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管理软件排行榜:红色的历史　英雄的城市(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寇深祸亟之时，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决定捐嫌释怨，共同对付民族大敌。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情绪，激荡于万里江山。同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党政军机关和首脑人物留驻武汉，各党派领袖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汇聚江城。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    
    早在淞沪抗战期间即预见到“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强大阵容来到武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成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12月18日，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人抵达武汉。在穷乡僻壤苦斗了10年的共产党人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都市。以后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此走出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从苏区转向全国，争取了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    
    长江局机关和中共代表团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内。武汉八办是董必武1937年10月下旬来汉设立的，原在安仁里2号。同年12月搬到汉口原日租界128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大楼内办公。因为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这里竖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由此吸引了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刀光血影中窒息了10年之久的武汉，渐渐恢复了它在北伐时期的生气。抗日救亡洪波涌动，巍巍江城雄风再起。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武汉这一政治舞台，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开拓出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崭新局面。
    在武汉，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进行着艰难的谈判，保持着频繁的接触与协商，巩固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等人多次向蒋介石传达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对战局形势的分析和预见，对国民党的建议和要求，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抗战，并把国民党的意见和动向及时报告给延安。    
    抗战初期的武汉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指挥中枢。1937年底，董必武主持建立了中共湖北省工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此后，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健康发展。在武汉八办的会议室里，长江局多次研讨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出过许多指示，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南中国的各级组织。这里接待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指导推动南方各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威震江南的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建。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在汉召集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军部在大和街26号挂牌办公。不久军部迁往南昌，集中各部，开赴前线，东进抗日。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武汉广交朋友，广泛开展了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国民党内民主派、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形成了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团结抗战的局面，也为他们中很多人以后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不少人就是通过接触周恩来等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抱负和革命目标、艰辛工作和高尚品德。广西学生军多次邀请周恩来、叶剑英、王明、博古等人演讲；黄绍竑去浙江任省政府主席，行前请周恩来派人相助；滇军184师师长张冲拜会叶剑英，要求中共派党员、青年到该师工作……在许多人眼里，中共是一支充满朝气、活力、希望的力量。董必武对湖北省政府中的一些要人多次访谈，使湖北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的抗日地位，并在培养抗日游击干部和地方建设人才，组织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与共产党人进行了真诚合作，在湖北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长江局还在武汉开展了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工作和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世界各国在物资上、道义上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援助。在常驻汉口的外国朋友中，周恩来不仅同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泼斯坦等人有着密切联系，还接见过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率领的援华医疗队。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武汉了解抗日战争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其中好几位随后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踏上了战斗的征程。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份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报纸，是中共宣传抗日主张、联系各界群众、发展统一战线，推动救亡运动的重要武器。发行量最多时达3万多份。汉口民意一街大陆里4—9号，是《新华日报》的诞生地，从这里走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当年4月，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潜往武汉。周恩来耐心说服教育，批评斗争，张国焘却置若罔闻，投向了国民党。在随后召开的长江局机关支部大会上，周恩来组织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教育全体党员在统一战线的工作环境中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阶级觉悟，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此后，长江局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利用这一事件，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    
    1938年，是一个垂危的民族振奋的年代，是一个被称为一盘散沙的民族团结起来的年代。由于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和一大批充满高昂抗战激情、英勇献身精神的爱国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武汉，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了政治部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大江两岸一时社团林立，刊物竟生，创作繁富，演出活跃；不仅出版了《抗到底》、《救中国》、《战时青年》、《抗战文艺》、《全民抗战》等上百种综合性抗日期刊，拥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中国工人抗敌总筹备会等声名远播、人数众多的大型救亡团体，尤以抗日文化宣传活动最具影响与特色。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武汉连续举行过“抗战扩大宣传周”、“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战时节约宣传周”等大型宣传活动。进步的中国文化界充分利用报刊、演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各种形式，大造救亡舆论，用热情和心血浇灌出抗日救亡的鲜花，耕耘出一片片全民抗战的绿洲；并由此形成了向整个国统区的有力辐射，使千百万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七七”抗战周年前夕，三厅决定组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决定把募捐筹款的献金活动作为主要内容。献金活动从7月7日开始。这天上午，分别设在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江汉关右首、世界影剧院门口、中山大道水塔下及汉阳东门码头的6座献金台周围人山人海，武汉各界民众争先恐后地前来献金。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次献金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也是积极参加者。献金的第三天下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的“中共献金团”来到江汉关献金台前。周恩来将他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一月薪金240元献出，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等7位国民参政员献出7月份的薪金共2450元，叶剑英、李克农、钱之光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20多位同志都捐献了一个月的薪金。坚持在战火中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全体将士也委托“中共献金团”捐出节食素餐省下来的伙食费1000元。此外，民族工商业者积极捐资，许多外国友人也慷慨捐款。在武汉“七七”献金运动的影响下，重庆、长沙、广州等中国南部各大城市的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及海外华侨，均群起献金。“七七”献金活动，不仅在经济上为中国军队募集到一大批捐款，更在政治上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抗日救亡大动员。《新华日报》赞扬“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
     1938年的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南京后的首要战略目标。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为了控制中原腹地，进而使中国屈服，日军集中14个师团、300多架飞机、100多艘舰艇，共计40万左右兵力，全力攻占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调集120个师，约100万人，以武汉为轴心，沿大别山、鄱阳湖及长江两岸组织起防御体系，阻止和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在苏北、皖西、赣北、鄂东、豫南、鄂中和湘北纵横千里的土地上，广大爱国将士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以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防线，顶住日军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毒气的陆海空立体式强攻硬打。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搏杀，这是一段鲜血浸透的历史，这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投兵最多、战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大会战。参加武汉外围战的中国官兵虽浴血奋战，为保卫武汉作出了重大牺牲，仍未能抵挡住日军的节节进攻。10月中旬后，日军在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已形成对武汉的三面包围。    
    10月24日，著名的中山舰在武昌金口水域遭6架日机扫射轰炸。中山舰全体官兵奋力抗争，击落日机2架。交战中舰体遭受重创，于15时50分沉没于大军山附近江底。一代名舰及以舰长萨师俊为首的25名官兵壮烈殉国。
    在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时，10月23日，朱德总司令飞临武汉，就八路军编制、装备、给养等问题与国民党蒋介石会谈。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共产党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离武汉。为保存力量，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军队25日撤出武汉。武汉随之沦陷。
    日军为攻占武汉付出了4万之众伤亡的代价，再也无力发动大的战略进攻。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军速胜中国的妄想，成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武汉作为中国实际的战时首都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指挥中心约一年时间，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一页。这一年在抗日战争史上是坚持战略防御阶段准备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一年，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双方关系最为融洽的一年。同时，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南部中国党的组织大发展，群众队伍大发动，统战工作大开展的一年。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在武汉的工作不仅掀起了当时的抗战高潮，还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思想、组织、群众基础，对抗日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影响。    
    武汉失守后，城区党组织基本上全部撤离；郊县党组织进行了调整与重组，并在此后几年间不断进行打破原行政区划的演变。各郊县抗日游击武装自1938年10月后纷纷建立，其中影响较大、成立较早的有武昌的梁湖抗日游击队、樊湖抗日游击大队，汉阳县民众抗日游击队，黄陂的梅店自卫队、陂安南游击队、陂孝县游击中队，新洲和旧街等地党组织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少潭河分队。
    为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李先念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新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向武汉外围挺进。从此，湖北敌后抗战有了生机。这位木匠出身、刚进而立之年的原红四方面军著名将领，曾叱咤风云，指挥过千军万马；而这次带回的部队却只有160人，1挺机枪，90余支步枪。但几年后，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开辟出了一块拥有5万主力部队，30万民兵武装，9万平方公里国土，以湖北为主体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李先念率领的这支部队在发展过程中先后易名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武汉郊县党组织掌握的游击武装纷纷汇入这支由党统一领导的人民军队之中。几年间，李先念所部先后抗击和牵制了15万日军和8万多伪军。对日伪的主要战斗达1200多次，其中在武汉周边地区进行的有著名的汉阳侏儒山战役和袭击青山日军机场的战斗。新四军五师司政机关曾设在黄陂姚家山。    
    新四军五师在深入鄂中、东进鄂东、挺进鄂南的过程中，同武汉郊县党组织及所掌握的地方抗日游击武装以及邻县的党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一起，先后在武汉周边开辟了陂安南、陂孝礼、涨渡湖、汉孝陂、汉沔、咸武鄂、武鄂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全方位形成了五师与鄂豫边区战略包围武汉的内层包围圈。这个内层包围圈的开创和形成，极大地威胁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屯兵最密集的战略基地和作战策源地武汉，迫使日军分散兵力，两面作战，从而牵制和削弱了日伪军有生力量，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以及直接的战役、战斗配合作用。    
    1945年春，新四军五师活动于鄂、豫、皖、湘、赣几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形成了对武汉的多层战略包围圈，由武汉各周边郊县根据地形成的内层包围圈更是不断紧缩，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及8月8日苏军对日作战，使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中共中央电令新四军五师集中主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五师与鄂豫边区党委为做好武汉这一华中重镇的受降和接管工作，专门成立了武汉工作委员会、武汉解放委员会和武汉解放军司令部。但由于此时国民党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所有日、伪军“坚守原地”，等待国民党部队受降，一面将其避战于大后方的部队昼夜不停地运往各城市，抢夺胜利果实，造成国内形势急骤变化。因而8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五师：“内战迫切，你们所处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付内战。”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的喜讯传来，武汉郊县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9月18日，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等在汉口中山公园内的“受降堂”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事先商洽好的投降。武汉市民自发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欢庆活动。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包括武汉地区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在抗战初期，战斗在武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决议，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巩固和发展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模范，开创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在武汉沦陷后的漫长的斗争岁月里，武汉各郊县党组织组建和发展抗日武装，在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开展游击活动，和邻县的党组织、革命武装一起，创建了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奋战，舍生忘死，艰苦备尝，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包围和反攻驻汉日军的基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开辟第二条战线，迎接武汉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从1945年9月起，国民党军置多个停战协议于不顾，不断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至1946年4月，中原地区形势已异常危急。5月5日，周恩来为谋求和平来到阔别八年的武汉，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三人小组，前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调处两军冲突。5月9日三人小组回到汉口，又就停止中原内战问题举行了一轮艰苦的谈判。10日下午3时，三人小组在汉口杨森花园（今惠济路39号）正式签署了《汉口协议》，力求避免和制止中原内战爆发。《汉口协定》为中原部队突围争取了时间。    
   《汉口协定》墨迹未干，6月26日，国民党22万大军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把没过上一年和平日子的中国人民又推入内战的血海之中。
    中原局机关和中原军区主力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中原突围。武汉郊县各解放区党员干部大都随主力部队转移，市郊及外围解放区基本丧失。    
    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了向武汉派遣力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一工作是从1945年10月开始的。鉴于在长达七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党在武汉的领导机关一直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董必武当时曾对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这样说过：目前武汉是块沙漠，党还没有深深扎下根。你们返回武汉的人就是“垦荒”队员，去开垦这块沙漠，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到1946年4月止，南方局先后派遣4批干部和党员到武汉工作。1947年底到1949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南京局又从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北京、天津等地向武汉派遣了一批党员骨干。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城工部、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以及环布于武汉周边的几个解放区（江汉解放区，鄂豫解放区等）的各级党委城工部也根据党中央加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精神，向武汉派遣力量。1947年夏秋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重组后，统一领导了武汉周围各解放区对城市的派遣工作，从而形成了解放战争后期武汉地下斗争的又一支重要力量。这些派到武汉的党员正确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努力“勤学、勤业、勤交友”，十分注意“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努力，他们分别在铁路、邮电、水电、纺织、军工、学校、工商、金融、政府机关、军、警、法院、税务等部门找到了合法的社会职业，站稳了脚跟，为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武汉城市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里,人民解放军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特别是1946年12月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及其向全国各大城市的发展，标志着党领导的配合武装斗争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武汉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发动群众，不断掀起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浪潮。其中以1947年声援武大“六一”惨案和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的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学生及市民的“五二O”惨案。武汉各校师生闻讯后群情激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及声援南京人民的游行示威，并冲击了阻碍学生爱国行动的湖北省政府。5月底，华北学联发出于6月2日举行全国性总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的号召，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此严加防范，竟密令各地从6月1日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大逮捕。    
    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宪兵、警察、特务们分乘8辆汽车冲进武汉大学，包围了各处师生宿舍，拿出黑名单四处搜捕，将十几名学生和教师捆绑着押上了卡车。黎明时分，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纷纷冲出宿舍，围住汽车解救自己的学友与师长。双方冲突中，国民党军竟动用了手枪、步枪、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师生。倾刻间，珞珈山麓硝烟弥漫，学士路上弹雨横飞，陈如丰、黄鸣岗、王杰德三名学生当场中弹身亡，另有多名学生受伤。
    武大“六一”惨案发生后，武汉地下党负责人当天赶到学校了解情况，提出了对敌斗争的6条意见。武大党组织的核心小组成员与武大各进步社团及教师代表迅速组成了“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向当局提出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同学、抚恤死者家属等要求。武汉大学的师生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把“六一”惨案的真相公诸于世，中外舆论一片哗然。武汉行辕被迫接受了武大师生的正义要求。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因此而被蒋介石“撤职查办”。    
   1947年7月到9月，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已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已由解放区扩展到国统区，武汉更是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慑之下。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同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1947年10月下旬，由曾惇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由刘实任书记的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省工委主要负责武汉市和湖北省境内长江两岸城市党的工作，市工委主要负责武汉市区范围党的工作。    
    全国学生运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反内战、反压迫、要吃饭、要活命”是这一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武汉工人最强烈的呼声。罢工、怠工斗争像燎原烈火一样蔓延武汉三镇，武汉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是怨声载道，忍无可忍。据国民党汉口市政府统计，1947年全年共发生工潮219起，几乎波及到所有的行业和工厂，参加斗争的工人多达18.37万人次。国民党当局为此抛出一个个杀气腾腾的制裁禁令。1947年11月7日，当不满压榨虐待的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武汉被服厂工人结队前往武汉行辕请愿时，厂方竟派厂警沿途追杀工人，当场打死工人丁海泉、蔡绍倪，打伤工人3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一·七”血案。    
    中共武汉市工委负责人迅速与该厂的工运积极分子取得联系，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发动全市工人和各界人士展开声援活动。11月16日，在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后，武汉党组织指导武汉被服厂工人按地方习俗为死难工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摇独龙送葬”活动。工人们抬着棺木，举着花圈、挽联和烈士的血衣、血照，浩浩荡荡从硚口出发，沿中山大道缓缓行进，穿越汉口市区一直走到江岸火车站。沿途观者如云，人山人海。这种特别的出殡仪式，实质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武汉工人在处理“一一·七”血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1948年7月，中共上海局作出决定，撤销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武汉市委，曾惇任书记。至解放前夕，党在武汉的各条战线和一些重要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建立了党组织或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市委所属党员达460余人。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南线战局的整个形势和蒋桂的矛盾，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令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兵团先行南下，夺取信阳、花园、孝感后，逼近武汉，休整待命。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长江天险；当获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已作退守湖南、经营广西之打算后，遂决定对武汉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完整地接管武汉。包围武汉的部队有意网开一面，让白南撤。    
    在迎接解放的前夜，武汉党组织和武汉周围各级党委城工部在汉所属力量利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默契配合，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对在汉国民党党政军的一些头目，特别是对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武昌市政府及省、市警察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促其转向人民；并动员武汉工商、科技、文教、金融等各界知名人士留汉迎接解放。一批留汉的知名人士和技术人员，在武汉解放后恢复生产，建设城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掌握了武汉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资料和情报，并将这些宝贵资料秘密送往解放区，编入《城市军管手册》、《武汉调查》。这些汇编成册的资料后来都发给了南下大军，对顺利完成武汉城市接管起了很大作用。三、动员各界力量，成立各种名义的“应变”团体，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基本上阻止了白崇禧南逃时的破坏计划，较好地保护了城市，维护了“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    
    1949年5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与江汉军区部队配合，开始扫清国民党军队设置在武汉外围的各个据点，从东、北、西三方面向武汉国民党守军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白崇禧眼看败局已定，遂决定放弃武汉。至5月15日，解放武汉的各路劲旅已拔掉武汉外围敌人的所有据点。其中第四十军一五三师西进葛店直指武昌。同一天，受中共政策的长期影响及中原局城工人员的有效策反，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2万余人在金口起义，加速了解放武汉的进程。在江北，位于汉口正面的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攻占了汉口郊外的标子湾、刘家庙一线，并向滠口方向推进。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此时也占领了蔡甸。至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离武汉市区都只有一步之遥。这天下午4时，白崇禧乘机仓惶南逃。当晚，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率部向南逃窜。    
    江城武汉，进入短暂的“真空”时期。中共武汉市委和党的各级城工部所属人员纷纷行动起来，张贴通告，维持治安，赶印“武汉解放”的号外，投入迎接武汉解放的战斗。
    5月16日上午，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分别派出工人、学生、商民代表前往市郊岱家山迎接解放军。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汉口市区。武汉人民倾城出动，迎接亲人解放军。在目睹了武汉近百年历史的江汉关钟楼上，由地下党员刘虹等几位女同志连夜赶制的红旗，高高飘扬。    
    5月17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在司令员李人林的率领下从蔡甸进入汉阳县城。同日下午，第四十军一五三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武汉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所进行的英勇机智的斗争，富有成效地配合与策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终于使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武汉人民从此与黑暗屈辱的历史彻底告别，张开双臂迎接和拥抱新生活的太阳。
    从党的创建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武汉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深厚的革命基础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承载过前所未有的负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30年艰难曲折，奋勇前行；30年波澜壮阔，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武汉和整个中华大地上30年浴血奋斗所创造的伟大业绩和所体现的崇高革命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党的队伍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并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因而才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地区的广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与全市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确定的“武”字头重点企业的建成和“二五”工业计划规定的主要任务的完成；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抗争，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武汉市党组织在艰苦的探索中解放思想，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头，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创下“全国第一”的重大改革举措；特别是近几年来，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主攻工业，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坚持“四个优先”和提升“四力”的工作方针，团结拼搏，开拓进取，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武汉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们武汉市的全体党员干部就一定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遵循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胸怀全局、心系群众，与进俱进，勇于创新，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为武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而努力奋斗，为鲜红的党旗、为武汉光荣的历史增添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