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粉少女注意报ova:1955年胡风“反革命”罪证如何出炉：移花接木(2)

2011年02月05日 13:58
来源：百年潮 作者：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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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

在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中有这么一段：“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在这样的按语之下，胡风等人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理应“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可是这按语的根据又在何处呢?原来是这些《材料》中有好几则都揭出了胡风等人在历史上的“反革命”真面目。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罪证”吧。

第三批《材料》第一则(1947．9．26．胡风给阿垅，自上海)的内容是：由于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这种利用国民政府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常用的，本无可非议，但材料摘引者却断言：由此“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直到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才对这一问题作了澄清：“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曾听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第四则(1946．7．15．阿垅给胡风，自重庆山洞陆军大学)是这样的一个片断：“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编者按语中对这封信着重指出：“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什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总之，从《材料》编者看来，阿垅这封信中吐露的全是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

从字面上看，这封信可以这样理解，但只要对阿垅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就会明白这里说的完全是反话，是向我方提供蒋军发动内战的信息。由于阿垅当时正在国民党的陆军大学任教，写信提供情报当然只得用反话来说。诗人阿垅，原名陈守梅，曾是黄埔军校十期学员。1939年，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因在野战演习中旧伤复发，经组织同意去西安治疗。伤愈后，回延安的交通线被封锁，只得进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工作。他不顾自身安全，尽可能地将收集到的包括国民党军队编制和部署情况在内的材料交胡风转往延安，为我军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上述信件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样一位忠于党、一生追求革命的战士，因“胡案”被捕后，被定为“骨干分子”判处十二年徒刑，于1967年病死狱中，未能活到平反的那一天。

胡风在狱中曾不止一次地在交代材料中对此信作出解释，例如：“他那封谈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那口气，我当时直到这以前，我都认为是反话。后来他还从南京特到上海来告诉我他偶然听到了的，蒋军进攻沂蒙山解放区的一个作战计划，我通知廖梦醒转到上面去了。后来她告诉我说这个消息使解放军很赚了一笔云……”。在绿原的《胡风和我》及罗飞的《真的就是真的——忆我和胡风与阿垅的交往》中均证实，他们曾将阿垅提供的情报交胡风送出。

当年参加整理材料的黎之同志也证实：“关于这封信，胡风、阿垅都写了详尽的申辩材料，说明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信中清楚地报告蒋军的计划，如‘三个月’‘一年’；蒋军的计划，如‘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等等。这些申辩材料经多方调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推翻了编者按中定性的结论。”笔者最近听说，就在审案初期，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就已证明了阿垅通过胡风向我方提供国民党军事情报一事。但尽管如此，正确的结论仍一直拖延到1980年在公安部给党中央的复查报告中才做出：“阿垅给胡风信列举蒋的军事部署，后言是脓总要排出，说是国民党的，其实是阿垅说的反话，是报告当时蒋在准备发动内战。根据后来阿垅送情报等，阿垅、胡风的申辩是合乎情理的。”

当年同样令人惊骇引起群情讨伐的，是第三批《材料》的第五则(1944．5．13．绿原给胡风，自重庆)，其中有一句写的是：“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这段的编者按中写道：“绿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于是，绿原就“不言而喻”地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

不过，这里却忽略了最主要的一个事实：绿原虽然在信里这样写了，但他始终未去中美合作所，因此，这个罪名根本就不能成立。他在回忆文章《胡风和我》中写道：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于是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不料此时，冀坊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下去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黎之的回忆中也提到，早在1950年绿原的转正期届满时，组织上就曾对他这段历史做过调查，并弄清了他根本没去中美合作所；1955年“胡案”发生后，“绿原的这段经历很快地由公安部查清，又缺少了一个反革命定性材料。至此，三批材料按语中所说‘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反动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的定论已失去事实依据。但是，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未在广大读者中作出交待，致使绿原长期戴着‘特务’帽子……”。由此可见，这里面事实如何并不重要，一切都是政治需要，欲加之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