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密码全集在线观看: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

《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

------------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1）

------------

　　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征途，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举国悲痛。从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到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多少人为之心碎、为之恸哭。当周总理的灵车驶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旁聚满了告别的人们，人如潮，哀如潮，泪如潮。真可谓“清明时节尚未到，举国皆是断魂人”。到了清明时节，为了纪念周恩来，北京爆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以反对当时“四人帮”对人民悼念活动的压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山诗海，构成了壮丽的历史画卷。当时人民怀念他的诗文，后来曾被编成《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等出版。

　　有的诗写道：

　　一生无私最忠诚，临终还虑身后名。愿将骨灰还中华，明朝故国花更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平民爱，唯独总理第一人。

　　有一首题为《总理和人民》的诗被广为传抄，并谱成歌曲：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还有一首题为《永远矗立的纪念碑》写道：

　　周总理啊周总理

　　地上，没有专门为您老人家砌下的坟墓；

　　陵园，也没有保存您老人家的骨灰；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没有为您树立一块纪念的石碑。

　　但是，

　　全国的黄土都是您的坟墓，

　　江江河河都有您的骨灰，

　　全国人民子孙万代的心中

　　都将为您铭刻一块

　　永不磨灭的纪念碑！

　　这块碑，永远不会风化剥落，

　　这块碑，永远不会被人摧毁！

　　这块碑，胜过钢浇铁铸，

　　这块碑，犹如泰山的青松常翠！

　　这无形的碑上有无形的文，

　　这无形的文比任何词汇都更美！

　　……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也震动了全世界。世界各国的报刊纷纷以显著版面刊登这悲痛的消息，电视台、电台也不断播送消息、哀乐；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无数唁电、唁函飞向北京；许多地方的人们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认为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联合国获悉噩耗，当即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给予这位魅力征服了世界的伟人以独一无二的殊荣。

　　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周恩来去世后，各界友好人士约三千人举行了“周恩来总理国民追悼会”。据说只有为那些在日本国内具有极高声望，对日本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会召开这么大规模的追悼会。参加会议的除各友好团体、友好人士外，还有政府首相、议长、大臣、议员和各县知事。

　　周恩来离开这个世界越久，这个世界就愈加怀念他。人民对他的赞誉历久而弥深、弥新、弥真。1991年3月5日，日本“纪念周恩来出版发行委员会”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三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隆重推出大型回忆录《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日本电气检定所理事长、原备忘录贸易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安田佳三先生写了一篇题为《心醉》的纪念文章，典型地反映中外人士的心境。

　　他写道：

　　历史上和当今在世的令人尊敬的人物可以列举出许多。通过史书、传记、言行录等等文字记载，通过影视媒介的传播，或是听别人介绍，使我们了解到某些人的优秀业绩、高尚思想以及崇高的品格并肃然起敬。但是，如果说这种尊敬就是“心醉”或是“倾倒”，恐怕还是不恰当的。从尊敬进而达到令人“心醉”的心境，如果在对方与自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无机物质的或是间接性的媒介物时，所谓“心醉”就肯定不是很充分很彻底的。

　　我认为，所谓心醉，就是要用自己人的眼睛、耳朵和手等感官，亲身直接感知和体验所尊敬的人的业绩和品格，并且经过第六感官的升华之后才能达到的境地。因此，令人尊敬的人物虽然比较多，但能令人达到“心醉”地步的人物却很有限。如果要举出最令人心醉的人物，而且只允许举出一个人的话，我会毫不踌躇地答道：那个人就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

------------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2）

------------

　　斯芬克斯之谜

　　对于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西方人士来说，周恩来曾经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

　　现在人们开始接受公共关系学概念，专心于政治的国人也认为周恩来是他们的斯芬克斯之谜。在敬仰周恩来之余，他们也想学习周恩来的艺术，但他们似乎只把公共艺术视为是一种技艺，一种塑造良好形象从而可以名利双收的技巧，而不是天然本色的流露。

　　“公共关系”一词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舶来品，怎么现在谈起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了呢？或者把“公共关系艺术”同人民总理周恩来联系起来，合适吗？“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一种思想与活动方式，是源远流长的。所谓公共关系，就是公众关系，是组织与其内外各种公众之间的关系。构成公共关系的三个基本要素：作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作为客体的内外公众，作为过程的信息传播。追溯历史，人类从事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早已有之。西方一些公共关系学者把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视为最早的公共关系著作，把古罗马统治者凯撒的《高卢战记》视为第一流的公共关系著作。在中国，人们历来相信这样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追求和谐一致的公共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公共关系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诸侯招揽了大批以宣传游说、唇枪舌剑为己任的“士”，这些“士”的主要职责是树立本国君主诸侯的形象，谋求本国势力的发展壮大，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苏秦的“合纵”主张，张仪的“连横”建议，都曾经改变了当时“国际间”的力量对比。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对公共关系存在许多误解，试举三种典型的论调：

　　第一，关系庸俗论。

　　许多人认为关系是庸俗的。“这个人专门靠拉关系”，这类话表达的蔑视之情，常常溢于许多人的言表，而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许多他们，往往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拉关系”。其实，“关系”本身是严肃的，关键在于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庸俗地对待它。公共关系作为理论，是科学；作为实践，应该是艺术，与庸俗无缘。

　　第二，关系万能论

　　也有许多人认为关系是万能的，“有关系”的人“吃得开、玩得转”。常常有人说：“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有关系便有一切，一切以关系为上。其实，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法纪、规范，是靠不住的。公共关系学的任务之一，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关系，正确对待关系。

　　第三，关系模糊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关系问题太复杂，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是一个模糊概念，既不清楚也不必去弄清楚，随波逐波、随遇而安便是。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是一种客观存在。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作为公关艺术大师的周恩来和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非常自然协调地合二为一。

　　斯芬克斯终究难不倒俄狄浦斯，世界没有解不开的谜。与其说周恩来的伟大一生及其化腐朽为神奇的公关艺术是个谜，不如说这个谜可以通过向他学习并不断完善自身而向他的境界迈进。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家庭环境的熏陶，生活的多方磨炼，革命实践的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自我修养，使他的公关艺术形成并发展，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周恩来在后来政治生涯中所形成的公关艺术，与这个家庭的孕育不无联系。他幸运地有两个性格不同的母亲。嗣母陈氏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由于年轻守寡，陈氏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教育上，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是个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的人，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她调解。而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生母，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到了十岁时，两个母亲均已故去，父亲、伯父又出外谋生，童年的周恩来便挑起了“当家人”的生活重担。到周家来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回来尚可应急，借贷无门时，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但是，素来好面子的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一点也不能少。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完成这些事情，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磨炼出“当家人”的性格、素质。熟悉中国民俗风情，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维系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生存、应酬，与今天主持国务活动其实并无性质上的差异。可以说，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当家”、“管家”，周恩来的公关素质和艺术在童年时便开始养成了。

　　十二岁后，周恩来辗转漂泊东北、天津、日本等地，上学、求索、立志。在东北，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他立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念书的宏愿；而南方人的客居身分，迫使他进一步学会了交朋友。到了天津南开学校，他参加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还先后担任过《校风》总经理、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江浙同学会会长，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暑假乐群会部干事和班中干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课外事务则如猬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1917年9月，周恩来写下了那首抒发他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东渡日本，探索救国的方案。在日本，他痛苦过，彷徨过。“人间的万象真理”仿佛是“愈求愈模糊”。但就在这种艰难时刻，“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使他格外欣喜，“真愈觉姣妍”。

------------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3）

------------

　　1919年4月，周恩来由日本返回中国。从“五四运动”起，他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他主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提出“革心”、“革新”的主张，并说：“我们当知道，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他倡议成立了有二十名成员的觉悟社，并同时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0年1月，天津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在狱中，他带头主办读书团，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讲演。经过近半年的羁押，他获释出狱。同年11月赴欧洲勤工俭学。在英国和法国，他考察工人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事了许多公共关系性质的活动，如为天津《益世报》撰写大量通讯，致力于团结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积极投入反对中法借款和占领里昂中华大学的斗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组织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中国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在活动中，他注意策略，讲究方法，有勇有谋，显示了很强的公关能力。1924年7月下旬，他从法国回国时，带回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里面写着对他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回国后，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军委书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事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主持下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所作的最早尝试，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在工作中，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后来毛泽东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武汉分共的发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周恩来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军事部部长等职。1931年底，他离开上海到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时，他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对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出现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纵览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全部活动，应该说这是他的公关艺术在实践中受到磨炼、日臻成熟的时期。

　　第一，经历了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磨炼了他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的公关艺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党领导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奋斗，很快建立了红军和十五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新的革命局面。但是，这个时候的党还不够成熟。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对敌斗争外，党内也出现了因意见分歧或处理不当的多次激烈斗争：如托派与反托斗争，“左”倾错误者的派别活动与反派别斗争等，党内发生了许多事件。在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面前，周恩来没有躲避，也不是卷入，而是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党内团结，一有可能便正确处理，或先调和待后处理，使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始终没有颠翻中国革命的航船。

　　第二，经历了时局由国共敌对到合作的风云变幻，磨炼了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处理党外关系的公关艺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中国，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趋严重。与此相适应，国内时局逐渐出现变化。周恩来敏锐地把握局势，1933年他曾建议中央配合、支援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但未被理睬。在长征前夕，他和朱德派出代表，同广东陈济棠部进行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和必须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长征到陕北后，他主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亲自与张学良谈判，在西北建立了共产党、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赶赴西安，完满地处理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局势，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此后，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月。谈判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成熟。全民抗战的到来，使党摆脱了在少数根据地孤军奋战的局面，为广泛团结全国各爱国民主阶层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创造了条件，也为周恩来施展公关艺术才华提供了舞台。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的最高职务，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即团结各方面抗日救国力量的工作。可以说，第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进入国民党统治区，面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风貌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炉火纯青、外圆内方的公关艺术表现在提出了一整套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公关活动的方法、守则；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击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巧妙处理好国共关系；通过广泛结交，团结了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和国际友人等。这个时期，由于周恩来能充分理解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对公众作出清醒、透辟、有系统而又多层次的分析，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对策，尽管各种斗争波涛汹涌，高潮迭起，中国共产党还是赢得了民心，还广泛结交各界朋友，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许多人从他身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团结、争取军界特别是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也很重视，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山西王阎锡山，湘军程潜，滇军将领龙云等，他都亲自做过工作。他还同各方国际友人、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和一些援华组织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结交朋友。比如，美驻华使馆官员、美国总统的代表，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甚至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他都常有往来、时有过从或有所交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造成了导致蒋介石在国统区大失民心、军心的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解放战争时期，是周恩来的公关艺术继续发展的时期。

------------

前言：公关艺术视野里的周恩来（4）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在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的。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重大成绩。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社会主义时期，周恩来的公关艺术达到了高峰。建国以后，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带来了新的考验。面对新的考验，周恩来的公关艺术更加成熟，更加光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执政的条件下更加重视公关艺术的作用，并能运用自如，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从被压迫的在野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拥有极大的强制性影响力。周恩来也成了具有最高强制性影响力和崇高威望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在执政的条件下，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逐渐骄傲和自满起来，摆架子，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愿或不善于同各方搞好关系，不愿或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地位变了，作风不变。他一再强调，在执政的条件下要主动和各方面搞好关系，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这使人们对他愈加心悦诚服。他的公关艺术感人、动人。

　　第二，他的公关活动面由国内扩大到国外，他在国际公关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艺术水平，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位举世闻名的杰出伟大的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他无论待人接物还是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崇高形象。他实事求是，说话算数，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他交友以诚，肝胆相照，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赢得了广泛的敬重。他在对外活动中虚心好学，把各方来宾当作送上门来的老师，了解情况，切磋问题。这不仅为他本人，而且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和尊敬。

　　第三，在党屡犯“左”倾错误的情况下，他仍然维系了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良好合作关系，成为凝聚、团结广大党外朋友的一面旗帜。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共产党搞了一些“左”的运动，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伤害了不少党外朋友。尽管他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总的来看，周恩来是“左”倾错误的反对者和抵制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维系党与各方人士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造成民族劫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劫难中再次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真正形象，许多党外朋友在受到伤害时，出于对周恩来的深切信任和衷心敬仰，仍然对党给予谅解，继续与党合作，拥护党的领导，甘苦与共，不变初衷。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党外朋友中，特别是在中间阶层的朋友中，能够这样深得人心，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和威望，无论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周恩来公关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史，能给人许多有益的启迪，是今天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学习公关艺术的最好教材。

------------

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

------------

　　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

　　执掌国家权力，必须面对整个社会公众，必须发生广泛的公共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不能争取广大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不能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执政者就不可能执政下去。可以说，公共关系是执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政者沟通和协调内外关系的强有力手段。在现代社会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关系在执政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在长达二十六年的执政过程中，始终认为执政者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执政的过程就是人民支持和信任的过程，是政府与人民沟通共识、相互理解的过程。他所倾心追求的是政府目标与人心所向的一致性，是政府对人民的关怀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全国人民的亲密团结与和谐共处，是政府所有人员的齐心协力和诚恳合作。他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就是因为坚定地依靠群众，才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敌的。依靠群众，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不足怕。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文化建设也要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对周恩来说，执政者的权威乃是立足于“人和”的基础，维系于人心之背向。周恩来在执政过程中所运用的公关艺术，至今仍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

无我之境

------------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那就是“无我之境”。

　　任何执政过程，按照执政主体对于执政客体的把握方式和作用方式，按照执政的主客体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结构起来的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求之境”、“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强求之境，是以强权为核心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依仗强权手段，迫使社会公众以奴仆的身份臣服于自己，迫使社会公众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主体自由意识，绝对地服从执政者的驱使。这种执政的过程，完全忽视了公共关系，执政者也毫无公关艺术可言。

　　有我之境，是以合理控制、合理调节为原则而形成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执政者以理性代表的身份出现，社会公众以服从理性的名义服从执政者。各种法规、原则、规范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联系在一起，构筑了一个执政体系。帮助执政者的主要是理性，而不是公共关系。人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体制理性的工具。

　　无我之境，是在理性控制基础上，执政者与社会公众和谐一致、情意相通的一种执政过程。在这种执政过程中，尽管执政也是按照各种法规、原则的要求在正常运行，但社会公众并不感到自己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反而处处觉得自我个性的存在，一切过程都成为自己人的有效努力，一切成功都可以说是我之自然。这种执政过程，依仗的是在法规、原则基础上的公共关系，是执政者绝妙的公关艺术。

　　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善用人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其所言，意在使执政者要善于得人之力，而不专仗自己之力；而要善于得人之力，就不能凌驾于社会公众上，而要居于其下，要谦卑礼下，搞好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说，老子这番话，说的就是执政者依靠公共关系，造成“无我之境”的执政过程。对此，老子说的另一句话可以引为注脚，那就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句治国格言告诉人们，它不认为执政是执政者对于社会公众的绝对控制和精确操纵，而认为执政的整个过程应是社会公众自觉行动的过程，从而使全社会公众自动地为实现执政目标而奋斗的过程。执政者要做到这一步，靠的是公关艺术。

　　周恩来在世执政的二十六年，中国也经历了众多的灾难——既包括天灾，也包括人祸。天灾有三年自然灾害，人祸有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深重的浩劫。但是，人们在当时并没有失去对他的信任，乃至于周恩来的名字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号召力和巨大组织力的行政力量，能够在人民心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冲动。这种感情冲动所引起的自我驱动和自我约束是任何理性制约所难以达到的。为了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六十年代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决定。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这样一件影响人们切身利益的大事，不但没有引起骚动，而且被减者都很愉快。而周恩来的逝世，在国内形成了一次任何理智的宣传都无法企及的行政动员。他去世后，人民仍然亲切地感觉他的存在，把他引为亲人、朋友、兄长。

　　周恩来十分重视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他曾经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应该主动地和各方面搞好关系。”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

　　周恩来说过一句最能表达其执政过程的公关艺术精髓的话。“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他指出，对群众“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造成了“无我之境”。

------------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1）

------------

　　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就是决策。决策是执政过程的首要职能和核心环节。无论是提出执政目标，还是组织指挥，以及监督控制，选人用人，都离不开决策。决策的正确与否，事关执政的得失成败。

　　决策离不开公共关系。所谓决策，是人们选择某种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的活动。对执政者来说，正确决策的过程，就是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一切为了公众，一切依靠公众。周恩来正是这方面的楷模。

　　细察众心了解实情

　　决策首先要考虑公众的需要，了解公众的情况。对于执政者来说，由于掌握着国家权力。很容易高高在上，脱离公众，这是执政者之大忌。怎么样了解公众的情况呢？仅仅通过材料和汇报间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很难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并非是材料不真实，汇报不可靠，而是说这些材料、汇报作为一种信息，已经过了筛选、过滤和传递，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信息可能被筛选掉，真实的信息也可能变形，甚至被歪曲。执政者如果不对已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就决策，就可能出差错。要避免失误，最有效可靠的方法就是和公众见面，直接倾听公众呼声。这种倾听不是一般地开座谈会、调查会，而是深入公众之中，像学生一样去听公众的意见。这样，公众就会信任你，愿意把真实想法告诉你，使你获得真实的信息，从而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周恩来就是善于深入公众，倾听公众呼声的执政者。

　　1954年的一天，正是下班时间，周恩来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群众反映现在北京公共汽车拥挤很厉害，上下班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今天咱们去乘公共汽车，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告诉保卫部门。”

　　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出了国务院北门，来到公共汽车北京图书馆站等车。一会儿车来了，周恩来随着群众上了车。车上果然很挤，没有空座。他往里走了几步，手握住吊环，站在中间。汽车开动了，人们在拥挤中顾不上东张西望。过了几分钟，站在他对面的一名乘客才大声叫起来：“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总理？总理？！”车厢里立即活跃起来，有的站起来让座，有的往中间挤，有的把手伸过来。随行人员见此情景，心里十分紧张，忙往他身边凑了凑，恐怕他被挤倒。

　　周恩来挥动着一只手臂，劝大家：“请坐！请坐！别挤！别挤！不要动。”乘客们要他坐下，他坚决不坐。借此机会，他与乘客们攀谈起来。乘客问他：“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恩来笑着回答说：“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一句话，沟通了他们之间的心灵。周恩来亲切地问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住在什么地方？每天上下班需要多少时间？有的乘客只顾和他谈话，忘了下车，坐过了站；有的乘客挤不到他面前，总不甘心；新上来的乘客向他打招呼，下车的乘客又都向他告别。车上虽挤，气氛却很活跃。随行人员劝他说：“公共汽车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他不肯。后来，下了公共汽车，他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

　　回来后，周恩来很快将有关领导同志找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制定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很快解决了问题。

　　周恩来有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分开。”为了掌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他曾经多次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出去体察民情。

　　有一次，他想去北京的百货大楼调查了解情况。身边工作人员不让他去，劝他说：“你的目标太明显。”他说：“不要紧，化化妆，或戴个大口罩不就行了。”

　　看他那个执著劲，警卫人员只好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局领导坚决不同意，要求制止，说：“可以等关了门再去。”

　　周恩来说：“那我去干什么？我就是为了去看看群众。你们不能把我同群众隔开。隔开了，还有什么意思，我不去了。”

　　后来，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稍晚一点，百货大楼的顾客少一些时再去。

　　暗访不行，周恩来就利用一切机会明察。可以说，全国除了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外，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958年2月，为了对三峡工程做出决策，周恩来刚从国外出访回来，就带领有关人员，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考察长江。

　　三峡水利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对于这一工程，他从规划设计原则到一些重要数据，从工程坝址到地质岩芯都亲自过问，亲自勘察。他说：“设计方案必须十分安全可靠。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

　　对初选的几个三峡工程的坝址，他都徒步察看坝址的地形和岩石的情况。在察看火成岩区的三斗坪坝址时，因为这里的花岗岩很坚硬，是最理想的坝址，周恩来对它很满意。在视察另一个坝址时，为了了解这一带石灰岩的溶蚀现象和观察坝址的全貌，他沿着长而陡险的石梯，登上半山腰，进入石洞勘察。随后又登上山垭，查看整个坝址的地貌。

　　经过实地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周恩来在重庆对治理长江问题做出了充满真知灼见的结论。他指出：治理长江应“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要求正确处理好远景和近期、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不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据此，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

　　周恩来注意实地了解情况。当没有时间出去时，他就寻找其他办法弥补。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翼城县西梁大队党支书吴春安，1954、1955年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每次都接见了他，向这位来自第一线的代表做调查。他问吴春安：“你们的棉花搞得好，是怎么种的？”吴春安向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如何施肥、选种、下种、管理等一套植棉情况。他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有时为了弄清植棉中的一个细节，常常问几次。

　　周恩来并不满足于调查研究国内情况。一有机会，他还向外国来宾了解情况。

------------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2）

------------

　　1970年7月，日本农村青年友好访华团正在中国访问。起初外事部门并没有考虑请总理接见这个团。当周恩来得知该团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又是基层工作人员时，为调查了解日本农村情况，他决定接见这个团。他说：“放着这么多人，主动送上门来，你们不调查研究，怎么做工作？今天我把其他工作都放下，反正天也塌不下来，我舍不得这个机会，见他们一次，专干这个事，做调查嘛！”在这次接见中，他同日本外宾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从日本农村的耕地面积，谷物产量，到使用的农业机械、农民收入等等，都一一详尽地做了调查。

　　周恩来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虚心求教的态度，不仅使在场的中国同志深受教育，也深深打动了外宾的心。该访华团成员常山升回国后，又专门找了从事农村研究的菅沼正久教授一起再次访华，向中国有关部门作了详细介绍。

　　周恩来了解情况很强调实事求是。他指出：“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进行调查。调查前，他先在邯郸听了三天汇报，然后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了五天调查。五天中，他找了公社、大队、生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每天坚持同社员群众同吃一锅饭，结果获得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他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说：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这样，经过深入调查，周恩来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偏差，提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

　　周恩来对工作汇报看得很仔细，总要圈圈点点。同时，他不仅听部长司长的意见，还常常注意听主管科员介绍情况。他说：“我要先恭恭敬敬地当学生，特别是要听主管同志的意见，然后我才能提出指导性意见。”

　　1969年9月30日夜，周恩来刚刚结束国庆二十周年宴会，就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报时”问题。当时，新华社写了一篇稿件，报道中国“报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稿件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决定先征询有关方面意见，调查研究后再批示。

　　在会上，周恩来先问国家科委负责同志，什么叫标准信号？标准时间在科学上怎么解释？那位同志站起来，坦率地说他也不清楚。

　　“好吧，坐下来。”周恩来看看参加会议人的名单，其中有南京、上海天文台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他询问了他们的年龄、籍贯、学历和工作职务后，高兴地说：“我们就请这两位青年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上海天文台的同志由于是第一次和总理见面，说话有些紧张。周恩来和蔼地说：“我们都是同志，不要紧张嘛！今天我是向你请教，我是你的学生。”这位青年同志消除了紧张情绪，侃侃而谈起来。周恩来对他的回答很满意。

　　接着，周恩来又询问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的标准信号是从哪里来的、精度是多少等问题。当他了解到我国报时台是使用石英钟，每天定时收听日本东京报时台来校正时，严肃地说：“你们播放东方红，可是它的精度来自日本，你们又说我们报时精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人家揭穿了，说东方红来自日本，你们怎么回答？”

　　沉寂了片刻，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矛盾没有解决，矛盾在于我们的标准钟不先进，不要靠洋拐棍来校正，你们要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准钟，赶上了，超过了他们，甩掉了洋拐棍，到那时再发布，不要急嘛！”

　　最后，周恩来对在座的同志亲切地说：“我有很多重要工作，为了这件事，我都放下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们的标准信号还是来自日本。”又说：“这件事本来不用我来管，国家科委没有搞清楚就上报，为什么要在‘十一’发表呢？”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们要抓紧研制铯原子钟、更先进的原子钟。我们解决了，确定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再发布消息有什么关系！说定了，这条新闻不发表了，电台也不要广播。”

　　散会时，周恩来对上海、南京天文台的两位青年说：“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学到了知识。”散会后，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有关负责人嘱咐：“安排这两位青年同志到天安门观礼台，参观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他们是我请的客人。”他想得这样周到，使两位青年天文工作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过了十五年，我国的报时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如实给予了报道。

　　百家争鸣博采众议

　　决策离不开发扬民主。发扬民主，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都讲出来，各种方案都提出来，才能从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都集中起来。

　　周恩来在这方面也是执政者的典范。

------------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3）

------------

　　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

　　1954年长江大水，推动了长江流域规划主体——三峡工程的研究。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伟诗篇。一时间，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要求三峡工程上马和反对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代表的争论双方，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具体过问三峡工程。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考察了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一面，很容易走向反面。他在成都主持通过的关于三峡工作的决议，是会上通过的唯一没有“大跃进”味道的决议。决议中说：“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实践证明，这个决议很稳健。

　　1957年，黄河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不断引起上游的疑虑，几种意见争执不下。1958年4月21日至2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三门峡现场会议。他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周恩来将原计划设计蓄水位360米，改为大坝楼360米高程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泥沙淤积情况比预计的要坏很多，且日益严重。围绕三门峡工程的治黄大论争更加激烈。1964年12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一次治黄会议。这次，周恩来综合各种意见，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方案，变原来蓄水拦沙改为滞排沙。改建后效果很好。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常务会议。每次会议，周恩来都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把话讲完。他鼓励大家大胆讲话，并且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对于别人的发言，即使只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还鼓励几句，或者点点头表示赞许。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一般不正面批评，而是采取耐心说服、讲道理的态度，使发言者自己领会哪些意见不正确。遇到有争论的问题，他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做出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1956年1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汉字简化方案》。当讨论到《方案》中用“叶”字代替“葉”字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下。周恩来看见一位姓葉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用“叶”字，于是在做结论时，就风趣地说：“你们看，姓叶的人都赞成了，我们就通过吧。”到会同志都满意地通过了这个方案。

　　我国搞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之下进行的。钱学森回忆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决定怎么办。

　　周恩来不仅善于听取党内的各种意见，而且善于听取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他认为，只听共产党内的意见，就会闭塞，犯片面性的错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正确地决定方针、政策及具体决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二分之一。周恩来称赞政务会议“不像单开党内的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顶多有一点补充”。在这个会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开明士绅的，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他批评有些党内同志总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在一起，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思想有点闭塞。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请民主人士发言。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之热烈和谐，至今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周总理作结论时，对委员们的发言内容之取舍，从来不以是否中共党员划线，而唯真理是从。

　　民盟的负责人之一罗隆基，是政务会议中颇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他有一段时间因病住医院治疗，但遇到举行政务会议的日子，他都要参加。别人劝他不宜勉强，他很坦率地说，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摒绝各种政务活动，唯独周总理主持的政务会议，他尽管健康情况不大好，还是坚决要求医生同意到会，不仅参加讨论，而且不论会议开得时间多长，他也舍不得中途退席。他认为少听一次周总理的会议结束讲话，就如少上一次极有教益的“大课”，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对他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他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演得出神入化，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

　　1956年，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各部委传达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讲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时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辨明是与非、好与坏。”他劝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史良同志“以民盟为终身”。他说：“有些朋友未入共产党前所听到的事情，入党后就听不到了，我们又少了一个提不同意见的人。史大姐入了党，与邓大姐、钱大姐、蔡大姐不是一样了？很多民主党派同志的作用，比入中共的作用大得多，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好处。”他要求在座的党的干部，不但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还要寻找、发现不同的意见。

------------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4）

------------

　　周恩来不但善于听取正面的意见，而且还善于听取反面和批评意见。1954年2月21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作风，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了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一个首长如果养成一种使下边同志不敢批评他的空气，日子久了，非摔跤不可。”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指出，如果下边同志群起而递条子就好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公检法会议上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他说，一鼻孔出气，看一种东西，听一种话，都是不行的，必须有对台戏。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主张要从制度上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例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到人民中直接视察工作，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人民，接触实际，可以去“找岔子”。他认为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我们也许会从他们的看法中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1956年秋，全国妇联召开“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者家属会议”。会后，周恩来请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来家吃便饭。席间，他征询她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她们在总理面前毫不拘束，谈得很坦率，也很诚恳。有的说，我们的花布没有解放前的好，解放前的花布不掉色，洗到旧了，颜色还是挺鲜的；有的说，解放前棉毛衫质量好，缩水小，现在的洗一次就缩得穿不下去了；还有的说，女同志的衣服颜色单调，没有线条，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作陪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像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

　　周恩来见妇联的几个同志态度不大友好，就对妇联一位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还是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周恩来又问另一位同志：“你的意见呢？”这位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

　　周恩来当场严肃批评了妇联的这两位同志，他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事后，周恩来立即把这些意见告知轻工业部负责人，要他们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周恩来曾经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他郑重要求大家对他的讲话提出意见，但是，如果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他就不看，因为看了没有意思。1962年2月17日，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

　　周恩来提倡和善于引导大家争辩。他说：“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他在主持工作时，总是提倡争辩，从不听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更不以势压人。

　　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做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周恩来就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深受感动。

　　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会。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对上葛洲坝工程有不同意见。林一山的性格认真而固执，只要认准了的问题，他都敢坚持，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争辩，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会都让秘书通知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到会，而且在会议开始后总还要关心地问一句：“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会间，他还经常说：“林一山同志，你谈谈看法。”林一山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那“不识时务”的发言，有时常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

　　12月16日那一天，会散了，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了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径直向林一山走去。

　　“林一山同志，刚才你没把话说完，是吧？”

　　“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

　　林一山已经冰凉的心被周恩来的几句话温暖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总理的理解更值得珍惜的呢！

　　林一山激动地从1958年修坝设想的提出，到三峡大坝和建葛洲坝的关系，以及如今对葛洲坝的准备情况，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一向总理作了说明。他说得是那么认真，总理听得是那么仔细……

　　后来，会议讨论的结果按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拟出了一份报告，就要上报毛主席了。这时，周恩来依然在思考林一山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让林一山连夜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边，一并报毛主席，再最后一次请毛主席定夺时参考。

------------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5）

------------

　　周恩来逝世后，林一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微，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心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他在鼓励大家要敢于提意见时说：‘敢提就是好，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

　　周恩来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执政者。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虚心接受正确建议。

　　1956年初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总政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应邀到中南海去接受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编写一个反映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

　　对剧本的编写，周恩来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编剧刘大为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很好地向领导汇报，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忙回答说：“这剧怎么写，你们要多作调查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仅供你们思考讨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不是什么指示。我讲的也不是全对。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商讨，或者就用你们的作品发言、讨论，请大家再提意见。”

　　周恩来审查彩排时，编剧刘大为心情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因为后来的设计和当初总理提示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后，刘大为向周恩来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说如果不同意，再改过来。周恩来听了刘大为的阐述，安详地对他说：“我前次讲的，我再三说是我个人意见，是个人言，你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创作了这个戏，是众人言。我反对一言堂，提倡众言堂。”

　　对自己已有的意见和看法，周恩来一旦发现不全面或不正确时，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是立刻修正。

　　1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事宜，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了。但后来根据外界反映，这个生产项目不该搞。在一次会议上，这个部门的领导同志把有关反映向他作了汇报，但碍于他已经批准了这项生产任务，也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当时，秘书在旁边看出了部门领导同志的矛盾心理，便附在周恩来耳边说：“总理，你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周恩来马上领悟了大家的意思，便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栋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两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这时，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总理争执。

　　他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最后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

　　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更能切中要害。你们看，刚才的争论就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欣慰。他说：“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够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常常能谈出挺有见解的意见。”

　　周恩来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研究电影故事片创作的会议期间去看望生病的黄宗英同志，赵丹也在场。赵丹谈起会上讨论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电影好，有人认为小说好，争论相当热烈。赵丹自己持小说好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向赵丹借来小说阅读。

　　两天后，周恩来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讲话时，提到了这篇小说，并同电影作了比较，认为电影改编比小说好。但赵丹还是坚持认为小说好。

　　7月1日，当周恩来和代表们共度党的诞辰时，赵丹又和周恩来议论起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的问题。

　　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意见。”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意见？”

　　赵丹说：“你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电影好，我看还是小说好！”

　　周恩来说：“电影的时代感较强，场景的选择更广阔……”

　　赵丹说：“那只不过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两人意见统一不起来，谁也没说服谁。赵丹最后坚持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

　　周恩来偏过头微笑看着赵丹，声音洪亮地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保留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赵丹后来很感慨地说：“我有时很怕部长、书记，但是我不怕总理。”

　　周恩来认为，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6）

------------

　　1956年11月，中缅两国发表了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时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他原计划在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他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推迟另作报告。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他邀请了云南许多位负责的人士来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他在3月16日作了《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的研究。他进一步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的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公开政策共商决策

　　决策的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决策的实施也要靠人民群众。能不能把决策化为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也是执政者公共关系工作的重要的内容。

　　周恩来一贯强调要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把政策交给人民群众，实行政务公开化。这样，使人民更多地了解政府工作的各种情况，增强人民议政参政意识，发挥人民监督的作用，提高人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使人民自觉服从政府的领导，主动配合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里最早主持政权工作的人。1925年11月21日。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潮、梅地区的行政工作。他主政东江时间虽短，却多次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发挥人民参政作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届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也请人民代表出席，这种作法在当时相当引人注目。1926年2月1日，他在汕头各界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民权。为此，各县议会、商会等只有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方可图谋发展，否则可以取消或改组。第二天，他提出了“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的行政方针。从此，这种引导人民参政议政的做法，在他一生政治生涯中贯穿始终。

　　周恩来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他强调：“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不仅善于把政策适时交给群众，而且善于与群众共商决策。

　　1962年6月的一天夜里，在大连宾馆，人们早已入睡。只有市区的点点灯火，和大海的波涛伴随着这深沉的夜色。但是，周恩来不顾一天视察的疲劳，仍在灯下为国为民忙碌着。

　　服务员小刘给周恩来送水来时，周恩来亲切地请她坐下，用拉家常般的语气，从问多大年纪，到家里有几口人、做什么工作，攀谈起来。

　　周恩来问她：“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

　　小刘回答说：“基本够吃。”她接着说：“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

　　“你说得很好。”周恩来对她的回答表示满意，接着又说：“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

　　看着小刘那副惊异、激动的面容，周恩来满面笑容，缓缓地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

　　“懂。”

　　“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

　　小刘立刻回答：“我们保证做到。”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

　　小刘没有立即回答，低着头，搓着手，沉思着。

　　周恩来接着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

　　两天过去了。小刘兴高采烈地向总理汇报了调查成果。一天一人节约三钱多，每餐只一钱多一点，也就是一两口饭，但夏锄搞好了，就会迎来千车万担的大丰收，大家说能办到。

　　周恩来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才找中共旅大市委负责同志商量，提出了城市人民节食支援农村夏锄的办法。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把困难情况如实地讲给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共同努力，渡过难关。”他指示市委，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酝酿一下关于节约粮食、支援夏锄的问题，并再三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对重体力劳动工人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难户，不能动员。

　　周恩来的指示，旅大市委通过文件向各级党组织做了传达，并向东北局写了报告。东北局把报告批转东北三省，东北各个城市很快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挖掘潜力，解决农村夏锄口粮不足的群众性的节粮的高潮。

------------

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1）

------------

　　任何公共关系系活动都是为了塑造良好的组织形象。对于执政者而言，由于政府公共关系几乎不存在提高知名度的问题。因此其主要任务是提高美誉度，树立起为公众所喜欢的政府形象。

　　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包括沟通信息，使民情上述、国情下达，相互理解，彼此沟通；另一方面是做，包括勤政为民，为政清廉，既为民造福，自身又廉洁无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十分注意树立人民政府的新形象。在他的二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儿子，把自己主持的政府称作“人民自己的政府”。他认为，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人民的世纪到了”，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执政期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不够高，但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感很强，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很高。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是值得称道的。请看一看他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描述的新中国政府的形象：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这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根本相反。组成我们的各级国家机关的是各民主阶级的活动分子，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活动分子。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和群众路线。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欺压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已经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

　　周恩来树立人民政府新形象的公关艺术包括许多内容。为避免与其他章节重复，下面着重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

　　勤俭节约率先垂范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就在中南海的老式平房里办公。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商议和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也是栋老式旧平房，光线阴暗，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扩大这个会议室，周恩来不同意。

　　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国务院机关的有关部门的同志，自己动手，将室内隔墙打掉，稍加修理，增加了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

　　1956年，一些部委领导同志提议修建政府办公大楼，并作了规划，找好了地方。他们一个劲地鼓动周恩来，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国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对此，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在任期间，就不盖政府大厦，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提出了在府佑街两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后，就把国务院副秘书长找来，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了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也主张不盖政府办公大楼。就这样，国务院办公大楼的建筑计划被撤销了。

　　以后，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问题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究”、“排场”的思想作风。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指出：“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对会外宾的会客室，他要求布置朴素大方，什么鲜花、糖果之类都不要。宴请外宾，也贯彻了“四菜一汤”原则。

　　1951年，随着外宾来访的增多，政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了《关于接待工作今后的改进办法》，报送给周恩来审核。7月8日送去，当天就批下来了。他指出，接待所用“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对《办法》中的具体内容批示了具体意见。例如，《办法》中提出“水果按季节一律用国产”，他批示：“以少为好，不要多。”《办法》中提出“菜仍中餐西吃，材料用国产”，他指示：“数量亦不宜大。”《办法》中提出了用酒的品种，他批示：“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

　　在实际执行中，周恩来都是严格按朴素节约的精神掌握的。1953年国庆前夕，政务院负责专家的工作部门向周恩来报送了宴请专家的计划，周恩来审查时，除对宴请程序和宾主名单做了改动外，并对菜的样数和每人费用标准作了削减。

　　有的单位在安排外宾到农村参观时，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从大城市订做饭菜去设宴招待。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指示用当地土特产，按当地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大同参观访问。这之前，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程从北京到大同，检查接待准备工作的全面情况。在谈到欢迎宴会的准备时，邓颖超嘱咐：要搞点地方特色，并说：总理很喜欢吃高粱米。高粱米是大同地区人民几乎每天都吃的家常便饭。宴会上，周恩来和客人高兴地吃了煮玉茭、高粱米粥，又吃了当地产的鸡蛋和土豆片。

　　周恩来的行动，在中外人士心目中树立了人民政府勤俭节约，廉洁无私的光辉形象。

------------

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2）

------------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

　　周恩来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还不高的情况下，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始终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吃得很简单，从不大吃大喝，还时常到职工食堂用餐；他穿的衣服，有的补了又补，修了又修，一穿就是一二十年；他住的房子，是老式旧平房，设备很简陋。

　　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以及周恩来临时召集的工作会议，有时时间较长，需要准备工作餐。周恩来规定，工作餐即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一般是大米饭、馒头，有时吃窝窝头或烙饼；副食，一般是大烩菜或四菜一汤。大烩菜也好，四菜一汤也好，都是普通蔬菜和豆腐、粉条之类；有时有一盘肉片（丝）炒菜，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一盘鸡或者鱼。周恩来常讲：这样的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参加全体会议、常务会议例会吃完饭以后，还必须交钱、交粮票，才能离开食堂。未带钱和粮票的要记账补交。

　　周恩来请人吃饭，一般都是一个大锅菜，四周摆几小盘小菜，再加上主食。1963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留大家吃饭就是这样的饭菜。大家入席后，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他看了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周恩来说：“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周恩来笑着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周恩来自己吃饭，一般是一荤一素。他吃饭，桌子上特别干净，只要桌子有饭粒，他就一颗颗拣起来吃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常用这句话来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吃完饭，碗里还剩下一些菜汁，他总是要拿开水泡着喝，尽量做到一点东西也不浪费。

　　1962年五六月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个月。一到住地后，他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他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和一个汤。

　　周恩来的一套睡衣和睡裤，是1951年做的。他一穿就是二十多年。穿破了就补，再破就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已经磨成无绒无格的白布了。每次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给他添置新衣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穿旧鞋，夏天是穿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春、秋、冬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两双鞋也是一穿就是二十几年。他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从我国自己能生产手表起，周恩来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带着，一直到去世。从60年代起，凡属大的国务活动，他也总是使用国产汽车。

　　周恩来住的是多年失修的老式旧平房。墙上的砖有不少斑痕，墙皮老旧出现碱印；柱子上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经糟朽；地面是大方砖，每到夏天就泛潮；窗户裂着大缝，冬天还要用纸糊窗缝；天花板也很陈旧；厕所不在卧室，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1959年，主管的同志趁周恩来外出，对住房进行了修缮，添设了必要的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品。周恩来回京发现后，立即严肃批评，并退回新添的东西。他对主管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我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以后，为了修房这件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了自我批评。

　　此外，周恩来外出总是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不住高级宾馆、饭店，从不提出额外要求。

　　60年代初，天津市搞了一个高级宾馆。周恩来恰好到天津检查工作，天津市领导人便安排他住到新宾馆去。

　　周恩来是老天津了。在车上，他见汽车开的路线不对头，不是向着他平时的老住处的方向开，他忙问：“哎，这是上哪去呵？”

　　陪同的天津市领导说：“有一个新的地方，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

　　“不行！别去！我不去！”周恩来马上就感觉出这里头有问题。他生气地说：“快，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

　　汽车只好开到老地方去了。那位天津市的领导遭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周恩来就是这样，以他的模范行动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严于律己延及亲属

　　周恩来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还很严格地要求亲属。

　　周恩来有个胞弟周同宇，上个世纪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在民主革命时期用经费支持党的工作，解放后在工业部门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过意见，又在会上讲了这件事。周恩来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

　　会后，周恩来又对曾山讲：“同宇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有关规定办理因病退休手续，如果他因此在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我讲的绝不是客气话，是要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周同宇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钱给胞弟做补贴。

　　1956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淮安县老家的婶母患病，县委送到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因病情反复，县人民医院便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回信。除表示感谢外，周恩来在信中说：“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二百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

　　1957年4月19日，周恩来又寄信淮安县人委，寄去安葬婶母善后费用所尾欠的垫款25元。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对侄子、侄女等晚辈要求也很严格。

------------

树立执政新形象的公关艺术（3）

------------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中学毕业后，就在周恩来的鼓励支持下到内蒙古去了。1970年12月，周秉建参加了解放军。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她迅速回牧区去。周秉建照办了。周恩来对她说：“你回去以后，还要住蒙古包，住到生产队去。”还说：“我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这条路。”后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周秉建最终在内蒙古落户安了家。

　　周恩来的所有亲属，没有一人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

　　周荣庆是周恩来的侄儿，在国家刚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他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他告诉侄儿：“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鼓励侄儿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后来，周荣庆当了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

　　周恩来的另一个侄儿周尔辉，1960年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1961年，周尔辉结婚，妻子仍在淮安县工作，学院为了解决其两地分居问题，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不但不赞成，反而亲自动员侄儿回淮安县工作。经过他的劝说，周尔辉回到淮安县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

------------

谈判的公关艺术

------------

　　周恩来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谈判者。——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社论

　　世界是张谈判桌，人人都是谈判者。大到国际政治舞台，小到人与人之间平常生活中的讨价还价，谈判，这种人类使用最古老最广泛的交际艺术之一，作为协调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之一，无时无处不在。作为一种复杂的公关活动，谈判是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公众之间经常进行协商、沟通的有效途径。周恩来的一生，有许多时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民主革命时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经常和国民党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经常进行各种外交谈判。谈判，耗去了周恩来无数的心血和智慧；谈判，使周恩来创造了一系列独特的谈判艺术，如抓住时机，掌握主动，创造条件，打破僵局，坦诚相见，寻找共识，互谅互让等，周恩来因此在国际上得了“谈判高手”的美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的公关艺术在谈判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

巧者善度

------------

　　人们常把谈判和下棋相提并论。其实，二者除了都是在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这点之外，相同的地方并不多。棋有明确的规则，而谈判过程不拘一格、风诡云谲，大多无规则可言，主要靠谈判者的胆识和智慧。谈判，作为对立双方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协调，需要双方的合作，而合作的前提便是双方都有谈的意愿，否则孤掌难鸣。怎样判断对方有否谈的意愿，什么时候开谈，这是一个如何把握时机的问题；在谈的过程中，什么时候提出问题，什么时候作适当让步等，同样也是一个把握时机的问题。谈判作为非单方面的合作行动，总是需要一定的时机。高明的谈判者首先就高明在看准“火候”，把握时机，及时开谈，此所谓“巧者善度”。

　　在公共关系舞台上，有些谈判是在双方已有共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交流、协作；也有一些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为了不同的利益进行激烈的斗争之后，一方无可奈何作出和解姿态，另一方见好就收，双方于是在谈判桌边坐下，舌战取替其他形式的交锋。“见好就收”就是及时把握住了时机，否则，错过时机，争执也许就旷日持久的了。

　　在国际公关——外交舞台上，周恩来为了使中国走向世界，不止一次地适时开展我国与外国政府间的外交谈判，不断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众所周知的中美、中日建交谈判，都是在周恩来亲自谋划指挥下进行的。中美建交谈判，选择在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美国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牵制苏联的时候；中日建交谈判，则选择在中美关系出现松动之后，使一向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日本抛开顾虑，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中，及时把握谈判的时机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在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中，周恩来看准机会，适时开展停战谈判，为我们理解“巧者善度”，适时掌握火候，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

　　1951年6月30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年零五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突然发表声明称，愿同我方举行停战谈判。谈还是不谈？周恩来和毛泽东研究之后，毅然表示：谈。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便以声明的形式答复李奇微，同意派代表与美方代表会晤。表面看我方的答复似乎异乎寻常的迅速，实际上是周恩来认为火候到了。5个月前，1951年1月11日，美国也曾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当时，志愿军已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反攻，将美国赶到了“三七线”，解放了汉城。美方提出和谈并无诚意，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企图借和谈阻挡我军的攻势，伺机反攻。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洞悉美国的意图，认为谈判还不是时候，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征得同意后，志愿军调集兵力，组织了几次大的反击，决定彻底打消美国假和谈的企图。到1951年6月，志愿军和人民军并肩作战，已进行了五次战役，歼敌二十二万余，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此时，美国不再那么神气了。他们在侵朝战争中吃到了苦头、尝到了厉害，其兵员和物质消耗比他们在“二战”头一年的消耗还多一倍，国内已无增兵可派，英、法等国也不愿再随美国打无希望之仗，美国人民更是怨声载道，反战厌战呼声日高，美国统治者集团感到很难在军事上取胜了，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于是，通过李奇微，美国再一次抛出了和谈的气球。周恩来立即接住了，到这时，他才认为时机成熟了。因为一是美国人真的想和谈了；二是从我方军事力量来看，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武器装备落后，这一劣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长期打下去的确对我不利。经过综合分析、反复推敲之后，周恩来认为既然速胜不可能，那么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应当抓住这个时机。

　　这样，李奇微6月30日发表声明，金日成、彭德怀7月1日作出答复，李克农、乔冠华7月2日启程赴朝参加谈判，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一切都那么从容、顺利，这完全是周恩来安排有方的结果。在送李克农、乔冠华等人离国赴朝时，周恩来引用了一句古话，叮嘱他们在谈判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句话也正好表达了周恩来自己掌握火候的功夫。

------------

美妙的伴奏（1）

------------

　　唱歌要有伴奏，音乐要有过门，谈判需要气氛。事实上，任何谈判都是在一定的气氛中进行的。谈判的气氛往往直接影响到谈判的成败。气氛是可创造的，正是谈判者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谈判气氛。谈判者的形象礼貌、举止言谈、表情动作等，都是对谈判气氛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热情接待，可能使谈判者身心愉悦；一段妙语连珠的开场白，会使谈判者如坐春风；一个会意的笑容，可使人心相通；一句中肯的格言，能切中谈判主题；而一个严肃的表情，则使人感到你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态度。善于创造气氛的谈判者犹如一个高明的琴师，或快或慢，或紧或松，配合得当，总能让演出圆满成功。周恩来在谈判中既是演员，又是琴师，该唱的时候唱，该拉的时候拉。周恩来特别善于创造有利谈判的气氛，使谈判顺利。犹如拉出美妙的伴奏，促使演出成功。

　　在谈判还没开始前就创造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

　　1971年7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专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等前来迎接。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都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冷峻，握手是例行公事的礼貌。基辛格等一行人脸上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意。

　　下午4时半，周恩来出现在基辛格等下榻的国宾馆客厅门口，一番交谈之后，气氛完全变了。

　　见面时。基辛格抢先一步伸出了手，动作还有些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着，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令他们吃惊的是周恩来对每个人都那么熟悉。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又介绍：“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基辛格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

　　十分钟前紧张、拘束的神态从基辛格一行人的身上消失了，周恩来的翩翩风度和轻松的语言令他们大开眼界，也为之倾倒。共产党中国的总理不是也颇具风趣么？但愿谈判时也是这么轻松。他们在内心期望。

　　谈判开始了，基辛格照本宣科念了一通早已写好的讲稿，未了，才离开讲稿，随口道来：“已经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一直从容倾听的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由于很多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众所周知，造成两国关系紧张根源的主要是台湾问题，周恩来这时没有就此多作发挥，只是点到为止，说：“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基辛格等人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谈判伊始就揪住台湾问题不放，甚至发生争吵，那样谈判就会进行不下去，现在悬在他们心上的这块石头落了一半。周恩来当然知道台湾问题是中美谈判的焦点，而且迟早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第一次会谈在轻松缓和的气氛中进行，以后才好继续。

　　有人说，外交是人类虚伪的登峰造极，这种观点有其观察事物的角度。但在周恩来身上，人们看不到“虚伪”和逢场作戏，周恩来尊重谈判对手，哪怕是敌手，并尽可能体谅人家。因为他知道，谈判桌上利益虽不相同，但也需要相互信任，否则不会有结果。尊重、理解有时比动听的言词更能创造和谐的气氛。因为它包含着心灵相通。

　　周恩来和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不久。周恩来说到这样一段话：“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演讲？五极？基辛格和助手们愕然了，迷惑地反问。基辛格对于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是知道的，尼克松曾多次和他商量过，认为从苏美为首的两极世界到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已演变成了中、美、苏三极的局势了。但基辛格来华谈判后，尼克松又正式在公开场合推出“五极”理论，却没有给他打招呼。此时此刻在谈判中由周恩来指出，一下子使基辛格处于不利境地。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尴尬地点点头。

　　周恩来随即真诚地为他们介绍尼克松的观点。第二天早晨，基辛格的助手们正准备吃早餐，宾馆服务员送来早餐的同时，托盘里还捎了一份英文稿子。服务员将稿子交给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这是周总理叫我交给你的。”

　　基辛格一看，正是尼克松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稿子上有周恩来在旁边写的一行小字——“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他们传阅着，一边抱怨尼克松事先不打招呼，一边感叹说：中国怎么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看了还要送还。周恩来倒是很真诚。基辛格更是十分感动地说：“我看如果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如此体谅，能不赢得人家的信任尊重？这次会谈是成功的。基辛格离开北京时兴高采烈。

------------

美妙的伴奏（2）

------------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当尼克松伸出手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并面带微笑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寓意深刻的话语使尼克松立即感到了周恩来的友好和不凡。在欢迎尼克松一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又笑着说送两只熊猫——中国的国宝给美国人民，此举不仅令尼克松夫妇十分惊喜，而且通过电视直播把美国人的心也征服了。正是这一系列看似平常、实则不凡的举动，为尼克松访华及中美谈判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气氛。

　　在和尼克松的交谈中，周恩来也总是从容自如。尼克松这样描绘说：“随着非正式的宴会和观光活动增加，我们的互相了解加深了；周恩来的姿态也更加开朗，表情更加丰富了。他经常靠在椅背上，用富于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谈话效果。当要扩大谈话的范围，或是从中得出一般性结论时，他经常用手在面前一挥；在搁浅的争议有了结果时，他又会把两手放在一起，十指相对。在正式会谈中，他对一些俏皮话暗自发笑；在闲聊时，他又变得十分轻松自如了，有时对善意的玩笑还发出爽朗的笑声。”显然，尼克松对自己和周恩来相处和交谈时的气氛是十分满意的。

　　原日中贸易促进会事务局成员森川和代曾回忆60年代周恩来在关于中日贸易三原则的一次会谈中如何消除日本客人的紧张心理的情景。

　　1960年，森川和代随铃木一雄来到中国，就周恩来提出的日中贸易三原则进行会谈。当周恩来出现时，和代的眼里闪现出异彩。廖承志介绍完客人后，周恩来用汉语对秘书兼翻译、坐在最边上的森川和代说：

　　“你是在哪学的中国话呀？”

　　“在中国学的。”

　　“噢！中国的什么地方？”

　　“是！在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区医院跟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伴们学的……”森川和代有些紧张，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嘴却不听使唤了。

　　“那么，这很不得了嘛。你吃过窝窝头吗？”

　　听到周恩来这句话，森川和代顿觉窝窝头这个词十分亲切，于是笑着大声回答：

　　“是的，吃过很多。”

　　“好吃吗？”

　　“是！很好吃。”对窝窝头记忆犹新的森川和代条件反射地答道。

　　周恩来笑着说：“还是不要勉强的好。”接着又和蔼地点着头说：“你尝过窝窝头的味道，你是对于我们的解放事业给予过帮助的国际友人呐，非常感谢。”

　　森川和代与在场的人都被周恩来吸引住了，会谈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开始。森川和代回忆说：“周恩来总理的微笑中，和蔼与慈祥同在，而且，他总是悉心地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

　　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他善于创造友好、和谐气氛的天赋所倾倒。

------------

出奇制胜（1）

------------

　　坐到谈判桌边来的人都想成为赢家，这是谈判者共同的心理要求。谈判者背后的实力是决定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谈判技艺对谈判本身的进展来说往往具有重要意义。怎样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这是一个事关能否成为赢家的关键问题。一个在谈判中处处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人，很难设想他会赢；但掌握主动也绝不是不切实际地凌驾于对方之上，强迫人家同意自己的观点，而是在全面分析形势，掌握彼此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某种建议，使谈判朝着有结果的方向发展。有时，这种主动可能是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建议；有时，可能是一个与谈判本身内容无关但可以促进谈判的行动；有时甚至可以是一个使对方意外的让步。但在很多情况下，主动权的取得靠出其不意的举动，所谓乘其不备，出奇制胜。因为从谈判所具有的严肃性、针对性和对立性来说，会场犹如战场，能否取胜，除了武器装备是否优良，还要看现场指挥者的计谋和策略。掌握了主动权，可以使谈判朝有利的方面发展。周恩来在掌握谈判中的主动权方面，常常有惊人之举。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首都日内瓦召开了有多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5月27日，周恩来指示我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宣布：中国愿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世界的目光都被中国代表团的这一宣布吸引住了，这可是中美两国刚刚结束了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之后，杜勒斯在会上对中国代表团极不友好之时！难怪人们要吃惊了。只有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知道：这是周总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一个主动行动。

　　原来，美国虽然敌视中国，以致美国代表团在会上都不和中国代表团接触，但它也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这就是美国有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押在中国，美国公众对此反应强烈，认为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使这些在押人员成为牺牲品。美国政府受此重大压力，既想要求中国送还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愿同我方直接接触，以免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因此就通过当时已和我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方面来沟通此事。

　　得到这个消息，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国代表团研究对策。周恩来认为我们不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双方接触的渠道，何况中国也有一些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周恩来主动采取了直接谈判而不必借助第三者的方法。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一经中国代表团宣布，美国立即处在要求和中国政府接触呼声的内外包围之中，不仅国内公众如此，美国的盟国也希望通过中美接触，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同意和中国代表团直接会谈。

　　这样，尽管事前并没有料到会在这次会议上打开中美会谈的大门，但是，由于周恩来的审时度势，主动出击，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之后，中美双方就被押人员问题举行了三次会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方的态度积极主动，通情达理地处理了一些问题，也适时提出一些要求。美方则由于政策僵硬，常常把自己推到被动的地位。但无论如何，从此拉开了今后十五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序幕。

　　如果说，日内瓦中美会谈是周恩来主动推进的结果。那么，1955年5月27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发表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进一步为中国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声明说：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不足百字的声明，如巨石投水，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它表明了中国人民真诚地热爱和平的立场，使那种鼓吹“中国人好斗”的谣言不攻自破，消除了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中国又主动了，美国怎么办？美国政府不得不再一次考虑中国的声明，终于在7月13日通过英国主动提出，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刊几乎都将其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加以评价和预测。然而，当聚集在日内瓦的新闻记者还沉浸在这件事引起的激动之中时，周恩来又做了一件令他们更为激动的事情。

　　8月1日，第一次会谈举行。当我方代表团成员王炳南等提前到达会场时，附近“记者之家”的酒吧已喧闹开了。原来有些记者已经打听到中国政府将在此次会谈中宣布释放十一名美国间谍的消息。有个美国记者闻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道：

　　“啊，周恩来又抢去了主动！”

　　旁边，有的外国记者不无讽刺地对美国记者说：美国也可以采取主动，只要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到手了吗？

　　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十一名美国间谍，这一连美国代表也没想到的意外举动，看似中方的一种单方友好姿态，实则是周恩来为创造会谈的良好开端，使我方在会谈中先夺取主动，抢在美国之前走出的第一步。事前，有人主张先谈好后放人，从此举的实际效果看，周恩来先放人再谈是成功的策略。它使国际舆论在吃了一惊之后很快意识到，精明的中国人是在借此表明对会谈的诚意，因此也就在感情上赢得了各方的好感：中国人是积极主动的。

　　这次会谈是比较顺利的，双方达成了遣返侨民的协议，但是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毕竟不是一两次会谈可以解决的，双方的谈判人员都紧紧守住防线不放，这在谈判桌上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周恩来指示我方代表大胆进行私下接触，他认为个人接触、会外有“会”，可以沟通思想，促进谈判，也是推进谈判的主动步骤。

　　当时，美方代表约翰逊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一个别墅，悄悄地邀请我方代表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王炳南将此事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周恩来指示我方代表又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可见，即使一件小事，也能看出谈判者的见识，主动权永远掌握在那些冷静观察、胸中有数的人手中。

------------

出奇制胜（2）

------------

　　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结果，王炳南已经不抱希望了，周恩来却在积极思考，抓住一切机会促进会谈。

　　这年8月，中国又向世界扔了一颗“重磅炮弹”：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十五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出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在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真实报道的情况下，中国的宣布和邀请震动了美国新闻界。也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那些接到电邀的新闻机构纷纷向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国务卿杜勒斯头痛了：批准吧，等于放弃美国政府不让任何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立场，被周恩来牵着走路；不批准吧，作为一个号称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干涉，这是宪法和道义上都不能容忍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磨蹭，在新闻界持久的压力下，杜勒斯终于也沉不住气了。他悄悄地同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协商，不得不作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二十四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

　　周恩来的主动出击又成功了！许多美国记者赞扬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从50年代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五年时间，今天看来，中美两国从官员会晤，大使级会谈到建交会谈，这一系列步骤的形成，是由于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但认真回顾这一段历史就会发觉，每当谈判出现阻碍时，周恩来总是适时主动地采取适当的策略，使中美谈判继续下去。

------------

坚持与让步（1）

------------

　　谈判者都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来的。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有时要“坚守阵地”，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但如果以为只要寸步不让，坚守到底，就可取胜，那就是忘了最重要的前提——你是在谈判，不是打仗，人家也有自己的目的。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则此路不通。聪明的谈判者总是遇到问题绕道而行，这样使谈判不致因小失大，迂回的目的仍在使谈判成功，只不过换了一种方法——“以退为进”。周恩来不愧是一个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谈判高手，每当谈判中出现“红灯”信号时，他总是尽可能绕道而行，既不犯规，同样也功成事遂。

　　1971年10月，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来到北京，就以后将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内容和周恩来开展谈判。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周恩来一开始就表明中国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点立场，是不变的。”但是基辛格老是强调美国不能背弃台湾，要求“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表明基辛格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也包含了他的良苦用心，不说“美国承认”，而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在保全美国的面子。周恩来笑着称赞基辛格：“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在周恩来看来，考虑到美国的一贯态度。说出了“一个中国”的意思是基本可以接受的，不过周恩来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如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基辛格说在英语里没多大差别，周恩来说在汉语里却有质的差异，“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但是周恩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既然人家基本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不必因此拖延了谈判的进行，便作了一点让步，表示这个问题以后再讨论。

　　在中日建交谈判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周恩来沉着应战，处置有方，或坚守阵地，或主动退让，使谈判桌上风云迭起，高潮一个接一个，令人叫绝。

　　1972年7月7日，田中被日本国会任命为新首相，他随即着手中日复交谈判，唯恐落后于美国，“搭不上最后一班车”。9月25日，田中率代表团到北京。他和周恩来的第一轮首脑会谈就在当天下午进行。

　　田中在这次会谈中提出中日建交，但要以保持日美安保条约为前提。并说请中方谅解，希望中国不要把它看成是威胁。

　　“这不成问题，”周恩来回答很干脆，“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好坏是日美之间的问题，我们不干涉。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非常重要，坚持这个条约是理所当然的。”

　　本来，日美安保条约当年签订时是针对苏联和中国的，中国要提出质疑也是有理由的；但考虑到二战以来日本一直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放弃条约，对日本不利；日本既然确有诚意与中国建交，周恩来就在这个问题上表示了对日本政府的理解和宽宏大度，作了一个高姿态的让步。阻拦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一大阻碍就此得以解决。

　　但在另一件事关我国尊严的事情上，周恩来坚持立场，态度之坚决，令对方心虚。问题出在田中的一句话。

　　在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日本客人的宴会上，周恩来先致词说：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牢牢记住。”

　　轮到田中致词了。田中也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说：

　　“……过去的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期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中方人员听了“添了麻烦”这句话，顿时停住了鼓掌，现场气氛由热烈转为紧张。中方代表觉得，日本接连发动了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表示道歉太轻描淡写了。不过，周恩来在田中致词结束时仍然带头鼓掌，给他圆了场。但这是出于礼貌，对于日本方面任何企图抹杀或减轻侵华历史及其罪责的言行，周恩来是毫不姑息的。

　　第二天，周恩来会见了田中，严厉指出：“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这句话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可以说是‘添了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不得不作出解释。后来在双方议定的方案中，日方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此事才算了结。

　　周恩来认为，不能抹杀或减轻日本侵华历史及其罪责，但他也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的灾难，与日本人民无干，因此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谈判中主动放弃了对日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表明中国人民愿与日本人民友好的诚意。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并决定自建交之日起，外交关系就转到中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对此，周恩来也是这样坚持的。但当田中问：

　　“从明天起，现有的外交关系就转到你们这边来了，但现在实际存在的日台关系还是要保持。这是我们的殷切希望。你们对此也许不同意，但是否可以表示‘理解’呢？”

　　周恩来略思片刻，当即表示：“可以理解。”周恩来清楚，日台关系已有多年，一下子不可能完全消失，只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有明确的立场，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困难是可以体谅的。这个答复表现了周恩来的大度和灵活。

　　一个人过于强硬，不知变通就显得死板；而过于灵活，不知坚持则会被认为没有主见，这两点在谈判中是最忌讳的。能把握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不是每个谈判者可以做到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有“不字外长”的外号，就是因为他经常用“不”字来否定对方的提议，少有变通，相形之下，周恩来则灵活得多。

------------

坚持与让步（2）

------------

　　不仅在国际公关活动中需要灵活周旋，主动让步，有时在与敌对一方的谈判中同样需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该让步的地方也得作适当让步，有时甚至是较大的让步，否则谈判就不会有实际结果，因为谈判的目标不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一场成功的谈判，每一方都应该是胜者。否则，如果一方已有绝对优势，又何必要坐下来谈呢？

　　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的多年政治谈判中，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既坚守原则，又从实际出发、灵活处理一些问题，有时主动作出让步，以推动谈判的顺利进行。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之前，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有过多轮谈判。周恩来代表我党一开始就提出谈判的五项原则：1.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2.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3.红军改编后，人数和编制可适当缩小。4.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转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反对和辱骂共产党。5.苏区改为特别区后，俟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这个方案既强调了必须坚持的原则，也包括了主动的让步，熔原则性和灵活性于一炉，表现了周恩来非凡的谈判艺术。据此方案，我方在谈判中始终处于主动，游刃有余；相反，国民党代表死守教条不放，大小事都须取决于蒋介石，显得被动笨拙。

　　在著名的“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周旋有方的谈判技巧折服了许多敌视共产党的国民党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中共中央明知蒋介石和谈是假，重开内战是真，但为了教育人民、揭露真相，同时也真诚地希望获得和平，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无诚意，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提出的十一项讨论基础方案概不接受。怎么办？我们是为和平而来，不愿空手而归。周恩来当晚发表谈话说：“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免遭遇困难，这在意料之中，但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我方准备做尽可能的让步：第一、暂时不提成立联合政府事，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国民党认为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的方式有推翻政府之嫌，我们此次不提党派会议；第三、虽然中共不能放弃普选产生国民大会代表的主张，但不因此反对参加国民大会，并不另行召开会议。中共愿以此让步作为此次谈判的政治基础。”

　　熟知当时情况的人不难看出，周恩来的谈话确实表明中共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这样做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敢和国民党较量，而且考虑到：一、抗战刚刚结束，人心思定，盼望国共和谈成功给国家带来和平；二、向民主党派表明中共以大的让步求和平、避内战的真诚立场；三、以主动让步使谈判有一个好的开始。

　　由于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前途、人民利益为重，不惜作出让步，赢得了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赞成，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不得不坐下来认真谈判。这可以说是以退为进，以让步逼国民党谈判的一个成功的事例。

------------

曲径通幽（1）

------------

　　谈判中，因为双方观点、目标不同常常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出现极不愉快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谈判者既不能回避，就要想办法解决。明智的谈判者会冷静观察和思考，最终能找到一条通幽的曲径。周恩来认为，谈判中的分歧是双方观点的交锋而不是双方人员的冲突，只要工作做到家，以诚相待，善于从“人”身上下功夫，谈判总会有结果。

　　在尼克松访华谈判过程中曾发生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周恩来是怎样解决的呢？

　　美国的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向来有矛盾，就连尼克松来华访问的代表团内部也不统一。1972年2月26日晚宴之前，给罗杰斯国务卿当翻译的章含之向周恩来汇报：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达成协议的《中美上海公报》大发牢骚，并说到上海后要大闹事情。

　　虽然这是美国人内部的矛盾，但坐视不管却会影响到中美谈判的结果，果真如此，岂不前功尽弃？

　　周恩来认真对待这件事，思考为什么这样、有什么办法。稍一思索，周恩来联想到了一件事：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按职务，罗杰斯排在基辛格之前，应当同去，但尼克松却只带了基辛格去，难怪人家有意见。周恩来点了点头，明白事情的由来，他决定第二天到上海后，特地去探望罗杰斯，补上一课。

　　2月27日，当周恩来来到罗杰斯居住的锦江饭店时发现，罗杰斯等人住在第十三层，这是西方人忌讳的数字。周恩来面对怒容满面的罗杰斯及其助手，泰然处之，面带微笑与他们握手，在说话中特别提到“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你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当罗杰斯等人怒气渐消后，周恩来又说：“有件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十三’的避讳。”接着又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笑话，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不见了，……西方的‘十三’就像中国的‘鬼’。”众人听后哈哈大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的助手问：“怎么办，还找麻烦吗？”罗杰斯摇摇头说：“算了吧，周恩来这个人，真是令人倾倒。”

　　一件可能影响谈判结果的麻烦就是这样巧妙地被避免了。既不提起《中美上海公报》之事，也不说别的，只是一次礼貌的拜访，一句恰当的称赞，一个隐喻的笑话，就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可以算得上是“曲径通幽”。

　　在不知不觉中解除对方的敌意和不满，还有一个例子也十分巧妙。

　　那是基辛格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第一次秘密访华期间发生的事。当基辛格及其随员到北京后，在他们所住宾馆的每一间房子里都有一份英文的宣传性公报，封面印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此，基辛格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尽管我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我指示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把我那份小册子交给中国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并且评论说：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我把所有其余的公报都收集起来，不加评论交给中国人，他们一声不响地都收下了。”基辛格这不动声色的一招分明在问：既然欢迎，为何在此地发生这些不友好的行为？

　　周恩来知道后并没有去当面解释，而是用一种委婉含蓄的方式表明中国人是欢迎基辛格一行的。

　　10月22日晚上，基辛格等被安排去观看文艺晚会。当他们在叶剑英、姬鹏飞等领导人陪同下走进礼堂时，惊讶地发现，已经有近五百个中国的中级官员坐在那里了。随即，叶剑英带头鼓掌，观众也跟着大声鼓掌。基辛格回忆说此事“肯定使观众了解了一点：这些美国人是特别受欢迎的人”。他大概不知道，这可是周恩来有意安排的。不知不觉中，基辛格不再怀疑中国人对他们的欢迎了，他感到，中美敌对的坚冰已经融化了，缓和的春风已在中国官员和公民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表现出来。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两句话的协议”一事，更是出其不意、化解矛盾的又一生动事例。

　　1954年6月15日，这一天召开日内瓦会议期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两周前，美国代表团就接到一定要使会谈破裂，不许达成任何协议的明确指示。于是，美国代表团急忙在幕后活动，采用说服和压制手段，终于使十六个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这些国家拟定了一个“十六国宣言”，由比利时外长斯巴克在6月15日的会议上宣读。当时中、苏、朝三国不知内情，仍抱善良愿望，决定在会上为达成某种协议而努力。

　　这天英国外相艾登宣布开会后，记者退场，大会发言开始。

　　朝鲜代表南日外务相首先发言，提出一个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状态的新建议，真诚地希望打开僵局。

　　周恩来、莫洛托夫紧随其后发言表示支持。

　　由于南日的新建议确实客观、公平、合理，“十六国”代表出现了骚动，展开了讨论，因为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于是，美国代表团和南朝鲜〖ZW（〗〖ZK（〗1948年8月15日，在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我国与韩国在1992年8月建立外交关系。本书以当时语境描述，下同。〖ZK）〗〖ZW）〗代表团利用休会时间开了四十分钟秘密会议，统一思想。

　　休会后，第一个发言的美国代表史密斯，完全否定了南日和莫洛托夫的建议。接着，澳大利亚、菲律宾、比利时等国也跟着发言否定。否定的理由很简单，正如比利时代表斯巴克的发言所讲：“不接受这一建议的理由就是因为刚才美国代表反对这一建议。否则，这一建议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一句话道出他们的无奈。

　　史密斯瞧着斯巴克，不满地皱眉头，但也不能说什么。

　　周恩来在聚精会神倾听发言时，眼睛在捕捉每一个发言者的表情语气。他明白会议已到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但十六国不是铁板一块，还可以作最后努力，争取不到协议，至少可以争取人心。

　　原来的建议肯定不能重提了。周恩来在短短的时间里，以其少有的聪明智慧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语调平缓、充满真诚地说：“我完全同意莫洛托夫外长关于与会各国发表共同宣言的建议。很遗憾的是，就连这样一个表示愿望的建议也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了。情况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义务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某种协议。”说到这里，周恩来目光扫视一遍会场，放低声音沉缓庄重地说：“我提一个两句话的协议草案……”

　　会场陡然静下来，不少代表都不解地看着周恩来。两句话？不可能吧。可是，周恩来已经一字一顿地口述出来了：

　　“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协议。”

　　“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多么绝妙的协议，既不重复原来的内容，又实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这既照顾了受到美国压力的十六国中某些国家的处境，又可以借此暴露美国的蛮不讲理——如果它反对的话。

　　会场静了几秒钟，便出现交头接耳的现象。立即又恢复肃静。几乎所有的目光都盯住周恩来，那目光有惊讶、感动、赞赏，也有惶恐、不安和窘迫。

------------

曲径通幽（2）

------------

　　周恩来浓眉一耸，提高声调：“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态度，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为不良的影响。”

　　会场响起嗡嗡声，与会者无一例外都动容动情了。南日外务相首先大声表态支持，这不意外。出于美国意料的，那些曾紧跟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纷纷“叛变”，比利时、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表示赞成周恩来的建议。担任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最后也居然宣布说：“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应当受到最认真的考虑，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将宣布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成为会议双方的一致意见。”

　　南朝鲜代表急了，一边举手一边失声喊道：“比利时不能代表联合国军十六个国家，也不能代表南朝鲜！……”他忘了十几分钟前，正是比利时外长代表他们宣读“十六国宣言”！

　　与会者此时把目光一齐转向美国代表史密斯，会场一片寂静。众目睽睽之下，史密斯如坐针毡，头冒冷汗，进退维谷。表示同意，将违反美国政府命令使会议破裂的指示；表示反对，美国将陷入孤立。史密斯终天硬起头皮说：“在未经请示我国政府的情况下，我只能拒绝这项建议。”

　　会上又一阵骚乱。这恐怕是美国代表在国际会议处境最为狼狈的一次。周恩来则在这一刻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中国的声誉也在国际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谈判面临绝境的情况下，急中生智，提出一个除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就无法拒绝的合理建议，这是多么令人叫绝的谈判艺术！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家，周恩来从日内瓦会议上走向了世界。

------------

善解僵局

------------

　　要谈判就要准备争论，有争论就有可能相持不下。双方的观点不同而达不成协议就会出现僵局。除非是十分顺利的谈判，出现一两次僵持的局面是十分平常的事。绳子上的死结难解，谈判中的僵局难解。但周恩来却是一位善解僵局的高手。

　　1971年10月24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钓鱼台会谈，关于中美关系的谈判在他们之间进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口气坚定地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不让步：“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是……”

　　周恩来仍坚持：“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基辛格的助手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

　　观点不同，分歧很大，双方针锋相对，再说下去空气都要紧张了。

　　周恩来不愧是一个谈判专家，他不再硬碰硬，话锋一转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二十多年了。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随即周恩来微笑着提议：“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吃烤鸭，转移了关心的焦点，去做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这真是一个解脱困境、双方都欢迎的好主意。

　　吃完了烤鸭，周恩来拿出了我方公报的草案，并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和助手们看了，面面相觑。各说各的公报他们还是头一回看到。基辛格沉默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看来，吃烤鸭只是暂时“休战”，问题还是存在。

　　周恩来耐心解释：“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点到了要害，基辛格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好，这等于已同意“各说各的”，周恩来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进一步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第二个回合，等于周恩来意见被认可了，只是基辛格他们不服气，还想提点别的。周恩来见势收住，再一次提出建议缓解紧张：“我们稍休息一会好吗？”

　　休会时间，基辛格的助手既失望又不服气：“我们花了多少心血写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基辛格也在动脑筋，他把周恩来的话反复地在脑子里过了几遍，两眼突然放光，禁不住脱口而出：“公开摆明分歧，难道不就是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么？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对呀，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基辛格的助手也转过弯来了。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接受中方初稿的基本做法，在此基础上作些补充。

　　僵持的局面解除了，基辛格不得不称赞周恩来高明巧妙的手法。

　　谈判作为周恩来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和国际公关活动之一，无处不显示着他无与伦比的公关艺术，我们所举尽管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已足以让人感到周恩来是一位少有的国际公关艺术大师。

------------

亲自宣传的公关艺术

------------

　　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主要是由于这位非凡的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

　　公共关系实际上是一门追求“人和”的艺术。公共关系活动的过程，主要就是一个组织与公众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和沟通的过程。任何组织进行信息传播和沟通，都有其目的，即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这也就是宣传。

　　宣传与传播、大众传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播是对信息在信息发出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流传及反馈的总称。大众传播则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及电影等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人提供消息、知识、见解、娱乐、广告等的活动。而宣传，是人们传播观念和思想以影响受众并控制其活动的一种行为。宣传与传播和大众传播相比，宣传更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归属性、目的性和计划性，宣传者进行信息传播，是为了使受者的心理、行为向着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变化，理解、接受、赞同、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思想、所作所为。任何政府、政党的公共关系离开了宣传，都不可能成功，甚至不能存在。

　　领导人亲自宣传，是任何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在这方面堪称杰出的公关艺术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对外宣传活动的创始人和光辉典范，周恩来在近半个世纪政治生涯的磨炼中，亲自宣传的公关艺术可谓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世人为之倾倒。

------------

精彩演讲动人心弦（1）

------------

　　周恩来少年时代就精于演讲。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是演讲会副会长，曾两次代表学校，参加天津中等学校校际演说比赛，南开学校两次都获得第一名。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的精彩演讲，赢得了无数朋友，鼓舞了广大同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用“动人心弦”一词来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

　　1936年12月，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奉命到西安。当时的西安，外有国民党“讨伐”派的威胁，内有国民党特务的挑拨离间，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一些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迷惘像浓雾一样笼罩在许多军官的心头。

　　为了正确引导军官们的团结抗日，周恩来在东北军的一次军官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周恩来首先热情洋溢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赞扬了东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中采取的逼蒋抗日的正确立场。然后，他语重心长说：

　　“国难当头，我们一定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决不能上日寇和汉奸特务的当，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样一来，日本人就会乘虚而入，中国就会灭亡，你们也就回不了自己的家乡，见不了父母亲人……”

　　周恩来的演讲，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军官们的心，报告常常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

　　演说结束了。军官们还恋恋不舍离去。周恩来爽朗地问：“大家唱个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响应：“好啊！”一个军官很尊敬地提议：“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周恩来客气地笑了笑，就指挥大家唱起《松花江上》这首歌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悲愤，激昂的歌声，把军官们的心，带到了他们可爱的家乡，带到了那惨遭日寇蹂躏的松花江上，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共鸣和反响。当他们唱到：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军官们不禁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握紧了拳头。

　　周恩来的演讲是一次多么生动有力的政治鼓动啊！

　　1940年9月后，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十分嚣张，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溃退后，为了绥靖日本，封锁了滇缅路。美国也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同日本会谈，搞对日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由于英美财政援助减少，物资运不进来，中国物价飞涨。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民党政府本不坚定的抗战决心更加动摇，也更露骨地反共。

　　国际局势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会不会破裂？抗战能不能打下去？

　　这些问题像巨石一样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

　　人们希望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1941年春，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讲。

　　演讲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山城。演讲地点本来预定在市区实验剧院，参加演讲会的工人、学生、妇女、军人、职员、公务人员等，很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楼上楼下已经挤满了人群，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临时把地点改在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操场举行。

　　会场人山人海。但群众全神贯注，数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

　　周恩来以高昂有力的声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持久扩大，我们既不能忽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每一变化，又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外援存在幻想。争取抗战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有人、财、粮、弹四个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

　　周恩来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对周恩来的演讲艺术永生难忘。她回忆说：

　　对我个人来说，1941年春天在重庆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就是周恩来发表演讲。演讲的地点是两座小山丘之间的空旷地，旷地两旁都有人工挖掘的防空壕。周来到以前，会场已经挤满了人群，有些人爬到电杆上，有些人从家里带来了桌子椅子，把它们堆叠起来，为了看清楚周……

　　周解释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对它发动的攻击所持的态度，他清楚地说明，一切要服从民族的斗争，同时也不能向那些“决心出卖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向敌人投降”的人屈膝。他说明某些事情暂时要服从抗战的最高利益的政策。他解说得那么准确，那么清楚，这是一个委婉说明问题的杰作，但其中包含不可妥协的原则……

　　周恩来的演讲，总是那样迅速抓住人心，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形势日趋恶化。华北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怎样坚持下去？成为许多人焦虑的一个问题。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演讲。他分析上海、太原失守后的抗战形势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继续强调发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意义。他说：

　　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

　　他在分析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种种有利条件后指出：

　　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

------------

精彩演讲动人心弦（2）

------------

　　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周恩来的演讲，为人们指明了方向，就像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看到了指路的航标一样。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的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口号呢？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讲话。他劈头就提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目前战争情况，是欧战节节胜利，不久便可直捣柏林，太平洋战争亦着着前进。可是，我们中国，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却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为什么我们正面战场这样不能配合盟国胜利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有敌后战场的胜利呢？这是中华民国胜败兴衰的关键，这是中国命运的转变关头，我们必须唤起全中国人民来注意它，解决它。

　　这个问题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周恩来接着指出：

　　这绝非偶然。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历来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所造成。这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因此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国民党统治的区域遂在敌人进攻的面前，呈现出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

　　周恩来说：

　　这种错误的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如果再不改弦更张，而仍要倒行逆施下去，则种种危机，还会继长增高，还会更加严重。我们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眼看着中华民族解放的事业，在这光明胜利的前途上，横梗着这种种危机，真是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如何解决呢？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

　　他最后呼吁说：

　　时机太紧迫了，我们切望国民党当局、全国爱国志士、全国人民，奋起急图，扭转时局的关键，抗战幸甚！国家幸甚！

　　有时，一次成功的演讲甚至能影响历史的命运。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著名演讲就是如此。

　　1955年4月下旬，印度尼西亚幽静的山城万隆忽然沸腾起来，亚非国家会议在这里举行了。

　　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当时的中国，不仅受到殖民大国的敌视，而且也不为某些亚非国家所了解。有的国家心存疑惧。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某些同美国结盟的国家还有对立情绪，对邀请中国与会都持异议。在会上，有人主张既要反对殖民主义，也要反对共产主义。有人认为中国同印度、缅甸分别签署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不愿照搬，甚至认为“和平共处”这个词是共产党的语言，反对采用。还有人对中国的政策表示怀疑，害怕中国对别国搞颠覆活动等等。这些情况，不仅对新中国不利，而且也决定着会议是否能取得成果和取得多大成果。

　　4月19日，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十多个国家代表团团长要在会上发言。他们的发言将决定会议向什么方向发展。

　　那一天，会议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伏在打字机上紧张工作的美国记者们，都忙着把这样的消息发出去：“亚非会议将在今天碰到难关……”

　　上午，埃塞俄比亚、日本、约旦、老挝、利比里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等代表发了言。尽管绝大多数都提到了对和平、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也有人唱反调，认为亚非会议任务不是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像美国那样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于是，本来就紧张起来的空气，现在更紧张了。许多熟悉联合国情况的人愈来愈担心：这个会议会像联合国大会那样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不能在短短的七天会期以内得到什么样结果。

　　下午，在叙利亚、泰国、土耳其代表相继发言后，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会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都希望听听中国讲什么。

　　周恩来首先声明要把他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但是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之后，他还愿意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扣住了全场的人心，人们感到会上的气氛马上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

精彩演讲动人心弦（3）

------------

　　周恩来接着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中国代表团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也很可以提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不想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开会以来，时常可以感到有一只黑手想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跑，现在，另外一只更强有力的手把它轻轻推开了。

　　会场鸦雀无声，安静得连翻纸的声音都可以听见。大家静听周恩来讲下去：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

　　会场上的许多人在点头。

　　接着，周恩来谈到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他谈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两类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说：

　　“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其次，他说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再次，他谈到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受的苦难是数不尽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内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然后，周恩来说：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这就是中国政府人民对待一切怀疑以及诽谤的态度。听着这些话，似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在缩短。

　　最后，周恩来用洪亮的声音说：

　　“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结果，在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亚非会议绕过明山暗礁，达成一致协议，通过独立、反殖、和平、合作公报，为当时以及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事业，开阔了新的航道。而周恩来的万隆会议演讲，也载入了史册。

　　周恩来曾经说：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他的演讲便具有这样的特点。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3月9日，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到达灾区。当天，他在隆尧县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演讲。

　　周恩来首先向大家表示了慰问之情，然后说：

　　“这次地震来得很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做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做斗争。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有很大损失。付出了代价，也取得了经验。”

　　他的这一段话，使灾民们联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受过的损失，情绪迅速从悲痛中安定下来。

　　接着，周恩来指出：“你们这个地方是洼地，过去改造得不错，现在要战胜地震灾害，重建家园。”

　　怎么样重建家园呢？周恩来说：

　　“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互相支援，过去打日本就是这样。重建庄子要建得分散一点，房子要矮一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方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JP2〗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个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JP〗

　　他鼓励大家说：

　　“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够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年壮年去做。”

　　周恩来要求白家寨的群众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他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他用恳切有力的语气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大家听了，顿时觉得身上增添了力量。

　　最后，周恩来带领大家一起呼口号：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他喊一句，群众跟着呼一句。会场上，激昂的口号震天响，沸腾的人群如潮涌，大家决心发展生产，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

　　周恩来的演讲，就是充满着如此神奇动力的力量。

------------

巧言应答妙语生辉（1）

------------

　　在公关活动中，随时随地会遇到各种提问。能否对各种提问应答如流，常常决定着公关活动的成败。

　　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会见人接见人最多的主要政治家。他的应答艺术，精巧绝伦，高超无比，可谓空前绝后。

　　1938年9月29日，柯棣华、巴苏等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10月7日，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写道：“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多数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发动群众抗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10月10日，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巴苏再次见到周恩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安娜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与他相识感到骄傲。我补充说：‘干吗这么晚？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确实，周恩来是一位一经相识，人人都会为他的雄辩口才和应答艺术所折服的政治家。

　　1938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特务头子戴笠赤臂上阵向周恩来发难，诬蔑说：“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会没有统一军令、统一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

　　周恩来立即对闹着鼻炎只能瓮声瓮气说话的戴笠反驳道：

　　“戴先生，俗话说，军中无戏言，我们共产党最重视客观实际。要论武汉局势，我认为恰恰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工、民、商、学、兵等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至于说谈到政府无治、令行不止，就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

　　“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气急败坏的戴笠几乎是喊着说。

　　“好！”周恩来沉着地回答。他说：“大敌当前，人民抗日，而你们却暗地调查群众组织，你们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与学生，你们还用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中伤国共关系的宣传品！”

　　周恩来一气呵成，气势千钧，搞得戴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周恩来痛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阐述中共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立场，并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周恩来声明后，南京《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记者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当即作了巧妙的回答。

　　《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

　　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是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扫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

　　周恩来笑一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而苏北人民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关于放火，我们共产党并不提倡，因为房屋大家可以用嘛；但是由于人民对反动派，对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会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有个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

　　周恩来机智而且自豪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

　　这位记者不死心，又想出一个难题：“总理阁下，西方人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这又怎么解释呢？”

　　周恩来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我们中国人走的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西方记者又提了一个意在讥笑中国贫穷，同时涉及国家机密的挑衅性问题：“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从容地笑了笑，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值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主辅币，共10种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当大家意识到这是用讳饰手法，在讲人民币的面值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充分切合语境要求，不愧为才思敏捷、睿智过人的伟大政治家。

　　在外交和交际场合，为了准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有力地反驳对手的观点，主要是根据某些典型的事例，这种方法叫做例证法。周恩来多次运用这一方法。下面仅举一例。

------------

巧言应答妙语生辉（2）

------------

　　1961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以挑衅的口吻问周恩来：“中国这么多人口，是否对别国有扩张领土的要求？”

　　周恩来不假思索，当即答道：“你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的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四千五百万人，不算太多，但是英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日不落’的殖民帝国。美国的面积略小于中国，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遍于全球，美国的海外驻军达一千五百万人。中国人口虽多，但是没有一兵一卒在外国的领土上，更没有在外国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向外扩张，并不决定于它的人口多少。”

　　在这段驳论辞中，周恩来借助比较对照的方法，引用了一系列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科恩问周恩来：“我很想知道周总理怎样看待今天美国青年中的嬉皮士？”

　　周恩来坦然回答：“首先我对此了解不多，所以，我只能谈一些并不深入的意见。当今世界上，有许多青年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种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终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生活书店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他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给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周恩来对大家说：“国民党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之情。我说，我们是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上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这串串妙语，引起哄堂大笑。

　　周恩来又谈到共产党的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赞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

　　古人说：“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也就是说，运用公关语言，陈述自己意见，既关系到个人得失，更关系到国家安危。对于政治家来讲，谈说之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言语妙天下，一语定乾坤。这是周恩来在亲自宣传时的显著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回忆周恩来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明（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

　　1956年国庆期间，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宴，招待各方贵宾。服务员端上一道由冬笋、蘑菇等组成的图案大菜。

　　可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竟成了纳粹的图案！友人们吓了一大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图案是何道理，周恩来手疾眼快，神态自若，一边劝酒一边解释：“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话音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幽默地说：“就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围剿，没费多少工夫，就把它干干净净消灭了。

　　1958年，七十二岁高龄的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六次来华时决定在中国定居。此后，每当她生日来临，周恩来和邓颖超必定登门祝寿。

　　1966年11月，是斯特朗的八旬华诞。在庆寿会上，周恩来风趣的开场白，使主宾们感叹不已。他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祝四十公岁诞辰。”

　　预料到“公岁”这个奇怪的词会使客人都困惑不解，他紧接着解释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四十公斤等于八十市斤，因此，四十公岁就等于八十岁。听了他对这个新名词的巧妙解释，几百位中外祝寿者爆发出阵阵欢笑声。

　　不说八十寿辰而说四十公岁诞辰，多么机智和诙谐啊！它使斯特朗顿时觉得自己真的变得非常年轻了！

　　周恩来接着说：“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周恩来的这番话，使整个祝寿宴会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安排尼克松总统访问事宜。周恩来接见黑格时，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帝国主义观念。黑格说，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这些话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为了有针对性地使尼克松来华前不能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周恩来决定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

　　1月6日，周恩来与黑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五十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

巧言应答妙语生辉（3）

------------

　　黑格这才有点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请看……”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没有生气。事后，他对翻译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不久，2月21日上午，尼克松总统正式来华访问。当尼克松走下飞机舷梯，向周恩来伸出手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说了一句诙谐风趣而又寓意深刻的话：“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当天晚上，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的酒会上，周恩来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

　　多么绝妙！既让人们意识到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美国侵略和干涉的结果，又不伤美国客人的面子，听者皆发出会心的微笑。

------------

动之以情潜移默化

------------

　　宣传是一种很讲究艺术性的公关活动，生硬的灌输是不能实现预定目的的。对宣传对象动之以情，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周恩来在亲自宣传中是深谙此道的。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宪兵排来当警卫，还派了一个司机来给毛泽东开车。这些宪兵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周恩来对他们的宣传工作就采用了动之以情的潜移默化术。

　　周恩来亲自找司机谈话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重庆这个地方，车子多，道路窄，不好走，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还亲自找宪兵队长谈话，到宪兵住的地方去看望他们，和士兵一个一个握手问好，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并说：“毛主席到重庆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外面有什么人来，一定要经过我们传达、允许之后，才能让他们进去。”

　　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没有丝毫架子，一言一语都温暖人的心田，宪兵们非常感动，都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还跑到这里来关心我们，和我们握手。真是终身难忘啊！”

　　周恩来还指示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多和宪兵接触，搞好关系。生活再艰苦，也要挤出钱来，保证宪兵每天有肉吃。

　　蒋介石得知后，下令对派来的宪兵一星期换防一次，一个不留，全部重新换过。

　　刚刚搞熟了，又得从头做起。同志们心里很恼火。可周恩来说：“这不是很好吗？别说他们一个星期换防一次，三天换一次，隔天换一次才好呢。这样，我们宣传的面不是更广泛了吗？”

　　周恩来身体力行，率领大家把工作做到了国民党宪兵中间。这些宪兵不仅听从指挥，做好保卫毛主席的工作，而且换防时许多人洒泪而别，难舍难离。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为新生的共和国赢得了巨大荣誉。美国对此极为敌视和不安。有个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安排工作人员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记录片《1952年国庆节》。并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要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请放在“新闻之家”，让一些不便邀请的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放映时，全场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是站着看的。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映结束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与中国人员握手祝贺。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来看了，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但也有一个美国记者说：“我们感觉中国是在搞军国主义。”

　　周恩来认为，即使是个别人挑衅，也值得我们注意。他指示工作人员再放一部彩色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为了便于外国记者观看，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写成十五六页说明书分发。周恩来批评说：十几页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他出主意说：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了：“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果然引起了外国记者们的极大兴趣。放映场又一次爆满。观众们不仅看懂了，而且入戏了。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全场一片同情的感叹声中杂着啜泣声。影片结束，灯火复明，全场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静默了一分多钟，突然，谁鼓了一下掌，全场顿时沸腾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观看者普遍认为，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内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记者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在家中看后，也是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亲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智慧啊。观众们就是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了宣传，中国有了好的印象。

　　事后，工作人员汇报放映影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时，周恩来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1）

------------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

　　在宣传中，文字宣传也是一种重要方式。精彩的文字宣传——公关书面语，常常能起到口头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

　　周恩来很重视文字宣传。他曾说：文字宣传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街头标语要多用易于使人记忆的语句。他进行文字宣传的公关艺术，处处闪耀出迷人的光彩。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北调途中突遭国民党袭击，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难。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罪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手书题词。

　　题词共两条。在第二版占六栏位置的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在第三版占五栏位置的是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躲过了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清早就冲破了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送到了读者手中，轰动了整个重庆。

　　这天的报纸，上午就在市内销完，每份后来增卖到五角，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示。”

　　1941年9月18日，周恩来发表了《“九一八”十年》。这是一篇充满着爱国激情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便强烈地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

　　周恩来这样写道：

　　“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倒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

　　这一段文字，勾起了读者无限的联想。他们既痛恨疯狂的日寇，也痛恨丧权辱国的反动派；既对历史和现状悲愤羞辱，又对将来充满抗争的企盼。读者的心情，此时真是无声胜有声了。

　　周恩来接着又写道：

　　“尤其是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同胞，十年风霜，使壮者老了，年轻的变成壮年，孩提之童也长大了，他们更会慷慨悲歌：‘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他向苦难中的东北同胞，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致以深深的敬意：

　　“海可枯，石可烂，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写道：

　　“在纪念‘九一八’十年的今天，我们中共党人，再一次向全国声明：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总是坚持抗战到底，不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

　　铿锵有力的字句，掷地有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相继对日宣战，美国也向德、意宣战，这种局势，引发了许多错误的看法：国民党官员们认为这会吸引住日本的主要注意力，从而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有些人幻想太平洋战争很快会结束，日本将很快放弃对中国的进攻；苏联就应该出兵进攻日本。

　　为了澄清种种错误看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周恩来除向各方人士广泛进行解释外。于12月13日写了一篇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长文。

　　他一开始就指出：

　　“今天的战争，已经是世界人类绝续存亡的战争，亦即是侵略者与反侵略者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概述了七个方面的有利条件，论证战争的胜利必属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的国家。但他并非盲目乐观，接着指出：

　　“这一胜利与和平，只是前途的瞻望。由今天争取到前途的实现，还须要经过若干过程，才能由漫漫长夜中渡过黑暗，走向光明。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民主国家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大家的长处还没有能发挥尽致，而轴心国家的弱点，也还未全部暴露。”

　　周恩来提醒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太平洋战争在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这正如中日战争、英德战争、苏德战争在初期的一样。”为什么存在这样挫败的可能呢？他指出五种原因：

　　一、 日寇是无耻海盗，惯于乘人准备不周，袭人领土。

　　二、 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

　　三、 日寇已全身武装，有了对付战争的长期经验……

　　四、 日寇海空军，虽较英美为劣势，但在太平洋上却握有军事的优势……

　　五、 英美虽非全无准备，但究因企图和缓太平洋上的目前冲突，在精神上，物质上，总还准备未周。

　　周恩来预言：这种初期的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其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的不利局面。

　　周恩来认为，为免发生不应有的认识和错误估计，更重要的是要看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

　　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在准备未成、布置未周以前，决不能冒进攻势，自陷错误。二、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置他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为了使读者明了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周恩来还指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特点：一是长期性，二是不平衡性，三是全面性（人力、物人、生产人的全部动员），四是一致性（世界各国的反侵略战争变成一体），五是阶段性，六是主从性（世界战局来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只有懂得目前世界战局的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太平洋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的任务。同时，也必须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的分担上来解决太平洋战争问题。

　　这一篇文章，刊登在1941年12月14日的《新华日报》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那样一步步地展开。

------------

文以传意胜似有声（2）

------------

　　文字宣传不仅要从正面宣传自己的各种观点、主张、以影响广大读者和公众，更重要的是有时还要驳斥谣言，澄清事实。在这方面，由于文字宣传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因而其作用是其他宣传方式所不能企及的。

　　1942年5月，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在一次宴会上公然向新闻记者造谣：中条山激战时，第十八集团军抗不遵命配合对敌作战。在周恩来声明驳斥了这种谣言后，一向标榜中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相当大影响的《大公报》，竟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论，重复了上述谣言。

　　周恩来当即写信给该报的张季鸾等人，严肃指出：

　　“我可负责警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以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地区战事正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能按时报道。而中枢及前线旬余军事磋商，与夫配合作战之计划，皆因军机所限，既不便且不能公诸报端，亦不宜在此函告。于是惯于造谣者流，曾公开向人指摘第十八集团军拒绝与友军配合作战。我曾为此事一再向中枢请求更正，不意市虎之意，竟亦影响于贵报。当自承同业联络之差，惟环境限人，贤者当能谅我等处境之苦。”

　　周恩来在信中列举八路、新四军的战绩，巧妙地暴露了国民党没有给之任何补给，并讥讽国民党竟为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抱怨”。他这样写道：

　　“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坚持团结抗战。去年阜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竞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

　　“尽管十八集团军饷弹俱断，尽管无任何友军可以配合，尽管有人造谣说十八集团军已撤回陕北，然事实胜于雄辩，十八集团军终于击破了敌人扫荡。虽弹药越打越少，但我们也不会以此抱怨别人。”

　　《大公报》社论把事情说成：仿佛整个阜北战场只有一个中条山。周恩来在信中指明：山西高原并非仅限于中条山。敌寇所以难渡黄河，“不仅因中条山留有中央大军，扼此北方锁钥，且因山西所有高原都控制在我军手中，方使敌寇三年多屡试渡河屡遭失败。”

　　周恩来最后写道：“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来常持此语自励励人。”现在日寇正欲“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还“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因此，他提出一个《大公报》难以拒绝的要求：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大公报》在5月23日全文刊登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信与文（指《论目前战局》——引者注）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

　　后来，国民党中央社仍然造谣，周恩来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列举事实，加以驳斥。

　　一封公开信、一个声明，一时轰动了山城重庆，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词以对。这两期《新华日报》增刊，前一期销售一万七千多份，后一期达到两万份，均打破了以往的发行记录。

------------

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

------------

　　这位光辉的领导人、战士、组织家和谈判能手——他有不可思议的远见卓识和适应急剧变化的局势的天赋才能。——佚名外国评论家对周恩来的评价

　　突发事件是指那些事先没有预料，突然发生的事情。因突发事件而形成的公众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称之为临时公众。每个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都难以预测到某些突发事件的产生；有时即使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阻止或处置不当，还是会产生突发事件。当突发事件发生时，组织或组织的领导者需要赶紧应付。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共关系的问题。处理不当，会使组织蒙受不利影响甚至重大损失。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发生后，由于没有正视社会公众对事件热切希望了解真相的要求和情绪，失去了引导公众舆论的时机，使自己越来越被动，最后只好辞职下台。事后，尼克松在总结水门事件的教训时认为，这完全是“公共关系的失策”。

　　周恩来一生历尽沧桑，搏击风浪，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到过无数意外事件，有个人遇险、组织危机、党内变故、敌人突袭，还有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除个人遇险外，当组织发生危机、党内出现叛徒、敌人发动突袭和社会出现动荡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周恩来都必须面对十分复杂的公众，有同志、朋友，也有旁观者、敌人，即顺意公众、逆意公众、边缘公众，他们都是因突发事件发生而形成的临时公众。怎样应付突发事件，实质上就是，为使情况恢复正常而避免进一步恶化，围绕已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而怎样处理与方方面面的关系的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办法，首先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其次分析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就是事件是由什么人因什么事而发生的，分清公众中的敌、我、友；再其次果断采取行动，用制止、回击、解释、疏导等方法，处理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和人事；最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我们之所以称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方法为艺术，是因为周恩来在采取这些方法时，无不闪耀着他独到的富有创造性的智慧，所谓公关艺术，便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公关方式与方法。

------------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1）

------------

　　当意外事件突然降临时，当事者首要做到的是保持镇静，否则就会慌中出错，忙中添乱，更不说从容应付了。但不是任何人面对“祸从天降”都能泰然自若的。周恩来就是一位具有大智大勇、胆识过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领导人，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既是他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表现，也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练就的作风。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这样的事例在周恩来身上太多了。1937年4月的一天，周恩来和三十多个警卫人员乘一辆卡车，由延安赶赴西安，途中突然遭近两百多名土匪的袭击，完全被敌人包围了，周恩来一边指挥警卫员还击，一边指挥大家安全撤退，看准机会冲出伏击圈。经过紧张的战斗，周恩来等四人突围，其余同志全部牺牲了。大革命时期，有一次，周恩来得知廖仲恺被无理扣押了，立即驱车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论理，刚到门口，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随即开枪打死了司机，鲜血溅到了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立即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不再开枪。处变不惊、急中生智使周恩来闯过了一次次死亡大关。

　　如果说个人历险的经历表现出周恩来超人的英勇的话，那么，在另外一些背景复杂的突发事件面前，周恩来则充分地展示了他超人的谋略。应付这些突发事件比个人脱险也许更为艰难，因为它牵涉到复杂的人和事，周恩来的谋略就表现在他能冷静分析形势，理清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找到化险为夷的对策，这种公关艺术不是常人都具有的。

　　面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云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云龙派中山舰到黄埔时，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云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此即“中山舰事件”。

　　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突发事变，事前毫无精神准备。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向他提出质问，也被软禁了一天。最后，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一、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二、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

　　面对蒋介石精心策划的这些反共排共事件，周恩来和聂荣臻、陈延年等曾在一起讨论。周恩来认真分析了与事情相关的彼我力量对比，指出：蒋介石的力量并不牢固，国民革命军中只有第一军直属蒋，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即使第一军的三个师，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有七个共产党员，团长中也有两个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黄埔军校内一部分革命师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在广州及其附近，共产党直接掌握着叶挺独立团，还有两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同共产党分裂，他所采取的行动，仍带有试探性质。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打掉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共产党和左派力量应进行坚决反击。毛泽东等人也主张给予反击。

　　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等人面对突发事件，冷静分析所面对的临时公众——蒋介石方面、国民党左派、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之后，所作出的明智判断。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暴露身份的两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陈延年为此事，气得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等的分析和主张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让步使蒋介石得寸进尺，终于酿成不可挽回的恶果。

　　彭湃被捕后

　　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多钟，在沪西经远里一家小楼，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等人，正在开会。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也要来参加会议，只是临时有事未能前来。正在等待周恩来之际，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敌人围了上来，如狼似虎的法国巡捕和上海警察局的中国警探冲了进来，把彭湃等五人抓了起来。

　　彭湃因叛徒告密被捕了！

　　周恩来获悉消息后，立即想到与此事相关的人，必须马上采取措施：一、查出叛徒是谁；二、马上通知有关同志注意；三、立即定出营救彭湃的具体措施。事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周恩来就理清了与之相关的四类公众——叛徒、被捕同志、其他有可能暴露的同志、营救人员的关系，并落实到了行动中。很快，中央特科查清了叛徒并采取了相关措施。在周恩来的组织下，一场营救行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方面，他派人与狱中的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部署中央特科下属的红队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几乎出动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化装成过路人，红队队员则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并安排了装好大米用于拦住囚车的卡车，准备在路上营救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彭湃等人。遗憾的是，由于一名工作人员的疏忽，装在一个皮箱里的武器送迟了，加上准备工作不够周到细致，枪支内的润滑脂没有清洗，在营救现场临时没有攻击武器，结果营救没有成功。彭湃等人两天后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2）

------------

　　彭湃牺牲后，周恩来悲痛之余，采取了三条措施善后：一是部署中央特科击毙了叛徒；二是提出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建议每周开会一次，变更开会时间，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个保留在外，以防万一；三是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同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

　　面对众怒时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许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而周恩来着眼于民族利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正确主张。一天，主张杀蒋的东北军军官训练团向周恩来发出请柬，邀请他到王曲军官学校去。

　　面对这张请柬，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不要前往。有的同志说，训练团净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要杀蒋介石，而咱们主张不杀，他们心存不满，鲁莽草率，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得出来，最好不要去赴这个鸿门宴。杨虎城知道后，也劝周恩来别去。

　　周恩来知道这张请柬的来意，但他对突然冒出来的“临时公众”有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周恩来认为，王曲青年军官们是爱国的，他们痛恨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恨不能乘机杀了他。咱们主张不杀蒋，他们思想上一时拐不过弯。既然他们来请，我们正好做做他们的工作嘛。

　　这样，周恩来单刀赴会，驱车到了王曲。一下车，见王曲军官学校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摆出了吵架寻事的架势。周恩来从容自若，面带微笑，穿过这愤怒的通道，其风度震住了大家。进到礼堂，周恩来在台子中间站住，礼貌地问候过了，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各位的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蒋介石丧权辱国，为什么不杀？”

　　“不杀他，捉他干什么？”

　　“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

　　军官们愤怒地你一言、我一句追回。

　　“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周恩来的回答一出口，全场人都怔住了，因为出乎他们的意料。但周恩来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完后又自然地回到原来的主题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逼蒋抗日。前一阵，何应钦不是还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蒋介石多少还有用处，所以还是不杀的好！”

　　青年军官们脸上的怒气渐渐消失，疑团慢慢散开了。但还是有人不明白共产党与蒋介石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置蒋于死地。

　　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抑制住激动的感情，深深地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说起来，你们都很熟悉，他叫徐海东。他全家三十六口人呐，除了他，三十五人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是够深的了吧！可是，他这次还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全场的青年军人鼓起了掌，他们被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征服了。

　　周恩来面对临时公众——王曲青年军官的不怀好意的邀请，冷静分析军官的思想动态，首先肯定他们的爱国之心，毅然赴会，然后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服了青年军官，充分显示了有效沟通的公关艺术。

　　杀机四伏中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一心想营救西安事变后被扣留在南京的张学良，不顾大局，竟将主张和谈、团结抗战的高级将领王以哲将军打死在家中。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杀气腾腾地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情况来得突然，危险迫在眉睫。但周恩来毫无惧色，猛地站起，一拍桌子先发制人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几个青年军官原是一时冲动，把本应针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到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上，甚至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没有救回他们的司令张学良，对周恩来也满腹怒气。现在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不对，非常惭愧，流着眼泪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说服了这些人，事情远未平息。此时西安城内已经谣言四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了西安城，杀机四伏。

　　周恩来沉着镇定，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即带李克农、刘鼎赶往被害者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九弹，躺在血泊里。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一边慰问王以哲的家人、亲属，一边安排李克农等料理后事，设置灵堂，祭奠死者。王以哲夫人激动地说：“周先生，你们是以哲真正的朋友啊！”

　　消息传出，东北军高级将军深受感动，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消除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少壮派等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扎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离西安仅几十公里的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久等肇事者必须离开西安。

　　怎么处理这些少壮派又成了一个问题。杀害王以哲的少壮派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此时也慌了，向杨虎城提出三个方案：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杨虎城请周恩来提看法。在这样复杂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便毅然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

处变不惊，急中生智（3）

------------

　　从这件事情的全过程看，周恩来面临的主要公众和他们的态度是：肇事者少壮派，他们要杀高级将领为营救张学良，同时也怨恨共产党没有尽力营救张学良；被害者王以哲的家人朋友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他们要求惩处杀人者，也怀疑刺杀是共产党指使的；得知王以哲被害后要替他报仇的广大官兵，他们要少壮派血债血偿。这一切都和西安事变有关，西安事变的解决又与共产党密切相关，事件本身也牵涉到了共产党。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抓住三种公众不同的态度和特点，沉着机智，一步步使事件导向平息。首先，周恩来痛斥了杀气腾腾的青年军官，指出他们错误行为是仇者快、亲者痛；其次，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被害人家中哀悼，谴责了肇事者，安慰了生者，又用行动表明了共产党对王以哲及东北高级将军的态度，使“中共指使刺杀”的谣言不攻自破；再其次，周恩来采取果断行动，让孙铭久等三人离开西安，避免报仇的官兵兵戎相见，酿成内战，又使在西安事变中有功的少壮派其他人相信共产党不是过河拆桥的人。这三个步骤，充分照顾到了三方公众的心理要求，理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事态的恶化，同时也树立了共产党的威信。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

　　当众怒斥特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周恩来因国共谈判而在重庆住了很长时间。蒋介石的爪牙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制造反共事件，逮捕进步青年和学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常常遭到特务们的跟踪盯梢。每当身边出现这种突如其来的“敌意公众”，周恩来也采取出其不意，突然揭穿他们面目的方法，让这些“不速之客”在广大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敢生事。

　　1946年的一天，“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详情。正在这时，保卫的同志悄悄地走进来，对周恩来说：“大门口来了好几个持枪的特务。”周恩来一听大怒，同时想到这是记者招待会，不如当面揭穿这些家伙的面目。便大步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呵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特务一看身份暴露，自觉在中外记者和众人的注视下难呆下去，一溜烟地跑了。

　　还有一次，蒋介石指使其爪牙，欺骗了一些青年学生，制造了一场反苏反共游行的丑剧，并且派一群暴徒冲击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毒打我工作人员。周恩来闻讯，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于当晚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事情的真相。会场设在一间大房子里，楼上就住着特务。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和暴行，然后气愤地指着楼上大声对记者们说：“我这楼上就是国民党派来监视我的特务。楼上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听着：刚才那些揭露蒋介石的话，就是我说的！你们赶快去汇报吧，就说是我周恩来说的！”会场的记者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钦佩地望着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1）

------------

　　抓住要害，旁及其他：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

　　不能预料的突发事件从时间、起因、范围和处理方法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时内突然爆发的事情，起因简单，牵涉的公众不多，处理时着眼于制止，主要靠随机应变，姑且称为短促突发事件。另一种虽然发生是突然的，但苗头早已存在，原因由来已久，涉及的公众多而复杂，处理时要着眼于全面，不可能马上根本解决。在处理这类发生突然但消失缓慢的突发事件的公关过程中，面对众多的关系，复杂的人事，不可能面面俱到，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行的方法是弄清谁是最主要临时公众、临时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围绕这两点，抓住中心问题不放松，就能找到解决事件的钥匙。

　　在周恩来经历过的突发事件中，西安事变算得上是一次发生突然但结束缓慢的大的突发事件。在事变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共方面参加处理此事的全权代表，运用了他那非凡的胆识、过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和张学良谈心，与蒋介石谈判，做东北军官兵的工作，把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的主张通过高超的公关活动，变为实际行动，终于使事变朝着于人民、民族有益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一场险将危及全国的大内战。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公关活动中处处显示出巧妙的公关艺术，如谈判的艺术、说服公众的艺术、宣传的艺术、演讲的艺术等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周恩来的公关活动史上，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应付突发事件的成功的政治公关事例，值得大书特书。成功的关键是周恩来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一两个小问题而转移注意力，始终抓住最主要的公众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来处理与事变相关的人事和问题。这是一种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公关艺术。

　　事变骤起，谁是主要公众

　　各路公众纷纷亮相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下，在西安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人。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像平地一声春雷那样突然爆发了。

　　一时间，西安吸引了与事变相关和关心事变的各方公众的注意力，他们纷纷表示出自己对事变的态度：

　　事变发动者张、杨所部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大部分中下层军官积极支持两位将军的义举；也有一部分军官情绪动摇；还有一部分人如冯钦哉、沈克、黄永安等投靠南京；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则软禁了主张联共抗日的副军长黄显声。

　　南京国民党内部也分成两派：亲日派何应钦等，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于死地，自己替而代之；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

　　站在南京国民党两派背后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乘西安事变之机，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它灭亡中国的野心，因而它极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驻日使节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除公开威胁亲英美派外，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分子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的义愤，煽动杀蒋。英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有被亲日派夺去的危险，对自己不利，因而支持和平解决，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英美驻华使馆在事变发生后，一直同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密切联系，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派人到西安。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都密切关注事变的动态，他们有的支持张、杨义举；有的耍两面派，妄图坐收渔人之利；有的从中挑拨，煽动杀蒋。

　　西安的群众热烈庆祝捉蒋胜利，拥护张、杨的抗日主张。

　　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都支持张、杨捉蒋兵谏，但对如何解决事变有不同看法。

　　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欢呼抓蒋胜利，如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女士，闻讯大呼“打倒蒋介石！”

　　一场事变牵动各方公众的心，有反对，有赞成，也有观望。

　　当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应张、杨两将军之邀，来到古城西安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势！

　　谁是主要公众

　　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要使命，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了举国的瞩目。人们期待从周恩来的一举一动中来观察和了解共产党。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和形形色色登台亮相的公众，周恩来始终抓住一个中心——事变的主要公众，并由此入手展开政治公关活动。

　　谁是事变的主要公众？周恩来从事变发生的远由和近因进行分析，对事变有着清楚的认识。

　　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历史大变动的前夜，决非偶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占领热河、觊觎华北，胃口大到旨在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大声疾呼，奋起抗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将领也纷纷要求对日抗战，马占山、李杜先后在东北率部抗日，赵博生、董振堂拒剿“红军”起义，蔡廷锴、蒋光鼐率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等，都是抗日救国的举动。但是，蒋介石却死死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枪口对准要求抗日救国的共产党和红军以及蒋介石认定的异己势力——地方实力派，残酷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造成一种“爱国有罪，冤狱遍于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的反常气氛，令爱国之士无不气愤发指。

　　蒋介石对张、杨从来就不信任，先后派晏道刚、曾扩情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和政训处长，监视张、杨。1936年10月，蒋介石解决了两广地方实力派发起的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后，匆忙赶到西安，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如不“剿共”，就把他们调离西北，肢解东北军、西北军。但张、杨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早已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蒋介石大怒，一面仍威逼张、杨，一面调兵遣将，将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和精锐部队约三十个师，统统调回，准备对付西北军和东北军。自己则借“避寿”为名，带了二十余名高级军政大员，坐镇西安。

------------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2）

------------

　　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也下定了决心：一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他们研究的对策是：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12月7日，张学良抱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哭谏”。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却换来蒋介石“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迷惑”的训斥，蒋并且一拍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之后，杨虎城又去“进谏”，也无济于事。一连几天，张学良天天去谈，杨虎城也不时去说，均毫无效果。

　　“哭谏”，慷慨陈词、委婉劝说都归失败，张学良、杨虎城被迫无奈下决心“兵谏”。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进步和反动的矛盾等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张、杨和蒋介石两方则是这些矛盾具体化的代表，即上述矛盾以张、杨和蒋介石发生冲突的形式来了个总爆发。因此，他们自然成了这次突发事件的主要公众，也就是周恩来所要接触的主要公众。解决了他们之间的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抓住这两方主要公众，展开了讨论、说服、谈判等公关活动，终于取得了成功。

　　问题众多，公众关心焦点何在

　　杀蒋还是放蒋

　　西安事变的爆发暴露了许多矛盾，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公众从各自的角度对事变提出了不同的疑问和担心：

　　发动者张、杨关心的是能否就此逼蒋抗日。

　　国民党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蒋介石本人的命运。

　　日本人想知道能不能乘此机会扶持亲日派上台。

　　美、英国人则担心失去蒋对自身利益不利。

　　全国人民希望由此进入一个全国抗战的新局面……

　　公众提出问题的角度虽然不尽相同，但所有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杀蒋还是放蒋？而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即：内战还是抗战？

　　周恩来在抵达西安的当夜即同张学良进行了长谈。他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处理结果可能有两种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坏。

　　周恩来不仅抓住了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对解决问题的两种办法可能引起的迥然不同的结果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为解决事变指明了前途。但是，明确了“杀蒋还是放蒋”是解决事变的关键和公众关心的焦点，并不等于公众都明白这两种做法引起的不同后果，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东北军的官兵中有不少人坚决要求杀蒋，连杨虎城也是准备杀蒋的，至于张学良，他不杀蒋是从忠孝义气出发，对于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的认识也不十分清楚，这就需要周恩来做大量的说服工作，有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至于蒋介石，他既怕死又不愿轻易就范，逼蒋抗日也需一番艰巨的谈判。

　　因此，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就是围绕公众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与事变的主要公众——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等人进行政治公关的过程，既要说服发动者，又要与蒋介石一方舌战交锋。由于周恩来始终抓住主要公众围绕中的问题来进行，终于和平解决了事变。

　　说服张、杨及其部下

　　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情绪高涨，大多主张杀掉蒋介石，然后举起义旗，抗日救国。一方面南京政府兴师问罪，各地方实力派或作壁上观，或反目侧视。张学良对蒋介石兵谏不遂，欲杀不能，欲放无辞，本意又不为各方理解。周恩来的到达，使他在精神上有莫大的安慰。他们已经算作老朋友了，两个月前，两人曾在延安天主教堂共商抗战大事。

　　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示而来，关键在逼蒋抗日上要和张、杨及其部下取得一致。抓住这个主要问题，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到达当晚，他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做准备。

　　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他认为，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进一步提出：这次事变震惊中外，捉蒋出其不意，但蒋介石既不是滑铁卢战败被流放的拿破仑，也不是被群众暴动推翻的尼古拉沙皇，蒋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杀不杀蒋会导致内战和抗战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一席话使张学良的心里透亮。他原来虽也主张和平解决，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认识，并没有想得那样深远，因此他也说服不了部下为什么不杀蒋，现在他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更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

------------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3）

------------

　　取得了共识，周恩来和张学良随即又商定了五项与南京谈判的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公开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天，周恩来又去做杨虎城的工作。这比说服张学良就要困难得多。杨虎城是爱国的，坚决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事变前，他多次与亲信干部商讨如何捉蒋。12月11日晚他下决心捉蒋时说过：“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但杨虎城对捉蒋之后，又要放蒋的问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周恩来把头一天晚上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之后，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认识。

　　杨虎城说：“蒋介石是个政治大流氓，阴险狡诈，中国少见。他向来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今天他的命在我们手里，他会答应得好好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明天他一回去，没准一下飞机就要变脸。放他走，一定要慎重！”

　　周恩来说：虎城兄的看法很有道理，蒋介石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也曾经想过你说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日，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希望他抵制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在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促使他改变政策，实际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虎城又说：您的意见很对，但我还有点想法。蒋介石手腕多，据我所知，中国的军阀都斗不过他，谁没吃过他的亏！贵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那处境可就与你们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个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实现。

　　杨虎城终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接着重申：“如果蒋介石要整你们，红军一定全力以赴援助你们！”

　　杨虎城激动地说：“我杨虎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周先生，你们说放，我绝无二话！”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口舌。除委派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和宋氏兄妹谈判，逼蒋抗日

　　从抗日的立场来说，张、杨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对周恩来和平解决事变来说，他们是内部公众。内部的意见比较好统一。蒋介石方面则不那么好办了。不过，周恩来在与宋氏兄妹谈判中，抓住对方弱点，充分展示他那无与伦比的谈判公关艺术，终于逼蒋就范。

　　蒋介石被捕后，先是惊恐万状，以为张、杨这回准要他的脑袋。当张、杨出于好意让他搬进一个安静宜于警戒的地方时，竟误以为要拉他去枪毙，面如土色，龟缩床角，不肯挪窝。后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反而装腔作势摆起了架子，以“死”相威胁，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给宋美龄写了一份遗嘱。张、杨与他谈话，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说放他回南京后再说。直到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信，他才被震住了。原来信后附语：“南京方面戏中有戏。”蒋明白了何应钦进攻是假，要蒋某人的命是真。但蒋介石毕竟老奸巨猾，又生一计。一方面害怕何应钦进攻危及个人性命，另一方面仍想利用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这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因此他给何应钦的手令中只限停止军事冲突三天。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周恩来认为，从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及与蒋个人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很有必要。便抓住这个时机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陈述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努力。

　　12月21日，宋子文在会晤张、杨并见到蒋之后回南京。22日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

　　开始，宋美龄咄咄逼人，说委员长蒙难是共产党背后策划的。周恩来知道她救蒋心切，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不肯放下架子罢了，便直截了当地回敬：“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西安事变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何来此不愉快之事？至于说我党背后策划，有什么根据？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

　　宋美龄话锋一转：“可是，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以卵击石，结果并不见得对西安好。”

　　周恩来不紧不慢地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又制止出兵。这种戏中有戏的复杂情况，夫人一定比我更知其中原因。”

　　宋美龄被击中要害，脸也白了。周恩来又继续说：“如果说要打，我们已经奉陪十年了。对共产党、对红军的厉害，我想夫人不会不知道！何况如今的国内形势已非往昔；南京面对的敌手，也非一个共产党、一支红军，而是全国所有要求抗日的人民和军队。蒋先生无视这一事实，导致了今日的不幸。如果有人还不引以为戒，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哪方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

　　宋子文担心再争执下去不好说话，蒋介石还被扣着呢，便插话圆场，对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表示感谢。周恩来也顺势给对方一个台阶，为下面谈判铺道：“我辛苦原是责无旁贷的，说到感激是万不敢当的。”

　　宋美龄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

　　周恩来看出她的用意，反问道：“你的意见是说，我们党会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罢，平静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但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在此民族危亡之刻，我们共产党除了抗日救亡，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此话可以公诸天下！”

------------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4）

------------

　　宋氏兄妹至此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内容与同张学良商定的五项主张基本相同。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耐心诚恳的说服，与宋氏兄妹经过两天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双方谈判基本协议达成之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了我党对抗日救国的政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并严肃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原先认为张、杨扣留尚无一线生机，共产党来了则必死无疑。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现在蒋介石从无精打采地听周恩来说话，到脸色渐渐开朗，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沉默了一会儿，他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军）作战等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为今后的工作铺平道路。

　　围绕主题做公众的工作

　　抓住主题做主要公众的工作，是周恩来在事变中进行政治公关的主要方面，同时周恩来围绕“和平解决”这个主题也做了不少其他公众的工作。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有些人很不理解。周恩来注意到这点，鉴于当时有些地下党员身份不能公开，便专门在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房，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和他们一起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指出：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及时用电报向杨部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鼓励所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对群众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周恩来也很重视。他说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方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亲自做群众工作，并启发各界民主人士都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到达西安的头两天，周恩来单独会见了民主人士杜斌丞；又通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徐彬如等，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如杨明轩等二十余人谈话，指出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周恩来认真对待群众的态度。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有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传中充满了狂热的口号，宣传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口气不像是敌人搞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提供了口实。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指示查找这个电台。找了几天才知是东北军学兵队几个青年偶尔发现了个秘密电台，便自编自发了几十条消息，还以为是为革命办了一件好事呢！周恩来没有责备这些年轻人，反而检查自己工作不细致，忽视了对群众的引导，他指示有关同志不要过多批评指责，给他们讲清楚，指出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耐心说服他们停止活动，排除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干扰。

　　为使国内外尽快知道西安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又亲自抓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邀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列搞国际宣传。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

　　由于周恩来的细致安排，认真工作，广泛宣传和发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很快深入人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观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中的政治公关活动，他首先抓住主要问题和主要公众，围绕二者进行了全面、细致、周密、深入的工作，或彻夜谈心，或谈判交锋，或耐心解释，或广为宣传，真的是废寝忘食，昼夜奔忙，有时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东北军中去做军官们的工作，费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段，终于赢得了和平，避免了一场内战，为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开辟了道路。据说，宋美龄在随蒋飞回南京的机上向蒋介石说：“为什么国民党中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如果有，打败共产党就不成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口才、辩才，他的敏锐、机智，他的风度、气质，倾倒了中外人士，连他的敌手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可以说，有很多人，正是从西安事变中认识了周恩来和他的魅力，这种魅力的外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超人的公关方法与艺术。

------------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

------------

　　应付突发事件，一般是当时当地解决，尽管这个“当时”，可能长达几个月，“当地”可能范围较大，但总是发生了就采取措施应付。而有些突发事件来得快，结束得也快，不可能随机应变当时当地解决，只能设法补救，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备后患。周恩来很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大批革命党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周恩来多年后痛心地谈到这件事说：那时我们年轻，经验不足，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从这以后，周恩来在长期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锻炼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方法，并显示出高超的处理艺术。当事情已经发生，失去了随机应变的可能性时，周恩来采取及时补救的方法，使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尽量控制在小的范围内，同时以积极的行动创造出好的结果来。这里我们将叙述周恩来在著名的“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从中看出他不同于前面已叙述过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另一种公关艺术。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先后遇难。

　　周恩来一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抗议。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离，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工作，三昼夜未曾安枕。

　　然而，尽管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惨重损失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蒋介石武力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既定方案。

　　事变已经发生，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离渝”。但是周恩来断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留下来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公关活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挽回事变的损失。

　　首先，周恩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质问和抗议，表示我党对事变的态度。他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发动事变的敌对公众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指出国民党应对此负全部责任。

　　其次，利用新闻媒介向国内外公众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以正视听。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发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周恩来义愤填膺，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发为事变所写题词，借此向全国公众说明真相。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的版面，一种给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看，没有登周恩来的题词。另一种登有周恩来题词手迹的版面加紧编排印刷，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以前，已送到广大读者手中。上面第二版、第三版分别是周恩来的题词和一首诗：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满含悲愤的25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子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报纸轰动了重庆，也轰动了全国。毛泽东赞扬周恩来巧妙的斗争艺术。

　　第三，在重庆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发起全面进攻。用南方局军事组起草而经周恩来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在重庆秘密散发。周恩来与中间派人士、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如冯玉祥、章伯钧、左舜生、黄炎培、侯外庐、翦伯赞等会谈讨论时局，争取了各方公众对我党我军的同情与支持，甚至连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这是蒋的排除异己的伎俩。人心的这种变化使“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党）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毛泽东语）。周恩来的努力使公众的天平倾向了我党。

　　第四，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争取国际舆论。2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的代表居里，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向周恩来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并随后向蒋介石正式声明，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周恩来又动员国际舆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通过斯特朗在美国纽约一些报刊上披露事变真相；同苏联驻华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政治公关活动，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我党在军事上的损失虽已无法挽回，但在政治上却赢得了空前的主动。

　　这些是周恩来及时对外部公众进行政治公关活动的结果。对于内部公众，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举动，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不测和损失。为了准备和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对我地下党的同志、党外进步文化人士，除少部分留下外，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对于即将疏散的人员，周恩来亲自一一询问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遇到盘查时的答话等，随时给他们指出漏洞。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社会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安排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

------------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2）

------------

　　对坚持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纪律教育、气节教育，并指定童小鹏、袁超俊等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委员会，准备应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委员会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对内部文件的保管使用、工作人员的外出行动和应付突然事变的安全措施作了明确规定。周恩来要求他们做到：各部门严格清理机密文件；有些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机关内部装置报警设备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及时烧毁文件；在机密文件多的三楼，安装了焚毁文件的炉子。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出门要请假，两人同行。不当问的事既不问也不说，夫妻之间也不能谈论党的机密，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也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风云险恶的日子里，周恩来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采取各种措施挽回损失，清除事变对我党我军造成的不利影响。为此展开了全面的政治公关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说惨案发生无可挽回，但亡羊补牢，以备后患。这也是应付突发事件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

处理党内关系的公关艺术

------------

　　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应付自如。——尼克松

　　一提起公共关系活动，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向外看”，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如何处理好同外界的关系，把公共关系等同于外界关系。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任何一个组织要实现其公共关系目标——建立自身良好的形象和声誉，获得社会各界公众的信任、支持与合作，首先得从内部做起。内部公共关系是组织公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组织开展各类公共关系活动的基础。周恩来的公关艺术，也表现在他对党内关系的正确处理上，既包括党内的纵向关系，也包括党内的横向关系。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历过多次巨大风波，出现过严重分歧和纠纷。但是，党始终没有分裂，总是在党的内部解决了问题，总是作为一个团结奋斗、充满理想的集体出现在人民面前。这对党的事业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有着重要意义。周恩来入党后，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参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党内出现的分歧、纠纷，他很少能置身事外，相反，他经常处在党内斗争的漩涡之中。作为一个寓刚于柔、融韧于忍的政治家，他遇事不走极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常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采取调和的中庸态度，扮演了一个既坚持原则——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和事佬”角色，为党内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

梳理“乱麻”（1）

------------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遭受了严重摧残。由于接连遭受挫折，党内许多人相互抱怨甚至攻击。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对中央和省委的通告随便谩骂，拒不执行。组织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行其是。这种状况就像一团乱麻，束缚了许多党组织的手脚。显然，不梳理清乱麻，党的工作就很难前进一步。

　　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他抓住两个“麻团”进行梳理。

　　第一个“麻团”是顺直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平（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而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比这大得多，曾包括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广大地区：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也就越发展越严重，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极端民主化、个人意见、互相猜疑、互相攻击、宗派主义、经济主义、唯成份论、雇佣观点等小资产阶级意识泛滥。1928年1月省委改组后，直隶省的部分党员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同年7月再次改组后，北京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省委。许多人灰心丧气，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也有不少党员抱着这种情绪：7月后的省委既然有错误，便应该取消。顺直党的干部都有错误，都很落伍，便应由中央另派人来组织。

　　显然，顺直问题这个“麻团”，是一个在党的工作全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棘手问题。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所说：“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地得到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解决。”1928年11月9日，周恩来由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时，便提议解决顺直问题。同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天津。他先进行调查研究：听取省委几个领导人的汇报，参加区委和支部的会议，接见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唐山，分别召集负责同志会、矿山同志会、铁路同志会，做了许多深入的工作。

　　12月18日，顺直省委的油印党刊《出路》第二期出版。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中央致顺直省委信》和周恩来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中共早期论述反对错误倾向的重要文献。在这些文件中，周恩来对顺直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作了严肃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整顿北方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他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精神，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

　　周恩来指出：顺直党内固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多做工作，完全可以改变过来。要是认为顺直党的基础全都要不得，“自然很容易走到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谁都不服谁、谁也不切实去做群众工作的地步”，“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生新的斗争”。他认为只要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加强了，工作向前发展了，工作紧张起来了，原来的落伍分子大多数也会随着转变过来。同时，他也劝说一部分对新成立的省委不满意的顺直党内同志：7月后的省委有错是事实，但有错假使能改，不一定要停止职权。7月后的省委错在没有向群众中去做工作，做事办法有命令主义的精神，这种错误是能改的。

　　其次，采取循循善诱的态度，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感情。

　　周恩来批评了党内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他针对有些党员强调个人意志和行动自由，任意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省委决议；有的不承认指导机关应有的职权，要指导机关在任何问题上都跟着群众乱跑；因为京东四县笼统地反对省委，大家便也笼统地主张解散省委，等等情况。批评说：这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作风，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争取极端平等自由的把戏，如不纠正这种情况，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他极有说服力地教育大家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要求领导机关克服“庸俗的官僚化倾向”，要深入基层支部，把党的决议、政策和策略交给党员去讨论和实行，而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但不能要求上级处理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一般党员同意后才实施。

　　周恩来批评了在反机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他针对有人把反机会主义变成专门攻击个人，以为把犯错误的个人打倒了，或把工作换一下，机会主义便可肃清，因而放松了对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和指出产生的根源与正确的解决办法。指出：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绝不是排除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说，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造成党内无穷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像的。”他申明：“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地排除。”总之，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党的原则性和纯洁性，而决不允许这种错误倾向的泛滥。

　　周恩来批评了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当时，顺直省委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而且分配工作和提拔干部，只相信自己头脑中的几个熟人，尤其错误的是把反机会主义变成反知识分子，认为凡属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凡属工人都没有机会主义，甚至提出要不客气地排斥党内的知识分子。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严肃批评说：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他要求大家破除狭隘观念，维护党员的团结统一。

------------

梳理“乱麻”（2）

------------

　　此外，为了克服经济主义的偏向，周恩来还帮助大家分清雇佣观念和为党工作的界限，剖析了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的区别、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

　　周恩来解决顺直问题的方针，不是用命令的手段，也不是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而是依靠政治上的说服。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去求得纠纷的解决，这种做法果然收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在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讲到：经过工作，“大多数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扩大省委改组常委的办法，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到群众中工作，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才能建立起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才能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正确出路”。原来像一团乱麻那样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顺直党内的思想逐渐接近，并趋于统一了。

　　1928年12月底，周恩来在天津秘密召开了北方党的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主要是传达党的六大的精神。他说，这次会总的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他分析了革命形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给顺直省委以指导，并采取有效步骤，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陈潭秋、刘少奇也在会上做了报告。1929年1月10日左右，宣布了新的顺直省委名单，顺直问题解决了。

　　第二个“麻团”是江苏省委问题。

　　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江苏全省和上海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无论是党员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因此，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全国各省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周恩来去解决顺直问题时，中央和江苏省委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争执。1929年1月初，根据向忠发、李立三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从原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但这一决定暂未通知江苏省委。周恩来返回上海后，获悉政治局的决定，立刻觉得是不正确的。他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经过他的说服，政治局决定不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了。但是，政治局原来的决定已从小道传到了江苏省委。他们误认为中央对省委不信任，反应十分强烈，并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正当周恩来等开会重新研究时，收到团中央的书面报告，江苏省委已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拒绝，并到部分省来上海联系工作的代表那里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这样，事态发展得严重起来。

　　周恩来坚决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也同样反对江苏省委的做法。他认为这破坏了党的组织，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甚至会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直接危及党的生存。政治局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江苏不过是各地问题的积聚和反映，促成这次问题的大爆发，中央要有坚决的态度。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随后，他同向忠发、项英等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做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严肃指出：江苏省委对中央派人来参加工作持不同意见，但“未向中央抗议而先行向下级机关报告与讨论”的错误做法，危害了党的团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会后，他与项英又找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的做法是违反组织原则的。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江苏省委在1929年1月19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24日，政治局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等三人。次日，周恩来向江苏省委七个负责人宣布了中央决定，并作了详细说明。他们表示接受，并谈了从这次事件中得出的教训。一场轩然大波，由于采取坚决的态度和教育说服办法，终于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并使全党受到了教育。

　　顺直省委问题和江苏省委问题两大“麻团”的解开，初步扭转了党内存在的严重涣散和无纪律状态，使党的工作走上了能正常运转的轨道。

------------

解决红四军的危机

------------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1929年2月7日，根据对红四军处境艰危情况的了解，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四军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曾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随着红四军境况的好转，经周恩来修改过的中央第二次指示信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改而提出“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但是，“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传达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1929年5月，刚从苏联归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不熟悉，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6月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然而，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分歧。就连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当时争论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6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在重新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争论的问题也没得到正确解决。于是，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不再随军行动。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1929年8月下旬，根据中央要求红四军来一个得力的人出席各地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的精神，陈毅奉命到上海。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陈毅的汇报，弄清楚了红四军面临的危机，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解决红四军因内部分歧而产生的危机。

　　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前委扩大会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时的缺点提出了四点批评：第一，红军是生长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对外斗争，自己不提办法，而将问题交下级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这次扩大会议、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责任的重要，公开摆到群众中，没有指导地任意批评，而一般同志的批评大半又是一些唯心的推测，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并且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陈毅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特地嘱咐：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央“九月来信”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并着重提出了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任务，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信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说：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经过周恩来的正确处理，红四军摆脱了危机。1929年11月下旬，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任前委书记，他报告中共中央说：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仅标志着红四军胜利地渡过危机，而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

处理派别纠纷（1）

------------

　　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民主革命时期，派别纠纷曾经严重地阻碍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周恩来也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处理派别纠纷上，以至于有些外国政治家和学者称他为“中共的和事佬”。

　　反对并解决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问题，是周恩来主持进行的。

　　大革命失败后，政治环境的极端险恶，党所遭受的暂时挫折，使党内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进而走上右倾取消主义的道路。他们反对党领导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甚至把红军运动污蔑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党的早期领导人或正在担负地方领导职务的重要干部，他们以陈独秀为首，在党内组织秘密的小派别，散播秘密刊物和小册子，制造思想混乱和纠纷，并同国际上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联结在一起，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到1929年，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起各种名目的托派小团体，托派活动对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直接威胁。

　　周恩来指出了托派活动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通告指出：

　　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1929年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他具体分析了托派产生的原因，提出要把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0月5日，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应开除出党。

　　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找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反对派首领陈独秀谈话，对他进行帮助和挽救，要求他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但是，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没有听从劝告，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于是，中央采取了组织措施，将陈独秀等开除出党，解决了托陈取消派的右倾宗派活动问题。

　　解决托派问题与处理由于“立三”路线引发的派别问题相比较，算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他离国后，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内部起着主要的决策作用，不久就走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形成了“立三路线”。1930年8月，周恩来回国。他立即在实际工作中着手纠正立三错误在各地的贯彻，使全党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轨道上来。9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但是，共产国际却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留苏回国不久的王明等人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力，借机开展了派别活动；一些原来对中央不满的人如罗章龙等，也到处制造纠纷。对此，周恩来认为在处于极端秘密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要求王明等人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

　　王明等人却有恃无恐，罗章龙等人也继续活动。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干唇焦，也无法平息风潮。

　　不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他支持王明、罗章龙等人，召集了四中全会，造成了统治中央领导机关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会间，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他针对当时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仍强调要维护党内团结。他指出：

　　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允许的。

　　当时，经过四中全会，中央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全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分裂的现实威胁。

　　尽管周恩来自己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他仍然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没有为自己解释，而是恳切地说服许多同志不能意气用事，要在四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机构领导下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大的分裂。

　　罗章龙、王克全等不但没有收敛，相反更派人四出，到处串连，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周恩来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他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

　　后来，鉴于罗章龙、王克全不向党做出回答，中央政治局采取了坚决措施，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使党内局势稍为稳定下来。

------------

处理派别纠纷（2）

------------

　　1930年开始，中央苏区在敌我双方异常尖锐激烈的生死搏斗面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许多地方在反对“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的斗争中，滥施刑讯，大搞逼供信，轻信口供，任意捕杀被怀疑对象，牵连范围很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有的地方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周恩来对苏区出现肃反扩大化十分焦虑。他在1931年3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区内现在确有一种观念，夸大了敌人在内部进攻的情况，这种过分的估量，会动摇阶级斗争的信心，应指出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强调：在中央苏区存在着“对AB团过分的恐慌”，一方面把这个斗争“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把AB团扩大化了”。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到苏区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取积极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他一进入苏区，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信中谈到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他曾向苏区干部耐心地解释道：“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1932年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报告，通过《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还指出了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指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就这样得到了制止。

　　就在毛泽东率领红军取得东征胜利时，又被“左”倾领导者错误地打击。“左”倾领导者召开了宁都会议，批评毛泽东右倾、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有组织观念的错误。周恩来大力维护毛泽东，他指出了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提议仍让毛泽东主持军事，并为毛泽东对待批评的态度作了辩护。当“左”倾领导者们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后，周恩来仍尽力保护毛泽东。正是周恩来的全力支持，后来才确保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及会后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对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最终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

　　周恩来处理派别问题是很有艺术性的。张国焘在长征中曾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中开展分裂活动。1936年11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当时，由于张国焘长期欺骗宣传，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人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心怀叵测。处理上只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周恩来从容沉着。他除了热情欢迎张国焘并介绍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形势的巨大变化外，花了更多的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则是到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他的讲话内容主要有：第一，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肯定四方面军是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战功赫赫。对他们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表示慰问和鼓励。第二，宣传团结。他说：这次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大了。要把若干个小山头变成一个大山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第三，介绍形势。周恩来热情而诚挚的谈话，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如果说，语言艺术水平是许多人经过磨炼可以达到的话，那么，周恩来营救被张国焘迫害者的斗争艺术和讲话水平之高超，恐怕是空前绝后的。那时，张国焘关押了一批反对他的重要干部，廖承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周恩来一直在打听这些被迫害关押者的消息。他深知张国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在监禁中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时说：这下可有希望了。结果，张国焘立刻下令把他秘密杀害了。周恩来为营救廖承志，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一天，周恩来在路上遇到了被押送的廖承志。对早就熟识、而现又处于危险之中的廖承志，周恩来装着若无其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没有说话，但同廖紧紧地握了手。当晚，周恩来派通讯员把廖承志找到了司令部。

　　司令部里人很多，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知周恩来认识廖承志，但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廖：“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做了回答。周恩来便将廖承志留下来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只和张国焘说话，丝毫不理会廖承志。吃完饭，周恩来仍不动声色地叫廖承志回去了。

　　从此，廖承志的待遇明显改善了。不久，他就获得了释放。后来，廖承志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写道：

　　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

　　这个在特殊环境下营救被迫害者的办法，可以叫做“欲擒故纵”法。

------------

功高不自居，权重不越位

------------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创立了丰功伟绩。然而，他总是把功劳归功于党，归功于党的领导集体，归功于毛泽东。

　　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唇枪舌剑说服了各派政治力量，出生入死挽回了内战局面，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建奇功。当他从西安返回延安后，同志们都祝贺他打了个大胜仗回来，周恩来却说：“话不能这样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呵！”他来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并和毛泽东合影留念。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至今还在毛主席旧居陈列着。周恩来在离开延安近三十年后，又陪同外宾到延安访问。看到这幅照片，他谦虚地对外宾说：“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全国解放后，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送周恩来审阅时，他主动提出不把“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列入名单。1959年，周恩来去军事博物馆审查，讲解员介绍序言时，提到“八一”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举行的，他一听到，立刻打断说，怎么是我领导的呢？是党领导的嘛！他严肃地要求把解说词改正过来。接着，就越过南昌起义部分，径直去看以后的内容了。1961年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大家要求他谈谈南昌起义，他却说，要宣传井冈山，当时提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只有毛主席。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创作的。在讨论怎样表现南昌起义的情节时，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坚决不同意专列一场表现南昌起义，他说：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这是我党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昌起义不要专门表现了。对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立下的革命业绩，周恩来也在《东方红》做了细致周到地安排和表现。因此，陈毅同志对周恩来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你都表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周恩来只是笑一笑，又一次拒绝了这种重复提了多次的意见。

　　对于南昌起义，他不仅从不表现自己，反而常常严格地、认真地解剖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审定《八一起义》编写提纲时亲笔写道：

　　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农村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致使起义部队到达广东东部三河坝、汤坑、汕头地区的时候，在汤坑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加以敌人军舰向汕头猛击，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周恩来对待所有的外交使命，都能以对历史事件所需求的勇气和艺术，负责地、灵活地、彻底地完成。因此，每次出访胜利归来时，同志们向他祝福，他总是婉言谢绝，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1964年他出访亚非十多个国家，取得外交的丰硕成果。许多同志热情祝贺他凯旋归来，他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一同出国访问的陈毅副总理积极努力的结果。

　　周恩来身为新中国的总理，权力不可谓不大，但他仍很注意自我约束，从不越位。有一次海战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情况，总参指挥机关为应付意外，提出了一个方案。周恩来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凌晨3时亲自打电话给总参机关，他说：你们的意见是积极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超出了毛主席过去规定的原则，我不能批，等天明后我请示再定。但为了使总参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他在电话里耐心地讲了四十分钟，才放下电话。

　　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时，周恩来不仅从不擅作主张，而且总是尽力在不影响毛泽东休息的情况下才作汇报。在1969年9月进行核试验时，发生了一个情况。国防科委当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清晨，周恩来到国防科委和有关同志研究解决办法，他说此事要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但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他先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秘书，关心地问主席已经睡了几个小时，直到毛泽东起床后，才将此事向他汇报。

　　毛泽东每次要会见外宾或有重要会议时，总要事先想很多问题。这样，中午就不能很好休息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就一再提醒有关人员，一定要等主席休息好了以后，再去请示报告。

------------

关心照顾，战友情深

------------

　　周恩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在领导群中，他处处关心照顾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总是以战友的浓厚挚情处理领导群内部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他每次外出回到延安，总要详细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伙食好不好。有些什么吃的东西，他总要先送给毛席和朱总司令。有一次，工作人员给周恩来领了点水果，他马上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有没有？听说送去的比这还多还好，周恩来才高兴地吃了。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行前，他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起草了中共中央给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指示电，对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住房安排、饭食习惯等都作了具体安排。在毛泽东外出时，他都同车陪同。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应蒋介石邀请，在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里住了一天。一到那里，周恩来就嘱咐警卫人员：要仔细检查，各个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物。警卫人员检查后，他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枕头都看过，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让毛泽东进去。毛泽东住下后，他又嘱咐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不要让别人进来。在宴会上，人们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敬酒。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周恩来都接过来，替毛泽东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

　　毛泽东到重庆时，最初住在国民党安排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工作和休息，周恩来指示大家收起了木板拖鞋，把住在楼内的孩子们也迁出来了。他亲自检查给毛泽东准备的床铺，到炊事班告诉炊事员注意饭菜卫生，嘱咐说：毛主席喜欢吃辣椒，你们每餐要准备一小碟。他自己特意搬到毛泽东住室对面的房间，随时协助毛泽东工作，照料毛泽东，同时还组织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加强保卫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每次检阅、开会或有重要活动，凡是毛泽东要出席的，周恩来总要对场地、道路、设施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连地毯平不平，地板滑不滑，椅子稳不稳，他都要亲自走一走，坐一坐，直到万无一失才放心。一次开会时，周恩来发现毛泽东要经过的一个门槛有暖气回水管，便立即嘱咐身边的警卫人员守在门槛边，防止毛泽东到这里绊倒。周恩来走了后，警卫人员把这个任务交给服务员，自己就跟着周恩来去了。周恩来一见他，就批评说：我不是要你守在那儿等候毛主席吗？快回去。

　　毛泽东出席的会议，一般都要拍照拍电影。周恩来常常先把摄影记者、摄影师召集在一起，亲自交代拍摄毛主席的镜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甚至连什么时候去拍最好，什么时候不要去干扰毛主席，都讲得详详细细。他还经常提醒拍电影记录片的同志，不要把灯光打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指示电视记者要练基本功，要又红又专，做到用最短的时间拍好毛主席的镜头。

　　摄影必须要有强光照射。周恩来担心灯光损害毛泽东的健康，就指示有关部门改革灯具。他还亲自过问灯具在毛泽东会客处的安装角度。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既能照片，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灯具。

　　有一次，毛泽东患了眼病。医生决定使用一种新眼药进行治疗。周恩来亲自把眼科医生找来，详细询问这种眼药的性能，是否有刺激性。医生一一回答后，他还不放心，叫医务人员先给他点在眼睛里做试验，亲自体验到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才同意给毛泽东送去。

　　1972年后，周恩来自己身患绝症，仍时刻将毛泽东的健康记挂在心。毛泽东患病后，他经常探望守候，细心听取医疗组同志的汇报，并作指示。对于医疗组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亲自处理，热情鼓励和支持医护人员的工作。

　　周恩来和朱德的友谊早在1922年就开始了。朱德的女儿朱敏一直住在成都外婆家。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和教育问题，周恩来在1938年就派人找到了朱敏，准备亲自带她到延安。邓颖超专程去成都接，但由于外婆舍不得而未成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到朱敏外婆家搜查，并抓了她的姨妈，试图查出朱敏的身份。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设法将她救出虎口。他还亲自出面，为朱敏准备了国民党签发的从四川去延安的通行证。此事他从不对别人讲，甚至连朱德本人也不知情。

　　全国解放后，朱德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周恩来对于这位老战友更是精心照顾，体贴入微。一次，在北戴河开会。周恩来考虑到朱德年龄大、子孙多，便把他安排住在离海近、设备好的房子里，而自己却住在一所又小又暗、离海较远的房子里。

　　现在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的一条红色毛毯，是周恩来和朱德之间浓厚情谊的纪念品。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常常披星戴月往返于延安、西安之间。当时正值严冬，冰封雪飘，朔风呼号，朱德便把董振堂将军送给他的毛毯转送给周恩来御寒。抗战爆发后，朱德率领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就这样，一条普通的毛毯，在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转来转去，伴随他们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周恩来对党内其他许多老同志，同样非常尊重，十分体贴。董必武、吴玉章在重庆时，周恩来亲自布置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他们房间里，自己却到食堂和大家同桌共餐。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周恩来看到吴玉章住的民房窗户纸破了，没有及时糊好，立即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总务处的同志。他说：天已经冷了，刮起风来老人最容易受凉，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呢！应该赶快糊好，而且对所有老同志的房子统统检查一遍。

　　在革命斗争中，许多重要负责同志都壮烈牺牲了。对烈士的后代，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抚养。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鹏，从小就在周恩来和邓颖超无微不至地关怀下成长。1945年11月，李鹏要离开延安上前方去，他向周恩来和邓颖超告别。当周恩来知道李鹏已经入党时，很高兴地对他说：光组织上入党还不行，还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像先父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和邓颖超把朋友特地从重庆捎来给自己的一床丝棉被套送给了李鹏，而自己仍然盖的是洗得发白的普通军用被。

　　周恩来处理领导群内关系就是这样：同志的安危冷暖、衣食住行，他时刻牵挂在心，桩桩件件安排妥帖。而他自己为人民呕心沥血，从不索取丝毫代价。一旦别人做了好事，哪怕是点点滴滴，他也始终铭记在心，永不相忘。

　　在充满艰险的长征路上，周恩来得了伤寒病，连续几天发高烧，吃不下东西，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当时，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给周恩来抬担架。在那荒无人烟的草地上，饥寒交加，干部战士也都身体无力。杨立三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他的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十分痛惜抬担架的同志，他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十九年后，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去世，已经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但一定要参加杨立三的葬礼，而且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行。这是一种多么深挚真切的战友情、同志情啊！

------------

忍辱负重，苦撑危局（1）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灾难。周恩来是在风尘仆仆地忙碌于推动北方八省区抗旱和领导邢台抗震救灾的紧张工作时，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心的。起初，对这种自上而下地鼓动纵容群众起来“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乱”的做法，周恩来是很不理解的。尽管这样，他仍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从好的方面、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它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以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但不久，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摆在他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二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己所能来挽救危局。前者从个人角度看，不失为一条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曾对一位老战友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把党和国家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周恩来挺身而出，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十年。他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胡耀邦说：“我们全党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周恩来同志为保护党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贵的贡献啊！”

　　周恩来之所以能苦撑危局十年，与他炉火纯青的公关艺术有很大关系。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饱经风霜、经验丰富的老艄公，那么，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紧紧地把握着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急流险滩中的各种漩涡和暗礁，坚定地驶向既定的目标——在尽可能地减少损失、维持国家生活继续运转的同时，因势利导地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待着历史的转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

　　当时，他的战友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打倒或“靠边站”了。毛泽东认识上的迷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同时也曾制止纠正过某些局部性的具体错误；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集团，但又在党内占据着合法地位。这些情况异常复杂。要实现既定目标，就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

　　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群关系十分讲究策略，讲究分寸。

　　在对待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时，总的来说他不可能不跟着走，否则自己也难以保住，因此有时也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思想，表明看法、提出建议；或是尽可能地从积极方面加以解释和引导。如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

　　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

　　针对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对毛泽东在某些局部性问题上的正确意见或曾在历史上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周恩来总是坚决贯彻落实。如1966年8月29日夜，某学校红卫兵抄查了著名人士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随即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周恩来还利用这一机会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

　　（李宗仁）

　　同年9月1日，周恩来又命三○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1972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接到批示后，当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信中说：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 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 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 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

忍辱负重，苦撑危局（2）

------------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1972年1月，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接见陈毅夫人张茜时，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与刘少奇不一样，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这件事直接促成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

　　同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当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另一方面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将原来的秘书、公务员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同年12月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样，为以后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作了铺垫。

　　在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由于他们当时分别担任党内重要职务，而且反革命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周恩来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内与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一种形式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尽量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比如，在保护干部的问题上，针对各地区各部门在江青一伙煽动下对干部的迫害愈演愈烈，周恩来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同志紧急商量后，提出名单，报告毛泽东批准，让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几十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部长轮流住在中南海，并把处境困难的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一些大区和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护，严格保密。对此，江青一伙大为恼火，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集体围攻周恩来，指责这是不相信革命群众会搞文斗，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情绪，保护了走资派。周恩来回击说：不管你们“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许。这比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厉害，逼死了人谁负责？你们敢保证吗？事后，毛泽东知道了此事，赞同说：“总理做得好。”江青一伙知道毛泽东赞同了，就再也不敢纠缠了。

　　另一种形式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1967年夏，鞍山钢铁公司武斗严重，造成许多高炉停火，生产急剧下降。周恩来十分焦急，决定派李富春亲自赴鞍山解决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知道后，先是反对，后又提出由他们派人一同去。周恩来知道这样一来，非把鞍钢搞得更乱不可。于是，他就采取“拖”的办法，说时机还不到，等几天再说。当江青等人就这件事指责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产，不搞‘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表示：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靠什么搞革命？后来他与辽宁协商，派军队对鞍钢实行了军管。

　　对这类事情，林彪、江青一伙感到很恼火，他们攻击周恩来搞“折衷主义”，是“救火队长”，“和稀泥”，但又无可奈何。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周恩来坚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1974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作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遭到邓小平批驳，于是就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过一些同志将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江青等人要整邓小平。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样，挫败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筹备过程中，江青、张春桥等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教育、文化、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这种既坚持原则而又作必要让步的策略，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有时在自己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以后，还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继续自己的努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干部政策。1972年9月，周恩来抽出时间，数次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他提议将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以期推动全国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开展。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勾掉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努力。公开发表的社论尽管未能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但却针对极左思潮对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2年底，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并说林彪问题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就一个个具体问题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周恩来还常常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

　　当时，周恩来的一进一退，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局，如果头脑稍不冷静，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已经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许多时候则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无言的抗争。他忍辱负重，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与林、江集团进行苦苦的周旋，决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对于这一点，许多同志甚至老战友都不理解。谭震林曾在反击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对于同志的不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而是一如既往地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顽强地走下去。他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他曾经说过：“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实证明，正是他这八个字，为党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创造了有利条件，换来了党的事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