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南海的政治与私生活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1月14日 10:05  新浪读书[ 微博 ]${媒体微博昵称} 　　文章摘自《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　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中南海对于世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新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乃至领袖的代名词，在此不仅上演过一幕幕情系国家命运的政治剧目，同时还在继续引领新中国走向辉煌的明天。……[连载内容]
毛泽东和江青

　　1949年中共中央进入中南海，江青当时到苏联治病，回来后也到了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回到中南海后，江青在菊香书屋院内另外择屋居住。她看不上那里的生活条件，以治病为名，经常外出到全国各地住宾馆，还几次以治病为名到莫斯科长住。就是回到家，她看不上毛泽东的饮食习惯，认为是“土包子”。

　　在中南海内，毛泽东还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江青却是更加追求吃喝享受，一不满意便训斥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尽职。

　　有一次毛泽东连续工作几十小时，徐涛提醒说：“主席，你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毛泽东喝着茶，眨一眨眼。“嗯，有些饿的感觉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当时卫士长李银桥向毛泽东进言：“徐医生早定好了食谱，就是没机会做……”

　　“我不要他的食谱，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吧。”

　　“可是……”李银桥有些为难，因为徐涛定的食谱里，是不要胆固醇太高的肥肉。然而毛泽东将大手由里向外一拂，便低头抓笔说：“弄好了叫我。”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交待的事不能不办，便悄悄退下准备去伙房作交代。恰好江青从她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在院子里踱步，顺便就问：“主席要吃饭了吗？”

　　李银桥点头说：“想吃了，他要红烧肉。”

　　江青当时便不高兴了，马上说：“不要弄，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又不是没有。弄些鸡肉或者鱼都是可以的么，都比那个红烧肉强么。”当听说“小张说他给主席煮过一茶缸挂面”后，江青更是气恼地说：“你们就是不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接着，她要求：“你去厨房，要他们照医生定的食谱做。徐医生说了，他定一个礼拜的食谱你们连三次都不能保证。”

　　“主席说不要么，他点名要红烧肉。”

　　“不要罗嗦了，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呢。改不了的农民习气。”

　　由于卫士组归江青管，李银桥只能照她说的办。随后开了饭，毛泽东边看一张报纸边在椅子上坐下。江青从桌子对面夹起一块鱼放到毛泽东碗里，可是毛泽东忽然将报纸拿开些，伸头扫视桌面：“红烧肉呢？”

　　李银桥当时无法做声，希望江青能出来说明，可江青却不做声。

　　“为什么没搞？”毛泽东生气了，声音很大：“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

　　李银桥垂下头，无言以对。江青开始是沉默，接着便跑了。而毛泽东却发脾气说：“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

　　见自己受了委屈，江青又不承担责任，李银桥便哭了起来。毛泽东随后追问了事情的经过，得知江青的话后，便沉下脸，用愠怒的声音断然说：“不错。说对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说话一向算数，不容更改，除非他自己改变。从那次以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饭。即使在一个饭桌上。也是各吃各的饭。毛泽东从来不动一筷子江青的菜，江青仍时时尝几片毛泽东的菜。

　　刚进城之后，为了照顾江青的政治地位，中共中央给了她一个中宣部处长的职务，其实她也不去上班。1955年中央给她一个毛泽东秘书的名义(相当于副部级)，也是为了便于照顾主席的生活。

　　江青得到了这么一个“秘书”衔，马上便神气了许多，对身边的人架子大了，对治病和照顾也更挑剔。江青还去看望林彪，请林彪介绍养病经验。林彪说了三不：不见阳光，不听噪音，不吹凉风。帘子要黑的，空气要温的，地毯要铺满。此后，江青住在哪里都要求将地毯铺满，以保证室内安静。非但如此，她在外地的一些作威作福行为，在解放后的历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

　　例如60年代初江青住在广州时，由于怕声响，要求负责打扫的园工不能用扫帚扫落叶，只能用手一片片地捡拾起来。她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动辄斥骂，对老专家大夫颐指气使。这段时间里，江青声称自己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竟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城北的白云机场关闭，民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幸亏当年国内民航机航班还很少，对外未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过江青凌驾于地方政府和人民之上的心态这时却显露无遗。

　　江青回到中南海，虽处于毛泽东的眼光下，周围的卫士也了解她的为人且不惧怕，因此还不敢提太过分要求，却也是越来越难侍候，脾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坏。当时她虽然还不敢动手打人，对不满意的卫士却要罚站。有的医生解释说这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当时卫士们便纷纷私下议论：

　　“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

　　“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每逢江青回到菊香书屋，都会出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的事，不是为了打扑克，或是有什么声音干扰了她。江青吵遍了周围的人，所以毛泽东跟每个卫士都说过这句话：“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跟她计较了。”

　　对江青的种种无理取闹，毛泽东也感觉厌烦，据李银桥回忆，他曾这样抱怨过：

　　“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随后，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解放后的养尊处优，助长了江青的奢侈享受之风，不过仅仅如此，在政治上还不至于对党和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严重的情况在于，生活上的奢华，又激起江青早年野心勃勃的习性，权力欲随之膨胀。而且她窥视着政治风向，终于越来越多地掌握了政治权力。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人说，自50年代以后，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很少，感情生活差不多结束了，一度很苦闷。然而过了不久，江青在政治上却活跃起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倚重。

　　据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便与毛泽东熟悉的女同志曾志在回忆录中说，60年代初毛泽东到广州时便对她和丈夫陶铸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

　　这个政治上的“帮助”，按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解释，便是从50年代后期起，她便成了在国内进行政治观察的一个“游动哨兵”，特别是观察宣传文艺界的动向。从1962年起，江青开始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公开露面，后来又频繁地在宣传文化界发表讲话，批评这个、指责那个，到了1965年又拉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70年代毛泽东一再批评斥责江青时，还都肯定她在这些问题上“有功”。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毛泽东从来反对重用亲属，搞裙带关系，这在党内还是做出好的榜样。全国解放前后，毛泽东虽然在生活上容忍了江青的一些非份要求，政治上还是不给她什么权力。直至1962年以前，中国新闻界在对外宣传中，从不提毛泽东的夫人是谁。后来江青在政治上得到重用，正是由于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起，党内第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对毛泽东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没有完全贯彻，甚至出现了分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江青一些对其他人猜忌甚至是怀疑狂的心理才有了得逞的条件，一些话能入毛泽东之耳并认为是“政治上很敏锐”。这样，她才能利用特殊身份掌握党从来没有赋予她的权力，甚至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如果再从历史的深层次分析，江青擅权的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影响也有重大关系。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包括党的不少领导干部，都从传统观念和古老的愚昧习惯出发，不是将她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当成崇拜的神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青能够长期横行，社会也有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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