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古男装:嬉皮士杂想 作者：叶叶松语

　因为看早期的公路片，于是要知道些关于嬉皮士的东西，草草翻完王恩铭的《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虽然观点上没什么建树，写得又罗嗦（这是最让我头疼的状况，口水话太多，精练的话，只要原书一半的篇幅甚至更少就可以完了）但多少提供了一些了解嬉皮士的材料，丰富了一下关于嬉皮士的知识。
　　
　　过去可能是受字面意义的影响，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常和毒品、摇滚和性自由搅在一起，便总觉得他们无非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而放浪形骸，不过是种只求自己痛快逍遥毫无社会责任感和不对自己负责的人罢了。看了些材料之后，才知道，真正的嬉皮士不是那么好当的。而且，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早已被规训得太自觉了。
　　
　　什么是嬉皮士？“…从构词法来说，英文里的hippie由hip+pie组成，前面部分的hip是“知道、理解”的意思，即英文里的knowing之意，后面部分的pie是‘……的人’的意思，即英文里的of a person之意。两者合在一起可理解成‘一个明白的人’、‘一个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或者‘一个知道的人’。（Anderson,1999:131）中文‘嬉皮士’是英文hipper一词的谐音之译，给人一种‘嘻嘻哈哈、不严肃、稀里糊涂’的印象。其实，嬉皮士在反抗主流社会及其价值观的问题上是相当严肃的，……嬉皮士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十分‘明白’——他们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称作‘病态社会’；嬉皮士对自己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 一个与旧世界并行不悖但不在同一股道路上前行的世界’，（Anderson,1999:135-137）”王文P3。这当然是个技术性的分析，不过这种分析是有必要的，至少就纠正了我的望字生义的误读。
　　
　　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在美国已进入“丰裕社会”“消费时代”的黄金岁月抛弃“正常”轨道，离开只要循规蹈举就是白领金领的未来。开始离经叛道，通过毒品来通达另一种生命体验，用摇滚的喧嚣来书写自我批判现实，用放任的性行为来表白自然生命的本真形态，用理想化的公社来实践美国未来社会的“黎明”。记得有一回跟同门师姐讨论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摇滚时，师姐说了几个当时赫赫有名的摇滚乐队，拿着郝舫的《伤花怒放》指点着上面的图片：看嘛，这个，这个，这些激进的乐队，都没折腾几年，一个个都死得很早。
　　
　　毒品、摇滚和性，都是刺激和毁坏肉体的东西，他们选择，他们践行，即使生命消逝，也不反顾。不少人夭折在二十出头三十不到的激越青春里。
　　
　　在一个越来越倾向于技术生活和科层化的社会里，还有什么是值得期待的？
　　
　　出生，长大，初级教育，中级教育，高等教育，最终找份“物有所值”或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作，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看一个新循环开始。所有的步骤都有一个时间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你是正常的，越了限总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提醒你到了该做某事的时候了，幸福完美的人生已经被简单概括为：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的事。在不恰当的时候做了不恰当的事，你的人生从此糟糕，或者总要有一块缺憾。社会、生活和工作，越来越像块钟表，声声催人，但你不知道它最终要催出生什么意义。大学毕业后曾在一所学校工作，有一天我的同事兼邻居看着楼下操场上玩闹的学生，突然叹了口气，很幽怨地说：想想这日子真没什么意思，你看他们，就是自己昨天的样子，现在的工作，今天和昨天一个样，明天和今天一个样，我坐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二十年后之后的样子，上课、备课、批作业，周而复始，没有变化，直到老死，都没有悬念，一眼看得到底的生活，过着有什么意思？我当时还属于活蹦乱跳期，只觉这话太消极，生命都只是一个过程，是否有意义就看你怎么赋予和选择。但现在想来，即便你可以赋予什么意义，那些意义已早如机读卡上的选择题，ABCD摆好了在那，你的选择，其实有限得很。那位同事似乎是当年就离开了学校，在外面另找了一份显然不“稳定”的工作。一年后，我感觉我恐怕怎么也不会喜欢上那个地方，于是我也走了。
　　只是，我们能走多远？能走多久？能换多少个环境和工作才会觉得这人生不是过得没有趣味？突然想起《美国丽人》里的妈妈对似乎是不知感恩的女儿爆发时，忍不住狂吼一声：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一家人挤在一起，每个人都只有一点点空间！你—— 你什么我忘了，但那种情绪下会说什么谁都想得到。或许每代人都会被上一辈指责为泡在蜜罐里不知好歹，不知感恩不知珍惜，仿佛这个世界除子生活水平变了之外别的都垣古如常。
　　
　　还有一次，和另一位同事在公路边上随意走，傍晚时分，路边没有什么人，不远处迎面走来一个流浪汉。那时正是春夏时节，那流浪汉看去虽然衣衫褴褛发蓬身垢，脚上是不辨原色张嘴鞋，走得却也是旁若无人地形态随意。那位同事大约也是被触动了某根神经，感叹说：有时候想来，还是这样的流浪汉舒服，天地任走，什么都不管，什么时候烦了，干脆甩手一丢，也去四处流浪算了，乐得逍遥。记得原来不少人说我尖刻，常一下就把人说得没话说了，当时从不觉得，现在想来，这样让人不舒服的说大约我还是说得不少。当时我便瞥了他一眼，很冷静地说：你不会，你只是不顺的时候便拿流浪来想想，要真地什么都放得下，你根本不需要等，随时都可以走，但你没有，所以你放不下走不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说不下话去了。
　　
　　或许我们都有想过，受不了了，大不了去漂去流浪，去天涯海角走自己的路。就在一年多以前，我的沐沐飞烟同学还在憧憬：我要去做北漂，趁现在还能漂——话语一转，锋芒直指——不过你不行了，你已经太老了，哈哈哈哈，未来是我们的！好恶寒的话剧台词啊，我当时也要为之气结：现在的小孩，什么不好听说什么，只为自己说得嘴顺开心。算了，早不是那个在马路边几句话让别人气噎的人了，不跟她计较。现在想，脾气都好了，果然是老了！
　　
　　不过雄心壮志如飞烟同学，毕业了也就只在原地漂漂，没声没息地把自己卖了嫁了也不通知一声，现在正积极努力地向小白领方向奋进，已经有优秀员工记录的她消失许久了，不知近况如何，希望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这最平淡的问侯和期望，大约便是我们今生所求罢？北漂南移，年轻时候绚烂的梦，有谁做到了底？有谁会从不在一天疲累之后突然觉得此生无趣？所谓意义和价值常常顿时失色，一切喧嚣之后其实是空寂和茫然？这个快速、机械、理性到无情的时空每天旋转，把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绞成不需要自己面目的人。
　　换一个角度，天地颜色全变。约翰•肯迪尼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嗯，你为国家做了什么，你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为家庭做了什么，你为未来做了什么，你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当一个人的价值全由自己以外的东西来界定的时候，他离自我的消亡还有多远？曾有篇写国外内不同生死价值观的文章以墓碑铭文为对象，说国内碑文上常常要写尽墓主生前职位，而西方国家常写得极简，作者引了一篇只有几句话的铭文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服过兵役，纳过税，如今安息等等。作者说这便体现了那个社会对个体价值和职责的态度。当时也觉得的确如此，现在再看，一个人在世界上若干年活生生的记录只瘪作纳税和服兵役，这世界，实在是一无可恋了。
　　
　　马克思说异化是资本主义对人类犯下的最大罪恶。的确，一个被改变过了的世界怎么也回不到原处，或许某天资本主义会消失，但技术社会和异化不会，我们早已是社会和时代的附属，被绑在车轮上即始自己不动也仍在跟着转动。我们已被规训彻底，我们不是嬉皮士，我们做不起。有立场和抉择的反叛需要资本，我们不是贵族出身，没有中产阶级的父母，我们早已被规训入骨，关于批判，我们或许有言词，但付不出行动的代价。
　　真正的嬉皮士，严肃的文化反叛者，社会批判的躬亲实践者，从来都是精英。过早夭亡的，镌在反叛者的碑上，青春生命的光彩闪耀；仍在路上走着的，苍老的理想主义、革命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即使只有夕阳下斜拉着长长的影子，胸腔里的心也永远是年轻昂扬的，远甚于空顶着年华的我们。自然，随着大时代的消逝，主流收编的巨网总能打捞回一大部分，反叛的精英终仍是精英，能够离而复返，便是他们功力的见证。在这个需要精英的时代，他们终归专业化，主流化，嬉皮士的生涯，成为怀想，或留恋珍惜，或弃之如蔽履。
　　
　　我想起《我私人的爱荷达》，那位市长的公子，来而复去，一位不能弑父而只能坐等，本质上并无反骨的纨绔子弟。要说他像嬉皮士，实在是非常之不够正点，只能说虚得其形而已。但在他所混迹于的社会底层中，却也只有他的行为是有意识的，是有意选择的，其他人等，没有选择权，也就没有反不反叛的资本。从来都说，革命不分高低层次，只要走进了革命的队伍，便都是革命者。事实上，革命从来都要分，分内外，分高低，分出许多原本便存在的差异层次来。封建家庭的逆臣贰子和因为革命有饭吃是绝对有差别的。那位很帅的基努先生，知道自己终要继承父亲的位置，他亦准备接受，只是在此之前他要放荡，他要让人惊讶他的改变。这是对嬉皮精神的扭曲，是被收编者的悔过书。在大致看了一遍之后，我如是想。
　　
　　革命时代和嬉皮时代都已远去，大众的喧嚣改变不了这个社会骨子里的精英框架，而精英也一样逃不脱异化的处境。或许他有资本不那么异化，但他无法从根本上不异化。想到做为一个凡人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我愈加遥想那些勇于叛逆的青春。无论什么时代，为信仰而付出而牺牲的人永远值得最真诚的赞誉。庞杂队伍中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无损于信仰者与实践者自身的光辉。在这个青春期叛逆都已被各种心理学科剖析得没有任何余地的时代，我默悼所有在迸发出来之前便已被消解的青春和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