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心大坏蛋 电影图解: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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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平民创业今义 首发郑州《理财》月刊,刊号CN41--1370/F

           我读《史记货殖列传》,但见从春秋末期到西汉中期大约300年间,是“布衣匹夫之人”走上历史的前台,创造商品经济兴旺活跃的伟大时代。

      当时的社会情景,我们今天仍可以从司马迁的笔下获知:举国上下,无论是天子,还是农、工、商、贾、畜长,或是军壮战士、间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以及弋射渔猎之徒,搏戏驰逐斗鸡走狗之辈,乃至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舞文弃墨之史,普天之下所有社会人等,为了利益蜂拥而至乐此不彼,为了利益各奔东西劳累奔波,史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是一幅郡国富民,利用手中的巨大资货,狂热地扑向流通领域,逐利成为巨富的引人注目的画卷。时有经营农业、畜牧业、工矿业、山泽开发业者,以其势力和财货集大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于一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商业支配产业”(见《资本论》第三卷413、408页)来描述市场经济兴起的那样一种状况,最早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发生。一部《货殖列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经济发展高潮的史诗,一部全国吏民士庶熙来攘往求富的创业史。 

     当代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故事。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据说范蠡离开越国时还带走了那位传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遥快活。端木指的是端木赐,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是孔子的杰出弟子,性格活泼,而且才思敏捷、利口巧辞,曾经商于曹、鲁两国间,富至千金,是一个典型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才。我曾阅读多种记载子贡的史书。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煌煌巨著《史记》中,记载亚圣孟子仅用215个字,而写子贡却用了5000字,足见这位大史学家对子贡推崇之深。值得寻味的是,人们今天想起子贡,既是赞颂子贡精通六艺的才学和能言善辩的风采,更多的把他当作中华儒商的始祖,“跨国企业”的掌门人来顶礼膜拜。不过,司马迁记载的一则寡妇创业致富的故事,让人感觉更亲近更具有榜样的力量。 清,本是她的姓名。因她早年丧夫成为寡妇,出生巴郡,故称巴寡妇清。原来,寡妇清所在的家乡地下埋藏着丰富的朱砂(历史称丹砂)矿。早在她的祖辈一代,便发现了朱砂,并将朱砂冶炼提取水银销售。经过几代人的辛勤经营,积累了不少财富。她的丈夫英年早逝后,面对地方封建势力的世俗偏见和族人的觊觎、侵犯,寡妇清毅然维护、继承了采砂炼丹的祖传实业。由于她有胆有识,精明能干,经营有方,善于应对,使她经营的采砂炼丹实业搞得红火兴旺,积累的财富不可数计,终于成为闻名天下的巨商富户,寡妇清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实业家,比南宋著名纺织家黄道婆早一千四百年。
      
        在这里,司马迁揭示的是一种平民创业的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道出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意思是说,《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都是一些商人、工矿业者,除了齐太公望、管子(仲)、越王勾践、魏李克不计外,有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猜顿、郭纵、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周人师氏、关中的田蔷、田兰、栗氏、杜氏等,共16人;还有兼营商业者乌氏傈、刀间(刀,或作刁)等2人;另有高利贷者无盐氏1人,还有农业主、畜牧业主,乌氏倮、宣曲任氏、桥姚,这些人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遵纪守法经营,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司马迁,是在中国历史上,肯定平民创业的第一人。

        司马迁肯定平民创业,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司马迁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利已性,以人性好利作为经济发展动力,提出“善者因之”说,这是献给中国人的伟大观念。 “善者因之”,是说人没有不求富足的,政府应顺应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不能强加干涉,让其正常发展,促其经济繁荣,增多财富,是可以裕民的。人性假定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返观中国,老子“至治之极”的理想社会为什么在神农时代之后就消失了?就因为它对人性的假定,不符合真实的人性。

     司马迁说:《诗经》、《书经》上所述虞夏以来,人们的耳目都要极尽音乐美色的享受,口里要穷尽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享乐,而心中夸耀权势才干的光荣,这是享乐的欲望。其欲如水,无止休息。司马迁深刻地揭示出人的性情在于求富,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种“不召自来,不求而自出”,合乎“自然之验”的普遍规律。司马迁认识到,人类为满足耳、目、口、心的欲望而追求则富,是一种“渐(侵浸)民久矣”的社会心里,所以主张顺应人们的追逐富裕的本能,让能人办企业、干事业,百姓创家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提出自由竞争的货殖主张,引导人们逐利之性到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轨道上来。启示人们通过自由竞争促进货殖活动,实现富国富家。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里,春秋以来从事正常货殖活动致富的大货殖家的事业,完全可以与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者并举,可以尊之为“贤人”,享受“素封”,载之于史册,著望后人效仿他们那样去求富逐利。另外,司马迁还对求富者的社会贡献进行排名,希望无“爵邑奉禄”的农、工、商、虞之民,在从事货殖活动的自由竞争中,劳动致富。在我看来,司马迁的经济人性论,不啻为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先声。

   货殖列传》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富人、产生富人和民间资本竞逆发的时代,以至于直到如今的时代,人们还向往那个社会经济生活比较放任的“文景之治”,憧憬地谈论“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由此联想到,梁启超读在读《货殖列传》后评价说:“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业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读《货殖列传》,品梁任公之言,我不禁扼腕长叹。西汉初年,尊从黄老之术,“立俗施事”、“因循为用”、“无为”而治,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足。可惜,中国经济没有能够顺着司马迁增民创业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与资本主义失之交臂,未能趁着春秋以来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

    如今,我国已回归了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已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而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按凯恩斯的推算,至少300年内,人类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交响乐的主旋律,理所当然是全民创业。
读《史记》《货殖列传》片段

【原文】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阳以盖一洲。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恒发致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译文】

     精打细算,勤奋劳作,是发财致富的正道,但是真正富起来的人必须用奇术才能取胜。

     种田务农是笨拙出力的行业,但是秦阳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挖坟掘墓是违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发了家。赌博是一种及其险恶的行径,可是恒发却靠它致富发家。行走叫卖是男人卑贱的行当,但雍乐却依靠此发财成了大富。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然而雍仁却靠它争得千金。买水浆是一种小本买卖,而可氏却靠它赚了几千万钱。磨刀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家里的钱财富可敌国。卖胃脯小吃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营生,而浊氏靠它富到车马成行,农田千亩。给马治病是浅薄的技艺,而张理以此富至鸣钟鼎食,家里顾的打工的有几百人。这都是由于诚心诚意,用心专一,坚持始终如一的干下去所以才能发财致富。

   由此看来,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能够聚集财货,不肖之徒会破才败家。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官员,巨万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享乐。难道这就是所说的“素封”吗?不是的。(是靠自己努力奋斗的)

(注;素封没有自己的努力奋斗,靠先人的俸禄吃喝玩乐日子很富有的人。)

【评析】

   一、                 文章运用了气势滂泼的排比句,用字简洁,惜墨如金。全文一气呵成,读之如高流水,汹涌澎湃,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庄严肃穆的美感。

   二、             所举事例切近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来之实践的发家致富的典型事例,这就更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可信度。

    三、   这里所举发财事例旨在说明一种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诚心诚意,用心专一”才能做出成绩,绝不是提倡为了发财去干那种损人利己的勾当。在读此文时务比清醒。

    四,   虽然作者是在几百年前写了这篇论文,但对于今天的人们的生活任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何为经济?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家庭以及个人,当今世界之“经济”,告诉我们的本应是致富之道,但目前看来,源自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说,说的不过只是一些致富之术。不然,不会每隔一段时期,就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了。也许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人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为什么忽然从富有变为贫穷,以及对贫穷的无限恐惧、无所作为。

  那么,有着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国文化,是否洞悉了“经济”之道,指明了一条人生的致富之路。带着这样的思考与视角,笔者翻开了中国经典名著《史记》中的《货殖列传》篇,仔细研读后,茅塞顿开,深为我国古人的思想智慧所折服。

  《货殖列传》告诉我们什么?通读全文、取其精髓,在思想层面可以概括为八个大字:时势、取予、巧奇、诚壹。这八个字说明白了经济的内在规律,揭示了经纶济世的大智慧,待下面为您详细解读。

  时势

  时势观,反映了我国古人看待世间万物,其中当然也包括人们经济活动的大视野、大视角,一切事物都在变化,随时间而变化、随环境而变化,因此就有了对“时势”的审视,也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环境、前提条件下,对人、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才有意义。

  《货殖列传》中,关于时势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论述有三处之多;

  “时用则知物”——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 论《史记·货殖列传》对汉赋的借鉴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货殖列传 辞赋化 简论 摘要:《史记》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开创了为经济立传的先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他的经济观点,在承认人的趋利本性的基础上,主张国家应顺应经济规律,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市场自由贸易,这样才能民富国强,促进社会的发展。他支持人民经商致富,认为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货殖列传》 经济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倾毕生精力写成了一部巨著——《史记》,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尽了史家之职责,了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史记》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通史,奠定了史学有独立地位的基础,同时还做出了许多创举。其中,《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开创了经济列传,证明司马迁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在当时“重农抑商”的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他不但具有史家实录的精神,而且还有大无畏的精神,言别人不敢言之言,做别人不敢做之事。研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对今天经济社会的发展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基础——对人的趋利本性的认识和肯定
  
  司马迁主张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他的自由经济思想,包含了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地利用或者顺应人和物本性的内容。司马迁所谓的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以人们的趋利本性为基础的,他能为致富者立传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他认为,人们对利益财富的追求是一种天性,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本性,是不用学而与生俱来的。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1]因此,他列举了多方面的事实证明人具有趋利的自然本性。“贤人深谋于廊庙,……归于富厚也。……壮士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出不远千里,……奔富厚也。悠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戈射渔猎,……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弛逐,斗鸡走狗,……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2]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3]它不但肯定了人的趋利本性,还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4]他说这些人“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是“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5]他们不做官,不杀人越货,根据市场经济形势的变化即时应对,获取利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就是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提出的经济思想在今天我们看来依然先进,就在于他抓住了人的本性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对物性的理解。司马迁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6]他还引用管仲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明白“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7]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的贫民,对比自己财富多十倍的人就要屈服,对多百倍的就要害怕,对多千倍的就要受他役使,对多万倍的就要做他的奴隶,这是事情的道理。粮食充实,人民才知道礼节;衣食足够,人民才知道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礼节是产生于富有之时,而消失于贫乏之时。所以贵族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小人富有了,就能做好工作。河水深了,鱼儿自然就产生;山岳深了,野兽自然就栖息;人富有了,仁义自然就归附。富人得了势,名声就越显赫;失了势,门客离去,就不快乐了。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在两千年前,并且西汉初年就已经颁布贱商令的情况下,司马迁能朦胧地认识到这一点,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司马迁看重商业,主张四业并重,顺应经济规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他看重货殖,强调农虞工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只是自然分工的不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货殖列传》以文景时繁荣的社会经济为背景,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景象,肯定商人的历史作用,鼓励发财致富。《平准书》则概述了汉武帝时期经济的滑坡趋势,讽刺当时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两种背景,反衬对照,形成鲜明的对比,生动地描述了汉初至汉武帝时代西汉经济的形势变化,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在汉代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在考察各地情况之后,意识到商业必然兴起的历史发展之势。他认为,中国人民喜好的、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们不可能直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生活资料,肯定了商人的桥梁作用。他还引用《周书》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认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而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把这四者看作是衣食之源,肯定了农、虞、工、商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作用,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的流通,将裹足不前。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各地物产和商业流通情况,并指出商业流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四者只是社会的自然分工不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国家应当为人民致富创造条件。司马迁引用了计然的这么一段话,“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餘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8]司马迁认为这段话讲了一些商品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第一,经商如同打仗要懂得战争和战备的关系一样,必须明了商品和时间的关系。掌握二者关系,就掌握了经商之道。第二,要了解年成的好坏,提早做好物质准备。第三,把握好粮食价格,合理调整物价,既不损害农民又不损害工商,价格合理,市场兴旺。第四,要懂得商品贮存的道理,一定要贮存好的易藏易售商品,不要屯积易腐败、腐蚀货物以求高价。第五,根据市场价格高低的辩证关系,决定货物的抛售与囤积。第六,要搞好货币流通。这实际上讲了时间和商品的关系,商品价格,货物贮存原理及货币规律等问题。范蠡运用计然这些经济理论使越国“修之十年,国富”,报了吴王夫差灭国之耻,“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从司马迁引用计然的话和列举范蠡以末业兴越的例子,可以看出司马迁发展商业、繁荣经济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另外,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做法,也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运用。  三、市场对经济活动有自发的调节功能,主张自由贸易
  
  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惧欲者也。”他承认一切正当的求富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人民生存,就要消费,这是自然规律。由于各地风物之差异,人们又有不同的分工。那些中国人民喜好的“谣俗被服饮食送死之具”,各行各业的人会“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也?”[9]意思是各行各业的人都从事他们的专长,竭尽他们的力量,去求得他们的欲望。所以物价贱时,人人要买,这就是涨价昂贵的征兆;物价贵时,人人不买,就是跌价贱落的征兆,这都是自然调节的。人人劝勉他们的职业,愉快他们的工作,好像水往低处流,日夜没停止的时候。不必去征召,他们就会自个儿工作;不必去请求,他们就会出产货品。以上一切,不都符合“道”和自然应验吗?因此,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司马迁主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司马迁看重商业正说明了这一点。
     这在竞争中,必然优胜劣汰,即“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认为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也是合乎道德的,即使贫富两极悬殊,出现以富役贫,也是不足怪的。在司马迁眼中,贫贱是可羞的。“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10]意思是,如果没有像山岩隐者的真正清高品行,而却长久贫贱,爱谈仁义,这真是羞耻的事。对于这种社会现象,他主张贫富自然演变,政府应当不予不夺,希望人们能够通过劳动和才能达到致富的目的。严格地讲,司马迁的“富利”观其实是“义利”观。他并不轻看意识形态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也十分赞成以儒家之礼义给人们以教化。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就会发愤,发愤无度就会有争斗。是故先王“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1]他反对“奸富”,认为“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2]明确排除那些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的行为,对这些人主张在教化不能奏效时,应当辅之以刑罚的手段。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主张,司马迁还对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3]的建议。最好的方法是顺其自然发展,其次顺势引导到好的方向,再其次是教训他们,又其次是用压制的手段使行为齐一,最下等的方法是用武力夺取他们的需求。这些观点和主张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精华,也是他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通读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它是记述古代商贾经商致富影响社会生活的一篇文章,文章以肯定人的趋利本性为基础,阐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应该顺应经济规律,农、工、商、虞不可偏废,市场自身有其调节功能,政府应“善者引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肯定了“素封”的正当性、合理性。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写《史记•货殖列传》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14]赞扬了那些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业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专为他们立传。研究司马迁的这些经济观点和主张,在今天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2][6][10][12](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55.
  [3][4][8](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52.
  [5](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57.
  [7][9][1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51.
  [1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2.
  [14](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9.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汉)司马迁,白话史记:白话全译本[M]成都: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
  [3]朱宗宙,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J].扬州大学学报,2008,12(6):30-34.
  [4] 陈小赤,略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先进性[J].理论导刊,2008,2:116-117.
  [5]张友彬,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J].文史博览,2008,5:12-13.
  [6] 张俊,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J].上海经济研究,2008,2:106-112.

摘 要:人们关注《史记•货殖列传》,往往多着眼于它的思想内容,而对它的文学性往往视而不见。实际上,它是一篇明显带有赋体文学色彩的史传散文,内容之丰富,文字之多彩,结构之恢弘,体现出了汉大赋的铺张扬厉的审美特征。    汉赋与《史记》是盛汉时代文坛上的两支奇葩,二者虽然体裁不同,但在时代的气质上它们有共通之处。鲁迅先生在其《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之文学性在二十四史中首屈一指。汉大赋善于体丰繁之物、言阔大之志的形式美特征同样在《史记》中也得到体现。比如在写实中融入艺术想象,并浑然一体;在艺术结构上均求大、求全、求奇,以“雄深大”为美;“讽谏”、“讥刺”均融入作品中等等。西汉赋体文学的成熟,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辞赋的艺术风尚,必然使包括《史记》在内的汉代散文受到感染而艺术化。
  《史记•货殖列传》其实是一篇文学性相当突出的作品,对汉大赋的借鉴尤为明显。但纵观历年以来《货殖列传》的研究论文,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疑难词语的考释、体例归属、地理学、经济思想、伦理思想等方面,文学分析非常之少。实际上,在笔者看来,《货殖列传》是借助赋体文学的手法写就的,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不妨把它看做一篇散文大赋。
  
  一、借鉴汉赋的结构形式
  
  汉大赋多以问答、对话的方式来结构成篇,一般采用首、尾议论,多用散文;中间主体部分铺叙张扬,文辞浩荡,多用韵文的形式来铺开。如,司马相如《子虚赋》,第一段由子虚与乌有先生交谈引入,正文部分子虚极尽夸耀云梦风物和楚王田猎的盛况,最后是乌有先生听后阐发议论。《上林赋》则从亡是公与子虚、乌有对话引入,主体部分把楚王事换为汉天子事,结尾以“解酒罢猎”进行讽劝,其实两赋的基本结构都是一样的。《货殖列传》虽然没有采用问答式,但在结构安排基本上也是采用了汉赋通常的构架。文章开头部分,引用老子“至治之极……至老死不相往来”发端,接下来是“太史公曰”阐述货殖之由,通体议论。文章主体部分,内容分两大部分,前半纪“富国、富家”,叙汉代以前货殖事;后半写“本富、末富、奸富”,序汉代以后事。末尾一段总结货殖利弊,发意味深长之慨:“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有讥讽世事之意,恰如储欣评说:“《货殖传》,太史公发愤之所为作也。《平准书》专讥主上,《货殖》则讥一世矣!”{1}就很近汉赋“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模式。
  
   二、借鉴大赋的表现手法
  
  汉赋以体物叙事、夸张铺陈为主。如《子虚赋》为了描写云梦泽的宏伟壮丽,则以“其中、其东、其西、其南、其北”为五大纲,将高山、园圃、平原、广泽、流水、森林来平摊其空间,写尽云梦九百里的宏阔景象;又以“其山、其土、其石、其高燥、其埤湿、其中、其上、其下”等许多纲目写尽九百里云梦的物产。物产之丰富,田猎之盛况,大肆铺陈渲染了一番。而《上林赋》写汉天子的上林苑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货殖列传》进入传记主体部分时,第一段(即全文的第三段)就明显借鉴了汉赋的写作方法:
  
  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 、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 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分别写了山西、山东、江南、龙门和碣石北的物产,与《子虚赋》写云梦泽的那一段如出一辙。后面写关中、三河、三楚的物产,也是学习了赋体文学的铺陈手法。如此一来,四方物产,顿时汇聚眼前,真是琳琅满目,显奇呈异,令人目不暇接,俯拾即是。清学者高塘评说:“乃铺叙货殖之地,为本传衍局。统天下土田之沃瘠,物产之盈缩,俗尚之奢俭,风气之厚薄;以及形势险夷,户口多寡,无不该括其中,可作一部地理总志读。”{2}然后写货殖之人,汉代以前列举计然、范蠡、子贡、白圭、倚顿、郭纵、乌氏倮、寡妇清等八位货殖之人。汉代以后则罗列各地具有代表性的货殖之人:蜀之卓氏、临邛之程郑、宛之孔氏、鲁之曹邴氏、齐之刁间、周之师史、宣曲之任氏、塞之桥姚、长安之无盐氏、关中之田啬等十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谋求货殖之利,真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古代商人的经营谋利手段和谋略,历历在目,不仅是一部高度浓缩的经商史,也为我们展示了古代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经商生活画卷。赋体文学求大、求全、求奇在史传散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借鉴大赋语言风格
  
  汉赋繁辞华句,博采俪文,炫奇斗艳,镂金错采。《货殖列传》内容涉及上下古今、东西南北,包含有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汉赋辞采竞繁的特征正好被司马迁拿来铺写千头万绪、内容纷繁的货殖史。如文章的第三段写四方物产(见上文段引文),叙述四方物产如数家珍,地域与物产颇为详尽,用词之丰富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再如,计然向越王勾践论述谋取货殖之利的一段高论: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计然的精通货殖经营谋略,他的经营高论被司马迁描写得理质词美,不仅体现出散文语言长短错落、行云流水之美;其中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二十病农,九十病末”、“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等句式又有赋体文学语言整齐对仗之美。
  文章中涉及的货殖之代表人物多达十八人,他们情况不同,在结构上除了做详略、取舍的精心安排以外,如何把人物的货殖求利的特点突出,又能避免行文的呆板,语言和词汇的灵活、巧妙的运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而词汇的运用则是辞赋家们的拿手好戏。司马迁学习大赋语言表达,司马迁在《史记》中无疑中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实践,《货殖列传》则是一个成果缩影。对汉代以前的八个货殖经营重要人物,高 说得很清楚:“其次置八人,分合详略,参错变化。读计然一段,可悟盈虚消长之理。读白圭一段,可知精专诚壹之功。计然乃强国报仇之策,范蠡亦功成身退之举,子贡乃圣门高弟,虽有货殖,亦偶出绪余耳,均非本色。至白圭乃正常家数,其论货殖作用,此段尤切。”{3}汉朝十位货殖能人,他们或治铁业,或贳贷求利,或广收奴虏,或货通郡国,或储粟居奇,或多畜马牛,或广扩田产等等,司马迁既借鉴了汉赋铺陈排比的手法突出他们聚集财富的传奇经历,又巧妙地运用散文详略交错的优点,使行文变化多端,摇曳生姿。
  
  四、司马迁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和重视
  
  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时代,汉大赋与汉帝国的鼎盛互相表里,汉大赋以其鸿篇巨制表现了博大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强盛的时代气象,汉大赋成为大气磅礴的时代和声。汉赋乘着时代之风气,遂成为“一代之文字”。司马迁生逢其时,不能不受其影响。当时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比司马迁年长三十四岁,司马相如约于公元前139年创作完成《上林赋》,其时司马迁约十六岁,正在京都读书。司马相如死后十几年,司马迁当了大史令,司马相如及大赋文风对司马迁写作《史记》不能不产生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司马相如列传》,成为第一个给赋家立传的人,可见其对司马相如的敬重。另外,司马迁本身也是一个辞赋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迁有赋8篇,但目前仅有《悲士不遇赋》见载于《艺文类聚》卷三十。由此可见,《货殖列传》明显带有了汉大赋的印记,那是太史公借鉴汉赋创作经验用于写史的结果。
  西汉时代的大气派,反映在文化和文学上那就是恢弘的气势。《货殖列传》对汉代的经济生活的描写,使我们看到了汉代鼎盛时期社会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生产经营状况。司马迁借助汉赋手法对当时的经济生活进行精彩的描绘,达到非常广博的境界,他以“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气魄,恰似汉赋作家所追求的是那种对宇宙万象无所不包,“欲人不能加”的博大之美。同时,汉赋丰富的文辞表达,为司马迁用于写史,使一篇经济专业文章形成了“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繁富风格,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意味,扩大了它作为史传散文的表现张力,加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韦晖,古代文学硕士,河池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南北朝文学。
  
  ①储欣《史记选》,见引[清]高 《史记钞》卷四。
  ②③ 见[清]高 《史记钞》卷四。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2006.
  [2] 高.《史记钞》[M].广郡永邑培元堂杨氏刊本,乾隆五十三年。
  [3] 龚克昌.《汉赋研究》[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4] 曹明刚.《赋学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班 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