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地税局网站:中国人的春节密码：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

中国人的春节密码：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

• 财识日报[11-01-28]
• 第122期
• 家乐福入乡随俗[财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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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我们特于武...

　　不管其他的节日怎样被虚度，不管长长短短的假期怎样被“宅”与“消费”浸染，华夏子民，无论身处我们地球的哪个角落，总是对农历正月初一——“春节”有着不可替代的记忆和期盼。

　　这个绵延2000余年的华人“大节”，曾经被我们的民族赋予太多的寄托，国运的昌隆、家族的凝聚、神灵的护佑?

　　100年前，当新生的共和政府改传统农历的元旦为春节至今，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战乱、革命、运动和变革。旧风俗的消失、新风俗的确立，世俗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使得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当今一些人心目中，也变得平淡，不复记忆中的厚重。

　　近30余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变革让中国人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大范围迁徙流变。一代、两代、三代的中国人，离开自己的父母之乡，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奋斗，寻求机会、财富和成功。在21世纪又一个十年开始的新春之际，我们停住匆匆的脚步，回顾、追念那些曾被我们疏远、遗忘的家庭、先辈、家族的足迹，希望在血脉的追忆和凝聚中，重建我们个人、家庭、家族的心灵家园。

　　无法确知，这种对个人、家庭、家族先人的追念是否是可以重新赋予春节以独特人文标识的传统资源，还是只是一代人漂泊之后的慰藉之法。但已经看到的是，春节、家庭足迹的追寻、先人的追念、祖先的拜祭，也许可以让我们这一代饱经漂泊、诱惑的心灵得到慰藉、温暖和皈依。

　　一代中国人的家园足迹

　　30余年来，中国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和迁移，规模之大，涉及地域之广，超过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过程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在经历着断裂与绵延、故乡与他乡、漠然与眷恋?

　　这是四个城市四个家庭的故事，却是一代中国人家园足迹的写照。

　　北京

　　蒋高明：在故乡与异乡之间

　　蒋高明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

　　1985年9月，刚刚考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生的蒋高明把户口从济南迁到了北京，以那个时候为起点，他恋爱、结婚、买房、生子，做了超过25年的北京市民，从一个怯生生的学生慢慢变成了植物所的首席研究员。在漫长的时间中，蒋高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北京，但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却还是习惯说：“我是山东平邑人。”

　　今年春节，蒋高明打算带着家人回平邑过。父亲至今仍生活在沂蒙山下那个叫蒋家庄的小村里，70岁了，还是闲不下来，在地里种点花生、山药、生姜??

　　蒋高明曾多次把父亲接来北京，但老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在北京的高楼中想念自己村里宽敞的平房，想念他那依然烧着柴火的土灶，父亲是平邑县蒋家庄人，这一点已经永远不可改变。而蒋高明正在读大三的女儿，却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北京人，说话带着京腔，温馨动人的童年回忆是春天的北海而不是蒋家庄里的金线河。蒋高明有时候想给她讲讲家乡，但永远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只有蒋高明，被时空尴尬地卡在北京与平邑之间，不管身处哪里，他都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在故乡，还是异乡？

　　渐行渐远的家乡

　　蒋高明第一次真正离开家乡是在1981年，17岁的他考上了山东大学生物系，这是村里第一次有人考上了重点大学，远远近近的乡亲像看大熊猫一样过来围观。被热热闹闹地围观了一个夏天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大城市：济南。

　　济南显然不是他的家乡，蒋高明哪里都不敢去，因为去哪里都要花钱，他总想回家。第一次放寒假，晚上五点的火车，因为怕错过列车，蒋高明早上四点就起了床，然后坐在候车室里痴痴地等啊等。那段如今开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那个时候要在火车上坐十几个小时，没有卧铺，火车走走停停，又总是误点，沿途疲惫不堪，但他还是想回去，想把在城市的见闻告诉家人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他们中的大多数，连火车都没见过。

　　但是真地回到家乡，蒋高明又开始感觉这些那些的种种不适，村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他渐渐觉得，自己就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家林，他与家乡，已经渐行渐远。

　　从1989年到2002年前后，蒋高明几乎没有回过平邑。1985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然后又顺风顺水地继续读完了博士，他从大城市济南到了更大的城市北京，生平第一次坐了地铁，一号线车票一毛钱，人不多，不像今天的一号线要猛吸一口气才能挤上去。他出国待了一段，有两次春节都是在国外过的，在这13年中，他忙着结婚、生孩子，在竞争激烈的中科院里提副研究员再到研究员，压力大得让人很难有闲情愁绪，除了在家的父亲，他甚至很少想到家乡。

　　一直到2002年，他被山东省评为“泰山学者”，在科研需求的刺激之下，他被重新唤起了对家乡的情感。蒋高明开始思念村里高高的树林和窄窄的金线河。小的时候，他在金线河里游泳，在河边沙滩上抓鸟抓知了，他说“如果真的一直不回去，可能就慢慢淡忘了，但是我又不甘心”。然而等到他阔别多年后回到家乡，却发现又什么都和记忆中出现了偏差：村子多了个臭烘烘的养殖场，大树被砍得差不多了，金线河再也不是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村里人说，现在连喝的水都已经发苦了。

　　2006年，蒋高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弘毅生态农场”，名字来自《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农场里种几十种生态蔬菜，养牛养鹅养鸡养狗，还养蝗虫给鸡吃，他父亲也过来参观，但是怎么都不理解：“种菜怎么能不用化肥不打药呢？”

　　大家族下的寂寞家庭

　　想到今年能在村里过年，蒋高明有点儿说不出的兴奋。很多个春节他都是在北京过的，邻居们互相不认识，所谓过年就是跟全国人民一样看看春节联欢晚会，放几百块钱的鞭炮，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前几年他们还去去庙会，但是越逛越觉得没意思，“不就是买东西吗？”他记忆中的春节不是这样的，春节应该跪下来给老人磕头拿压岁钱，村里以前有个老陵，蒋家所有祖先的坟地都在里面，年三十的时候村里每个人都会去烧纸，正月十五则是去点灯，把胡萝卜挖个洞，放上花生油，插根黄草棍就成了一盏灯，灯火在每个坟头上闪烁，灯前则是跪拜着和先人们说说话、祈求来年幸福的村民。

　　蒋高明并不那么明确地知道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坟都在哪里，他知道的祖先，只到了“打过日本鬼子”的爷爷辈儿，再往前数，他就有些糊涂了：他们是更早时候的迁徙者，在四五辈之前曾经举家迁到别的村庄，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又重新选择归来，真正的近亲们都没有跟着过来，在看似一个庞大蒋氏家族的庇护下，却是他这个小小家庭的孤单。最近村子里有人在张罗着重修族谱，把家家户户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蒋高明兴高采烈地打算凑进去帮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将往哪里去，现在他想知道的是，自己从哪里来。不过他也有点迷茫，“老陵早被平了，现在都是农田，现在回去还想点灯，也找不到坟头了”。

　　蒋高明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应当是“父母在，不远游”，然而现实看起来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归到那样的程度，蒋家庄也就不到一千人口，却已经走出去了一百多人，离开的人，都没有再回来。他觉得自己比别人幸运，起码工作可以允许他两地奔波。在村里他盖了一栋三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上了抽水马桶，屋前屋后种了二十多种树，洋槐，苹果，李子，杨树，雪松，银杏，他想象着到他退休那一天，他能常常回去，坐在院子里看着故乡，而身旁已是大树参天。

　　上海

　　樊阳：父母在哪家就在哪

　　从华南至华东，从东北至西南，世代迁徙流转之后，樊阳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孙，但没有父母的地方，终不是他的家园

　　2011年1月20日，江西九江火车站，两名回家过年的乘客冒雪赶车。

　　即将到来的兔年除夕，樊阳的小家还是没法团聚。他早早地告诉妻子，今年要回陕西过年，“其他都可以随便，但这个没得商量”。让他头疼的是火车票，哪怕只买得到一张，他也宁愿将妻子和10岁的儿子留在上海，孤身一人出发。

　　年过七旬的老母亲至今住在陕西咸阳。不久前，母亲还给他打来长途电话，因为儿子最近出名的事儿。2011年1月，为学生免费举办人文讲座长达20年的上海市高级教师樊阳，因媒体报道而从默默无闻变为广受推崇。

　　听说儿子一晚上接待五拨记者，母亲在电话里一边是高兴，一边是担心。末了，是一声叹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们全不在我身边。”

　　流徙的家族

　　1969年8月，樊阳出生于四川广元。他的父母都是北京电子管厂工人，因大三线建设随着单位迁入大山，母亲在风尘仆仆到达广元后的第三天便生下了他。

　　厂里职工来自五湖四海，说的是普通话。而樊阳的父亲，偶尔会在家里说起“鱼凳子、鱼凳子”(音)，樊阳一直困惑，那把呆头呆脑的木凳子，为什么会和鱼产生关联。

　　后来找到答案，父亲其实是上海人，年轻时在一家收音机行做学徒，公私合营后报名去了北京，在那里遇见原是北京满族人的母亲。父亲所说的“鱼凳子”，其实是指“圆凳子”。

　　父亲还告诉樊阳，樊家祖籍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上，直至樊阳的太祖父年轻时来到上海经商才定居上海。如果继续回溯，在溪口的这一支樊氏，又是早年从更遥远的广东与福建两省边界迁来的。

　　樊阳恍然大悟。他意外知道为什么姐姐们取笑他“返祖”了——他个子不高、眼睛大且深，看上去确实更接近闽粤人的相貌。

　　从华南至华东，从东北至西南，世代迁徙流转之后，家谱散佚，樊阳不知道自己是多少代孙，甚至“连太祖父在上海做的是什么生意，也没有人知道了”。

　　现在，樊阳成了四川人。然而，父母所在的厂矿又与四川若即若离。它没有便利丰富的日常生活，也没有红火浓郁的年节氛围。它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是让樊阳深恶痛绝的、父母晚上吵架的细节在第二天成为邻居谈资的熟人社会。

　　1980年3月，樊阳的父亲调入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举家迁至陕西咸阳，进入另一种更加庞大、与城市更接近的厂矿生活。“我要脱离这个环境，要走出另外一条路”，他下定决心。

　　这个心愿，直到樊阳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仍不能实现，而是回到了咸阳。1995年底，樊阳远在上海的姑姑牵线，为他在一家学校谋到教职，樊阳才真正走入上海。

　　26岁的轮回

　　初到沪上，父亲显得比樊阳更为兴奋。刚上出租车，父亲就给妹妹打电话：“我在26岁离开上海，现在我的儿子26岁终于回到了上海。”语气里是满满的骄傲。

　　樊阳却感到一丝失落。他不得不轮流借住在姑姑、叔叔等上海亲戚家逼仄的门厅或过道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黄昏时遥望着高楼里的点点灯火，感慨着没有一盏属于自己。

　　在上海，他第一次知道不同部位的猪肉原来有着不同的名称和价格。问路时，热心的上海人告诉他最高效的公交换乘线路，连需不需要过马路都计算在内。“合算”，他觉得这句口头禅便是上海人最明显的特征。

　　到上海的第一个春节，他没有回家。感受到城市年味儿的寡淡，他开始怀念咸阳的社火。“咸阳大街上全是人。踩的高跷都是两米以上的，走上十几二十公里。无论多远，你也能看见那些‘文官武将’。”

　　这也是他最想家的一年，“就是骨肉分离的感觉。给他们(父母)打电话，还要装着特别高兴，其实你心里特别难过。他们也是一样。”

　　直到三年后，樊阳分到一套50多平米的小房子，才将父亲接来同住，在上海安下了家。这位有着浓重上海情结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常去寻访儿时居住的仁庆坊。回家就跟樊阳说，他怎么找到了一位瘸腿的老邻居，打听到其他人的消息??

　　“上海就是他的根。他离开上海的时候，肯定希望能闯一片天地，但是他后来是越来越潦倒”，随着年岁渐长，樊阳越来越理解他的父亲。父亲去世后不久，仁庆坊为配合地铁4号线建设而拆迁，樊阳还赶着去看了最后一眼废墟。

　　故乡在远方

　　对上海的眷恋，樊阳远远没有父亲深。他寻访的故乡，是四川广元与陕西咸阳。他曾回去过一两次。厂子迁走了，变得整洁而安静。家里的桃树不见了，院子长满了草，搭棚也没有了。咸阳社火没人踩，一些厂矿甚至规定过年不能放鞭炮了。

　　“过年只剩下在家里的感觉，而你的父母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尽管已在上海定居15年，他仍坚持回到陕西，陪健在的母亲过除夕。

　　樊阳10岁的儿子管怀怀偶尔抱怨父亲不与他们一起过年，樊阳只说“你还太小，不明白”。怀怀出生在上海，不过登记籍贯时误报了樊阳的出生地。樊阳有时跟儿子开玩笑，“你看，你也是四川人！”儿子当了真，急忙争辩：“不是，阿拉是上海人！”——儿子说的，已经是樊阳妻子教的上海话了。

　　怀怀也不相信樊阳忆苦思甜时说的那些故事。樊阳说那时没有肉、没有苹果、没有酸奶，怀怀偏不服气：“你吹牛！”

　　樊阳感觉，包括儿子在内的上海下一代，已经不懂春节的仪式了。他们不知道除夕前要把饺子包好，把地扫好，过了十二点必须开灯。除了看春节联欢晚会，他们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

　　于是，他借着教授初一语文课本中“故乡情思”章节的机会，布置了一个“寻根”调查。学生们在做过一个家庭祖辈、父辈的访谈后，有家长反映说，这似乎是孩子第一次理解“怀旧”与“思乡”的情感价值。

　　“至少他们应该感受到，中国人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应该保留的根”，樊阳说，“虽然我自己的故乡好像一直在转移的过程中，但是我有一个觉得幸福的地方，你会对具体的故乡有所淡化，但是对祖国和民族，感受就特别深。在我心里，一个永恒的故乡永远在。”

　　广州

　　郭少达：“根”的漂移

　　“我们实际上没有土地归属感、城市归属感。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许只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郭少达一直没有拍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几十次新年，他们一家从来没有聚齐过。他甚至觉得，这个愿望在有生之年很难完成了。

　　2007年3月1日（农历正月十二），汕头澄海区隆都镇南溪村的村民，集中在村里“赵姓家庙”祠堂前的场地上进行社日的祭拜活动。

　　他记得的家族年夜饭，从四五人至二十多人不等。包括他在内，郭家八位子女自孩童时起便随着父母迁徙分散、各奔前程，现定居于广东、湖南、河北、香港等五地。于是，去哪里过年，便成了一个幸福的烦恼。

　　郭少达今年同样苦恼了很久。起初是不知道在哪里过，是留在广州自己的家、或是湖南益阳妻子家，还是湖南长沙的大姐家。

　　最终胜出的，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答案，“老人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母亲今年在大姐家，郭少达便决定回湖南。不过，操心的事儿更多了，担心母亲的心血管病会不会因寒冷潮湿复发；担心如果回家探母的兄弟姐妹太多，大姐肯定手忙脚乱；也担心自己和女儿，习惯了温暖多雨的广州气候，会不会像之前某次一样，才开车赶到益阳，就被低温和冰冻逼得打道回府。

　　乡音已改

　　1973年农历年三十的下午，河北省邢台县南石门乡的一处四合院里，站满了郭家老少三十多人。院子正中摆了一把条椅，端坐在上的是辈分最高的、郭少达的父亲和大娘(即父亲的大嫂)。14岁的郭少达没有见过这般阵势，只是站在一旁。

　　在城市长大的郭少达显得很是扎眼。他穿着一件母亲特别订做的蓝色棉衣，是带着小毛领的夹克样式，外面还罩着一件大衣。而与他同龄的村里孩子，不合身的外套积着灰尘污垢。

　　这时，他突然吓了一跳——全院子的人呼啦啦全跪下了。“跪下、跪下”，有人对他使眼色。郭少达不肯，只是涨红了脸，“这是干什么呢？没有这个习惯！”

　　他甚至觉得，正在进行这仪式的父亲也不太习惯。父亲尽管出生于此，但7岁时便跟着父母逃荒，沿途乞讨至北京。随后，父亲被收留进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18岁时投身革命，解放后在湖南、广东、北京先后任职，上世纪60年代初定居湖南益阳。

　　从益阳回邢台的路上，有当地人问他父亲要去哪儿。父亲说回老家，河北邢台。那人不信，“你满口的北京话，哪里像河北人了？”

　　河北邢台的年糕是红色的，掺着枣泥与高粱；湖南益阳的年糕是白色的，糯米做的。在邢台，小孩还能上树上房，一起哄到别人家要零嘴吃，气氛比城里热闹得多。“很温馨、很新奇、很兴奋”，这是让郭少达大开眼界的一个春节。

　　这也是他第一次跟随父亲回到祖籍过年。父亲去世后，他想，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

　　似曾相识

　　“一号线”，这是郭少达记忆中的名字，曾是从毛主席的家乡湖南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车。19岁时，郭少达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坐着它来到北京。

　　“傍晚六点钟，正是夕阳西下，我们进入北京城，那么庄严和神圣”，郭少达开始了他人生中“满是希望与阳光”的大学时代。

　　他其实出生在北京。1959年，父亲正任国务院水产部海洋渔业司司长一职，他作为最小的儿子呱呱坠地。不过，两年多后，父亲就申请调回湖南益阳，全家离京南迁。

　　重回北京，郭少达发觉这座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有着熟悉的气息。他在湖南依稀记得一种奇怪的味道，却始终未探寻到什么踪迹。当他从中国人民大学坐公交332路，途经北京动物园，猛然发现记忆中的味道正是来自于这里。或者，他走进北京图书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他猜测，或许父母也曾带他来过。

　　从大学时起，他才感觉，湖南益阳的新年越过越安稳。此时，父母年岁渐长，其他兄弟姐妹各自安定，郭家80后也陆续出生了。

　　他曾经习惯的春节，是身为革命干部的父母下乡蹲点或是参加运动，不能回家。湖南风俗中的四喜丸子、红烧猪脚、熏鱼熏肉等大菜没人会做，只有大姐准备的一些小菜，可以让回家的兄弟姐妹们头碰着头一起吃到碗底朝天。

　　好在动荡已经过去。上大学时，郭少达家里有了花生和瓜子，父亲会包白菜猪肉馅饺子。晚上，一家人围在火桶旁，搭了棉被脱了鞋，暖乎乎地闲聊。而在湖南，闹元宵、逛花灯、地花鼓重新恢复。郭少达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湖南日报》，在工作上大展拳脚。1987年，他结了婚。

　　由于母亲是广东人，郭少达懂粤语。1991年，他成为《湖南日报》第一个派到省外的广东记者站记者，几番曲折后，他转投《信息时报》，2001年下海经商，正式定居广州。

　　“我到广东各地去走的时候，感觉是沿着我家族的长河逆流而上”，郭少达不断发现，他的父亲在半个世纪前曾在同样的地点工作。父亲曾任中共华南分局粤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后在广东开展土改，建立新中国基层政权。

　　当他来到江门海关，他便记起父亲接收江门海关的旧事：一个精通英语的“土八路”，是如何让势利官僚们心服口服的。当他去美国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在小旅馆偶遇一位扫落叶的中国老人，细聊之后发现老人居然曾是父亲的部下??“这些常常使我感到很亲切”，郭少达说。

　　他常把母亲接到广州，一起过年。家人都喜欢广州的花市，有种平民化的温暖与喜庆，“气氛比益阳更浓烈，可是生活更恬静舒适”。

　　偶尔，他会回想这五十多年的颠沛流离，人生在不经意间被划分得如此清晰。十多年的童年动荡，京城四年的青春阳光，湖南十年的意气风发，广州二十年的安定自在与酸甜苦辣。如今，又是一个新的十年。

　　“我们这两代人离开了土地，乡土、宗法观念很淡薄”，郭少达感慨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许只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他如父辈般桀骜，只是少了些时代裹挟，多了些自主空间；而他的女儿正在学习服装设计，目的地是法国巴黎。“从父辈到我的孩子，心很野，这点是相同的”，他笑着说。

　　有了这样的共鸣，他坚信女儿不会忘记家族的历史。“就像我不会忘记父辈走过的路一样，它不需要刻意追求，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

　　成都

　　廖志林：远离祖先也就远离了皈依

　　“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很多欲望就会得到遏制，人会很满足。”“尊崇祖先，实际上是在找自己是谁。”

　　如果这会儿在老家，一准已经吃上枇杷了。42岁的廖志林想。

　　每每年关将至，他都感觉回家的鼓点越敲越紧。

　　可这里是成都，枇杷要再过四五个月才能上市。在这里，太阳是稀客，好容易抓到它露头，人们都要搬出桌子露天喝茶，晒着，不顾冬天的湿寒。哪像老家，人都“黑黑的”，受尽太阳的宠爱。

　　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南，坐14个小时的火车，1个小时的汽车，1个半小时快艇，再1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走上几十分钟，就到了廖志林的老家——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国胜乡。离乡23年的时间，冠以形容家乡的词汇从“穷山恶水”变成了“风景优美”，也让他从农村娃子变成省会市民，可他还是认为，能回得去的自己才是真的自己。

　　让青春投奔都市

　　听老辈人说，廖志林的父亲祖上来自乐山市井研县，走茶马古道来川滇边界做生意，路上土匪多，到了这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山沟沟里就回不去了。于是安顿下来，运用从外面带来的“先进文化”，开染坊，经营酒作坊，也曾一度富裕。后被土司剥削，钱财余少，田地无几，只剩几间大瓦房，依着这，解放后，廖家的成分被定为“富裕中农”。而廖志林的外公曾是头人，母亲家族在当地显赫一时。

　　廖志林出生在“富裕中农”的大瓦房里。母亲是农民，几乎不识字；父亲先在乡政府里做厨师，后来在学校里做校工，转成正式员工后便成了工人。廖志林小时候上山采药，站在山上向外看，一座连着一座，“绵绵无绝期”，老也望不出去——从攀枝花出来一路走到乐山进入成都平原，才能把山走完——“外面的世界”在缺乏素材的想象中凝结成一个空洞的“美”字。

　　唯一具体的画面是从电影里看到的：一群人骑着自行车，到红绿灯全部刹住，齐刷刷地把腿脚放下。这几乎是廖志林童年里对城市的全部理解。

　　鲤鱼跳龙门的飞跃是在1987年的夏天实现的。发榜的日子，廖志林从乡下走到县城，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同学，对方告诉他录取通知书到了，“好像是个本科”。

　　“我当时一下子就抑制不住笑，真是，打心眼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笑着去的(学校)。”

　　这年夏天，廖志林和他的另一位同学成了全县在恢复高考后头两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人。

　　离开家那天，他背上行李——一床被子、一张床单、几件细软——就独自出发了。走到县城了，父亲才追上来见他一面，算做送别。

　　大学生廖志林从此告别了乡村，告别了那些个逐日取暖的冬天——冬日的早上，廖志林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追着太阳取暖，从山顶一路跑下来，阳光晒进教室才去上课。

　　迁徙开始了，家乡一点点变小变远，长长的休止符打在亲切自由的日子上。

　　大学毕业后，廖志林被分配到华西医院，在成都安定下来，事业一路向上，刚逾不惑就已位至这家大医院的中层干部。作为华西医院党委宣传统战部的部长，头顶“一官半职”的他成为乡间口传耳闻的“传奇”，也寄托着乡亲们来大城市求医的希望。

　　到成都来找廖志林看病的同乡，本来陌生，但看着长相，他也能八九不离十地说出来人是“老谁家那小谁”。廖志林乐意为同乡们提供帮助，他总想着自己没为家乡做过什么贡献，这种帮忙找床位帮忙挂号的行为，也算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报偿。

　　“回去”的途径

　　廖志林对家乡依然保留着尊崇和迷恋，尤其在如今每天打电话打到听筒不敢紧挨着耳朵的生活状况下，他更加热爱“回去”所获得的踏实和放松。“回家过年”对廖志林来说，正是寻找自我的机会。

　　“春节回家，串亲戚，找朋友，实际上是找到我的过往。”

　　寻根问祖的途径不仅在乡亲的眼光里，也在祭祖的仪式上。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吃过汤圆，时间一到，每家就拎着上坟所用——酒、肉、纸钱、鞭炮——出门了。廖志林的父亲吆喝一声，大家就出发去本家族的那片坟山。

　　在祖坟前，烧纸，烧香，摆酒肉贡品，之后一大家子论资排辈地依次跪着向祖宗磕三个头，一炷香燃尽便开始放鞭炮。

　　“我们那有一条河，河的两岸有平地的地方就有人住??山不是太远，河谷两岸，也就一公里半公里的样子，大家可以看到：‘那家的人回来了’‘他家是不是很多人？’人越多就越说明子孙兴旺嘛。鞭炮放得越响，说明经济状况越好，像比赛似的。”

　　一阵阵炫耀性的热闹在正午时分给祭祖仪式画上句号。

　　“走这么个仪式，实际上是一个认同，找到自己是谁。”

　　基于这个原因，廖志林觉得“在城市里年的味道没有农村里好，就是因为没有祖坟啊??没有皈依了，你找不到了??不像是这片坟山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第几高祖、曾祖就埋在这。没有那种感觉。虽然城市里面也很热闹，也会组织一些(活动)，但是城市里人的感觉(就不那么对)。”

　　廖志林也会带着儿子参加祭祖的仪式。1998年，儿子一岁半的时候，廖志林第一次带他回老家。乡亲们议论着：“哎呀，这家人添丁口了。”年年探亲，大伙儿看着这个小男娃一点点长大，都始终固执地以“老廖家的第几代人”视之，从来“不认为他是成都人”。廖志林很认同，“我要让儿子回到老家去，告诉他，‘你是从这出来的’??你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些地方，尤其是农村的孩子出来的，忘掉自己的家乡实际上就忘掉了中国的基本环境。”

　　回家唤起了廖志林最淳朴的生活体验：“有时候回到家里面真想就不走了，舒服，花不了多少钱，不需要你去挣取多大的功业。”可是，呆久了却“又想回到沸腾的生活里面”“过了年以后，我们还要赶到工作岗位，甚至想到美国，想到伦敦去。人总是在这个循环往复的矛盾中??”

　　不论在这组迁徙的矛盾中，哪一方面更占上风，寻根的意义总在那里：“搞清楚你的家族是什么样的，很多欲望就会得到遏制，人会很满足，‘我已经比他们好很多了，不要贪得无厌。’??我经常告诉自己，你现在做的事，是命运把机会给了你，你就要做好，要感恩，做事也会淡定许多。”

　　追寻远去的先人

　　春节寻根问祖的背后，是民间对自我身份的追索、是对宗族亲友的探寻、是对教化传统的绵延、是社会重构的表现?

　　“大年”的意义

　　中国人在正月初一这天过了两千余年的春节，如今，人们开始重新为春节寻觅信仰

　　民间至今将春节称为“大年”，言下之意，法律意义上的新年——公历1月1日只是“小年”，真正的年非农历正月初一莫属。

　　这自然是传统使然。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2年)开始以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从此中国人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新年的，只有四次例外，即王莽初始元年至地皇四年(公元8～24年)、魏明帝青龙五年至景初三年(237～239年)改以十二月为岁首，武则天载初元年至圣历二年(690～699年)、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曾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在太初元年之前，夏历、殷历和周历的岁首都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当年起又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02年开始，中国人有二千余年时间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一过年的。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才改用公历，以每年1月1日为新年之始。由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宣统皇帝尚未退位，北京和北方仍奉清朝正朔，那天称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全国范围废旧历新年到1913年才实行。但民间旧俗难改，民国2年7月袁世凯下令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放假一天，自次年开始施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公历纪年，确定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本来，新年首先是一个政治性节日。中国历来重视纪年，新年是一年的开始，也是皇帝每一纪年之始。新年的庆祝是对除旧布新、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的祈求，要举行一系列重要活动，如元旦大朝会，各地上报户口、收成、治安等政绩，祭天，祭太庙等，新皇帝继位后一般也要到下一个新年才改年号，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节前要封印封门，停止办公，节后才开封启印正式上班。新年也是财政年度的开始，或者是以新年为统计标准的。国家法定纪年变了，春节已不具有政治意义。

　　但春节的信仰意义却没有随着政治意义的消失而改变，尽管一次次受到“破旧立新”“移风易俗”和新文化的冲击，特别是文化革命的致命打击，却在民间不绝如缕，改革开放以来还在逐渐恢复。

　　春节的传统信仰集中于两个方面，即敬天和崇祖。

　　历代帝王以天子自居，相信君权神授，受命于天，得天命方能得天下，治天下也离不开天的保佑。在诸神中，天的地位最高，在一年最重要的节日中祭天是最重要的活动。民间没有祭天的资格，但同样敬天，并祈求天的庇佑。不过天不会降临平民百姓家中，而是派不同的神执掌不同职能。对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灶神(灶君、灶王爷)——平时守在锅灶旁，掌一家祸福。每年腊月二十三，这位保护神兼监察官要回天上述职，所以要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送灶(神)。贡品中必须有粘性的糖，以便粘住灶神的嘴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财源茂盛是普遍需要，据说年初五是财神爷的生日，接财神自然越早越好。还有门神，为使他忠于职守，新年前要将新的门神贴在大门上。

　　如果说敬天的活动多少带有敬畏和功利的心态，崇祖则主要是慎终追远的传统。先民一直认为人死后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即使有人相信死后会重新投胎，但他们的灵魂依然会回来。所以对祖先的祭祀和贡献是经常性的，季节性的，而最隆重的一次是新年前后的祭祖——家庭的和宗族的。在农业社会，新年正处于秋收以后的农闲季节，既有充分的时间与人力准备和操办，也有丰盛的酒水食品作为祭品。由于祖先的灵魂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才能回来，家庭的全部成员必须在除夕前聚集，一起祭拜。否则不仅是对祖先的不敬不孝，还可能得不到诸神庇佑，甚至招致上天的惩罚。相比之下，合家团聚以及节日的吃喝玩乐还是其次的。这就是游子无论贫富贵贱，都急于在除夕前赶回故乡的原因。万不得已在外过年的人，也必须遥祭祖先，但总弥补不了不能合家祭祖的缺憾。

　　当祭祖被当作封建迷信破除后，春节只剩下家人团聚和吃喝玩乐。随着生活的改善，平时都能吃喝玩乐，过年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一旦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和运输的发达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团聚将失去魅力，春节也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春节还会有信仰意义吗？如果有，还是敬天崇祖吗？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全国、全世界各地回家过“大年”，似乎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各自不同的回家目的，显然并非全部出于对传统新年的信仰。这不能不使我们忧虑，也值得我们期待。

　　潮汕子民：寻求祖先的护佑

　　他们背井离乡，定居于“省尾国角”的潮汕，唯一保留下的，只有他们的信仰和对祖宗的怀念

　　汕头市潮阳区外，枯草四野，能看到有几座十几厘米高的“小房子”低低地趴在野地上，边上插着几炷香，刚点上没多久，腾起一缕缕的青烟，在无风的冷空里直直升上去。当地人说，这是有人家要盖新房，向土地神祈祷。

　　1月20日，农历大寒。照例，这是一年中最冷之日，但在这南方的海边城市，一切都还温暖，清晨的野地和屋檐，连寒霜都不见。

　　如果不是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花和炮竹的硫磺味，以及村落四处可见的一地碎红，真让人以为，这是小阳春的三月天。

　　这里是潮阳区铜孟镇，距离汕头市区30多公里，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县城。在熟知汕头人文历史的人眼中，这个区的祭祖和民俗很有特色。

　　“省尾国角”的子民

　　许教诗迎面走来，这个73岁的老人系着一条蓝围脖，周身收拾得体面，精神矍铄。

　　他是镇上老人组的一员，当他走在村子里时，他的长者风范彰显无遗，无论男女老幼，都会恭敬地向他颔首微笑，而他则显得低调内敛，一贯回以微笑。

　　老人组是潮汕地区特有的乡民组织，在当地方言里，被唤作“老大间(屋)”，由有威信的老人组成，每每在村级重大事务中发挥作用。他们是乡村社会里宗族和乡约的“守护人”。

　　潮汕地区，狭义上仅指潮州、汕头、揭阳三地辖区，即俗称潮汕三市，广义上则又涉及汕尾、梅州等地，所谓大潮汕。这个地区，历来为粤东、赣东南、闽西南的商品集散中心。

　　三面背山，一面向海，中间围出来的这片潮汕平原，又常受到台风和地震的袭击，危机感总伴随左右。于是潮汕人无论是在家耕作，还是乘“红头船”(船头漆红)闯海营生，都会焚香祈福，试图从祖先和神灵那里获得护佑。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版图，这里是远离朝廷之地，同时又去省会广州颇远，潮人所以会自嘲为“省尾国角”，也因此成为了中原人的避难之地。秦末、南北朝、宋末、明末等几次大规模移民高潮，成了潮汕子民的主要来源。这些人背井离乡，唯一能带走的只有他们的信仰和对祖宗的怀念。

　　许教诗不会说普通话，一口潮汕土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农历新年时，村子里将会有一场盛大的游神祭拜活动。

　　村子里，无论男女，都在忙着。

　　许教诗说：“忙年，越忙这年过得越有滋味”。并且，这个村子里很多人家都挺富有，“也有这个资本去忙”。他望着这个村庄，露出很满意的笑容。

　　“忙”有时也是个技术活。在潮汕的乡村里，一些有技术的人，能比旁人忙出新意，忙出生意经来。

　　比如许先亮。

　　当许教诗踌躇满志介绍自己的乡村时，许先亮开着小车赶了过来，他指着河里人偶花灯说：“我做的。”

　　许先亮是潮阳区铜盂镇胜前乡的农民，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他的父亲是村里老人组的理事，从小他就耳濡目染，跟着父亲忙碌于祭祖游神筹备事务。

　　祭祖游神有一个保留活动，名叫“赛桌”。在空旷之地，一溜摆开方桌，桌上摆满贡品，贡品上要叠上各式剪纸工艺品，桌上还要摆放手工人偶、动物等。

　　19岁时，许先亮和弟弟许先雄利用机器原理，让那些玩偶活动起来，从此被当地人称为“活人灯”。

　　许教诗走路时，腰板很直，步伐也快，每年村子里的红白喜事，或者清明、新年的祭祖游神，都需要这些老人组出面张罗，没有一副好身板和雷厉风行的做派，是很难胜任错综复杂甚至琐碎的各档子事务。

　　私祭和公祭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许教诗一家来说，无论离开汕头多远，心里头都会记着祖宗的规训，凡事不敢乱来。

　　而每年回乡祭拜，则成了许家子弟每一个人的精神回归，许教诗的一位亲友说，漂泊在外，人在江湖，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什么事情都会出现，极端点说，即便在外与人打了一架或者大吵了一回，回到屋子里，也会对着家乡的方向，在心里寻求祖上的护佑。

　　“你看过李连杰演的电影黄飞鸿吧，那么大本事的人了，在外闯了祸，得罪了人，受了委屈，回到家里，也要跪在祖先的牌位前拜一拜。”许教诗的家人说，这就是一种寄托。

　　把自己寄托给祖上的冥冥保佑之中，会看得开一些，遇事也平和一些。

　　几位浙商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和潮汕商人谈生意，总感到一种特殊的气场。

　　许先亮也算个生意人，他说，自己做“活人灯”生意，在四里八乡的村民看来，是个实在人，每次做买卖前后，他会去祠堂烧炷香。

　　此刻，村子里那条主干道两侧，每隔半米就竖立起一根三四米高的竹竿，这些竹竿如同房子的龙骨，共同挑起一片长长的“屋顶”，那“屋顶”其实是由无数个小红灯笼挂在丝线上组成的，期间还有星星点点的彩色小灯泡，如一张巨大的蛛网，从村口开始，一直铺陈进村内。

　　天空落下一点小雨，这条几百米长的水泥路，湿漉起来，映着高高挂起的那些红灯笼，泛出委婉的红色光泽。

　　行走在这些村落之间，才发现，这样的开门礼，是各村几乎约定俗成的风格。唯一不同的是，每个村都会在村口挂出展示自家特色的对联和喜气洋洋豪气冲天的对联和标语。

　　村子里，每逢清明或者春节，都会有很多陌生的面孔进进出出，或是异性兄弟前来拜访，或是五湖四海的同宗族人前来认祖归宗，祭奠祖先。所以，进入腊月后，土狗们各自撒欢，懒得再叫。不时从某处传出炮竹炸响之声，然后就是浓浓的硫磺味，或者随风飘过来的当地潮剧的咿咿呀呀的唱段。

　　“聚起来，唱起来，热闹起来，潮汕人不习惯冷清的新春。”当地人说。

　　村落之间，如同比赛似地，鞭炮声此起彼伏。

　　许教诗不时扭过脸来解释，这个村子都是许家人，许家人的祖上是朝廷的状元，更要热闹一点才有面子。放鞭炮这样的小事，都是各家自己的主张，老人组就不过问了。

　　“其实所谓老人组这个称谓，不过是文革之后才兴起的叫法。”汕头社科联主席、民俗专家陈汉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比如民国和更早的年份里，他们这些老人不过就是一村一乡的祠堂主事人，现在一般是老党员在做事，和村党支部的关系很微妙。

　　祠堂地标

　　祠堂是一个村庄绕不开的地标。

　　在许家村，先后建造起来的祠堂就有四五座，最早是村民集资兴建，后来，一些人外出经商赚了钱，就回来张罗着新建祠堂。

　　有民谚说：“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爱行闯天下的个性使潮人遍及五湖四海，故有“三潮汕”说，即“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而恰巧三个潮汕的人口也都在一千万左右。

　　许家村有一户，兄弟3个都在外地经商，无论多忙，祭祖的日子总不会错过，记得有一次，老大的一宗生意谈到关键，恰逢老家约定的祭祖日子，他便和对方说，缓几天再说。但对方不同意，认为他不认真为商，“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祭拜，浪费商机，值得吗？”对方不解。他回答，值得，潮汕商帮如何能遍布海内外，最重要一点就是祖上传承下来的规训和为人之道经商之法，不能图一时之利，忽略了祖上的荫泽。

　　总之，“就是不能忘本。”许教诗说，若是哪家人误了回乡祭祖，那么以后也不会受到同乡同宗的尊重。要知道，潮汕商人全国各地都有，各行各业都是，消息传播很快，会断了最终的财路，“人家会说，你连祖宗都不在乎，还能在乎什么？这人不会可靠。”

　　当地几位宗族的老人说，无论几个潮汕，本土潮汕始终是数千万潮人根的所在，而海内外难以计数的潮州会馆(同乡会)正是连结这一血浓于水的亲情的驿站。

　　正式的祭祖日，一般是在每年农历的春分或秋分举行，故常有“春秋二祭”之说，也有在农历三月三或九月九举行，或者别的约定俗成的祭拜之日。

　　到了这天，各地的潮汕会馆就如同毛细血管的末端，血液陆续回流，他们的心脏，就是一个个建在家乡的祠堂。每年祭祖之时，族人们包车回乡，道路拥塞，机票难求。

　　根据陈汉初整理的资料显示，潮汕人崇拜的神明大致有6种类型，分别是自然崇拜、历史人物敬佩、各地的行业神、各姓族神、宗教崇拜、传说诸神。而其中自家的祖宗最为之所依赖。

　　衣锦还乡修祠堂，这是挺长面子的事儿。村子里目前最大的一处祠堂，是几年前一个在北京做房地产的同宗商人修建的，联排好几间大屋子，前后好几进院落，祠堂前还修了一个几千平米的广场，种满了冬青松柏之类寓意吉祥的草木。村子里的老房子保留了人们对生活最初的细致追求，祠堂更是集大成者。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祠堂落成那天，该商人居然请来了京城最有名的一位女歌星，大摆筵席，唱了一出大戏，一时风光无限。

　　走进那座大祠堂，许教诗说，你看，那堂里的柱子都是包金的，而内庭里，四壁挂着名人书写的诗文祖训，门壁间有名师雕琢的花鸟虫鱼，十分精巧。据说这片祠堂造价不菲。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皇权不下乡，乡村中的宗族和祠堂维系着宗法社会的方方面面，围绕祠堂这个建筑坐标，老人们的聚集则成为一地的精神坐标。不过，解放后，党委会进入村庄，事情就有了变化。

　　其实乡民们还是念旧，平日烧香或者祭祖大多会去原先那座祠堂。祠堂里摆着香案，供奉着祖先的神像，如同一个庙宇。

　　大寒这天，许家宗族祠堂里来人不少，烛光摇曳，烟气袅袅。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三四岁模样的女儿来此祈福，大人虔诚地跪拜，焚香，叩首，进贡。那穿红衣的小女孩则有些不耐烦，独自围着燃烧滴蜡变成奇怪形状的一组烛台跑来跑去。而在祠堂的另一处，一个女人正站在祖先神像跟前，喃喃自语??

　　有河穿过村庄，河面上已经摆上三组电动控制的花灯，有神仙人物，有龙虎图腾，闪烁着五彩的灯光。

　　河边的人家，有些精壮的男人，正在将几根长竹竿打磨光滑，据说到时候祭祖能用得上。这早不是农忙时节，村民每天最大的心思，都放在春节祭祖和游神祈福上了，在村里的河边青石板上，几位小媳妇正在拿着搓衣板洗衣服，“干干净净过年，清清白白祭祖”，这是祖训。

　　这个村庄还有一个共同的偶像——妈祖。许教诗说，滨海而居的人，都离不开妈祖的保佑。他们视妈祖为共同的祖先，法力无边的神灵。

　　许教诗站在一尊妈祖像前，点上香火说，很多年前，村子里台风和海啸不断，妈祖就请来了一位能人，教大家驱风避浪的方法，重新建设村落布局，让族人安逸生活，这样的福泽，村民们口口相传，祖祖辈辈传承，谁也不会忘记。

　　“不能差”的祭祖

　　许教诗拍拍许先亮的肩膀说，“最近有啥新点子？今年咱们村得搞出新意，上个月，隔壁某村搞了一场盛大祭祖呢！”

　　许教诗所说的那个村，今年是“大祭”，小祭年年有，属于常规动作，大祭则隔几年一次，各村时间不同。刚刚过去的临村大祭，与上一次时隔四年。

　　在这里，祖先往往被神化，祭祖也与祭神难解难分。

　　邻村祭祀还特别制作了现场光盘，全程录下了祭祀过程。

　　当天，穿着古装的男女，脸上涂着脂粉，有的抬着牌匾，有的扛着“活人灯”，孩子们也打扮一新，提着花灯，一路跟着队伍游街。

　　游街是祭祖的前奏，长长的队伍，分成几个部分，打头的，是几十辆轿车组成的车队，车身挂着V字形的红绸带，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子。车队缓慢前行，所有的车都闪着双跳灯，当夜幕初降时，远远望过去，连成一排光带，照亮乡村。

　　那些年轻人们，有的拿着二胡，有的端着锣鼓，一边走一边敲拉，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

　　游街过去，队伍就会走进祖祠里，跟着老人组的老人们，下跪磕头，对着祖先塑像和高烧的红烛祈福。

　　穿着马褂，头戴瓜皮帽的老人们，命令礼生诵读祭文，在祭文声中，全村大小，按着辈分，先后再来叩拜祖先。

　　祭祖结束之后，把祭品中的猪、羊肉，按参祭人数每人均得一份，叫颁胙肉。

　　村庄所在地有一大片工业区，生产女性内衣，在村庄和工厂之间的公路两边，随处可见高高竖起的广告牌，上面印着身材火辣的内衣模特。

　　平日，年轻人从工厂出来，走在这些美女之下，想的最多的，是怎么利用好仅有的闲暇时光。一位青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实说，什么祭祖啊游街啊，还要化妆，涂彩，无聊得很。”

　　但即便如此，村庄是老人的，是家长们的，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无法拒绝参与其中。

　　许先亮准备了很久，他们几乎全家动员，在自己仓库里做了两根巨大的盘龙柱，挂着彩灯，他想到时候拿出去展示，和村人一起向祖宗致敬。

　　这个创意让许教诗连连称是。

　　相比而言，年龄更小的孩子，就显得欢乐很多。他们大多以班级为单位，在老师的带领下，跟着一辆改装后的锣鼓车，边游街边表演。

　　许教诗说，那个邻村做得确实不错，“但我们许家村，也不会差”。他带着记者去村落的学校。

　　如今是寒假期间，学校的礼堂和操场上，随处可见排练的队伍，那些不同年级的学生，各自为阵，恰如邻居前几日祭祖录像上那样，敲锣、拉二胡，以及敲腰鼓。

　　敲腰鼓的都是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在那不停地重复一个敲击动作，跳来跳去，满头大汗，但指挥的老师并没打算叫停休息，只是不停地大叫：“用力，整齐，快！”

　　在这大喊与蹦跳中，2011的春节开始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