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测血管年龄 不科学:中南海邮局和中南海领导人—《看天下》—2010年第35期—

　　事实上，山河邮局、“五十支局”、中南海邮局，都没有挂过牌。即便对傅江海他们来说，“中南海邮局”也只是个头脑中的概念。傅江海从没有向外人提起过这个机构，邮局同事之间都不说这五个字，他们习惯称之为“十七支局”

　　府右街乙27号一点也不起眼。它位于西城区府右街和西椅子胡同交汇处的一溜灰白临街房里，走过这条小街的人，很容易错过它，尽管房子对面的红墙内就是中南海——中国政治的心脏。

　　府右街乙27号的门柱是两根银色的铝合金柱子，门柱左侧挂着一块不大的金色铭牌，需要凑近才能看清——中南海邮政支局。

　　80岁的傅江海，1950年2月22日参与创办了这个邮局，他对记者说：“从中南海邮局调出去以后，有关在中南海邮局工作的事我没有提过一个字，今天是我第一次提。”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1950年2月初，20岁的傅江海和同事赵卜一、郭克勤一道，奉命从香山来到中南海筹建邮局。2月22日，邮局就按照中央办公厅的意思，在中南海东门落了脚。

　　9个月前，他们三人刚刚从西柏坡来到香山的“北平第五十支局”（1949年10月1日后改称“北京第五十支局”），负责为党中央寄发邮件。党中央机关在进京之初，将香山作为临时驻地，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在那里办公。“五十支局”专门为驻香山的党中央机关和领导服务。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队、海外侨胞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响应，来到北京建设新中国。中央机关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开始陆续往市内迁，到了1950年2月，大部分中央机关已迁至中南海。“五十支局”也随之搬迁。

　　傅江海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中南海邮局的前身是1948年2月21日在西柏坡成立的“山河邮局”，当时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的。那年9月，傅江海从晋察冀边区邮局调到山河邮局担任交通员。在西柏坡的日子，正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打得火热的时候，刊登三大战役胜利消息的各种报纸，都是通过山河邮局向中央机关发送的。

　　中南海邮递员

　　1990年代初，资深邮迷、山西省集邮协会副会长谢孜学收藏了一枚晋察冀边区山河邮戳的信封，凭借那个信封，他在那几年的世界性邮展上屡获金奖。

　　最初拿到这个宝贵的信封时，这个老邮迷也很奇怪，邮戳通常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叫“山河”的地方。翻阅很多资料后，谢孜学才弄清楚：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的是平山的“山”，和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为名。

　　事实上，山河邮局、“五十支局”、中南海邮局，都没有挂过牌。即便对傅江海他们来说，“中南海邮局”也只是个头脑中的概念。傅江海从没有向外人提起过这个机构，邮局同事之间都不说这五个字，他们习惯称之为“十七支局”。

　　严格说起来，傅江海是第一位真正在中南海里面上班的邮递员。在中南海邮局，傅江海有一张最高级别的通行证，哪里都能去。建国后，邮局员工的数量增加了，但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太少，只能让傅江海一人去做营业所内的所有工作，开汇票、寄包件、收包裹。

　　1958年初，时任中南海邮局局长的傅江海调离邮局。不久，比他小五岁的尚元清来到了邮局。尚元清上班前，经历了严格的政审——他出身贫下中农，家人里为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党员颇多，他自己也是党员。一到邮局，领导特地交代：“要做无名英雄，做出多大的成绩都不能宣传表扬”

　　“海”里的人

　　尚元清上班时，同事们已经换上了1955年统一发放的草绿色制服，但老员工们更喜欢的是军装。从西柏坡到进入中南海的头几年，他们和机关里面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穿的都是军装。

　　从1948年到1958年，傅江海总共跟随了中央机关10年时间。工作久了，他和中南海各机关单位的人都很熟。中央有什么活动都会通知邮局的人去。

　　开国大典的时候，傅江海和郭克勤就坐在西华表下观礼，这个区域坐的都是中央机关的人。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的时候，傅江海和同事们也和其他工作人员一道，站在新华门的欢迎人群里。晚上，苏加诺在怀仁堂看京剧，他们也一起作陪。

　　1954年第一次选人民代表，毛泽东就在傅江海他们平时吃饭的大食堂里投票，有人领着周恩来总理过来介绍说，“这是咱中南海邮局的。”内心深处，傅江海觉得自己也是机关一员。

　　稍晚些来中南海邮局工作的尚元清，也直接跟国家领导人打过不少交道。

　　除了机关单位，中南海里还有百十来户首长住家。尚元清每天6点就在“海”里投递，8点前必须投递完。他们也和中南海的行政人员一样，习惯地称中南海为“海”。

　　有时候尚元清会碰上一早出来遛弯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这么早送报来了，辛苦了！”时不时还开个玩笑；有时候，陈老总还会主动把信报都接过去，“行了，都给我，我给送去。”

　　这时邮局已经整体搬迁至西门营业处，这里距周恩来生活和工作的西花厅不足百米。周恩来和邓颖超时常会到邮局来看望大伙，嘘寒问暖。1964年3月8日，《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公演，尚元清已经和领导们一起看了演出。公演后的一天，周恩来还特地来到邮局送票，得知他们都看过了，就让他请父亲和妻子也看看。

　　今年75岁的李振才，1961年至1971年间在中南海邮局工作。在他的记忆里，夏天的时候，周总理会自己出钱买一大堆西瓜，就放在西门的一个桌子下面，桌子上则放一把水果刀，谁想吃都可以自己拿刀去切。

　　因为邮局不能挂牌，为了提高员工的服务意识，李振才局长就张罗着在房间里面贴上了诸如“为人民服务”、“安全第一，服务至上”之类的标语。周总理一天过来看到之后，就笑呵呵地说房子本来就不大，贴了标语更显小，别贴了，再说，“都是一家人，就别见外了”。

　　离开中南海

　　李振才没有想到，后来“海”里还是和邮局“见外”了，就在他担任中南海邮局局长的后期，邮局从红墙里搬了出来。

　　那段日子是李振才此生经历过的最闹腾的日子。

　　1967年夏天发生“揪刘火线”事件。从7月下旬起，至8月5日凌晨止，整个中南海围墙外，一片喧闹。

　　从北海东侧向南，经府右街到六部口，挂满了彩旗和标语，代表北京市大小单位的组织都争先恐后地来这里占地。树上架设的无数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昼夜呼号不停，声称要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很多人屡次冲击西门，要闯入中南海。因为邮局就在附近，李振才他们加入了维持秩序的队伍，但有一次李振才还是眼睁睁看着一群人举着毛主席像冲破了西门。

　　后来，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海”里面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外迁。最早迁出去的是小卖部和银行。到后来，就连国务院的很多部门都迁到了文津街北边原中国科学院的旧址里。中南海邮局的人去那里送信送报得骑着车出来，不但不方便还跨到了西四邮局的道界。

　　“海”里也开始讨论邮局的问题了。关于转址的会议召开了好几次。时任中南海邮局局长的李振才也感觉到，随着“海”里机关变少，邮局的业务量会大大减少，于是，他主动提了一个方案：如果组织有需要，我们就搬。

　　但中南海以外的地界，已经有完备的邮政系统，新建一个邮局并不容易。最终，警卫局回应：党中央、国务院的报信还是得由你们送，邮局只是改变办公地点，其他关系都不变。

　　这样，在1960年代末期，中南海邮局就搬到了现在的府右街乙27号院——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

　　打开紧闭的门

　　从中南海搬出来后，中南海邮局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而由北京市西区邮局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