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螺旋桨设计:国酒配国刊

国酒配国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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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配国刊

              孔庆东

诗经小雅篇曰：“彼有旨酒，又有嘉肴。”

中国人几千年前，便知道喝酒不能空口，必须佐以佳肴。美酒佳肴发展到极端境界，便出现了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不过这种纯粹的口腹之欲，听着总有点腐败的味道。其实古人饮美酒，最高级的酒肴不是山珍海味，而是锦绣文章。丰子恺在《湖畔夜饮》中说：“我觉得世间最好的酒肴，莫如诗句。”诚哉斯言。

孔夫子饮酒，要读《诗经》。他编纂的诗三百，里面涉及到酒的居然有三十多篇。孔夫子既能豪饮百斛，又最早论述了酒的政治意义和文化礼仪，所以被尊为千古酒圣。再加上他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刊物”编辑，所以“国酒配国刊”，实在是集于孔子一身了。

关云长饮酒，要读《春秋》。后人说，山东的圣人写春秋，山西的圣人读春秋。因为经常以春秋下酒，养成了一股浩然正气，所以“温酒斩华雄”也就是手到擒来之事了。

北宋的苏舜钦饮酒，则读《汉书》。他读到张良率刺客狙击秦始皇不中，抚掌叹曰：“惜乎！不中！”遂干一大杯。读至张良见刘邦，又抚案曰：“君臣相与，其难如此。”复干一大杯。从此留下了“汉书下酒”的美谈。

南宋的陆游饮酒，也爱读书。他在《雁翅峡口小酌》中写到：“欢言酌请醥，侑以案上书。虽云泊江渚，何异归林庐。”不知道陆游读的是什么书，反正以书佐酒，至此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雅兴。

到了清朝，屈大均《吊雪庵和尚》诗中有一句：“一叶离骚酒一杯”。宝廷也有诗云：“离骚少所喜，年来久未温，姑作下酒物，绝胜肴馔陈。愈读饮愈豪，酒尽杯空存。”不明白为什么清朝诗人喜欢用离骚下酒，这风气一直影响到民国。据汪曾祺《 闻一多先生上课》回忆，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就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其实这并非闻一多的发明，原话是《世说新语》中的王孝伯说的。但此话并未规定喝酒与读离骚要同时进行，只是从精神气质上把离骚跟痛饮联系到了一起。

另外还有以其他诗书佐酒的。郑振铎说：“不要酒菜，以背《红楼梦》诗文下酒”。这派头本身就有点红楼的味道。延及今日，仍有爱此雅兴的学者。据龚鹏程回忆，一次刘梦溪先生大宴贵宾，席间准备了一叠红楼诗笺，宾主自行抽取。刘梦溪自己抽的是：“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探春）。他夫人陈祖芬抽的是：“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湘云）。这二位正好是“神仙眷侣”。王蒙抽的是：“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脚也宜盆”（湘云）。这果然吻合王蒙的命运，既能下放到边疆，也能出入中南海。严家炎抽的是：“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湘云），恰好严先生刚买了新宅。沈昌文抽的是：“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黛玉），董秀玉抽的是：“珍重暗香踏碎处，凭谁醉眼认朦胧”（湘云），仿佛一对幽怨之侣，引得众人打趣。龚鹏程抽的是：“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黛玉），于光远抽的是：“明岁秋分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探春），皆大吉之言。

时光荏苒，到了21世纪，不是文豪们挑选诗文来饮酒，而是要选择什么酒来激发自己的诗心。于是乃有了《人民文学》作家采风团的茅台之行，笔者称之为新世纪的“国酒配国刊”。同行者除了《人民文学》的李敬泽、邱华栋，多是《人民文学》的知名作家，如赵剑平、罗伟章、范稳、王跃文。

作为“国酒”的茅台和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其地位都用不着任何人宣传。但是其内在的韵味，却不是随便哪个人能够侃侃道出的。茅台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姚辉，跟我已经是第四次相见了。第一次是2006年11月，文化部酒文化协会聘我为顾问，赴山西杏花村考察汾酒文化基地，我和姚辉先后致了贺词。我发现姚辉不但善饮，不但善言，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从他身上，我解开了一个困惑——本来汾酒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酒，一百年前的名气比茅台要大，金庸小说中唯一写到品牌的酒便是汾酒，可为什么茅台却后来居上，成为“国酒”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周恩来喜欢茅台，主动担当了茅台的“形象代言人”吗？我题诗曰：“在北大枉称醉侠，到汾酒偶得杏花。”汾酒已经使我感受到中华酒文化的博大，那么国酒茅台的魅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

第二次见姚辉，是2007年初秋。我跟一队教育界的朋友，亲赴茅台取经。弥漫在整个茅台镇空气中的酱香，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但我更隐隐嗅出了一种“诗的气息”。茅台人做酒，就像作诗一样，有韵律，有情趣，有品位，有境界。我在酒库喝到了昂贵的50年陈酿茅台，那味道可以说已经超出了生理的感受，完全达到了一种“审美境界”。而国人评价茅台酒所用的词汇，跟我们文学界评价优秀作品所用的词汇，是一样一样的。文学评论往往难免用词不当，而品酒却是要拿出真功夫，倘把“甘甜”说成“辛辣”，把“绵长”说成“浓烈”，就当场露怯了。

第三次见姚辉，是2008年11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颁奖仪式。我作为评委，又一次跟姚辉谈到了茅台酒的“文学气息”。那一次赵剑平的《巴拿巴诱惑》，获得了特别奖。

第四次见姚辉，就是此番2010年的采风之旅。再次品尝50年的珍品茅台，我戏言道，这简直就是一种“老和尚再会老情人”的妙不可言的滋味。而《人民文学》的李敬泽、邱华栋，还有贵州作家赵剑平的脸上，也挂着一种半暧不昧的神态，一望可知，他们也不是第一次“饮此盗泉”了。而罗伟章、范稳、王跃文、张清华几位文坛名手，则欣然悦然，脸上一副“小和尚初试云雨情”的灿烂。姚辉将他的诗集《苍茫的诺言》送给我们，我对姚辉说：“茅台有很多宝贵的精神，我最欣赏的一条是：不卖新酒。这种精神，是我们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好好体会和学习的。”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如果要发表几首自己的诗作，恐怕不难，但是他没有那样做。孔子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述而不作”，他把前人流传下来的海量诗歌，按照“思无邪”的标准，筛选为“诗三百”。他把乱七八糟的史书记载，整理为让“乱臣贼子惧”的煌煌《春秋》。孔子的工作，不就是一种伟大的“文化勾兑”么？不就是一种“不卖新酒”的大家风范么？什么叫“大国气度”？就是馥郁、沉稳、守正、和谐。像子贡所说的孔子那样，三言两语难以概括，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威而不猛，即之也温。国酒如此，国刊亦当如此也。

新酒总是要造的，正如新的作品总是要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像孔子那样，像茅台人那样，耐心发酵，阴阳结合，反复勾兑，一丝不苟，醇厚而不霸道，到位而不越位。这样的智慧结晶，才配得上国酒、国刊的称誉。国酒，是不能靠金牌和广告来证明的；国刊，也不是靠国家和资历来支撑的。人民的口碑，人民的信任，才能铸就恒远的辉煌。姚辉有一首《酒》，结尾写道：“呐喊的世纪，有过多少沉醉的理由啊/当我带领季节走向远方/我颤抖的凝望，布满了生命如花的回忆”。

我们在镇上的散酒店里，买了些没有商标的“白瓶”茅台。赵剑平是品酒的老行家，他说这酒比市场上一般的茅台要好很多，因为原料、环境、工艺、甚至技师都是一样的。我们问那老板：“你这酒跟厂里的茅台比，怎么样啊？”老板严严肃肃地说：“那当然比不了厂里的。厂里的茅台，那是真正的国酒。”此话令我们肃然起敬。一般的商贩，都要贬低名牌，抬高自己。而此地的老板，自觉维护国酒的荣誉，在诚实中显示出了一种可贵的“主人翁”姿态。

我常年游走在文化界，见惯了文人相轻、学者对骂。更有狂者，不但目中没有同辈，连古人古书也无一能入法眼。不要说劝他饮酒时读读红楼梦、青楼梦，就连汉书、离骚也敢骂得一钱不值，至于夜读春秋的浩然正气，就更遥不可及了。酒池肉林的场景，重现在今天，然而我们连酒令都不会行了，“哥俩好”和“五魁首”就代表了我们的酒席文化。更有暴殄天物者，“国酒配国骂”，闻之令人哭笑不得。人民何日能够进入文学时代、风雅时代，这是“国酒配国刊”任重而道远的一个愿景吧。

徜徉在古朴典雅的茅台博物馆里，我希望未来的某一天，社会上能够增加这样一则美谈：畅饮茅台，喜读《人民文学》，不愧为当今名士也。

（本文发表于《人民文学》2011年第1期）

本期博客思考题：

1.      什么是“酒令”？

2. 书柜可以兼作酒柜吗？

3. 喝什么酒骂人最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