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花样年花郡武汉:黄河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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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谈』 黄河在北点击：81 回复：11 作者：阿夏海 发表日期：2011-1-31 16:17:0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的豪情如一壶浊酒，传承千载，犹在耳际，使得我们这些后人内心深处往往涌动出一种对祖国大河壮丽景象的憧憬和向往。可仅仅一个千年的轮回，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黄河却远非昨日景象，步履蹒跚不说，还裹着厚厚的黄裳。尽管还能够挣扎着咆哮着穿梭过华北平原入海，可那种强弩之末的感觉很难与昨日的从容与大气并提！是自然的选择还是人类的演绎，似乎不能断语。历史固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痕迹，但一时之间又怎能说个究竟。唏嘘之余，竟希望自己能抽出身来，徘徊在黄河岸边，亲耳聆听母亲河的心灵诉说。
一、夏禹治的不是水，而是世。
中国有两条母亲河，一条黄河，一条长江，黄河在北，长江在南，如两根大动脉一般，哺育着华夏大地。几千年来，华夏文明，正是沿着这两条脐带，不断繁衍、生息、富强。也可以这么说，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条母亲河的前后浇灌，才结出了人类文明的累累硕果。而夏禹生活的时代，恰逢中国处于洪荒之年。
本来部落之间走向联合，是人类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件大事。从无组织、无纪律走向了有组织、有纪律，人们开始团结起来了，前前后后可能用了近千年。但是，在那个技术落后的蛮荒年代，人们即使联合起来了，在洪水泛滥的自然灾害面前，依然显得那么渺小。洪水一来，人们就只能往高处跑；洪水退后，人们才能回到平原发展。洪涝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影响当时人们生活的头等大事。治理了洪水，部落联合才有用武之地；治不了洪水，人们只能接受被蚕食的命运。 据《孟子•滕文公》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可见当时的水势不仅仅是连年大雨的缘故，而且可能已经出现了自西向东的倒灌。笔者推断，当时的人们应该不会因势利导疏浚，而是任由洪水四处横流，才形成了华夏文明史上第一次可怕的人类生存危机。也可以这么说吧，当时的治水就是治世。
再往前数，就是三皇五帝的年代，姑且也算是华夏文明的发端。因为在六千年前左右的母系氏族社会实在无法考证。几个大的部落经过战争，逐渐拥有了一定的土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至于具体是哪几个？各种版本存在，但不外乎燧人、伏羲、神农、女娲、皇帝几位。人们慢慢摸索着基本生活技能，生产工具初步具备了一些，人类文明感到很有了些许希冀。斫耜揉耒，天子亲载，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一派欣欣向荣。然天有不测风云，当历史的权柄交接到尧舜的时代，洪水不合适宜地爆发了。大雨经年，白水涟涟，对当时的部落联盟来说，除了向上苍祈祷之外，惟有选派得力干将治理洪水才是正解。治得了洪水，部落联盟才有发言权；治不了洪水，部落联盟将重归于零，一千年的努力将打了水漂。于是，我们见到了部落联盟的代表，禹的父亲鲧。
鲧的出现似乎是为禹的出场做历史铺垫一样，很努力很失败，可以说没有鲧的无能就衬托不出禹的有为，屈原《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道的甚好！传说中的鲧从上界偷来“息壤”治水，看似有为实则无能。土围水涨、水高土低，雨在不停地下，除了息壤不短增高以外，根本不可能将水堵住。这道理很浅显，但当时的人们或者说鲧并不明白。更何况，鲧的息壤实际是不存在的，主要是靠人力的堵塞来治理洪水。这样一下子就明白了，一片汪洋之中如何去堵？哪里是始点，哪里又是终点？土从何处取？人力的供给能否跟上？一一都是问题。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鲧九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还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吕氏春秋》载：“夏鲧，即鲧，传说为尧舜时代的部落首领，夏禹之父，由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九年未成，被殛于羽山。相传他始作城郭。”可见，鲧治水是彻底失败的。然而，鲧治水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筑土为墙堵水的做法却在无意中打开了我们先祖建立城郭的梦想与实际。
鲧授命于危难之时，没能挽狂澜于既倒，而是牺牲在了任上。自己撒手人寰不说，还将一幅烂摊子甩到后人身上。禹，不上也得上、不干也得干，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政治阴谋姑且不论，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走马上任的，要洗刷父辈的罪名或耻辱，只有将洪水治住。治不住，很难摆脱株连九族的命运，恐怖地说法。
传说夏禹治水有三宝：河图、开山斧和定海神针。河图不是伏羲的八卦图，而是黄河水神河伯多年画成黄河水道图；开山斧顾名思义，锋利的巨大战斧，力可开山；定海神针是夏禹定江海深浅的一个定子，神铁一块，后被美猴王所得，幻化为如意金锢棒。当然这三样宝物，都是神话传说，是人们为赞美夏禹治水的功绩而人为衍生出来的。但仔细推敲下来，不难发现夏禹治水的方法。河图，就是水利勘察。只有摸清了洪水的分布、流向、流速以及流量等，才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对策。可以说摸请底细是夏禹治水的第一步。接着，开山斧派上用场了，要疏浚，必须要打通一些阻隔。这里主要是人力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有谓“愚公移山”之说正是此理。黄河三峡炳灵峡据考证是夏禹开山的第一斧。《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又如清梁份《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洲，禹之导河是也。”当然这些都是后人所叙，虽非亲身经历，却非空穴来风。笔者认为这第二步就是根据勘探结果进行疏浚。第三步，定海神针，笔者分析是稳固的作用。海定则波宁，更多表达了疏浚后人们渴望洪水不再泛滥的美好愿望。疏浚后，适当地加以稳固。庆幸地是，天随人愿或者说这大雨也该住了，夏禹接手治洪十三年后终于迎来了春天。由此推断，夏禹治水的三步曲：勘探、疏导和整固。
这三步，其实就循了一个理，疏，水往低处流吗！洪荒之年，泛滥在黄河周围，当时可能主要集中在今黄淮一带，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一隅。大家知道，我国地势是西高东低，黄河以内蒙河口镇为上游，以河南孟津为中、下游的分界。洪水从上游泛滥下来，至此已成汪洋。疏，必须按着西高东低这一基本走势，进行开挖。这方面的资料乏善可陈，也就《诗经》、《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等有所录，还非当时之载，很多还冠以神鬼之说。较可信的，是夏禹“三过家门”之说。试想即使在今日，在抗洪第一线，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不可能做出顾小家而弃大家的事情，这个即使是长达13年也非常可信。13年里毕竟路过家乡的次数还是有限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夏禹不仅疏导了洪水，还借机疏导了民心。禹在普通民众中的高大形象逐渐树立起来了。至于那些传说中的禹王锁蛟龙、禹凿龙门等事迹，有三分的真迹在，更多地属于后人或当时他人的演绎。至于为何演绎，我们可以有多种揣测，比如三国。
至此，我们大致搞清了夏禹的所作所为：临危授命，身先士卒，开山导渠，造福世人。一个与尧舜同德同威的古代帝王形象在这场史无前列的大洪水面前终于树立起来了。而与之同时代的舜，在这场大洪水面前，除了斩杀夏鲧之外，竟然无任何其他记载，完全被遮掩在禹的光芒之下。“禅让”似乎也变成顺理成章的事，虽然这只是新旧政治势力较量地必然结果。“大禹”的“大”字应该就是在这场大治理过程中逐渐被开发出来的。开始治水的时候只是“禹”，鲧的儿子，替父洗刷罪名；治水成功了就成了“大禹”，功高震主，天下一人。功劳大了，当时的人们包括舜不得不以“大”字对禹表示足够的尊重。大禹就这样成了中国古代发展史上第一大功绩之人。至于大禹治水的区域之广具体无法论证，但一些典籍所记载的“九河”等不外乎黄淮地区，也就是夏朝的核心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左传》昭公元年载：“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
二、李冰修的不是堰，而是略。
距大禹治水两千年以后，一个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几乎与大禹齐名的历史人物诞生了，他不是别人，正是都江堰的设计者李冰。
如果说大禹治水的功绩主要集中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黄淮流域，那么李冰父子则将中国古代的治水领域拓展到了长江的支流岷江，天府之国所在。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同样令人瞩目，并且将这一领域拓展成了一个立体概念。古代华夏大地不仅南、北各有过大型治水事迹，而且还通过运河的开通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络的水域网。但那份连通，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因为从实际的运行效果看，大运河的功效远没有达到都江堰的历史高度，且后来常年淤阻，麻烦不断。
于是笔者在思考，众人在思考，华夏在思考，世界也在思考，是什么，让一座堤坝，能够屹立不倒两千年，即使在特大的汶川地震面前，而且还继续发挥着用场，浇灌着巴蜀平原。记得汶川地震时笔者曾写过一首《国有难》，无意中提到过都江堰，“……身临其境/都江堰上/寄托着众人的祈盼”，可见都江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尊贵。有人或许会问，天府之国可提的东西多了，为什么这么一座冷冰冰、硬扎扎地水利工程会树立起那么高的地位？回头望望，你会发现，有时历史真的很神奇！
原来这都江堰的修建过程，竟然与大禹治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原因相似，都是水患。岷江水资源丰富，每当春夏，山洪都会暴发。由于河道狭窄，江水从灌县进入成都平原后，往往一泻千里。洪水退后，又留下无数沙石。而灌县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阻碍了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这水祸确实到了需要整治的地步。也是合辙秦国走向富强，如同后来修建郑国渠，本是韩国“疲秦”之计，反而成秦国强农根本。这时候，一纸诏令，精通水利的李冰取代了政治家张若担任了秦国蜀郡太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的产生往往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顺应天意，应了那句话：时势造英雄。
李冰的根治岷江策略与大禹也何其相似。第一步，现场勘探。李冰建都江堰，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开明（蜀国旧主的称呼）开凿的基础上。在现场勘探了开明所凿的引水工程后，李冰认为渠首选择不合理，决定废除原引水口，而把都江堰的引水口上移至成都平原冲积扇的顶部灌县玉垒山处，这样可以保证较大的引水量和形成通畅的渠首网。第二步，开凿。有了方案后，行动是关键，在这里，打通玉垒山就成了重中之重。而要打通玉垒山，就遇到了难题，那时没有炸药啊！李冰是怎么办的。《史记•河渠书》载：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啥意思，就是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在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后，终于凿出了一个宽二十公尺、高四十公尺、长八十公尺的山口，因形似瓶口而取名为“宝瓶口”。这宝瓶口的功效可就大了，不仅是进水口，而且以其狭窄的通道形成一道自动节水的水门，对内江渠系起保护作用。有了这一山石中的狭窄河道，整个都江堰工程就全面盘活。第三步接着就跟上了，修建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虽然各有妙用，但其实都是整固的作用在里面。李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修建分水堰，让竹工编成长三丈、宽二丈的大竹笼，装满鹅卵石，沉到江底，慢慢筑高形成了分水大堤。江水被迫被分成东西两支，西支是岷江的干流，也称外江；东支则被迫进入渠首宝瓶口，称内江，成为灌溉渠系的总干渠。因形似鱼嘴，被称为“分水鱼嘴”。 飞沙堰溢则是完全的加固作用，清理淤沙，确保江堰畅通。
于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人工水利工程奇迹诞生了。它，融自然之躯与人工开凿于一身，截大江、分水势，外为天遣，内为人调，人、地、水三者高度统一，造福当代，恩泽后人。而我国古代兴修了的其他水利工程，如漳水渠、郑国渠等，因各种原因都先后废弃，唯留都江堰长存于世，不得不令世人感叹。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道：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清山春《灌阳竹枝词》诗曰：“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开时涌岸边。喜看杩槎频撤处，欢声雷动说耕田。”
这治水之理与大禹治水也如出一辙，疏，善疏。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借助岷江居高临下奔流不息之水势，乘势利导布置了工程建筑体。它最富想象力的设计就是新开凿了渠首宝瓶口，又利用分水鱼嘴将江水合理分流，做到了无坝蓄水，无闸分流，将天然地势、水流与人工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融入到了大自然之中，真谓神来之笔。庆幸的是，它不是只运行了上百年，而是在岁修制度的落实下，塌塌实实地为巴蜀大地服务了两千两百六十七年，直到今天一如既往地灌溉着。有一句谚语说的好： 天府美自古堰来。
李冰的贡献不尽于此。如果只是单纯地修造了一座江堰，被应用了两千多年，还不足以彰显其功绩。更重要的，是李冰为后人提供了一条治理水患、解决灌区输水及疏通排洪河道的具体方法，即“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八字格言。这八字格言，如今已化身一副对联，分列在后人为纪念李冰父子而建的二王庙墙面上，如醒世恒言般时刻提醒着后人如何治理江患。更进一步地说，八字格言已升华为一切治理疏浚河道的通则。
李冰从此演化为神。一个凡人，一个在史籍上除了治水几乎找不到记录的凡人，因为一座江堰，被破格提升上位，成为中国古代治水史上几乎与大禹并列的第一人，而我们后人习惯上将李冰尊称为“川主”。除了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的二王庙外，巴蜀之地还修有很多“川主祠”，成为纪念李冰父子的道场。每年清明时节的放水节已经成为必顶项目，如同渔民开海前的祭祀，只有祭过李冰，当地人心理上才会觉得塌实。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曾经写过一幅楹联赞叹：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笔者无缘，至今没进过天府，更别说亲身到都江堰去朝拜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只记得大学之时，室友的一张都江堰合成照片算是最亲密的接触了。室友不象室友，倒象极了李冰，手握长锸，身后是轰鸣的江堰。
三、三峡建的不是坝，而是力。
历史总是很神奇地开着数字玩笑，又过了两千多年，也就是现在，一座足以影响华夏百年甚至千年的大型水利工程在长江上诞生了，我们一般称之为长江三峡工程。无独有偶，在长江三峡工程诞生之前，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另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它被称做“万里黄河第一坝”。这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南一北，长江、黄河江面上，影响着华夏子孙世代安危的两座雄伟大坝先后落成。
对于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我们不得不佩服它们的气势宏伟，站在大坝旁，听着轰鸣的流水声，只能感叹人类的渺小。由此我们更是缅怀伟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与人定胜天的理想。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在与天争、与地斗的过程中，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疏与堵的差别竟然那么明显，套用一句行话叫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三门峡的诞生似乎就是为三峡的出场做铺垫一样，是不是有点鲧和禹的影子也未可知。当然鲧是失败的，禹是胜利的。现在的我们当然无法为这两座大坝下定语，毕竟人家还屹立在那。但具体会屹立多少年，笔者无法估量。就近的说，三门峡大坝目前在存与废的痛苦边缘挣扎，三峡大坝民间的反对声一片，而官方的说法是一万年。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2010年12月17日在《三峡阶段性评估报告综合卷》首发式上称，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质量上非常好”。
必须承认，国家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出发点肯定是好的，利用黄河富有的水资源为国家提供电力，同时对中、下游的灌溉、防洪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事与愿违，运转五十年来，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搞的好不狼狈。最典型的事件是一个叫谢朝平的记者，因撰写三门峡移民报告文学《大迁徙》而遭到渭南警方的拘禁，一时沸沸扬扬。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河南和陕西这两个省对三门峡大坝截然相反的看法和较量上。
谁受益谁叫好，谁受损谁喊冤。利益面前，当初“舍小家顾大家”的陕西只好发难，不断对三门峡水库的利用提出看法，尤其是2003年秋渭河特大洪涝灾害之后。15位陕西省人大代表联名上书，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与之相对应，河南的32名人大代表也上书，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孰失孰得，一目了然。最典型的，就是三门峡市和潼关古城，一坝之隔，新城兴旧城弃，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利弊取舍，国家必须作出权衡。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千亿，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而大坝建成后，在不废弃的条件下，利弊的关键，则在于水位的高下。水位高，发电足，泥沙的淤积对上游的危害大；水位低，发电少，对上游的危害反而小。合理的调控水位实际成为大坝落成后国家必须考虑的严肃问题，这可能也是三峡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人建三峡大坝的理想不是一天了，最早可追溯至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他在《建国方略》（1919年发表）一书中认为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建国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多次关注，其著名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更是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建设三峡工程的理想。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在一片争议声中，1992年三峡水电站的建设获得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于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水利工程终于屹立在了世界东方，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和现实的考验。
三峡工程从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各方观点不一。有叫好的，认为利大与弊，是造福当今，功在千秋。有叫停的，认为根本就不该建，以曾因反对三门峡大坝建设而被化为“右派”的清华教授黄万里为代表，他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更多的，是芸芸众生，如同当年修建三门峡时一样，不明就里，浑浑噩噩。笔者在此断言，三峡工程如果真的能存一万年，那将饱守一万年的非议。
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好一些。三峡工程也好，三门峡工程也好，它们的发电作用是明显的。那么大的水势，那么大的落差，如果连这点基本的经济利益都争取不到，那真成了废物白搭。国家2009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发电量37146.5亿千瓦时，其中水电6156.4亿千瓦时。据长江电力2009年年报，三峡完成发电量有799亿千瓦时。如此可以得知：三峡发电量2009年占全国发电量的2.15%，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12.98%，规模还是有的。另据百度：“2010年7月，三峡电站机组实现了电站1820万千瓦满出力168小时运行试验目标（日发电量可突破4.3亿度电！占全国日发电量的5%左右）。这一个年2.15%和日5%的差别不由得引发笔者思考。当然了，长江电力2010年的快报刚出，843.7亿千瓦时，但国家统计年报未出，所以无法断语。
其他的经济效益如防洪、航运、灌溉等是无法直接用数字来表达的，如截留了多少立方水，能保证多少吨级别船通过可降低航运成本等，并不是直接的效益。最直接的效益还是一个指标：发电量，如果再扩大一点外延可能还有三峡工程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等。目前湖北人比较困惑的是13%的额度分配低了，地方拿的少了，国家拿的多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再造一个三峡的呼吁，很荒谬也很实际。实际的是，上马一个项目就是真金白银，利益可观地很。中国几千年的河道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乾隆认为“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清高宗实录》），在此不赘述，喜欢的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
荒谬的，其实就是说修建大坝的危害，一个三峡工程给我们带的影响尚无法估量，更别说是两个。玉树地震那会儿，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连续大地震与三峡工程有没有关系》的博文，论述了三峡工程的蝴蝶效应，应该算是对三峡危害最直接的忧虑。当时笔者也出了上、中、下三策，无非是围绕一个水位的变化来判别。现实的是，为保证发电量，目前的水位是175米，可以说完全忽略了蝴蝶效应，而把经济效益放到了第一位。
175米是个什么概念？据报道：2010年10月26日，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次成功蓄水至175米水位，可一次性拦洪221.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通航、补水等综合效益开始全面发挥。从这里我们有了第一个印象：221.5亿立方米的水。如果按照水的密度1考虑，那么221.5亿立方米的水将相当于221.5亿吨的重量。也就是说，在我们华夏中心长江腹地，新增加了一个221.5亿吨的巨大物体。这么个新增物体，如果说对于我们的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那叫政治。但笔者是本着探究问题的，应该算是科学研究的态度，所以不避讳。假若说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或者说板块原本是相对平衡的，但因为这一新外力的加入，改变了原有的对等，势必要寻求新的平衡点来保持相对平衡。力的作用肯定在潜移默化之中悄悄进行，向地表进行渗透，当量变积累到质变的时候，就会惊天一震。当然，这都是假说，不要轻易对号入座。同时，我们略微有点气候常识的可以推断，一个内陆大湖的形成后，会从本质上改变了这一带原有的气候特点，或者说具有了一定海洋性气候的特征也不为过。另据报道：由于三峡的库容量巨大，聚水较多，加之水的比热容较高，导致华南地区气温平均降低2度。写到这里，忽然明白了南方这几年为什么变冷，冻雨增加的缘故。整个华南地区温度都低了2度，那么原本冬天就接近冰点的南方现在只能向北方看齐。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与三门峡潼关高程原理相同。高原出平湖的结果就是泥沙的淤积，势必造成上游河流水位不断抬高，洪涝灾害的危险系数上升或者说洪涝灾害从中、下游提到了上游，如2003年渭河洪水。1998年那时的特大洪涝灾害我们经历过，而三峡建成后特大洪涝灾害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是祸是福还得留有后人评说。
第三个，就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战争破坏等。百度得到的：宜昌市地面的平均高程不到海拔50米，当宜昌市洪水位高达海拔64-71米时，宜昌城已在水下20米处。在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后，宜昌市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逃生，因为在溃坝后的半个小时，洪峰已经就到达宜昌市。仅宜昌一市的人员损失将高达50万。当然这只能是特殊情况，但也是悬在宜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有了这三个概念，我们应该明白，三峡蓄水175米所带来的，是一种何等力量或者说破坏力。如果爆发，可以瞬间摧毁一座城池，可以瞬间改变地理地貌，可以影响整个华南的气候，可以抬高上游洪水的灾害程度......这一切的可能，有的已经发生，有的还未发生，有的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当然，这还不包括大坝本身的地质灾害影响。这是它的荒谬一面。
利弊权衡，不难发现。长江三峡的利一般是直接的可兑现的，如发电量等；而其弊则是潜在的无法估量的，如地震、气候变化等。两者比较，其直接利益相对较低，其潜在危害相对较大，可以说一旦灾难发生，将得不偿失。然而，我们做的，却是非常迫切地需要那占全国2.15% 的发电量抬高水位，而将风险或者说可能产生的损失交由大自然去评判，并美其名曰，地壳运动。实际上，全球各地由于大型水库引发的地质灾害已不在少数，如意大利维昂特大坝的教训，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地不想面对现实。
有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是说将骨牌按一定间距的尺寸排成单行，或分行排成一片。在推倒第一张骨牌， 其余发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就象这大河大坝，原本是按照规矩排放的，在变换其中一张牌后，怎么能不产生连锁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太复杂，复杂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西南干旱、南方大雪、汶川、玉树地震、今年的全国干旱等，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些年，而三峡工程建成之前我们怎么没有强烈的感受，让人不得不去思考！在此只能杞人忧天，即使有这种效应，反应也不要太猛烈！
仔细推敲之下，不难发现，这三峡和三门峡的建设与大禹和李冰治水的区别。三峡和三门峡是我们人类是为谋取福利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大禹或李冰治水则是在灾害面前被迫采取的防御措施，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一为谋利，一为消灾。采取的措施不同，三峡和三门峡其实是用了堵的方法，建大坝蓄水，可以认定为一种息壤的办法，而大禹或李冰则是疏，顺其江河之自然流势。其后果也不一样，堵的结果是积聚了风险，而疏的结果是释放了风险。综上对比分析，笔者认为，三峡和三门峡是取一时之利而后患无穷，是火中取栗而不是功在千秋。而我国大肆兴修水利工程，三峡和三门峡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还有多少大型水利工程已建、在建或待建！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已经明确了未来十年4万亿的投资指标。笔者不是反对国家开发水利，只是担心国家的水利投资将花落何家！？不会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坝在祖国的母亲河上不断树立起来吧！
其实我们搞大河大江的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度的把握是关键。而何为度，笔者理解，那就是是否遵循自然之理还是盲目相信人定胜天，也就是要正确处理疏与堵的关系。循自然之理，融人工建筑于一身，则百事兴，如李冰之都江堰；逆自然之理，强调人定胜天，则事事废，如三门峡之愁苦。更何况，属于我们华夏之地必须治理的水事太多，如黄河泥沙造成的地上大悬河，历年改道造成的痛苦尚留在国人心中无法消除，中央一号文件也在算我们落下的水利帐，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消除灾害上，而把重点放在向江河要效益上，一旦危害来袭，是多么南辕北辙的一件事啊！
至于治水引发的社会思考，自有历史阐述。我们普通百姓要做的，不应因人轻言微而妄自菲薄，而要把国家这些大事放在心上，认识到这些水事是关乎自然、关乎生命、关乎自身利益的一件必须要正确看待的事。不可一味迎合上级或者地方利益驱动，更不是偏听全国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就可以抉择。对待三峡工程这种可能会影响我们当代甚至后代子孙千秋万载的民族大议，一定要慎之又慎，必要时国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不排除来一次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全民公决”，还历史一个清白！
一、夏禹治的不是水，而是世。
中国有两条母亲河，一条黄河，一条长江，黄河在北，长江在南，如两根大动脉一般，哺育着华夏大地。几千年来，华夏文明，正是沿着这两条脐带，不断繁衍、生息、富强。也可以这么说，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条母亲河的前后浇灌，才结出了人类文明的累累硕果。而夏禹生活的时代，恰逢中国处于洪荒之年。
本来部落之间走向联合，是人类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件大事。从无组织、无纪律走向了有组织、有纪律，人们开始团结起来了，前前后后可能用了近千年。但是，在那个技术落后的蛮荒年代，人们即使联合起来了，在洪水泛滥的自然灾害面前，依然显得那么渺小。洪水一来，人们就只能往高处跑；洪水退后，人们才能回到平原发展。洪涝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影响当时人们生活的头等大事。治理了洪水，部落联合才有用武之地；治不了洪水，人们只能接受被蚕食的命运。 据《孟子•滕文公》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可见当时的水势不仅仅是连年大雨的缘故，而且可能已经出现了自西向东的倒灌。笔者推断，当时的人们应该不会因势利导疏浚，而是任由洪水四处横流，才形成了华夏文明史上第一次可怕的人类生存危机。也可以这么说吧，当时的治水就是治世。
再往前数，就是三皇五帝的年代，姑且也算是华夏文明的发端。因为在六千年前左右的母系氏族社会实在无法考证。几个大的部落经过战争，逐渐拥有了一定的土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至于具体是哪几个？各种版本存在，但不外乎燧人、伏羲、神农、女娲、皇帝几位。人们慢慢摸索着基本生活技能，生产工具初步具备了一些，人类文明感到很有了些许希冀。斫耜揉耒，天子亲载，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一派欣欣向荣。然天有不测风云，当历史的权柄交接到尧舜的时代，洪水不合适宜地爆发了。大雨经年，白水涟涟，对当时的部落联盟来说，除了向上苍祈祷之外，惟有选派得力干将治理洪水才是正解。治得了洪水，部落联盟才有发言权；治不了洪水，部落联盟将重归于零，一千年的努力将打了水漂。于是，我们见到了部落联盟的代表，禹的父亲鲧。
鲧的出现似乎是为禹的出场做历史铺垫一样，很努力很失败，可以说没有鲧的无能就衬托不出禹的有为，屈原《天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道的甚好！传说中的鲧从上界偷来“息壤”治水，看似有为实则无能。土围水涨、水高土低，雨在不停地下，除了息壤不短增高以外，根本不可能将水堵住。这道理很浅显，但当时的人们或者说鲧并不明白。更何况，鲧的息壤实际是不存在的，主要是靠人力的堵塞来治理洪水。这样一下子就明白了，一片汪洋之中如何去堵？哪里是始点，哪里又是终点？土从何处取？人力的供给能否跟上？一一都是问题。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鲧九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还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吕氏春秋》载：“夏鲧，即鲧，传说为尧舜时代的部落首领，夏禹之父，由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九年未成，被殛于羽山。相传他始作城郭。”可见，鲧治水是彻底失败的。然而，鲧治水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筑土为墙堵水的做法却在无意中打开了我们先祖建立城郭的梦想与实际。
鲧授命于危难之时，没能挽狂澜于既倒，而是牺牲在了任上。自己撒手人寰不说，还将一幅烂摊子甩到后人身上。禹，不上也得上、不干也得干，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政治阴谋姑且不论，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走马上任的，要洗刷父辈的罪名或耻辱，只有将洪水治住。治不住，很难摆脱株连九族的命运，恐怖地说法。
传说夏禹治水有三宝：河图、开山斧和定海神针。河图不是伏羲的八卦图，而是黄河水神河伯多年画成黄河水道图；开山斧顾名思义，锋利的巨大战斧，力可开山；定海神针是夏禹定江海深浅的一个定子，神铁一块，后被美猴王所得，幻化为如意金锢棒。当然这三样宝物，都是神话传说，是人们为赞美夏禹治水的功绩而人为衍生出来的。但仔细推敲下来，不难发现夏禹治水的方法。河图，就是水利勘察。只有摸清了洪水的分布、流向、流速以及流量等，才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对策。可以说摸请底细是夏禹治水的第一步。接着，开山斧派上用场了，要疏浚，必须要打通一些阻隔。这里主要是人力多年共同努力的结果，有谓“愚公移山”之说正是此理。黄河三峡炳灵峡据考证是夏禹开山的第一斧。《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又如清梁份《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洲，禹之导河是也。”当然这些都是后人所叙，虽非亲身经历，却非空穴来风。笔者认为这第二步就是根据勘探结果进行疏浚。第三步，定海神针，笔者分析是稳固的作用。海定则波宁，更多表达了疏浚后人们渴望洪水不再泛滥的美好愿望。疏浚后，适当地加以稳固。庆幸地是，天随人愿或者说这大雨也该住了，夏禹接手治洪十三年后终于迎来了春天。由此推断，夏禹治水的三步曲：勘探、疏导和整固。
这三步，其实就循了一个理，疏，水往低处流吗！洪荒之年，泛滥在黄河周围，当时可能主要集中在今黄淮一带，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一隅。大家知道，我国地势是西高东低，黄河以内蒙河口镇为上游，以河南孟津为中、下游的分界。洪水从上游泛滥下来，至此已成汪洋。疏，必须按着西高东低这一基本走势，进行开挖。这方面的资料乏善可陈，也就《诗经》、《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等有所录，还非当时之载，很多还冠以神鬼之说。较可信的，是夏禹“三过家门”之说。试想即使在今日，在抗洪第一线，任何一个指挥官都不可能做出顾小家而弃大家的事情，这个即使是长达13年也非常可信。13年里毕竟路过家乡的次数还是有限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夏禹不仅疏导了洪水，还借机疏导了民心。禹在普通民众中的高大形象逐渐树立起来了。至于那些传说中的禹王锁蛟龙、禹凿龙门等事迹，有三分的真迹在，更多地属于后人或当时他人的演绎。至于为何演绎，我们可以有多种揣测，比如三国。
至此，我们大致搞清了夏禹的所作所为：临危授命，身先士卒，开山导渠，造福世人。一个与尧舜同德同威的古代帝王形象在这场史无前列的大洪水面前终于树立起来了。而与之同时代的舜，在这场大洪水面前，除了斩杀夏鲧之外，竟然无任何其他记载，完全被遮掩在禹的光芒之下。“禅让”似乎也变成顺理成章的事，虽然这只是新旧政治势力较量地必然结果。“大禹”的“大”字应该就是在这场大治理过程中逐渐被开发出来的。开始治水的时候只是“禹”，鲧的儿子，替父洗刷罪名；治水成功了就成了“大禹”，功高震主，天下一人。功劳大了，当时的人们包括舜不得不以“大”字对禹表示足够的尊重。大禹就这样成了中国古代发展史上第一大功绩之人。至于大禹治水的区域之广具体无法论证，但一些典籍所记载的“九河”等不外乎黄淮地区，也就是夏朝的核心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左传》昭公元年载：“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
二、李冰修的不是堰，而是略。
距大禹治水两千年以后，一个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几乎与大禹齐名的历史人物诞生了，他不是别人，正是都江堰的设计者李冰。
如果说大禹治水的功绩主要集中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黄淮流域，那么李冰父子则将中国古代的治水领域拓展到了长江的支流岷江，天府之国所在。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还有一条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同样令人瞩目，并且将这一领域拓展成了一个立体概念。古代华夏大地不仅南、北各有过大型治水事迹，而且还通过运河的开通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络的水域网。但那份连通，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因为从实际的运行效果看，大运河的功效远没有达到都江堰的历史高度，且后来常年淤阻，麻烦不断。
于是笔者在思考，众人在思考，华夏在思考，世界也在思考，是什么，让一座堤坝，能够屹立不倒两千年，即使在特大的汶川地震面前，而且还继续发挥着用场，浇灌着巴蜀平原。记得汶川地震时笔者曾写过一首《国有难》，无意中提到过都江堰，“……身临其境/都江堰上/寄托着众人的祈盼”，可见都江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尊贵。有人或许会问，天府之国可提的东西多了，为什么这么一座冷冰冰、硬扎扎地水利工程会树立起那么高的地位？回头望望，你会发现，有时历史真的很神奇！
原来这都江堰的修建过程，竟然与大禹治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原因相似，都是水患。岷江水资源丰富，每当春夏，山洪都会暴发。由于河道狭窄，江水从灌县进入成都平原后，往往一泻千里。洪水退后，又留下无数沙石。而灌县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阻碍了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这水祸确实到了需要整治的地步。也是合辙秦国走向富强，如同后来修建郑国渠，本是韩国“疲秦”之计，反而成秦国强农根本。这时候，一纸诏令，精通水利的李冰取代了政治家张若担任了秦国蜀郡太守。由此可见历史人物的产生往往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顺应天意，应了那句话：时势造英雄。
李冰的根治岷江策略与大禹也何其相似。第一步，现场勘探。李冰建都江堰，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开明（蜀国旧主的称呼）开凿的基础上。在现场勘探了开明所凿的引水工程后，李冰认为渠首选择不合理，决定废除原引水口，而把都江堰的引水口上移至成都平原冲积扇的顶部灌县玉垒山处，这样可以保证较大的引水量和形成通畅的渠首网。第二步，开凿。有了方案后，行动是关键，在这里，打通玉垒山就成了重中之重。而要打通玉垒山，就遇到了难题，那时没有炸药啊！李冰是怎么办的。《史记•河渠书》载：崖峻阻险，不可穿凿，李冰乃积薪烧之。啥意思，就是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在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后，终于凿出了一个宽二十公尺、高四十公尺、长八十公尺的山口，因形似瓶口而取名为“宝瓶口”。这宝瓶口的功效可就大了，不仅是进水口，而且以其狭窄的通道形成一道自动节水的水门，对内江渠系起保护作用。有了这一山石中的狭窄河道，整个都江堰工程就全面盘活。第三步接着就跟上了，修建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虽然各有妙用，但其实都是整固的作用在里面。李冰采用竹笼装卵石的办法修建分水堰，让竹工编成长三丈、宽二丈的大竹笼，装满鹅卵石，沉到江底，慢慢筑高形成了分水大堤。江水被迫被分成东西两支，西支是岷江的干流，也称外江；东支则被迫进入渠首宝瓶口，称内江，成为灌溉渠系的总干渠。因形似鱼嘴，被称为“分水鱼嘴”。 飞沙堰溢则是完全的加固作用，清理淤沙，确保江堰畅通。
于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人工水利工程奇迹诞生了。它，融自然之躯与人工开凿于一身，截大江、分水势，外为天遣，内为人调，人、地、水三者高度统一，造福当代，恩泽后人。而我国古代兴修了的其他水利工程，如漳水渠、郑国渠等，因各种原因都先后废弃，唯留都江堰长存于世，不得不令世人感叹。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道：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清山春《灌阳竹枝词》诗曰：“都江堰水沃西川，人到开时涌岸边。喜看杩槎频撤处，欢声雷动说耕田。”
这治水之理与大禹治水也如出一辙，疏，善疏。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借助岷江居高临下奔流不息之水势，乘势利导布置了工程建筑体。它最富想象力的设计就是新开凿了渠首宝瓶口，又利用分水鱼嘴将江水合理分流，做到了无坝蓄水，无闸分流，将天然地势、水流与人工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融入到了大自然之中，真谓神来之笔。庆幸的是，它不是只运行了上百年，而是在岁修制度的落实下，塌塌实实地为巴蜀大地服务了两千两百六十七年，直到今天一如既往地灌溉着。有一句谚语说的好： 天府美自古堰来。
李冰的贡献不尽于此。如果只是单纯地修造了一座江堰，被应用了两千多年，还不足以彰显其功绩。更重要的，是李冰为后人提供了一条治理水患、解决灌区输水及疏通排洪河道的具体方法，即“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八字格言。这八字格言，如今已化身一副对联，分列在后人为纪念李冰父子而建的二王庙墙面上，如醒世恒言般时刻提醒着后人如何治理江患。更进一步地说，八字格言已升华为一切治理疏浚河道的通则。
李冰从此演化为神。一个凡人，一个在史籍上除了治水几乎找不到记录的凡人，因为一座江堰，被破格提升上位，成为中国古代治水史上几乎与大禹并列的第一人，而我们后人习惯上将李冰尊称为“川主”。除了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的二王庙外，巴蜀之地还修有很多“川主祠”，成为纪念李冰父子的道场。每年清明时节的放水节已经成为必顶项目，如同渔民开海前的祭祀，只有祭过李冰，当地人心理上才会觉得塌实。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曾经写过一幅楹联赞叹：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
笔者无缘，至今没进过天府，更别说亲身到都江堰去朝拜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只记得大学之时，室友的一张都江堰合成照片算是最亲密的接触了。室友不象室友，倒象极了李冰，手握长锸，身后是轰鸣的江堰。
三、三峡建的不是坝，而是力。
历史总是很神奇地开着数字玩笑，又过了两千多年，也就是现在，一座足以影响华夏百年甚至千年的大型水利工程在长江上诞生了，我们一般称之为长江三峡工程。无独有偶，在长江三峡工程诞生之前，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另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它被称做“万里黄河第一坝”。这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南一北，长江、黄河江面上，影响着华夏子孙世代安危的两座雄伟大坝先后落成。
对于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我们不得不佩服它们的气势宏伟，站在大坝旁，听着轰鸣的流水声，只能感叹人类的渺小。由此我们更是缅怀伟人，他们的丰功伟绩与人定胜天的理想。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在与天争、与地斗的过程中，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疏与堵的差别竟然那么明显，套用一句行话叫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三门峡的诞生似乎就是为三峡的出场做铺垫一样，是不是有点鲧和禹的影子也未可知。当然鲧是失败的，禹是胜利的。现在的我们当然无法为这两座大坝下定语，毕竟人家还屹立在那。但具体会屹立多少年，笔者无法估量。就近的说，三门峡大坝目前在存与废的痛苦边缘挣扎，三峡大坝民间的反对声一片，而官方的说法是一万年。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2010年12月17日在《三峡阶段性评估报告综合卷》首发式上称，三峡工程是“长江上的钢铁长城，千年万年不会垮，质量上非常好”。
必须承认，国家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出发点肯定是好的，利用黄河富有的水资源为国家提供电力，同时对中、下游的灌溉、防洪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事与愿违，运转五十年来，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搞的好不狼狈。最典型的事件是一个叫谢朝平的记者，因撰写三门峡移民报告文学《大迁徙》而遭到渭南警方的拘禁，一时沸沸扬扬。当然，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河南和陕西这两个省对三门峡大坝截然相反的看法和较量上。
谁受益谁叫好，谁受损谁喊冤。利益面前，当初“舍小家顾大家”的陕西只好发难，不断对三门峡水库的利用提出看法，尤其是2003年秋渭河特大洪涝灾害之后。15位陕西省人大代表联名上书，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与之相对应，河南的32名人大代表也上书，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孰失孰得，一目了然。最典型的，就是三门峡市和潼关古城，一坝之隔，新城兴旧城弃，形成鲜明对照。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利弊取舍，国家必须作出权衡。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千亿，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而大坝建成后，在不废弃的条件下，利弊的关键，则在于水位的高下。水位高，发电足，泥沙的淤积对上游的危害大；水位低，发电少，对上游的危害反而小。合理的调控水位实际成为大坝落成后国家必须考虑的严肃问题，这可能也是三峡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人建三峡大坝的理想不是一天了，最早可追溯至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他在《建国方略》（1919年发表）一书中认为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建国后，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多次关注，其著名的诗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更是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建设三峡工程的理想。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在一片争议声中，1992年三峡水电站的建设获得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于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水利工程终于屹立在了世界东方，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和现实的考验。
三峡工程从出生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各方观点不一。有叫好的，认为利大与弊，是造福当今，功在千秋。有叫停的，认为根本就不该建，以曾因反对三门峡大坝建设而被化为“右派”的清华教授黄万里为代表，他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更多的，是芸芸众生，如同当年修建三门峡时一样，不明就里，浑浑噩噩。笔者在此断言，三峡工程如果真的能存一万年，那将饱守一万年的非议。
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好一些。三峡工程也好，三门峡工程也好，它们的发电作用是明显的。那么大的水势，那么大的落差，如果连这点基本的经济利益都争取不到，那真成了废物白搭。国家2009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发电量37146.5亿千瓦时，其中水电6156.4亿千瓦时。据长江电力2009年年报，三峡完成发电量有799亿千瓦时。如此可以得知：三峡发电量2009年占全国发电量的2.15%，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12.98%，规模还是有的。另据百度：“2010年7月，三峡电站机组实现了电站1820万千瓦满出力168小时运行试验目标（日发电量可突破4.3亿度电！占全国日发电量的5%左右）。这一个年2.15%和日5%的差别不由得引发笔者思考。当然了，长江电力2010年的快报刚出，843.7亿千瓦时，但国家统计年报未出，所以无法断语。
其他的经济效益如防洪、航运、灌溉等是无法直接用数字来表达的，如截留了多少立方水，能保证多少吨级别船通过可降低航运成本等，并不是直接的效益。最直接的效益还是一个指标：发电量，如果再扩大一点外延可能还有三峡工程本身带来的就业机会等。目前湖北人比较困惑的是13%的额度分配低了，地方拿的少了，国家拿的多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再造一个三峡的呼吁，很荒谬也很实际。实际的是，上马一个项目就是真金白银，利益可观地很。中国几千年的河道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乾隆认为“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清高宗实录》），在此不赘述，喜欢的可以去查阅相关资料。
荒谬的，其实就是说修建大坝的危害，一个三峡工程给我们带的影响尚无法估量，更别说是两个。玉树地震那会儿，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连续大地震与三峡工程有没有关系》的博文，论述了三峡工程的蝴蝶效应，应该算是对三峡危害最直接的忧虑。当时笔者也出了上、中、下三策，无非是围绕一个水位的变化来判别。现实的是，为保证发电量，目前的水位是175米，可以说完全忽略了蝴蝶效应，而把经济效益放到了第一位。
175米是个什么概念？据报道：2010年10月26日，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次成功蓄水至175米水位，可一次性拦洪221.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通航、补水等综合效益开始全面发挥。从这里我们有了第一个印象：221.5亿立方米的水。如果按照水的密度1考虑，那么221.5亿立方米的水将相当于221.5亿吨的重量。也就是说，在我们华夏中心长江腹地，新增加了一个221.5亿吨的巨大物体。这么个新增物体，如果说对于我们的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那叫政治。但笔者是本着探究问题的，应该算是科学研究的态度，所以不避讳。假若说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或者说板块原本是相对平衡的，但因为这一新外力的加入，改变了原有的对等，势必要寻求新的平衡点来保持相对平衡。力的作用肯定在潜移默化之中悄悄进行，向地表进行渗透，当量变积累到质变的时候，就会惊天一震。当然，这都是假说，不要轻易对号入座。同时，我们略微有点气候常识的可以推断，一个内陆大湖的形成后，会从本质上改变了这一带原有的气候特点，或者说具有了一定海洋性气候的特征也不为过。另据报道：由于三峡的库容量巨大，聚水较多，加之水的比热容较高，导致华南地区气温平均降低2度。写到这里，忽然明白了南方这几年为什么变冷，冻雨增加的缘故。整个华南地区温度都低了2度，那么原本冬天就接近冰点的南方现在只能向北方看齐。
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与三门峡潼关高程原理相同。高原出平湖的结果就是泥沙的淤积，势必造成上游河流水位不断抬高，洪涝灾害的危险系数上升或者说洪涝灾害从中、下游提到了上游，如2003年渭河洪水。1998年那时的特大洪涝灾害我们经历过，而三峡建成后特大洪涝灾害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是祸是福还得留有后人评说。
第三个，就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战争破坏等。百度得到的：宜昌市地面的平均高程不到海拔50米，当宜昌市洪水位高达海拔64-71米时，宜昌城已在水下20米处。在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后，宜昌市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逃生，因为在溃坝后的半个小时，洪峰已经就到达宜昌市。仅宜昌一市的人员损失将高达50万。当然这只能是特殊情况，但也是悬在宜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有了这三个概念，我们应该明白，三峡蓄水175米所带来的，是一种何等力量或者说破坏力。如果爆发，可以瞬间摧毁一座城池，可以瞬间改变地理地貌，可以影响整个华南的气候，可以抬高上游洪水的灾害程度......这一切的可能，有的已经发生，有的还未发生，有的或许永远都不会发生。当然，这还不包括大坝本身的地质灾害影响。这是它的荒谬一面。
利弊权衡，不难发现。长江三峡的利一般是直接的可兑现的，如发电量等；而其弊则是潜在的无法估量的，如地震、气候变化等。两者比较，其直接利益相对较低，其潜在危害相对较大，可以说一旦灾难发生，将得不偿失。然而，我们做的，却是非常迫切地需要那占全国2.15% 的发电量抬高水位，而将风险或者说可能产生的损失交由大自然去评判，并美其名曰，地壳运动。实际上，全球各地由于大型水库引发的地质灾害已不在少数，如意大利维昂特大坝的教训，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地不想面对现实。
有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是说将骨牌按一定间距的尺寸排成单行，或分行排成一片。在推倒第一张骨牌， 其余发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就象这大河大坝，原本是按照规矩排放的，在变换其中一张牌后，怎么能不产生连锁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太复杂，复杂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西南干旱、南方大雪、汶川、玉树地震、今年的全国干旱等，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些年，而三峡工程建成之前我们怎么没有强烈的感受，让人不得不去思考！在此只能杞人忧天，即使有这种效应，反应也不要太猛烈！
仔细推敲之下，不难发现，这三峡和三门峡的建设与大禹和李冰治水的区别。三峡和三门峡是我们人类是为谋取福利而采取的主动行为，大禹或李冰治水则是在灾害面前被迫采取的防御措施，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一为谋利，一为消灾。采取的措施不同，三峡和三门峡其实是用了堵的方法，建大坝蓄水，可以认定为一种息壤的办法，而大禹或李冰则是疏，顺其江河之自然流势。其后果也不一样，堵的结果是积聚了风险，而疏的结果是释放了风险。综上对比分析，笔者认为，三峡和三门峡是取一时之利而后患无穷，是火中取栗而不是功在千秋。而我国大肆兴修水利工程，三峡和三门峡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还有多少大型水利工程已建、在建或待建！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已经明确了未来十年4万亿的投资指标。笔者不是反对国家开发水利，只是担心国家的水利投资将花落何家！？不会是一座又一座的大坝在祖国的母亲河上不断树立起来吧！
其实我们搞大河大江的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个度的把握是关键。而何为度，笔者理解，那就是是否遵循自然之理还是盲目相信人定胜天，也就是要正确处理疏与堵的关系。循自然之理，融人工建筑于一身，则百事兴，如李冰之都江堰；逆自然之理，强调人定胜天，则事事废，如三门峡之愁苦。更何况，属于我们华夏之地必须治理的水事太多，如黄河泥沙造成的地上大悬河，历年改道造成的痛苦尚留在国人心中无法消除，中央一号文件也在算我们落下的水利帐，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消除灾害上，而把重点放在向江河要效益上，一旦危害来袭，是多么南辕北辙的一件事啊！
至于治水引发的社会思考，自有历史阐述。我们普通百姓要做的，不应因人轻言微而妄自菲薄，而要把国家这些大事放在心上，认识到这些水事是关乎自然、关乎生命、关乎自身利益的一件必须要正确看待的事。不可一味迎合上级或者地方利益驱动，更不是偏听全国人大代表履行职责就可以抉择。对待三峡工程这种可能会影响我们当代甚至后代子孙千秋万载的民族大议，一定要慎之又慎，必要时国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不排除来一次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全民公决”，还历史一个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