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丽丝钢琴谱简易版:制定国家“婚恋战略”推进中国“兴家大业”

　　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是用“衣食住行”四个大字概括之。其实，在“衣食住行”之后，还应该有一个“婚”字。随着社会物质的进步和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相对于“粮袋子工程”、“菜篮子工程”、“安居工程”、“交通工程”，人们对于“婚恋工程”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其实，“婚恋工程”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是紧随“衣食住行”之后的第五大民生工程，是比“衣食住行”更带有综合性的民生工程。因此，要像抓“衣食住行”一样抓“婚”，通过实施国家“婚恋工程”，把中国整个民生工程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实施国家“婚恋工程”，是一场应对婚恋危机的民生改革，其实质是要有效解决在当代中国成家难、生育难、养老难等热点问题;其途径是改革创新中国婚恋制度，改变中国“高价成家”、“高价养孩”、“高危养老”的困扰;其目标是提高婚姻成家率，保持适度生育率，降低抚养教育成本，实现养老安全，实现人类自身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科学统一与协调发展。

　　一、制定“中国婚恋战略”

　　战略决定命运，战略决定成败。经济战略，是关于“物”的战略，婚恋战略，是关于“人”的战略。在人口和婚恋问题上的任何失误，都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推进中国的婚恋事业，实施国家婚恋工程，必须从加强“中国婚恋战略”研究入手。

　　中国“婚恋战略”——不能局限于中国“生育战略”

　　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项由300多名专家(包括10多位两院院士)参与、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为2006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供了战略智力支撑。该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战略调查研究和战略规划设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战略研究和设计，不能只局限于一个“生育”问题，更不能只是局限于一个“限制生育”问题。不能把中国婚恋和人口战略，局限于一个计划生育战略，更不能单纯变成了一个“限制生育战略”。以限制生育为中心的人口战略规划，是“单打一”，难免偏颇。

　　上海市人大代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副院长徐丛剑提出，计划生育工作不仅要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应当满足人的生育权利，提高生育公平性。市人大代表、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王禄宁在谈到修改《条例》时，建议把现今社会生活中的特色问题，如“剩女现象”、“闪婚闪离现象”等纳入到考虑范围，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

　　《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一书指出，在中国人口数量和男女性别比例的问题上，在战略研究与战略设计上，就存在顾了数量而忽视了男女性别比例和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新生婴孩性别比失衡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从1984年以后偏高，到1990年人口普查时，已经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从2007年开始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趋于严重，到2013年以后，婚龄人口失衡将更加严重，会导致婚龄人口大量积压，导致性犯罪、性乱伦、性心态异变等问题。所以，中国婚恋战略，必须拓宽视野，必须从“单打一”的计划生育特别是从单纯限制生育的局限性中走出来。

　　中国婚恋战略——要统筹“男女老少”

　　战略的重要特点，是其系统性。婚恋建设是与物质经济建设对应的两大生产领域之一，婚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一个包括从儿童到老人的全过程，是一个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全系统。而现在的情况是，妇女儿童委员会一个系统，老龄委员会一个系统，计划生育一个系统，这些本来是紧密相连的子系统，却在组织机构和实际工作中，各成系统，各自为政。

　　为了加强全国的老龄化工作，国家启动了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为了搞好这个研究，有关部门还专门发布了《关于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通告》。一些地区和部门出台了加快老龄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开展的重大国情研究项目，主要研究目的是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安享晚年”。目前，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体进展比较顺利，已全面进入实质研究阶段。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战略研究任务，全国老龄办网站专设“老龄论坛”，诚邀社会各界就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从战略上踊跃建言献策，对于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将作为研究参考。

　　关于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以上要求和做法，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儿童“一胎化”，与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化，与中国女人剩女化等问题，都是一个大系统中的问题，必须综合思考，统筹研究。中国的婚恋人口战略，应该是一个统筹“男女老少”的总体战略。

　　二、重塑“中国婚恋文化”

　　婚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婚恋价值观思想体系，是一个国家的婚恋意识形态，它从根本上决定一个民族的婚恋导向，决定一个民族的人口和家庭发展。

　　婚恋文化——民族的“生命文化”

　　婚恋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传宗接代”、“世代更替”、“繁衍生息”、“持续发展”的“生命文化”、“生存文化”、“发展文化”。婚恋文化，是人类再生产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殖延续、生生不息的文化。

　　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概括为两个再生产，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与这两个再生产相适应，人类的全部文化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反映物质再生产、服务物质再生产的文化，就是要科学认识和揭示物质再生产的特点规律;二是反映人口再生产、服务人口再生产的文化，就是婚恋文化。婚恋文化的使命，是科学认识和揭示人口再生产的特点规律。

　　中国特色的婚恋文化，既有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的一些特点规律，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有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婚恋文化，是具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炎黄子孙，在长期繁衍生息的历史中，创造和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先进的婚恋文明。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婚恋文化雄立不倒，在人口与生育上有优势，那么，即使失败多少次，最后总是能够站起来继续拼搏。如果婚恋文化萎缩，在人口和生育上走入没落，在后继无人的危机中就难以兴旺。强劲的婚恋文化，造就人丁兴旺、生机勃勃的民族，使国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婚恋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石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只限于一个婚恋文化。婚恋文化，只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婚恋文化，不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普通的部分，而是民族文化的基石。

　　我们的祖先曾经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系统、最先进的婚恋文化，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香火”、“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无子富不久，有子穷不长”等思想，闪耀着婚恋辩证法的光辉，对于造就一个世界第一兴旺之中华民族，起了巨大的文化催生作用，使我们的民族在各种灾难与动乱中，能够持续繁衍生息，始终保持人丁兴旺，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说，人类的有序繁衍，不是人生产人，而是文化生产人。有了好的婚恋文化，民族的生育繁衍就充满活力。不婚不育文化泛滥，就会出现“人不生产人”的局面，人们只想生产物质享受，不想生育后代、传宗接代，国家和民族就人口萎缩，导致衰落。多年来，中国传统婚恋文化被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被否定和抛弃，而新的民族婚恋文化又没有形成，这是导致中国婚恋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文化。所谓“修身”，是造就高素质的个人;所谓“齐家”，是造就高质量的家庭;在这个基础上“治国、平天下”，建设强大的国家。中国优秀的婚恋文化，其实质就是中国的“家”文化。在中国古代，“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独身”，“修身”的平台是“家”。人生的根据地，是“家”，人生的大事是“成家”。“成家”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一个人“立业”的基础。中国人讲“成家立业”，总是把“成家”放在“立业”的前面。中国人讲“齐家、治国”，是把“齐家”放在“治国”之前。由此可以看出“成家”、“齐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最核心的概念，中国人讲“平天下”，那个天下也是“家天下”。中国人不讲四海一国，而是讲“四海一家”、“天下一家”。不了解中国的婚恋文化，不理解中国的“家文化”，就不会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

　　婚恋文化——民族的核心竞争力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明一直延续而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婚恋文化的作用。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全世界一枝独秀的婚恋文化，确保了民族的人口优势，所以在中国，就没有像古代罗马那样，被“蛮族化”;就没有像拜占庭那样，被“突厥化”;就没有像印度那样，被“杂化”。由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一直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入侵中原的少数民族，所以中国虽然屡次失去中原，仍然能够不因为军事失败而被征服者“异化”，反而能够以强大的人口优势和文化优势，最终“同化”那些“入主”中原者。

　　中国婚育文化所造就的人口优势，是保家卫国的第一资源。人口众多，虽然不代表国家的安全与强大，但是国家的安全与强大，却离不开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人口专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中叙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移民和人口繁衍对于保住中国东北、台湾、新疆、四川等地的作用，就是突出的说明。

　　内地民众“闯关东”的最大贡献，是“保关东”。苏联和日本，当年曾想把中国东北“国际化”。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一个千里无人区，想通过500万日本移民，来实现对东北的占领。日本图谋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此之前进入东北的数千万中原移民及其后裔，他们是对峙日本侵略、保卫国家领土的力量。从19世纪中后期直至20世纪初，有上千万华北农民特别是山东、河北两省的破产农民，为生计所迫，从海陆两路，奔赴东北地区。浩浩荡荡的“闯关东”人群，为后来“保关东”输送了力量。中国内地向东北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进入东北的俄国、日本、朝鲜以及犹太移民，形成了外敌觊觎和占领中国东北不可逾越的“人口长城”。

　　沙皇俄国在19世纪末侵略新疆，扶植代理人，发动叛乱，由于新疆地广人稀，无力抵抗侵略。左宗棠率领湘军，在新疆各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配合下，消灭了勾结外敌的叛乱分子，击退了沙俄侵略者。此后数代内地人不断移民新疆，加强和保障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

　　由于蒙古人在四川的大屠杀，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四川人口减少到原来的10%。后来的中国政府两次实行“湖广人口填四川”的举措，使四川人口迅速繁衍。

　　六、加大“国家婚恋投资”

　　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实现三个转型：一是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二是由以官为本，到以民为本，这在“官本位”传统浓厚的中国，尤其重要。三是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家”为本，没有“家”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是不完整的人，是不幸福的人。三个“为本”的投资取向，要求加大国家婚恋投资，为推进中国婚恋工程，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

　　“人口红利”消失、行政成本攀升——多么危险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孩子越来越少的国家，我们有严格的“一胎制”，“超生”孩子要重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81年我国小学生在校总数为14333万人，而2009年为10071.5万人，不到30年孩子减少了近30%。然而，尽管中国孩子的总量在不断减少，但是“养不起孩子”的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多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中国人口红利”，而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失。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兴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迅速转变，“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迅速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行政成本却在不断攀升。行政成本是衡量政府行政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指政府组织进行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过程中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综合。

　　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3%，并且近年来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而日本和欧洲国家基本都在2%～4%，印度只有6.3%(2000年)，俄罗斯只有7.6%(2000年)，就连拉丁美洲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也分别只有9.13%(2000年)、14.16%(1998年)(资料来源：易富贤著《大国空巢》)。从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美国2.31人/百万美元，说明中国的行政成本相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实在过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是600∶1，现在是26∶1。除去老弱病残等非劳动力人口，差不多是10个劳动人口养一个公务员。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中国的官民比例实际上是18∶1。

　　人口专家易富贤曾经对比中国公务员与美国州长的工资，说明按人均GDP计算，中国公务员现在的工资不比美国低，而且中国公务员的实际待遇远不是一份“工资”能够说明的。中国公务员除名义工资外，普遍享受住房补贴、交通通讯补贴、医疗保险、退休保障等。由于公务员待遇好、收入稳定，导致大学生、研究生一窝蜂报考公务员。

　　加大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多么迫切

　　中国的计划生育时代，是一个人口急遽减少而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又是一个婚恋成本越来越高、青年人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决定不再生育下一代，要做“断代”的一代——丁克一代。大量家庭决定“不生”，反映了“民生”的艰难。解决“不生”的问题，必须在解决“民生”上下工夫，必须加大民生投入，缩小贫富差距。

　　数据显示，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志宁的估算，只占GDP的1/4，靠这1/4的GDP，养活中国99%的民众，“养孩难”的问题当然就突出了。

　　《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报道：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方面所占的比例又是世界第一。民生投入比例过低，加剧两极分化，使更多的人无力成家、无力养育，使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名存实亡：一夫找不到一妻，贫穷之夫买妻买不起，有妻养不起;富裕之夫，何止一妻!

　　女人跟着财富走，这不是女人觉悟低，也不是男人思想坏，而是分配机制不合理。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在45%以上。中国维持贫困阶层生命线的“低保”，在2004年度，由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由地方财政支出173亿元，还不到公款吃喝费用的1/10。(易富贤：《大国空巢》)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生存压力，是导致和加剧“婚恋危机”的基础因素。《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民众感到他们的生活负担比10年以前更加沉重。

　　所以，加大国家婚恋投资的实质，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加大民生投入。

　　七、加强“中国家庭建设”

　　“婚恋工程”的实质，是“家庭工程”。“家”的质量，决定“国”的质量。历史上，中国的“家政”建设，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基础是中国家庭的凝聚力。现在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以家为本位的。家庭是民族文明和价值观的载体，家庭是国家的细胞，也是国家的基础和支柱。要鼓励结婚成家，鼓励生育兴家，鼓励珍视家、经营家、建设家。

　　“国之本”动摇——中国家庭“危机化”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中国现在“国之本”空前动摇，面临严重的“家庭危机”。

　　中国家庭多“异化”。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家庭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变化，包括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化，空巢家庭增多，单身家庭增多，丁克家庭增多，单亲家庭增多等。传统家庭的严重变异，使得中国的家庭越来越“非家庭化”了，导致家庭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动摇，家庭生育功能减弱，家庭抚养压力增大，家庭本身的存在都成为问题。

　　“家庭危机”危及“大国崛起”。振兴中华，从振兴家庭开始。对现代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家庭，是指以婚姻、血亲、供养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最基层的社会生产(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社会生活的组织单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结构是社会的基础结构。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具有经济功能。家庭是一个生育单位，具有繁衍功能。家庭是一个文化单位，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家庭通过婚姻制度，将性行为控制和管理在家庭之内，也把婚恋和生育的成果落实在家庭。家庭是一个责任单位，具有凝聚和照应功能。家庭是一个整合单位，实现对资源和机会的基本整合。

　　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就必须解决“家庭危机”。贯彻科学发展观，既要坚持“以人为本”，更要坚持“以家为本”。因为，一切人都是“社会人”，而一切社会人，都是“家庭人”，没有家庭的社会人，是漂人，就像漂泊在社会大海中没有停靠港湾的船只一样。家，是人的“停泊港湾”;家，是人的“生产单位”;家，是生产人的“车间”。没有家，就没有人的延续和发展。家，是人的生产单位，是人的生活基地，也是人发展、享受的根据地。

　　“以家为本”，是中国历代治国安邦的突出特点，古代中国的家庭政治、家庭文化、家庭建设，是世界第一。中国“儒学”的核心，实际上是中国“家学”，是以家庭建设为基础，展开到个人的修养，延伸到国家和天下的治理。以家为本，在“齐家”的基础上“治国”，今天依然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突破点。要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建设好“小康之家”。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家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完善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以家为本的传统和优势，中国“家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观念，不仅不能淡化、消隐和退出，反而应该更加活跃和强劲。

　　失一孩，则亡一家——中国家庭高“风险化”

　　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家庭普遍小型化，也普遍高风险化，如果唯一的孩子出了问题，那么“独生子女家庭”就变成了“无子女家庭”，成为充满痛苦和悲哀的家庭。特别是那些中年丧子丧女、中年人送青年人的家庭，在孩子的问题上，一切都付出了，一切也都丧失了，而且生育年龄已过，不可能再生育了，这样的家庭就格外伤心，有的独生子女父母在痛失孩子之后，长期抑郁悲伤甚至成为精神病人。有的年轻女性说，自己一定要找个独生子结婚。这样，就可以合法生两个孩子，因为独生子女太孤独，独生子女家庭太恐惧，独生子女家庭能否成功延续的风险很高，家庭安全的压力很大。

　　对独生子女来说，疾病、车祸、溺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或伤残概率，比多子女家庭要大很多。专家指出，如果说一个孩子的风险率是0.1，那么第二个孩子的风险率就降低到0.01了。夫妻一方没了，孩子还在，还是个家庭;孩子没了，这个家庭就几乎解体了。

　　人口专家易富贤指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其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中国15岁以下少儿每年死亡人数达四五十万，还有大量因伤致残儿童。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地区曾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已达57万之多。对于那些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社会应该给予更多的安慰和关照。因为失去孩子的独生子女家庭，是整个社会中最痛苦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