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纶短纤:哭泣的灵魂

　　这是尘封了1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灵魂哭泣的故事。10年来它始终在脑海了萦绕着，时时逼仄着我叩问灵魂。

　　1998年10月至1999五月，全省从了省、地市、县区三级抽出厅局、县处、科、一般干部2500人到全省农村进行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当时简称促农工作。我参加了当地的促农工作队，被派到一个县的红旗乡工作。我任促农工作组组长，副组长为红旗乡党委书记老胡。但我们工作组要在乡党委领导下工作。这种领导关系，注定工作组是很难办成一件正经事的。我和老胡戏谑：“你不听我的，我就开工作组会议。”老胡反讥：“那我开乡党委会撤了你组长。”俩人都情不由己地哈哈大笑了起来。而等我真正深入到农村，我已无力说笑了，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

　　1999年3月10日，我和县委一位少数民族女副书记、老胡到光明村工作。村书记姚福财把我们领到一户贫困人家，眼前的景象是三个7岁以下的孩子光着屁股赤着脚在土地上玩耍，火炕别说炕席，连一张报纸也没有糊，裸露泥巴上面直接凌乱铺着一床黝黑的破被褥。书记姚富财介绍说：“分给他家的救济粮早都吃完了。春节前他过年没有钱，我给了50元，晚上他就打麻将输光了。”

　　接连几天我们到了钟山村、青山村、兴山村、前锋村、建设村、红旗村、华山村，贫困者依旧贫困，富裕者大都有一大笔贷款，富裕程度和城里人无法相比。全乡8个村子，都按当地标准定了几户贫困户，最多的是前锋村6家特困户、一家贫困户。而在我看来，依照当地城镇居民住家的标准，得有大多数人家要算贫困户。造成的贫困原因，乡里说，是因为当时推倒速生丰产林开地种大豆。由于种大豆没有成本钱，当地信用社也因很多农户贷款过期不还而不再放贷，农民只好抬钱，利息高过信用社的10倍。

　　屋漏偏遇连阴雨，由于国家进口大豆猛增，东北大豆价格大幅下挫，农民收到家的大豆就地亏损，连成本钱都抵不上，更何况还要交村提留、乡统筹。

　　更让人心焦的是乡政府所在地红旗村的“四个老头”的上访问题。我一到红旗乡，乡党委书记老胡就逗我：“王组长，你来了可有事干了，红旗村‘四个老头’正等着工作组上访呢。”所谓“四个老头”，是红旗村的四位老人，当时年龄最小的都已经64岁了。他们四个家庭在承包的土地上种上了速丰林，并且办了林权证。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乡里的前任领导把他们的土地强行收回，转租给不是一个地区的邻县的一家粮库的职工了。

　　地上的树木被毁掉种上大豆了。四位老人不服找乡政府说理被拒之门外，于是他们开始到县里、市里、省里、国家林业局漫长的上访。因为上访，他们几乎倾家荡产。苍天不负苦命人，在国家林业局他们终于赢了，得到了一纸批文。可惜我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了，因为让当地政府拿走了没有归还。

　　他们有了这一纸批文直接到了省林业厅，很快又被转到市林业局，接着又被批给县林业局。而此时处理此事的乡领导已经当了主管农林的副县长，上访信和批文就此终结了。就在我们促农工作队入驻县里的前几天县委刚作完决定，赔给四位老人几百块钱，再给一样面积大的地。老人对这个决定不服，他们要林木损失费和上访花销的费用，接连不断地去县里找领导说理，可是没有搭理他们。

　　此时省里派下的促进农村工作的工作组来了，对于他们不啻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结果那是必然的，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望。

　　我们的队长是省农业开发办的副主任，正处级，此时他正要升任副厅级（此人现已是某市市委书记，正厅级），对于红旗的“四个老头”上访事，他格外重视。原本他对我和我所在的乡是不屑一顾的，可因为这“四个老头”劳他大驾亲自驾驶从省城带来的丰田4500屈尊到红旗多次，给我们工作组作指示：“不要解决红旗村的特殊问题，对‘四个老头’的问题千万不能表态。要多听多看，不要处理具体问题。解决问题要依靠当地的各级组织，谁的问题谁解决。”

　　别说队长发话，就是他不发话，我有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吗？我有的办法就是远远躲着四位老人，偶尔和他们碰上了，我的眼睛不敢直视他们。他们每回找我态度都很好，一口一个“王组长”的叫着，他们有着很深的期待，每次我都耐心听完他们重复的唠唠叨叨，安慰他们，说着一些不痛不痒的鼓励话。而在每次送走他们的时候，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心在颤抖，灵魂在哭泣，我来这里算个什么呀！我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我选择逃避，能回城里就回城里。回不了城里，尽量不去跟乡里的干部去乡里的唯一饭店吃饭，乡里已经欠人家饭店七八万元钱了。每天早上我只就着糖蒜吃饭，老胡有时看不下去，就让做饭的人到邻近的一个镇上买菜，每次都被我坚决制止了。后来老胡决定不收我在食堂的吃饭钱，我坚决不干，一分不少的付齐饭钱。

　　我出生在教师世家，又当过教师，对学校有着天然的好感，在红旗我经常到学校去。很快我知道他们要普九验收了。学生不够，他们可以花很少的钱，让那些在田里劳作的本应该读书的孩子重回教室呆上检查团来的那么一会。可是图书不够怎么办？于是我对校长说，我回家给你拿点书来。

　　我专门坐长途汽车从家里拿来了满满一编织袋图书。王力的中华书局出版的1978年版〈古代汉语〉、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79年版的〈中国文学史〉、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78年版的〈唐诗选〉等书都是我当年含辛茹苦积攒助学金钱买来的爱不释手的好书，我咬牙送给了他们。然而我的灵魂又一次被震颤了。送书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钟，老师们都在办公室里，他们全都围上来，随便把书拿过来，翻看看价钱。“啊这四本〈古代汉语〉才5块6呀！”“这三本〈中国文学史〉才2元多钱！”“哈，这两本〈唐诗选〉刚2元多点呀！”“这书一袋子也值不了多少钱呀！”一个个怏怏不睬地好像受了多大欺骗似地迅速散开了，而我好像是做了一个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居然这么小气，拿这么便宜的书来糊弄他们这些乡里的知识分子！

　　心在流血，灵魂在哭泣，不仅是为我、为我的农民父老兄弟，也更为自视为乡里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困境在红旗不容易改变，而知识、精神层面的困境将是更难改变的。

　　带着深深的遗憾、带着市级促农工作先进个人的荣誉，带着愧对四位老人而又无可奈何的郁闷心情，我匆匆地离开了红旗乡。

　　1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闭上眼睛，祈祷着上苍保佑那些善良而又缺少知识的苦难农民，祈祷着我自己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曾经有过的哭泣的灵魂。

　　10年前我在当地的报纸曾发表了描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却被删得七零八落。但这句话被保留了：“当我有机会走进偏远山村简陋的农户家中时，心灵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震撼。望着那本应该在书桌前读书而现在却在家中劳作不休的孩子，望着那捧着救济粮的枯瘦的手，情绪便情不自禁地陷进苦闷，仿佛生命在倾听一种无言的哭泣，在经历着一种良心的扪心自问。”

　　古雅典思想家梭伦曾为一位死去的孩子而哭泣。一位旁观者不解其意而问他：“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那么你又何必如是哭泣呢？”梭伦回答：“就是因为它不能挽回什么。”

　　我的灵魂曾经为苦难哭泣过，我的心也许永远不会死。

　　（本文根据我的工作日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