争夺生意分段把持街道，控制行市，这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汉口等地都严重存在。
无论使用牲畜还是使用人力，传统交通运输的共同缺陷是速度慢、效率低、耗用人力成本高。
像中国这样的疆域范围辽阔的国家，从北到南行走常常需要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大批量货物的长距离转运也不能不出现人力物力的巨大耗费。

第二节、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多的领域就是社会生活领域，举凡衣、食、住、行、用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都刻印着西方的影响。这些变化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的，是伴随着西方生活方式的传入发生的。
1．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双重影响
中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具有强烈的选择性，但西方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代表着社会生产的前进方向，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抗拒的。
如果说19世纪初期以前，清政府的王公大臣们接受和选择西洋钟表的行为还具有强烈的、封建末世的统治者所特有的贪婪和奢靡成分的话，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接受和选择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则具有了双重的影响。
一方面，西方的一切是伴随着大炮和殖民主义野蛮侵略强行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的，它既破坏了中国长期安定、宁静的社会环境，也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去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承受了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强烈反抗。
另一方面，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器具、新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又有一定的先进性，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就对传统的落后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起了强大的破坏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新变革。这又极大地调动了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自觉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的积极性。
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程度。
2．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
首先发生在物质生活的衣食住行诸方面。西方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普遍、最深刻的是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身上穿戴的东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土布在中国人的穿着中所占有的地位逐渐地让位于洋纱布、洋布。这一变化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它直接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结构的最后崩溃。人们都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那么，这种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传统的生产方式领域，所谓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主要是说，农村不仅生产社会需要的粮食，而且生产了全社会所需要的大部分生产和生活用品。在这样的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 社会生活方式突出地表现出它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农民与手工业者不分，农业之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被用来生产手工业产品，不如此就无法维持生活，这就是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
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制成品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逐渐解体，传统的生活方式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洋布逐渐取代土布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着用品。起初还有所谓用洋纱手工纺织的洋线布的市场，渐渐地人们身上穿着的主要是洋布了。家庭纺织之业逐渐消灭。
3．到城市谋生活的农民
洋纱、洋布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衣着穿戴的变化，它还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活模式。人们不得不开始到农业之外的城市去谋生活。
上海是近代中国受外来因素影响较早也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地区，上海的机械工业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较早。
上海邻近地区乡村发生的变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内地发生的过程虽然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上海所发生的变化预示了一种方向，一种朝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方向。这将全面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4．最早接受西方影响的群体
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的影响过程大致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逐步推进式地发展的。城市人口，特别是沿海城市的人民是接受西方影响最早的群体。
他们吃的是机器磨制的面粉、大米，饮用自来水。
有的城市还逐渐发展有西式餐饮业，譬如在上海，"遇有佳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敬"。生活方式尽量模仿西方的做法。
一般贫民也可于此巨变中时刻感受着西式生活的影响。英国人呤俐叙述1859年他在广州的所见时说："很多中国姑娘的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式头巾，作手帕形，对角折叠，在额下打了一个结子，两角整整齐齐的向两边伸出。我觉得广州姑娘的欧化癖是颇引人注目的。"
甚至最具中国民间特色的迎神赛会，也雇用了西洋乐队为之伴奏。
5．城市商业的发展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西方的使用器具和生活方式借助市场的媒介作用迅速在各大城市流行开来。
市场扩展到哪里，西方的影响就在哪里滋生。市场扩展到哪里，传统的旧的生活方式就跟着发生了改变，乡曲里巷无一例外。
远在西南的云南省也逐渐地被洋货占领了市场，人民生活随之发生转化。清末，社会上滥用洋货之风有一日千里之势。
一股崇洋、用洋之风席卷了整个社会。这是生活方式新旧交替的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令人困惑，令人焦虑，但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6．旧礼教秩序的崩溃
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了礼法秩序的松弛。旧的礼教秩序化为强固的礼教风俗和身份观念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被固定化，固定为穿衣戴帽的定性模式，固定为居室舆马的规定等级。然而这一切都在西方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开始松动，在商品市场的潮流中被逐渐销蚀、磨损，在新的生产方式的震荡中开始崩溃。
生活方式趋于铺张豪华，传统礼法的束缚趋于松弛
首先表现为生活方式趋于铺张豪华，传统礼法的束缚趋于松弛。这在传统观念看来既是一种奢侈颓风，又是越礼犯分的邪恶行为。数以万计的农民被迫脱离了世世代代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跑到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工厂和各种服务业里讨生活，他们不得不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一种和城市节奏相协调的生活模式。这种新生活必将彻底地把他们塑造成新的人。
旧农村生活方式的传统礼法秩序失去延续的根据
当农民脱离了旧的生活模式时，那种世世代代束缚着中国农民的礼教秩序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权威。即使是普通百姓在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变化中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顾虑什么服饰制度、身份限制，而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衣着打扮；他们不再靠徒步行走去上班，而是采用了自行车和更高级的电车、汽车；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在街头巷尾作为草鞋帮的成员看看那种草台班子的俚俗表演，而是进到戏园、影院中去观看最流行的节目。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千奇百怪的繁华世界，创造着多种多样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旧日的那种基于缓慢节奏的安静的农村生活方式的传统礼法秩序失去了延续的根据。就拿坐车来说，电车成为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成为士、农、工、商各阶层在城市活动中的必要交通手段，旧的那种对衣食住行的严格规范至此完全被打破。
妇女改变主内的家庭角色，成为真正的社会成员
大量的妇女离家外出谋生，成为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自由的社会成员，这使她们能够逐渐摆脱旧道德的约束，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她们出入茶肆、酒楼、烟馆、戏园，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不仅这样，城市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冲击了旧式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一些离开乡下家庭进城的妇女，由于日久濡染，留恋城市生活，
原来的家庭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不愿重新回到农村去，随之也舍去了旧的家庭。在男女社交方面也逐渐出现自由的、基本平等的交往新形式。
妇女进工厂做工，这是中国妇女摆脱旧礼教羁縻的第一步，此后随着男女自由交往发展而来的还有兴女学、禁缠足、主张男女平等的呼声，直到婚姻自由，种种变化都昭示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在城市化、市场化的潮流中不可阻挡地兴盛起来了。
新式教育下成长的新青年
推动近代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播散的一支重要力量是那些在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西式学塾，对中国孩子施行西方化的教育。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清政府和一些开明的封疆大吏又兴起一股办洋务学堂的热潮，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尽管对洋务学堂的成就和不足社会上议论颇多，留美学生也因所谓习染"外洋风俗"而被撤回。有人批评幼童出洋留学，"习染坏习，甚有去中国之衣冠而易西装者，即回华时仍易华装，而其性情脾气居然与西人无异。此等人而回华，势必起居食用一切不便，是不过多一西人而已"。从类似的指责中我们不难看出西式教育对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在义和团失败之后。全国各地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增长，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人数大大增加，他们在全国的分布也更加广泛，这对推广新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