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芙罗兰官网化妆品图片:禁烟为何失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6:09:49
禁烟为何失败
蔡虹 陈永杰
2011-01-10 10:39
“你知道2005年我国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人数有多少吗？120万！你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年龄在40到69岁？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40万人因为烟草使用起码少活了20年！” 2011年1月9日，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5年前的1月9日，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中国政府正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按照《公约》要求，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承诺，在《公约》生效满5年的时候，在包括室内办公场所在内的所有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100%禁烟。
中国的实际履约情况如何呢？1月6日，距离最后期限还有3天的时间，记者刚刚进入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家位于地下室的网吧，一股浓重的烟味就让记者感到难以适应。记者发现在网吧的墙上有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但泡吧者和网管对此都视而不见，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头。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很多餐馆中，记者虽然坐在非吸烟区，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从不远处的吸烟区飘过来的烟味。除了这些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外，很多人在办公室也要长期忍受“被动吸烟”造成的危害，而且碍于同事之间的面子问题，大多数人都被迫成为“二手烟”的受害者。
2011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下属北京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对外公布了其对北京朝阳、东城、西城、丰台、海淀以及通州等6区网吧为期4个月的禁烟规范遵守和执法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在公共场所吸烟情况非常普遍，控烟法规存在“几乎没有执法”、“执法过于温和”和“虎头蛇尾”的现象，禁烟法规只流于形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联合发布了《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对中国5年来的控烟工作做了一个打分，并得到了国内外60多名公共卫生、经济界、法律界等学科权威专家的鼎力支持。报告中的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加入世卫组织《公约》5周年以来，总体控烟效果仅得到了37.3分，与《公约》要求的60分及格线相差甚远。
我国在履行《公约》时，曾承诺履行5项控烟政策：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的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以及增加烟草税收和价格。然而履行该5项政策的平均得分却只有37.3分，处在100多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的最末几名。
在控制二手烟暴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中国和安哥拉以1分（满分10分）的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在禁止直接烟草广告的执行情况上，中国和也门以3分的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在各国烟草税占烟草制品价格比例上，中国以36%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三位。“这是一个令人脸红的成绩单。”杨功焕指出。这些数据清晰地证明：中国控烟履约政策的执行十分不力。
报告还得出以下结论，5年来，中国控烟效果微弱，吸烟率居高不下；烟草流行后果严重，成为中国人群健康的“第一大杀手”；烟草业阻挠控烟工作是导致中国控烟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目前，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两亿人，达到7亿。中国控烟失约，已成定局。报告中提供了一组最新调查数据：目前，中国男性人群的吸烟率和全人群二手烟暴露依然维持在高水平，尤其是在2002~2010年的8年时间内基本没有下降。我国现在的吸烟者人数和2002年的调查结果一样，依然维持在3亿人以上，遭受二手烟威胁的人数也达到了7.38亿人。
对于此次中国政府的控烟表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楠来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中国此次在履行《公约》上被打低分，有损于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沙罗博士认为，这份报告为中国政府控烟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烟草生产国、也是世界第一大烟草消费国，非常不幸的是也是世界第一大因烟草死亡人数大国。”胡鞍钢说。
“你知道2005年我国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人数有多少吗？120万！你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年龄在40到69岁？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40万人因为烟草使用起码少活了20年！”杨功焕说，“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超过300万。”
杨功焕说，现在还经常有人问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烟草的危害真有你说的那样对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吗？其实，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界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烟草对健康的危害，1964年美国政府发表了有关烟草危害的卫生总监报告。
美国埃默里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杰弗里·P·柯普兰解释说，吸烟对人体的危害就像冰山一样，人们只能看到冰山裸露的一角，却未看到海平面以下隐藏着更具有杀伤力和庞大规模的危害程度。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指出，吸烟的大规模危害性将在20年以后显现出来。截止到2030年，每年不仅有350万人死于心脏病、肺癌、咽喉癌、中风、糖尿病和高血压并发症等烟草疾病，更可怕的是吸烟将会使人们的机体很早就致病。同时，烟草使用和依赖是一种慢性高发型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其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烟草已经成为最大的危害健康产业，成为21世纪人类“第一大健康杀手”。
与此同时，身为健康杀手的烟草业却是我国的创收大户。中国是世界上烟草种植、生产和销售第一的大国，烟草业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因而相关经济部门不愿意对烟草生产和销售作过多的限制，烟草业界人士更借此反对严格控烟。
对此，胡鞍钢反驳说，以2005年为例，在因吸烟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健康危害方面，国家公共卫生投入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GDP的1.4%，而当年，烟草业上缴的利税总额只有2400亿元。
在杨功焕看来，已经沦为“负效应”的烟草行业是标准的夕阳产业，淘汰转型不可避免。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虽然烟草制品能够带来巨额利税和庞大就业，但是它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更大，两者的差值为618亿元。“毫无疑问，烟草业是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现在哪怕仅仅从经济角度算账也是如此。”杨功焕说。
面对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烟草行业却使出各种狡猾“伎俩”与反对者周旋。
《公约》要求卷烟的包装标识与标签应起到警示大众烟草危害的目的，但在国内，卷烟包装的规定却与之相去甚远。《公约》要求警示的位置应当在烟盒包装正、背面的上部，而我国的规定则是在下部；《公约》要求警示采用图片或象形图，而我国的规定则是不采用图像；《公约》要求警示的文字背景使用对比色，而我国的规定则是底色可采用商标的底色……
随着烟草对健康危害的科学事实越来越多地被公众认同，烟草行业努力降低吸烟的危害性对其冲击，通过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迷惑消费者，“低焦油”、“中草药保健烟”等，宣称自己关注吸烟者的健康。
2008年1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指出：低焦油卷烟表示具有误导作用，会导致人们补偿式吸烟，淡味卷烟可能使开始吸烟的人数增加，并降低戒烟率。但根据2010年盖茨基金会调查显示，有86%的中国人认为“低焦油等于低危害”。在调查过程中，持该错误观点的大学以上程度人群的比例占到了45.9%。
此外，在《公约》中文译本的确定过程中，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公约》的成员单位，坚持某些词语的不准确翻译。杨功焕解释说，《公约》规定对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禁止应当是“comprehensive”，这个词的直接意思是“全面的”，而根据烟草专卖局的建议将这个词翻译为“广泛”；《公约》的中文版就从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改为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杨功焕谈到，我国3亿烟民中有1.5亿人抽的是每包5元以下的烟。低廉的烟草价格，对广大烟民来说无疑是“致命诱惑”，而导致烟草价格低廉的则是过低的征税。
“在增加烟草税的举措上，实则是加税不加价。”杨功焕告诉记者，国家调整了烟草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在批发环节上加征5%的从价税。但是，烟草行业将这次可能产生的涨价“自己消化了”。
烟草行业除了想方设法降低烟草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印象外，还“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到偏远山区资助兴建希望小学、赞助大型运动会和各种国际会议。但是，这些举动在《广告法》中是明令禁止的行为。“中国控烟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对此无动于衷。”从事多年控烟工作的中国控烟协会秘书长许桂花指出。
对于其中原委，杨功焕经常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目前我国的控烟机制，“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烟草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政府的控烟政策，原因就在国家烟草专卖局隶属于工业与信息化部，而工业与信息化部扮演了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角色。
除了政府在控烟上行动迟缓制约中国控烟的进程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也是中国控烟工作寸步难行的一个原因。
“目前，我国在法律中涵盖的控烟内容比较分散，也只能在《烟草专卖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找到零散内容。”马怀德告诉《北京科技报》。
虽然，除山西太原以外，我国已经有30个直辖市、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律条款都存在一个‘通病’，内容大多是具有倡导性和建议性的，执行起来存在一定难度。”马怀德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很多城市虽然出台了地方性禁烟的条例，但是，到现在也很少听到有因为违反条例受到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告诉《北京科技报》，虽然全国人大已经将控烟的立法从三类（重视度一般）升级到二类（重点立法），没有人质疑无烟立法的必要性，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家级立法仍未出现。原因可以用一组数字展示：2004年，我国烟草业生产1.9万亿支香烟，到了2008年，我国的烟草生产量上升到2.2万亿支，占世界总产量的40%。
“4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制定控烟法规的议案，但是，目前负责制定该法规的工信部迟迟没有任何答复。”马力透露。
“我国的烟草需求持续递增。烟草行业作为地方及国家的税收支柱型产业，直接和经济效益挂钩。每年，我国税收前十名中至少有3名来自烟草行业。因此，控烟在中国经济利益的发展面前，已成为烟草企业获取利益多与少的博弈。而西方国家在采取控烟措施时，通常都是吸烟人和不吸烟人对健康的博弈。我们在控烟的跑道上早已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马力说。
其次，中国控烟的执行难度取决于吸烟者的习惯。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控烟协会常务理事赵平告诉《北京科技报》，我们对近千名吸烟者的调查发现，80%的人知道吸烟易导致肺癌，却并未表示“准备戒烟”。
“公众的控烟意识薄弱，也使吸烟的危害性浮出水面。近40年内，肺癌在我国的癌症排行榜上跃升首位，发病和死亡率达到30%～40%，新发癌症患者已经达到300万人。”赵平告诉记者，控烟已经成为改善人们生活健康的必要行动，国务院须建立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管。
与中国控烟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各国都在控烟问题上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控烟措施。从2010年5月1日起，瑞士商业中心、学校、电影院、体育场馆、餐厅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两人以上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也必须禁烟。芬兰在2010年10月1日，禁烟法修正案生效。其中，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出售一根香烟或替未成年人购买一包香烟，都将被处以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2010年11月15日，波兰关于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法令开始生效。根据这项法令，违反规定者将被处罚金500兹罗提（约合175美元）；凡严禁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单位法人或管理者不张贴提示，将被处罚2000兹罗提（约700美元）。
今年1月1日，西班牙开始实施被一些媒体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禁烟令，根据新禁烟令，西班牙所有的餐馆、酒吧、公共会所将不再设有吸烟区，机场、火车站、居民区的封闭空间和公共交通设施也已全面禁止吸烟。违反禁烟令的企业和个人，将被处以最低30欧元、最高60万欧元的罚款。
目前，全世界的吸烟人数已经达到10亿人，我国就占有3亿人。
胡鞍钢和杨功焕在报告中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认为国家领导人应当像关注艾滋病问题那样关注烟草流行和引起的健康危害，直接干预过问。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的控烟工作。”胡鞍钢说，“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国家全面控烟专项行动计划》，包括控制需方和供方，包括防止人们免受二手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以及烟草企业转产等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将控烟作为政府履行保护人民健康的公共服务，在国家和各省设立烟草控制专项经费，来提高烟草的控制能力。”
在胡鞍钢看来，我国可以改善烟草的管理体制，将政府和企业分开，来防止行政机构被经济利益所捕获。“管理烟草生产的部门不应承担烟草的控制职能，因此国家可以设立国家控烟局等专门机构，来监督烟草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控烟过程，及时发布控烟信息，让其作为第三方机构，更客观地去和国际控烟行动接轨，来维护大众的健康。”
杨功焕强调，“如果‘十二五’规划中能提出全面控烟的目标，也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全面控烟、保障人民健康，是典型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有效及时提供。”
令人可喜的是，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力争在2015年年底以前在全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实现无烟目标。“控烟”已列入北京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北京市爱卫会也表示将效法香港，计划成立百人专职控烟执法队，对多次被举报的单位或场所，执法队将重点“蹲点”监管。
“它就像是一个长跑，不需要加速和冲刺，而是持续而有耐力地坚持更长的时间，最终顺利到达终点。”柯普兰对中国的控烟前景表示乐观。
“只有中国实行全面控烟，世界才能实现《公约》目标。中国控烟的成功就是世界控烟的成功；中国控烟的失败就是世界控烟的失败，我们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胡鞍钢最后说
蔡虹 陈永杰
2011-01-10 10:39
“你知道2005年我国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人数有多少吗？120万！你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年龄在40到69岁？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40万人因为烟草使用起码少活了20年！” 2011年1月9日，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5年前的1月9日，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中国政府正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按照《公约》要求，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承诺，在《公约》生效满5年的时候，在包括室内办公场所在内的所有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100%禁烟。中国的实际履约情况如何呢？1月6日，距离最后期限还有3天的时间，记者刚刚进入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家位于地下室的网吧，一股浓重的烟味就让记者感到难以适应。记者发现在网吧的墙上有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但泡吧者和网管对此都视而不见，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头。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很多餐馆中，记者虽然坐在非吸烟区，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从不远处的吸烟区飘过来的烟味。除了这些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外，很多人在办公室也要长期忍受“被动吸烟”造成的危害，而且碍于同事之间的面子问题，大多数人都被迫成为“二手烟”的受害者。
2011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下属北京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对外公布了其对北京朝阳、东城、西城、丰台、海淀以及通州等6区网吧为期4个月的禁烟规范遵守和执法状况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在公共场所吸烟情况非常普遍，控烟法规存在“几乎没有执法”、“执法过于温和”和“虎头蛇尾”的现象，禁烟法规只流于形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联合发布了《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对中国5年来的控烟工作做了一个打分，并得到了国内外60多名公共卫生、经济界、法律界等学科权威专家的鼎力支持。报告中的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加入世卫组织《公约》5周年以来，总体控烟效果仅得到了37.3分，与《公约》要求的60分及格线相差甚远。
我国在履行《公约》时，曾承诺履行5项控烟政策：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的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以及增加烟草税收和价格。然而履行该5项政策的平均得分却只有37.3分，处在100多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的最末几名。
在控制二手烟暴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中国和安哥拉以1分（满分10分）的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在禁止直接烟草广告的执行情况上，中国和也门以3分的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在各国烟草税占烟草制品价格比例上，中国以36%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三位。“这是一个令人脸红的成绩单。”杨功焕指出。这些数据清晰地证明：中国控烟履约政策的执行十分不力。
报告还得出以下结论，5年来，中国控烟效果微弱，吸烟率居高不下；烟草流行后果严重，成为中国人群健康的“第一大杀手”；烟草业阻挠控烟工作是导致中国控烟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目前，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两亿人，达到7亿。中国控烟失约，已成定局。报告中提供了一组最新调查数据：目前，中国男性人群的吸烟率和全人群二手烟暴露依然维持在高水平，尤其是在2002~2010年的8年时间内基本没有下降。我国现在的吸烟者人数和2002年的调查结果一样，依然维持在3亿人以上，遭受二手烟威胁的人数也达到了7.38亿人。
对于此次中国政府的控烟表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楠来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中国此次在履行《公约》上被打低分，有损于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沙罗博士认为，这份报告为中国政府控烟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烟草生产国、也是世界第一大烟草消费国，非常不幸的是也是世界第一大因烟草死亡人数大国。”胡鞍钢说。
“你知道2005年我国归因于烟草使用的死亡人数有多少吗？120万！你知道其中有多少人年龄在40到69岁？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40万人因为烟草使用起码少活了20年！”杨功焕说，“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超过300万。”
杨功焕说，现在还经常有人问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烟草的危害真有你说的那样对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吗？其实，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界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烟草对健康的危害，1964年美国政府发表了有关烟草危害的卫生总监报告。
美国埃默里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杰弗里·P·柯普兰解释说，吸烟对人体的危害就像冰山一样，人们只能看到冰山裸露的一角，却未看到海平面以下隐藏着更具有杀伤力和庞大规模的危害程度。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指出，吸烟的大规模危害性将在20年以后显现出来。截止到2030年，每年不仅有350万人死于心脏病、肺癌、咽喉癌、中风、糖尿病和高血压并发症等烟草疾病，更可怕的是吸烟将会使人们的机体很早就致病。同时，烟草使用和依赖是一种慢性高发型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其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烟草已经成为最大的危害健康产业，成为21世纪人类“第一大健康杀手”。
与此同时，身为健康杀手的烟草业却是我国的创收大户。中国是世界上烟草种植、生产和销售第一的大国，烟草业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因而相关经济部门不愿意对烟草生产和销售作过多的限制，烟草业界人士更借此反对严格控烟。
对此，胡鞍钢反驳说，以2005年为例，在因吸烟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健康危害方面，国家公共卫生投入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GDP的1.4%，而当年，烟草业上缴的利税总额只有2400亿元。
在杨功焕看来，已经沦为“负效应”的烟草行业是标准的夕阳产业，淘汰转型不可避免。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虽然烟草制品能够带来巨额利税和庞大就业，但是它造成的健康危害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更大，两者的差值为618亿元。“毫无疑问，烟草业是得不偿失的黑色产业，现在哪怕仅仅从经济角度算账也是如此。”杨功焕说。
面对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烟草行业却使出各种狡猾“伎俩”与反对者周旋。
《公约》要求卷烟的包装标识与标签应起到警示大众烟草危害的目的，但在国内，卷烟包装的规定却与之相去甚远。《公约》要求警示的位置应当在烟盒包装正、背面的上部，而我国的规定则是在下部；《公约》要求警示采用图片或象形图，而我国的规定则是不采用图像；《公约》要求警示的文字背景使用对比色，而我国的规定则是底色可采用商标的底色……
随着烟草对健康危害的科学事实越来越多地被公众认同，烟草行业努力降低吸烟的危害性对其冲击，通过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迷惑消费者，“低焦油”、“中草药保健烟”等，宣称自己关注吸烟者的健康。
2008年1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指出：低焦油卷烟表示具有误导作用，会导致人们补偿式吸烟，淡味卷烟可能使开始吸烟的人数增加，并降低戒烟率。但根据2010年盖茨基金会调查显示，有86%的中国人认为“低焦油等于低危害”。在调查过程中，持该错误观点的大学以上程度人群的比例占到了45.9%。
此外，在《公约》中文译本的确定过程中，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为《公约》的成员单位，坚持某些词语的不准确翻译。杨功焕解释说，《公约》规定对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禁止应当是“comprehensive”，这个词的直接意思是“全面的”，而根据烟草专卖局的建议将这个词翻译为“广泛”；《公约》的中文版就从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改为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杨功焕谈到，我国3亿烟民中有1.5亿人抽的是每包5元以下的烟。低廉的烟草价格，对广大烟民来说无疑是“致命诱惑”，而导致烟草价格低廉的则是过低的征税。
“在增加烟草税的举措上，实则是加税不加价。”杨功焕告诉记者，国家调整了烟草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在批发环节上加征5%的从价税。但是，烟草行业将这次可能产生的涨价“自己消化了”。
烟草行业除了想方设法降低烟草对人们健康的危害印象外，还“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到偏远山区资助兴建希望小学、赞助大型运动会和各种国际会议。但是，这些举动在《广告法》中是明令禁止的行为。“中国控烟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对此无动于衷。”从事多年控烟工作的中国控烟协会秘书长许桂花指出。
对于其中原委，杨功焕经常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目前我国的控烟机制，“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烟草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政府的控烟政策，原因就在国家烟草专卖局隶属于工业与信息化部，而工业与信息化部扮演了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角色。
除了政府在控烟上行动迟缓制约中国控烟的进程外，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也是中国控烟工作寸步难行的一个原因。
“目前，我国在法律中涵盖的控烟内容比较分散，也只能在《烟草专卖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找到零散内容。”马怀德告诉《北京科技报》。
虽然，除山西太原以外，我国已经有30个直辖市、省市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但这些法律条款都存在一个‘通病’，内容大多是具有倡导性和建议性的，执行起来存在一定难度。”马怀德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很多城市虽然出台了地方性禁烟的条例，但是，到现在也很少听到有因为违反条例受到处罚的单位和个人。
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告诉《北京科技报》，虽然全国人大已经将控烟的立法从三类（重视度一般）升级到二类（重点立法），没有人质疑无烟立法的必要性，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家级立法仍未出现。原因可以用一组数字展示：2004年，我国烟草业生产1.9万亿支香烟，到了2008年，我国的烟草生产量上升到2.2万亿支，占世界总产量的40%。
“4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提交制定控烟法规的议案，但是，目前负责制定该法规的工信部迟迟没有任何答复。”马力透露。
“我国的烟草需求持续递增。烟草行业作为地方及国家的税收支柱型产业，直接和经济效益挂钩。每年，我国税收前十名中至少有3名来自烟草行业。因此，控烟在中国经济利益的发展面前，已成为烟草企业获取利益多与少的博弈。而西方国家在采取控烟措施时，通常都是吸烟人和不吸烟人对健康的博弈。我们在控烟的跑道上早已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宗旨。”马力说。
其次，中国控烟的执行难度取决于吸烟者的习惯。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控烟协会常务理事赵平告诉《北京科技报》，我们对近千名吸烟者的调查发现，80%的人知道吸烟易导致肺癌，却并未表示“准备戒烟”。
“公众的控烟意识薄弱，也使吸烟的危害性浮出水面。近40年内，肺癌在我国的癌症排行榜上跃升首位，发病和死亡率达到30%～40%，新发癌症患者已经达到300万人。”赵平告诉记者，控烟已经成为改善人们生活健康的必要行动，国务院须建立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管。
与中国控烟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各国都在控烟问题上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控烟措施。从2010年5月1日起，瑞士商业中心、学校、电影院、体育场馆、餐厅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两人以上的办公室和工作场所也必须禁烟。芬兰在2010年10月1日，禁烟法修正案生效。其中，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向未成年人出售一根香烟或替未成年人购买一包香烟，都将被处以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2010年11月15日，波兰关于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法令开始生效。根据这项法令，违反规定者将被处罚金500兹罗提（约合175美元）；凡严禁吸烟的公共场所的单位法人或管理者不张贴提示，将被处罚2000兹罗提（约700美元）。
今年1月1日，西班牙开始实施被一些媒体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禁烟令，根据新禁烟令，西班牙所有的餐馆、酒吧、公共会所将不再设有吸烟区，机场、火车站、居民区的封闭空间和公共交通设施也已全面禁止吸烟。违反禁烟令的企业和个人，将被处以最低30欧元、最高60万欧元的罚款。
目前，全世界的吸烟人数已经达到10亿人，我国就占有3亿人。
胡鞍钢和杨功焕在报告中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认为国家领导人应当像关注艾滋病问题那样关注烟草流行和引起的健康危害，直接干预过问。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的控烟工作。”胡鞍钢说，“国务院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国家全面控烟专项行动计划》，包括控制需方和供方，包括防止人们免受二手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以及烟草企业转产等一系列的行动计划。将控烟作为政府履行保护人民健康的公共服务，在国家和各省设立烟草控制专项经费，来提高烟草的控制能力。”
在胡鞍钢看来，我国可以改善烟草的管理体制，将政府和企业分开，来防止行政机构被经济利益所捕获。“管理烟草生产的部门不应承担烟草的控制职能，因此国家可以设立国家控烟局等专门机构，来监督烟草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控烟过程，及时发布控烟信息，让其作为第三方机构，更客观地去和国际控烟行动接轨，来维护大众的健康。”
杨功焕强调，“如果‘十二五’规划中能提出全面控烟的目标，也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全面控烟、保障人民健康，是典型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有效及时提供。”
令人可喜的是，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力争在2015年年底以前在全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实现无烟目标。“控烟”已列入北京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北京市爱卫会也表示将效法香港，计划成立百人专职控烟执法队，对多次被举报的单位或场所，执法队将重点“蹲点”监管。
“它就像是一个长跑，不需要加速和冲刺，而是持续而有耐力地坚持更长的时间，最终顺利到达终点。”柯普兰对中国的控烟前景表示乐观。
“只有中国实行全面控烟，世界才能实现《公约》目标。中国控烟的成功就是世界控烟的成功；中国控烟的失败就是世界控烟的失败，我们只能成功，绝不能失败。”胡鞍钢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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