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更名 行政成本或将超过1亿元

    甲子60年轮回，襄樊已成为历史，而襄阳卷土重来。

12月24日，尽管火车站候车大楼上还矗立着“襄樊”巨字，但在半月前，这个车站所在的城市已经更名为“襄阳”。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襄樊更名。12月9日，襄樊市宣布正式更名为襄阳市，同时，襄阳市下辖的襄阳区更名为襄州区。

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后，行政区划不变，现辖3个县级市、 3个县和3个城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区各一，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目前为湖北省第二大城市。

从襄樊到襄阳 引发各种争议

此次更名襄阳极为低调，被当地文化官员形容为“锦衣夜行”，记者前往采访时，也险被当地宣传官员婉拒在市委门外。

按照襄阳市委宣传部新闻通稿称，由“襄樊”更名为“襄阳”，最早是由社会各界群众自发组织，2001年起，数年间都有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议案和提案，建言城市更名为襄阳。2008年又有24为人大代表和185为政协委员强烈要求复名。与此同时，很多襄阳籍的海外华人华侨，也通过不同渠道提出更名襄阳，一些网站还相继自发开辟论坛，发帖呼吁恢复襄阳。

在12月9日襄阳市召开的更名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唐良智将更名的缘由和意义概括为“尊重历史”、“传承文化”、“顺乎民意”和“推动发展”。

从“襄樊”到“襄阳”仅一字的更改，却立即引发各类争议。赞成者称其“叹这一字之易，因其力挽狂澜之勇气，拯救历史之决心！”反对者则质疑“到底有什么必要？搞过什么科学论证？”

在网络“襄樊吧”、“隆中对”和“东湖社区”等当地论坛里，则是反对声和赞同声交互出现，赞同者称更名是2800年文化的传承，而出生于襄樊的年轻人似乎一下没有了归属感，更多的人则对更名成本表示担忧。

当地官方媒体报道称，该市明确提出，坚持从简办理，坚持历行勤俭节约，不搞庆典活动，不因更名而专门邀请上级部门和客人，不举办专门的更名活动。坚持便民利民，不增加企业和群众负担。关于各类证件、证照的更换，原则上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必须更换的就不更换，确需更换的，报相关部门批准后办理。

即便如此，襄阳当地学者分析，此次更名在全国范围内的行政成本将超过一个亿，但同时也估算，长远的收益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三顾茅庐 李自成称王等历史事件发生地都在襄阳

12月21日，襄樊市市委党校教授、文史专家晋宏忠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现年71岁的晋宏忠教授是《中国历史大辞典》、《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编撰人之一，也是襄樊市向湖北省及国务院更名上报材料执笔者。

“这不叫改名，准确地讲应该称为复名。”晋宏忠教授强调说，恢复襄阳这个名称，是全市人民的要求，从 2001年开始，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和提案。

晋宏忠教授介绍说，解放初，襄阳和樊城都是襄阳县下辖隔汉水相望的小镇。1950年5月，襄阳、樊城两镇组建襄樊市，隶属湖北省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1952年改称湖北省人民政府襄阳区专员公署，1955年改称湖北省襄阳专员公署，1979年改称湖北省襄阳地区行政公署，同年襄樊市省辖。1983年8月撤销襄阳地区，其行政区域并入地级襄樊市。“如若1983年撤地设市时，直接设为襄阳市市辖，便会少了现在这么多周折。”

 晋宏忠说，襄樊这座城市曾经有过许多名称，但存在时间最长、承载历史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是以襄阳命名的阶段。楚国时就有襄阳这个行政建制，真正建县制，是在公元前206年，距今已有2216年历史。

东汉末年，襄阳曾作为荆州七郡的首府。“那时的荆州可不是现在的荆州，辖区相当于现在湖南、湖北两个省，外加河南、广东、广西、贵州一部分。” 晋宏忠先生如数家珍，东汉荆州原辖七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 “当年曹操带领几十万大军夺荆州，实际上就是夺襄阳。”

晋宏忠教授说，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设立襄阳郡，此后襄阳一直是州、府、道、县的治所，素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在长达两千多年历史中，襄阳和这个积淀厚重历史记忆，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名称，与众多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相联系。如卞和献玉、三顾茅庐、李自成称王等历史事件，都被打上了“襄阳”烙印。还有很多历史人物如先秦名相伍子胥、武圣人关羽、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诗圣杜甫都曾与襄阳结缘；《三国演义》120回中，有32回都发生在襄阳，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襄阳城外的古隆中。

晋宏忠解释说，樊城与襄阳隔江而立，作为地名历史比襄阳还早，有2800年历史，但作为治所历史上只有过一次。

襄阳官方称，90%以上民众同意更名

在众多更名的拥趸者的论点中，金庸小说描写的郭靖和黄蓉镇守襄阳城的故事也总被提及。对于襄樊的更名，广泛的说法是源于《人民日报》2001年10月9日《襄樊何不称襄阳》一文，该文作者李辉撰文中认为，与 “襄樊”虽然用了50年，但与2000多年的“襄阳”相比，50年只是一瞬而已。“襄阳”这个地名实在是历史太悠久、名气太大、文化底蕴太深，早已融进中国人的记忆。作家冯骥才当时也发表《地名的意义》呼应说，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

但晋宏忠教授坚持说，李辉的文章促进了襄樊复名的进程，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和议案。

晋宏忠先生多次声明他不是城市更名的积极分子，但他是襄樊更名为襄阳赞同者，因为恢复名襄阳这个名称确实是理所当然。

晋宏忠先生表示，自2000年起，襄樊市在对外招商引资的过程中遭遇到尴尬。曾有襄樊市领导带队出访招商。说到襄樊，人家往往听成“湘潭”，以为是湖南的城市，市领导连忙解释，襄樊古名襄阳，就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地方。对方一听，立马肃然起敬。  韩国及台湾省都有襄阳道、襄阳郡，国内天津、上海等城市都有襄阳路、襄阳道。“一说襄阳，对方就容易产生认同感，很容易谈。”

 唐良智在12月9日襄阳市召开的更名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城市名称是城市公共产品，应当尊重群众意愿，符合公众的心理感情和审美追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源自襄阳市委宣传部的通稿称，民意调查显示，90%以上民众赞同更名襄阳。

城市更名 年轻人失去了归属感

李俊勇是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的成员之一，自称是用“草根眼光，专业态度”探究民间文化，是襄阳更名的拥护者。针对网络反对更名者所谓早在宋代起就有襄樊之称谓的说法，他解释说，所谓的《襄樊铭》是古代行文没有断句，若是按照现代汉语加注标点，“襄”与“樊”之间应有个顿号，分别是襄阳和樊城两个地名。他认为，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更名，襄阳是个有深刻内涵的文化符号，应该利用这个符号为襄阳人民谋福利。

在襄阳古城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受访者，年长者大多的表示应该更名为襄阳，也有人表示叫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让老百姓得实惠。

但李俊勇在上海读大学的女儿对此却不能接受，襄阳宣布更名当天，女儿便打来电话：“我出生在襄樊，我的襄樊从此就不存在了！”话语中显得无限失落。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人来说，突然的改名或许让他们一下失去了归属感。

马然，19岁，四川某大学大一学生，毕业于襄樊市24中。别看他小小年纪，但对襄樊或襄阳历史颇有独到见解。

他说，上小学时的传说如今变成了现实，突然一下子的家乡“襄樊”没了，总有一种心中有东西被掏空了的感觉。

与众多学者意见相左，马然认为襄樊更名为襄阳，“虽然名气不小，但大气不足，有以偏概全之嫌。”

他认为，襄阳古城是襄樊文化和历史的最突出代表，是襄樊人的骄傲。但是襄樊的文化远远不止这一点，樊城也是襄樊地区自古以来重要的一部分，三国故事里不仅有襄阳，更有“水淹樊城”的经典战役。而“襄樊”这一地名则很好地包含了“襄阳”、“樊城”这两座中心城区，听上去也很大气。而“襄阳”这一叫法无形间缩小了襄樊地区的地域和文化范围。

他说，襄樊并不是一个不曾发展默默无闻的小城市。在旅游方面，襄樊凭借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特别是在cctv中国魅力城市评比中，襄樊从600多个参评城市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十大魅力城市”；在交通方面，襄樊凭借“一条汉江、两座机场、三条铁路、四条高速公路”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和“七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襄樊北站也是亚洲最大的一级三场编组站。不论是从南到北还是由西往东，不论是从北京到广州还是从成都到上海，只要坐火车，都会经过襄樊站，“襄樊”也因此给很多四处奔波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象如果“襄樊站”改“襄阳站”会给多少乘火车的旅客带来没必要的误会和麻烦，“大站”也一下子成了“小站”。

也有网友评论说，三十年前，深圳不存在，而现在人家是特区；三十年前，义乌没有名，现在一提到小商品，就第一个想到人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有发展了，自然就会全国有名，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这样折腾上，你就是改成了“诸葛亮市”，改成了“2800年市”，改成了“郭靖黄蓉市”，还是皮球球是皮球，鸡蛋是鸡蛋！

老市委书记称，当年缺乏文化传承理念

21日，晋宏忠教授详细地介绍了城市更名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步骤。

2008年的8月21日，湖北省民政厅批复同意襄樊市民政局上报更名材料。于是襄樊市民政局从武汉邀请了5名专家论证，一致认为现有材料准备不足。8月26日，襄樊市民政局召集襄樊本地多名专家开会，会上分工由晋宏忠主笔起草更名上报材料。

8月27日，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李仕华和晋宏忠教授一起，放弃中午休加班到三点半，几千字的《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的更名的请示》草稿拟出，稍作修改后，四点半就传真给湖北省民政厅。晋宏忠教授说，在那份请示中提到，市人大和政协搞的民众问卷显示，80%民众同意更名，10%左右民众反对，约10%持无所谓态度。这与襄阳市委宣传部通稿中“90%民众同意更名”略有出入。

12月初，接湖北省里民政厅通知，省长办公会已同意更名意向，但所报的请示内容不完善，仅说了改名之后的好处，没有提及不改名的弊端。

于是重新起草材料，将《请示》中的“更名”改为“复名”。2009年元月5日，由市长李新华签发文件上报。

很快接到民政部通知，专家论证会于2009年元月16号在北京举行，将由襄樊市代表出面“答辩”。按照程序，通过民政部邀请专家论证后，才可报国务院。

恰逢彼时市委书记唐良智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所以“答辩小组”成员由市委书记唐良智、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德政、民政局主管地名的纪检书记朱成珍，区划地名科科长李仕华、文史专家晋宏忠教授和记者邹嘉斌组成。

晋宏忠教授解释说，之所以带记者参加论证会，是因为现场要播放一段视频，除了襄阳市的一些简介外，还有当年撤襄阳地区设立襄樊市的市委书记张怀念的一段讲话。在那段视频里，77岁的张怀念开诚布公地承认，当年撤销襄阳地区设立为襄樊市，一是缺乏文化传承理念，二是为了照顾襄阳和樊城两地干部的情绪。按照晋宏忠教授的说法，1983年撤地并市时，若是舍弃襄樊而保留襄阳这个名称，如今就也就省却了复名的麻烦。

    当天晚饭时，省民政厅汪虹波处长便打来报喜电话，参加论证会的13名专家全票通过了襄樊更名为襄阳，接下来就等着报国务院审批。

直到2010年11月26日国务院才批准。中间相隔22个月。

更名的行政成本或将过亿元

直到12月22日，襄阳市委市政府门前的大牌匾已经更换，但其侧门旁公安值班室的牌子上还是“襄樊市”字样，而市内各建筑物包括火车站“襄樊”字样比比皆是。按照该市更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个单位印章、牌匾及公文版头的更换工作，要在2011年元月1日前完成。

记者在襄阳街头牌匾制作行了解到，一块高2.5米的标准不锈钢牌匾的价格在420到450元之间。

晋宏忠教授表示，在起草更名上报材料时，已经考虑到行政成本这个问题。虽然只是襄阳更名，可全国是一盘棋。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图的改版重印，市、县、区、乡、镇、村、所有单位公章、财务章，检查、核定、证明、记录等各类印章的变更，标牌、标记、牌匾以及各类户籍、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的变更，出版物、公文纸、红头文件纸，单位信笺等带有“襄樊”字头的印刷品都要废弃重印。修改各种证件、招牌、地图等都会产生成本，整个行政成本将达1亿元。

他同时坦承，在更名上报材料中，并没有列举估算这些行政成本，“因为民政部要算这个帐，国务院要算这个帐。”

有网友列举去年“石家庄市是否改名”这一曾经热议的话题。去年8月，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村庄的石家庄市政府明确表示，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没有为石家庄市改名的规划。为什么民间讨论得热气腾腾，而官方却报以“冷冷清清”的态度呢？原来据有关专家估算，若更改石家庄市名称，废旧换新，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而不可估算的经济损失要远远大于此。

城市更名 盲从跟风现象要不得

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又一次为“城市更名运动”推波助澜。

2009年6月，扶风县政协主席黎焕焕及十多位扶风县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将扶风县更名为法门寺县，他们提出，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世界唯一，在国内外有很大的知名度，每年慕名而至的各国游客达200多万人次，而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只知法门寺,不晓扶风县”。   

消息披露后，有学者撰文反驳说，早在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渭城以西因归京官右扶风辖领而得名，进而至唐代时借该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而法门寺至东汉末年才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直至唐高祖李渊武德七年才正式更名为“法门寺”。于是网上出现了“西汉扶风想穿唐朝马甲风光”的感叹。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长刘保全认为，由于社会上对地名文化缺乏认知，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淡薄，这些年来,对古老地名随意更改和废止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改变地名往往提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背后却蕴藏着丰富的利益诉求。改变、废弃古老地名，在当时背景下虽有一定道理，但将其放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看，则极少合理性，实质上会造成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严重破坏。

晋宏忠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无意中透露一个细节：2009年元月16日，在京举行襄樊更名论证会后，13名专家继续论证的议题是云南某城市的复名申请，该城市两年前刚刚更名，此次请示要求恢复原名称。

事实上，城市名称短期内多次修改已有先例。1994年10月，湖北省荆州地区、沙市和江陵县被撤销，设立荆沙市。沿用千年的荆州之名一朝被废，引发众多争议。两年后，国家恢复了被改掉两年的“荆州”之名。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振鹤指出，地名要保持严肃性、延续性，除非是影响到民族尊严，有损政治文化的名字，才需要改。城市改名也要本着科学、谨慎的态度衡量利弊，规范操作，盲从跟风现象要不得！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胡伟：+86-21-62932987认为，历史文化遗产属当地全体人民所有，因此如要更名，就须征求当地人民意见，获得他们的认可。《地名管理条例》中就明确提出，更改地名应“征得有关方面和当地群众同意”。该条例同时指出，“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