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壳管理:应承认“西方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的心态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热情称赞和深入分析所展现的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不去热诚地欢迎、研究和宣传西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成就，反倒是不敢、不愿、不想正视这种新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甚至是极尽所能地歪曲、诋毁、否认和害怕这种社会主义的咄咄怪事。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失落了自己的科学精神，而且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灵魂，因而也就从根本上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进一步地恢复和发扬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精神，就是要进一步地找回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灵魂，就是要进一步地重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魅力和理论魅力，就是要进一步地重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雄风。         这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伟大工程，始于邓小平时代。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社会内部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的客观存在，同样也始于邓小平时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就己确定了“尊重各国社会党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的指导方针。[1]这一方针明确地肯定了各国社会党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而并不是过去所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这一方针包含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各国社会党探索的也是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是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各国社会党主张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这一方针从根本上抛弃了苏共以来敌视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极“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形“左”实右）的理论与政策，事实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政策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中共中央这一指导方针的理论基础，实际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都是现代文明时代的新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都认为在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的历史条件下也能实行某种新社会主义，都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都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都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同时也都认为社会主义模式应当具有多样性。邓小平“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其理由只是“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2]而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搞福利国家搞错了，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将来有条件时也不能“实现福利国家”。邓小平主张从分配制度、而不是直接从所有制着手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不仅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充分肯定。在邓小平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的三项原因中，就有两项（即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表明，在邓小平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要靠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肯定，在其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政策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欧洲共产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互有异同。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两者都不提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都不主张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都不提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专政，都主张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多党制的和三权分立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都主张长期实行混合经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欧共”还认为，社会民主党也是代表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党。如果按照苏共的理论思路，我们对于这种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当接近的理论学说，显然只能将其视为“现代修正主义”，并努力将其“彻底批倒批臭”。但邓小平已从根本上抛弃了这种极“左”的做法。他在上世纪80年代谈到如何正确对待“欧洲共产主义”时曾经多次指出：“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我们历来认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过今后的实践去检验。”“根据我们自已的经验，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欧洲共产主义现在究竟怎样，将来实际结果怎样，要通过他们自已实践检验得出结论。”“世界各国，拿欧洲来说，欧洲的问题只能由欧洲人民自己来解决。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应该说，我们现在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欧洲问题欧洲人最了解，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人家犯了错误，让人家自已去改正。在所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不存在的，即使意见完全一致，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会不同。”[3]邓小平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这种态度，同时也包含了他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态度，包含了他对于欧洲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新思考和新认识，反映了他在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广阔视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重新走上了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因而在邓小平理论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广泛肯定，包含了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广泛肯定。         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也曾指出：“我这几年以来，一直在引用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恩格斯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是会出现变化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的认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重要的是，江泽民明确提出：我们“要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作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否则，“闭目塞听，坐井观天，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必然会落伍。”[4]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沿着邓小平新社会主义理论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我们看到，现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做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规模、广度和深度均已远远地超过了圣西门，并已在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以马克思主义的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去热诚地欢迎这一切，科学地分析这一切，而绝不应当以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这一切。         我们对于东西方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的种种分歧，也应当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估。事实上，在这些分歧当中，既有东方社会主义者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正确批评和错误批评，也有西方社会主义者对于东方社会主义者的正确批评和错误批评。既有双方之间的理论分歧，也有双方之间由于不理解对方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而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分歧。但所有这些分歧，实际都是双方在走上马克思、恩格斯所未曾设想过的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分歧，都是人类在既有条件下探索普遍幸福主义的光明之路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分歧，都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分歧。特别是，在同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东西方的主要社会主义力量最终都走上了各具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就空前地缩小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仅仅局限于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而是同时也应着重研究西方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更多的个别中抽出更具普遍性、深刻性的一般，我们的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具有更强的概括性、普适性、深刻性、系统性、彻底性、预见性和世界性，因而也才能更好地解释、分析、预见和指导有中国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能大幅度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有力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才能在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界占据更高的国际地位，并由此而有力地提高我国的软国力。         其次，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社会内部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的客观存在，也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客观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西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当成了万古不变的教条，无视或不愿正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的客观事实，始终认为西方社会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对于它的社会性质展开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承认西方现代社会的两重性。我认为，这是一项后果严重的重大战略失误。这项重大战略失误的极其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把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公民的普遍富裕、广泛的政治参与、良好的精神文明状态等等一系列本来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美好的事物统统挂在了资本主义的名下，就是以此给资本主义贴了金，给社会主义抹了黑（社会主义事实上被置于了这些美好事物的对立面），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糟，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资本主义正在蒸蒸日上，社会主义则已气息奄奄，仅剩下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有走有本国特色的旧资本主义道路才有出路，就是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立国之本。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勇于和善于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社会内部的这些美好事物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我们就将由此而向人们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是美好的、可爱的，新社会主义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基本组成部分，发展新式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历史的大趋势，是走现代文明之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之所在，所以，我们应当坚持和发展新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社会内部的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福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社会主义已经失败，马克思主义已经失效，历史已经终结于“民主资本主义”。但实际上，福山所说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合体。在我们的时代，不是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而是新社会主义首先战胜了旧资本主义，并由此而拯救了资本主义。不是福山所说的“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而是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有机复合体的现代文明战胜了既没有资本主义、也缺少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不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已经终结了，而是现代文明时代仍将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时代。不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失效了，而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假马克思主义已经失效了，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则正在重新焕发自己的历史生机。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应当终结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正是我们曾与福山们长期共有的关于“西方社会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至多只有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传统观念，并代之以“西方社会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合体”新观念。         最后，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社会内部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的客观存在，也是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西方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毛泽东指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5]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共性、普遍性的方面，就在于它们都是社会主义，也都是现代文明时代的新社会主义。这种共性方面的广泛存在，就是我们在广大的领域内积极主动地学习、参考、借鉴西方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         西方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从16世纪起，西方的现代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有了大约500年的发展史。主要从20世纪初期起，西方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已有了大约100年的发展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方社会主义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其中也包含了大量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学习、研究、参考、借鉴的宝贵内容。中国人从林则徐、魏源时期起就开始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新科学。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科学技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的发展都还很不够。继续广泛深入地向西方学习，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过去曾经以俄为师，但除了俄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外，[6]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实际是找错了学习对象。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则就是在继承以俄为师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转向向西方学习。         我们现在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且还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大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我们现在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实际就是在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市场经济实际既姓“资”，也姓“社”。如果市场经济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它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即使是这种市场经济起初是以直接公有制为基础的，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但在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就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变为为公民的普遍利益而服务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获得自己的间接公有制（即通过税收和提供公共产品而实现的公有制）的所有制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又姓“社”不姓“资”。我们现在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包括了学习西方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社会公平的成功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正是在学习西方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反过来，西方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正是要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但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还包括其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身的成功经验。         我们过去未能从正面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因而也就未能直接提出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但我们事实上一直是在这样做的。我们过去未能认识到现代西方社会已经不再是仅有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已经拥有了相当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社会，因而也就未能提出或明确地提出学习、借鉴、吸收西方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点上，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无疑高于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不仅取决于社会主义是否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也还取决于生产力、科学技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等等的实际发展程度，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人民的富裕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内所实现的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仍然广泛地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表明，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这对于我们这个缺乏平等传统的国家（我国的主要传统是等级观念和等级制）来说，尤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又要长期地、广泛地、深入地学习、借鉴、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并将其作为必将深刻地决定中国命运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看待。还应看到，在我们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都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基本文明成果，也都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和已经走上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国家都不能不具备的两种基本的文明成果。因此，所谓“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际也包括了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社会主义的文明成果和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在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理论中，已经深深地蕴涵了这方面的思想内容。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一点明确起来，以便更加自觉地、更加积极主动地和更加卓有成效地履行和完成我们的神圣的历史使命。         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吸收西方新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西方新社会主义中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借鉴、吸收的内容十分丰富，也十分重要。譬如，西方社会的两极分化曾经极其严重，西方社会主义者也在运用分配手段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邓小平提出了运用分配手段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的重大历史课题。西方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自然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研究和借鉴。又如，邓小平提出了借鉴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成功经验的重要任务。西方社会与新加坡社会同属于一个类型的社会，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积累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厚的成功经验，也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再如，西方是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发源地，社会主义学说渊远流长，积累十分丰厚，其中许多内容也已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验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曾经吸收、借鉴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近一个世纪来西方新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积淀，已经远比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丰厚得多。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然也应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积极地从西方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成果中汲取和借鉴一切积极有益的理论成分。……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研究、借鉴和汲取西方新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这是一项富有学术价值的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是一项庞大的、繁重的研究课题，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和实践课题。只有通过这项研究工作，我们才能愈来愈清楚看出我们究竟能够从西方的社会主义宝库中学到些什么。而这项研究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对于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东、西方的新社会主义毕竟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国情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各具特色的新社会主义。如果忽略了这种重要的质的差异的历史合理性，一味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理论、经验和模式，放弃了适合本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体制和措施，只讲一般不讲特殊，只讲社会主义价值论，不讲社会主义科学论，只知套搬学理，不知结合国情，只会盲目崇拜，不会独立创新，那也必然会铸成历史的大错。在这方面，人类已经有了过多的惨痛教训，我国也已有了过多的惨痛教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国唯一的合乎规律、合乎逻辑、合乎国情的正确选择。因此，我们的一切学习、研究、吸收和借鉴，都不应以企图“全盘西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目的，而只应以发展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的。         实现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从现代化角度对于中共领导地位提出的新论证，很有新意和深意，也很有说服力。如果深入彻底地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汲取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一致的。但这需要大智慧、大气魄、大手笔，需要彻底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才能做到。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拥有特殊的历史创造力，而且也拥有这种创制权。现实生活已经表明，对于中国来说，中共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能否坚持中国特色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极其重要。如果能够确保这一点，中国新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将大有希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将大有希望，中国人民的普遍幸福也将大有希望。反之，如果中国共产党腐败变质了，因而共产党也就不再成其为共产党了，水也就要覆舟了，那么，等待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也就只能是一场深重的历史灾难。而这种情况，我们当然是要尽力避免的。         总之，现在的世界上主要有两面社会主义的大旗，一面由中国高举着，上面写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由西方（首先是欧洲）高举着，上面事实上写着“西方特色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渊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这就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理想。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是同一历史时代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它们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的社会主义，而并不是所谓“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时代”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有—个共同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它们都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而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作为资本主义的完全替代物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不应当相互敌视，相互对抗，而应当成为发展人类新社会主义事业的盟友或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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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3]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175、219页。    [4]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7、59、131页。    [5]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295页。    [6]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一节。(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