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感”和“发展”

以性感撩人的《男人装》杂志，在创刊五周年之际，推出了230页的特大纪念号。这本以男女调情游戏搏出位的情色读物，绽放在都市街头，型男艳女的虚拟情景画面，催动人心，那是一种伟哥式的召唤。主编者在狡黠地打了几年擦边球后，终于口吐真言，叼烟斗扮酷的嘴巴说出了对“性管制”的不满：“在中国，只有在内衣秀的时段才可以装模作样匆匆高谈阔论一下性感的命题。”他抱怨时装界“性感不足”。

这种半带撒娇的口吻，并不能让人产生一丝怜悯。纪念刊里塞满了对自己的溢美之词，借真假莫辨的“读者”之口，称杂志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搭了一道桥，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男人和好女人。标榜“时尚化性感”的杂志，以抽取精神内核的男女为主体，洋溢着一股灼人的荷尔蒙气味。他当然可以成功，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闲人。他们甚至可以通过销售色欲完成自己奢侈品的升级换代。该杂志不无炫耀地写道：主编五年前最贵的皮鞋仅值三千三百元，现在一跃而为五万元的劳力士手表。

激发起人们的色欲，对杂志经营是有益的。对社会而言则未必是幸事。

如果官员放纵自己的淫欲，有时连命都保不住。巴东女子邓玉娇手刃欲强奸自己的官员，民意沸腾，视其为抗暴英雄。网友自发创作诗词歌赋，佳句迭出。“难得民女奋身起，斗流氓兮斩豺狼。”“久违正气一舒张，天地为之久低昂！”“笑看正义花落去，新衙只对百姓狂。”可谓对社会现实的精辟概括。“土家、苗人等，民风淳朴，邓玉娇抑或苗族也——官府倘迫之太甚，则其血性发作，往往啸聚山林，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此之谓也。邓贵大等，小镇之恶吏也，区区巴东如此，国中此辈衮衮不可胜计焉尔！纵吏残民，国祸之源也。则沪上刀客，巴东烈女之起，有何怪哉？”大侠饕餮所撰写的《新史记烈女传之邓玉娇传》，文辞精妙，义理俱佳，在网上不胫而走。

是英雄还是杀人犯？对烈女是否定罪、如何量刑的争论，撕裂了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形成异常紧张的对峙。这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分界岭——老百姓找到了自己行使力量的方式，以抗衡没有边界的权力。由于官方轻易不会放弃正义代表者的角色，故对于这种级别甚低的（按第十九期《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邓贵大只是一个科员，“不算什么领导”，其他两人则连公务员都不是。）官吏的被害，可能会更在乎民意。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引爆社会这个火药桶，政府尽管心有不甘，但往往会迁就底层的呼声。摁下葫芦会浮起瓢，但先摁下去再做计较。

在有关邓玉娇事件的报道中，新创刊的《精品阅读》杂志可圈可点。他们以“孬官的各种死法”为题，刊登了评论家时寒冰的长文，仔细分析了该案的可能走向：当地政府一意掩盖真相，烈女处境堪忧。杂志刊发了三十年前《人民日报》的一篇旧文，这篇报道记述了当年烈女蒋爱珍击毙三名侮辱其人格军官的事件，在两万多封读者来信的压力下，新疆当局被迫取消死刑判决。巴东烈女会有这样的幸运吗？

诗言志。由社会事件引发的潮水般的民间创作，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曾经大放异彩。一首“我哭豺狼笑”的诗歌，引爆了积蓄已久的抗争。在媒体噤声的黑暗年代，《天安门诗抄》照亮了迷茫而愤怒的民众。

在这样的年代，甚至可以说，生活创造了艺术。杭州飙车案所创造的“七十码T恤衫，株洲垮塌桥所制造的废墟，从某种意义上都是“艺术品”。

真正的民间艺术正在死去。作家冯骥才常年从事采风，搜集民间文化遗存。《收获》第三期刊登了他又一篇田野手记，他试图找出那些藏在大地深处的“剪花娘子”。七十多岁的康枝儿大娘，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草原上，她用一把粗重的剪刀，随手就能剪出自己想剪的一切事物。“她的简练达到极致，似乎像马蒂斯那样只留下生命的躯干，不要任何枝节。于是她剪刀下的生命都是原始的，本质的，膨脝又结实，充溢着张力。”“没有市场霸权制约的艺术才是真正自由的艺术。”令人惋惜的是，那些野花一般的艺术天才，正寂寞凋零。“还有多少天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多少天才有待发现，有多少天才还没发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慨叹：中国这么大，干这些事的人却分外少。

地方官员都在干大事。“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崭新的建筑群落不断涌现，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四通八达，”《时代周报》报道说，江苏邳州县委书记李连玉一人挑着整个县向前狂奔，为了筑巢引凤，他建造了“全中国最漂亮的政府大院”，这座标志性建筑占地600多亩，由15座具有汉代风格、总建筑面积达89000平方米的别墅组成，中间还挖了一个100多亩地的人工湖。除此之外，被列入十大工程的还有九龙喷泉（耗资四千万）、艾山行宫（耗资三千万）、沙沟湖农业示范园（仅4个大门就耗资1500万元）、主喷喷射高度超过100米的特大型喷泉阵等。最奢侈的或许是一条958米的大道：7000万元打造的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汉白玉大道，以9999朵莲花瓣环绕，中间以莲花和如意为主要图饰。

他一个人主宰了一个县民众的喜怒哀乐。他要求公务人员每天工作16小时；所有的人事变动都必须经他同意；他只要突然想起什么事情，需要开会，马上就通知开会，不管干部们是在吃饭还是睡觉，白天还是夜里。“县委书记的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处于惊吓中的公务员喃喃发问。“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语）

他们正在制造更多的文化废墟。记者宋阳标的报道说，李书记领衔打造的许多工程已经荒芜。当初要“做中国最大、世界最大”的“金凤凰国际家具城”，今天已经变成一只“死凤凰”，被主人当作一只烂鞋丢在自己的领地上。

其实，不独邳州如此，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上帝”。

因发现地宫而闻名于世的法门寺，也正在遭受“开发”的洗礼。第二十一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陕西法门寺开发引起争论。一个法门寺变成了两个，门票从几十元提升到120元。法门寺所在地扶风县政府，为了分得收益，强征9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开发公司合伙打造“佛都”。村民高全林因不满政府拆迁补偿而被人打成粉碎性骨折，随后，在该县主要官员的率领下，高家被强行拆除。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合十舍利塔”起来了，高家等好几户村民却无家可归了。几年前，该县因为抢占农田扩展县城，而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主事者平级调动后，后继官员显然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矗立在周原肥沃田野上的艳丽佛都，仿佛在炫耀着权力的尊贵。

这是政府权力横行的又一个标本。官员的逐利冲动（仕途和寻租）正在毁坏田地和农人的生活，他们的日子难以安静。在公权力面前，物权法、土地流转条例等所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东西形同虚设，农民暴露在强权的视野里，任其蹂躏。权贵资本扩张的背后，就是农民失去家园的血泪史。几乎不受惩罚的武力征地，在制造大批贫民和上访者的同时，降低了掠夺的成本，使参与权力游戏的各路神仙获得了极佳的收益。

“文化的圣地都是通过久远的历史积淀自然形成，从来都不是人为打造的。”尽管有专家惋惜，政府于企业的和手“开发”毁掉了法门寺的原始风貌，但已经于事无补。

继江苏无锡灵山开发大佛名利双收后，各地政府似乎找到了借佛发财的模式。《南都周刊》发表专家文章称，大陆佛教兴旺背后隐藏着危机：一是过度商业化导致寺院和僧侣神圣性的降低，“他们不能为信众提供精神上的指引与生活上的关怀”；二是，地方政府觊觎利益而染指佛事。文章呼吁大陆汲取台湾的佛教实践经验，让佛教真正走进百姓。

商业化开发会毁掉文化圣地却是定律。丽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第十一期期《财经》杂志附刊《视觉》报道说，在七月份，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将审查丽江是否还能保留世界遗产的资格。过度商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使这个古城不再受人尊重。当地政府急于靠申遗拉动经济的一系列做法，使一半以上的原居民搬出，整个城市成为商场和酒吧，古城“原真性”已经遭到破坏。世界遗产的标签使丽江变成一个赚钱工具，但纳西文化已经死了。

更多的建设很快就成为废墟。第七期《南都周刊》曾有“都市废墟传奇”的专题，北京一块占地680亩的人造景观“世界风情园”，十三年后还是以废墟的面目搁置在那么好的地段上。报道认为，在由行政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进程中，废墟往往是由错误的决策造成的。官员脑子里如果生长出发展的概念或意念，就会附着在某些建筑物上，直到大地沦为废墟。在中国，废墟乃权力失控的排泄物，也是文化大跃进的杰作。急于求成的心态，排斥时间塑造的力量，以文化的名义，不断制造新废墟。从建市场建大学到建文化圣地，他们追求速度已经到了发飙的程度。他们不允许自然生成任何事物，一切都要在掌控中。官员几乎都成了“发展”型动车组，如入无人之境地疾驶着。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时间老人所嘲弄。

问题是，谁能及时制止这些飙车的选手呢？

老百姓不厌其烦地在教政府怎样应对一桩桩突发事件。网络汇聚举国正义之力，在拯救中国这艘沉船。而驾驭者似乎并不急迫，他们每一次的举动似乎都在检验民众的承受力。每一场灾难都仿佛一个玩笑，都是由一个个虚假而腐烂的环节奇妙地连缀而成，而处理过程更是贯穿卡夫卡式的荒诞逻辑，让人啼笑皆非。第十八期《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湖南株洲高架桥垮塌事件背后，隐藏着一幅可怕的逻辑链条，这个标志性工程不到十五年就被强行拆除，全是权力作祟。拆的过程又形同儿戏。更让人吃惊的是，该桥是标准的豆腐渣工程：含钢量仅有1000多吨，与2500吨的设计量相去甚远；桥墩混凝土的强度让专家难以置信，爆破后竟是粉碎状的。专家给出的理由是，大小石子的配合比不符合规定，水泥强度不够。《财经》杂志的报道称，这场人祸黑幕重重：城区高架桥爆破和拆除这个难度如此大的超级工程，竟然落到没有相关资质的人手里；用于该项目的800万财政拨款去向不明。

载舟之水亦能覆舟，官员好像并不在乎。但他们迟早会领教不信任的威力。

多大的灾难，如果有撤职查办的招数，善良的老百姓和舆论也会知足，他们甚至会替当官的惋惜。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一朝为官终身为官”的中国特色。问责成了作秀，官员们待遇不变，一有机会就会东山再起（至少平级调动，有的还官升一级）。而且，被处理官员的复出频率加快，“严肃处理”成为糊弄老百姓和舆论的例汤。山西矿难频仍，便有“晋官难当”的议论。第十三期《凤凰周刊》指出，在问责的名义下，“试图突破各种山西积弊的改革者”走马灯般轮换，“积弊爆发的速度超过了解决问题的速度。”这才是可怕的现实，尸位素餐者高枕无忧，改革者被问责下岗。过度纠缠于“新闻事件”的问责，使官员疲于应付，出于保命的各色行政行为，只会掩盖深层社会矛盾，无暇或有意忽视“政府运行中根本性的问题”。

民怨沸腾，网络适时充当了容器和发酵池。网络民意与政府也似乎形成了某种微妙的互动，网络舆情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不少地方甚至还有网络事件应急预案。但调查公司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民意，网民只是代表了相对强势的人群的意见，快餐式的网络民意调查，会误导舆论及政府决策。《南方周末》引用专家的话说，“科学的民意调查只要一天得不到充分发展，主流民意就仍是一个‘隐身人’，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性感”和“发展”都是妩媚的春药，如果一个官员不幸服了这两种东西，他的生命就在速度之外。而斑马线甚至外面的老百姓，却要被他们舞动的蹄子踩成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