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橡树丁建华朗诵配乐:他们的声名在死后

他生前多半没有想到，自己会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为西班牙语和英语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评论界更是把他和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等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并称他为“当今拉美文坛最重要的作家”。
虽然已在医院轮候肝移植的名单上排到前列，但波拉尼奥最终没能撑到救命的那一天。2003年的7月15日，他因肝衰而逝，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在不少评论家看来，仅《荒野侦探》和他生命最后五年耗尽全部心血写下的绝唱之作《2666》，便足以让他晋身拉丁美洲经典作家行列。
 
据说，当波拉尼奥知道自己即将死亡时曾开玩笑说:“我的声名在死后。”距他去世五六年后，他所获得的崇高声誉足以证明他说的并非只是一个玩笑。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宣言”则多了几分悲情。尽管生前一再受到冷遇，但他坚信自己作品的价值，一再坚称“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时间公正而又残酷，这位“属于未来世纪的”作家，迟至死后四十年才渐渐为人们所认识。
和波拉尼奥一样，英国作家奥威尔生前一直和贫困做着激烈的斗争，直到1949年6月发表小说《一九八四》，引起少许反响，困扰他一生的贫困也看似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但他却因体内肆意侵蚀的肺结核，不得不住进医院，次年便去世。当然，有别于波拉尼奥的“向死而写”，奥威尔一直相信，一个还有书要写的作家是不会死的。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这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人生格言。他一生活在痛苦的矛盾挣扎中，仿佛幸福只是一瞬间，更不指望死后扬名。好在他的好友布洛德没有遵嘱把他所有作品的手稿付之一炬。同样的还有简·奥斯丁。尽管小说在她生前就曾受到过大名鼎鼎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等极少部分人的赞赏，但真正广为人知，却要到她去世后近一个世纪。而直到她于1817年病逝后，在她哥哥亨利负责出版的遗作《诺桑觉寺》和《劝导》中，读者才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真名。
作家的命运在德国更有戏剧性。尽管有歌德、席勒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但重要的文学奖项却以两位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家名字来命名。他们是格奥尔格·毕希纳和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作为作家，毕希纳尽管只活了不到24年，他写的《丹东之死》等三部戏剧作品却足以令他不朽；克莱斯特活得足够长，但生前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一样都遭到冷落，直到逝世后近一个世纪，人们才终于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
或许只有遭受过重创才会懂得爱惜。人如此，一个国家同样如是。正是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等作家和诗人，铸就了前苏联“白银时代”的灿烂星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却被刻意地“遗忘”，直到久远的后来，声名才被重新“记忆”。旅居法国的内米洛夫斯基看似一个“难得”的例外。她于二战期间惨死于法西斯的集中营，尽管早在1924年，她就凭处女作《大卫·格德尔》登上法国文坛。但长期以来，她在文坛可以说默默无闻。直到2004年她的遗作——经过数次劫难得以由其长女德尼丝留存并发现的《法兰西组曲》的出版，才重新引起世人关注。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珠玉在前却无辨识的时候。《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一生潦倒不得意，作品在当时大多也不受欢迎，直至上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引起注意；而出生于1871年的斯蒂文·克莱恩，只活了29岁，文学创作只有短短十年，尽管如此，他创作的《蓝色宾馆》、《红色英勇勋章》等却影响了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人的创作。
相比作家，诗人更为命运多蹇。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生命中的最后36年是在精神失常下度过的。他生前未被重视，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发现，并在欧洲建立了声誉；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重要的诗人和画家，威廉·布莱克直到1827年8月去世前的几天，仍然在为但丁的《神曲》做插图工作。画完一幅画后，他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世人在短时间内并没有领会他的“良苦用心”，他活着的时候几乎没人知道，直到20世纪初才像“出土文物”一样被挖掘出来；美国女诗人艾米莉·迪更生更是一位死后成名的典型。在她生命的56年中，她过着隐居的生活。生前，她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诗集，而且连一首用自己的名字发表的诗也没有过。而今，她在美国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惠特曼。
正是这种遗憾，造就了另类而残酷的美丽，破茧成蝶的过程并不限于纯文学，瑞典悬疑小说大师施蒂格·拉松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斯德哥尔摩市一名报社记者，2004年11月，时年50岁的他突然因心脏病去世后，生前创作的3部被称为“千禧年三部曲”的惊悚悬疑小说才得以出版，并迅速成为全球畅销书。
斯人已逝，他们生前身后判若天壤的际遇，固然让人慨叹。他们面对艺术那份坚不可摧的信念和耐得住寂寞的伟大品质，无疑更是令人敬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而今，在每一本畅销书的背后，我们似乎都能听到这个时代文化的喧嚣。也正因为此，刻在司汤达墓碑上“卑微”的题词“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或许更是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