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籽:沮丧的大陆

沮丧的大陆

    作者：金钟研

    西方中世纪的学者，喜欢说“那些风一样的王国”，一是指游牧人建立的国家，
二是指大陆上的强权，风起云涌之后，终于烟消云散。

    这似乎成为大陆的宿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历史上，所有大陆强国与海上
强国的对抗中，前者几乎都失败了。唯一的例外，是1066年，法国诺曼底人成功地
侵入并征服了英国。但是，应当指出，诺曼底人本来就是北欧海盗出身。而且，要
不是在战斗的紧要关头，英军统帅哈罗德国王突然受伤致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我写东西的习惯，一般不喜欢使用诸如“人类的历史”这种大而无当的提法，
但在这里我无法回避，人类的历史，也许就是大陆和海洋对抗的历史。有大陆强国
建立霸权，几乎总有海上强国起而与之抗衡。反之亦然。本来，从感觉上，大陆强
国挟雷霆万钧之势，制服地处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应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事实
却恰恰相反。

    大陆强国有自己固有的宿命。

    希腊和波斯波斯军号称一百八十万，实际也有十八万之众，所以骄横之极，派
人到斯巴达和雅典取水和土。但在温泉关，他们却被斯巴达王李奥尼达的三百人挡
了整整三天。在决战中，波斯陆军也连败于马拉松和普拉提亚。他们的海军更惨，
不是毁于风暴，就是被希腊人剃光头。希腊人的胜利是如此彻底，日后竟能以雇佣
军干涉波斯内政，一直打到巴比伦。事见色诺芬的《长征记》。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战争，是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的第一次对撞。希腊胜在团
结，胜在精良的步兵方阵和海战技术。但是据人口历史学家估计，当时希腊人口已
达三百万，波斯人口不过千万，而且是建立在征服和奴役的大沙堆上。在实力对比
上，希腊其实并不很吃亏。

    大陆强国，一般总有过高估计自己实力的倾向。

    罗马和迦太基一百多年里，双方打了三次布匿战争。起初，迦太基是典型的海
上强国，而罗马则更像一个大陆国家。但在公元前260 年（就是白起坑杀四十万赵
卒那年），罗马人在米萨纳海战中大败迦太基之后，双方的地位似乎发生了逆转。
迦太基人在海上失去了信心，更倾向于在陆地上一赌胜负。第二次战争中，汉尼拔
取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攻入意大利。他是个骑兵战术专家，更依赖战象的
威力，起到装甲部队般的突击作用。罗马人百战百败，迫得想出围魏救赵的法子，
从海上去进攻迦太基本土。

    罗马赢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海军想要有出息，就得敢于开进看不见海岸的水
域。而当敌人求和的时候，首先要没收他们的战舰。当然，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罗
马当时已有四百万人口，而迦太基灭亡时只剩十万，加上潜在的盟友也不超过百万。
汉尼拔是使用雇佣军的艺术家，但在北非的扎马决战中，恰是他的雇佣军先乱了阵
脚。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公元751 年中亚怛逻斯，高仙芝的唐军败于阿拉伯大食军
队，也是雇佣军阵前倒戈所致。对于中国文明在中亚的命运，这是决定性的一役。

   




    拜占廷和阿拉伯拜占廷能够算得上一个海上强国，只是相对于阿拉伯人不争气
的海军而言。阿拉伯人在海战中赢过几次，但是靠拚命贴近敌船，然后挥舞弯刀像
陆地上那样冲锋。他们是好战士，但不是好水手。在地中海周围的旅行中，他们宁
愿绕着岸边骑上两个月的骆驼，却不愿坐哪怕两天船。

    拜占廷在陆上不是阿拉伯人的对手，但靠海军稳住了阵脚。他们因此获得了机
动性和补给线，有几年，他们甚至从海上光复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个二流的海
上强国，也足以自保了。

    葡萄牙通过1502年和1508年两次海战，把阿拉伯人逐出印度洋。葡萄牙军舰对
波斯湾和红海的封锁（1507年），导致了世界贸易格局

    威尼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上述封锁，特别是新航路的开辟，断了威尼斯商人的财
路，也打破了土耳其人作为中间人的垄断地位，使两家在东地中海的争斗沦为二等
战场。这使我们想起半个世纪前，1453年君士坦丁堡最后遭到土耳其人围攻的时候，
他们苦盼威尼斯舰队不至的情景。那时，威尼斯就是希望。

    威尼斯作为海上强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马可波罗如果不是上船服役，也不
会被热那亚俘虏，从而在监狱里口授他著名的游记。但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太强大
了，又扼住了东进的商路，在很多时候，威尼斯不得不虚与委蛇。双方在海上争斗
了二百多年，基本上胜负参半。

    但是，一个城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后面，我们将谈到
这个城邦的组织特色。那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东西。

    至于土耳其，它把强大的舰队交给最能干的海盗指挥，从而使它的海上行动颇
具海盗色彩。这种海盗色彩，似乎是所有大陆强国对付海上强国的一贯做法。后来
法、德对抗英国，都是这样。

    元朝和日本元朝，如果加上它的各个藩属，应该是古往今来大陆强国之冠，但
依然西败于埃及马木鲁克，东败于日本，南败于爪哇。后两个都是岛国，并不强大，
能够保住独立，似乎正应了那个著名的假设：任何一个大陆强国，如果不能统治整
个大陆，便无法取得对海洋国家的压倒优势。

    忽必烈挟平灭南宋的余威，于1280年和1281年组织了两次对日本的远征。第一
次初战获胜，但旋即台风大起，远征军灰飞烟灭。第二次，登陆战即告失利。元军
进退失据，徘徊海上达一个月之久，终于等来台风，全军覆没，生还者不到五分之
一。而登陆的残兵，也被日军全歼。日本人以手加额，把这次台风称为“神风”。

    在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对抗中，气候和地形往往很帮后者的忙。

    元军在爪哇的命运，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爪哇本来已经投降，但很快发现元
军在人数上，充其量只能算做探险队，胆子立刻大了起来。

    英国和路易十四、十五的法国有一个寓言，讲一头鹿站在海边，一只眼睛盯着
陆地，另一只则盯着海洋。它以为这样就安全了，但终于受到来自海陆两方面的攻
击。十八世纪，两个路易的法国，很像这头鹿。一方面，他们盯着欧洲的王位和霸
权，另一方面，又想在全球把英国打下去。结果，他们一举两失。

    英国则聪明得多，知道把劲往一处使。它一般不会冒与法国单独交战的风险，
而总是适时地加入反法同盟一方，在欧洲大陆用钱打仗，在别处才使用海军和陆军。
这样，几经反复，英国攻占了加拿大、印度、路易斯安那等大片法国海外殖民地，
巩固了头号海上强国的地位。而法国，由于在欧洲泥足深陷，在海外只能处于被动
挨打的地位。只有当后来美国人闹独立的时候，法国才尝到了让对手陷于两面作战
的甜头。那几年，在英国人面前，法国海陆军都可谓扬眉吐气，但可惜已经晚了。

    英国人蹲在海岛上，冷眼旁观法国在欧洲大陆大展拳脚，静静地思考他们的
“地缘政治”哲学。一句话，不能坐视某一国家独霸欧洲大陆。必须“锄强扶弱”
而不是趁火打劫，才符合英国的利益。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目标。而法国，从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一连串战事来看，基本上还是抱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路：要
想自己胖，必须别人瘦。

    英国和拿破仑法国正如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
法国人把十八世纪看做自己的世纪，也不无道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美国的独立，
英国进入相对衰落期。这时，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的拿破仑，逼得他们重新振作
起来，也把大陆和海洋的对抗推向顶峰。

    拿破仑本来想入侵英国的，但纳尔逊粉碎了他的计划，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
尔加地角被这位独眼海军上将击溃。拿破伦被迫从经济上想办法，于1806年发布了
著名的“大陆封锁体系”。翌年，随着俄国加入这个体系，整个欧洲大陆把英国排
斥在外，看来英国贸易崩溃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英国的报复，宣布从海上进行
反封锁，不无拾人牙慧之嫌。

    但拿破仑的“大陆体系”远非铁板一块，整个欧洲大陆也还远没有都变成法国
的行省。他撒的网太大，以至缝隙太大，根本无法阻止各国对英的地下贸易往来。
而英国本身，拥有全球市场，国家更以军火贸易刺激生产，同时大量发行国债，出
口额反而大大增长了。

    这是大陆军事动员效率和海洋政府组织效率的对抗。前者的维持，是强制的，
而且要靠不断的胜利进行刺激（拿破仑说：“我的权力取决于我的光荣。”）；后
者的运作，通过疏导，较易纳入常规体制。两下一比较，难易优劣自见。

    英国和德国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似乎总是想在大陆和海洋同时肩负起自己的
使命，并且怀着最高的期望值。德国人是最善于做计划的，尽管这计划有时因过高
估计自己而不着边际。一方面，它的总参谋部在规划两线作战的蓝图，另一方面，
其海军部却在敦促赶超英国。

    英国的反应，是立即实行“双强方针”，即保持自己的舰队规模等于次强、三
强海军实力之和。著名的“无畏舰”竞赛，其实是不平等的。英国只有二十万陆军，
而德国却要养八十万。退而求其次，德国被迫采取“冒险战略”，告诉你英国，虽
然我没你舰多，但如果你想消灭我，必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你掂量着办吧。到了真
打起来的时候，德海军主力龟缩于基地，还是要靠潜艇出去唱大戏。

    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国再也不能置身局外，像原来那样维持“欧洲大
陆的实力均衡”，而是被迫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加入到法俄同盟中来。一次大
战爆发。英国全面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海上强国自由行动的传
统优势；作为海上强国，命运却与大陆无比紧密地拴在同一驾马车上，英国的衰落，
既无奈，又必然。

    美国和苏联美国本来是一个大陆国家，其可怜的海军，也就仅够在密西西比河
上缉私而已。美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是在其扩张到西海岸之后，受到太平洋诱惑
的结果。

    英国称霸海洋三百多年，但最好的海军战略理论家却出在美国。马汉的《海军
大国对历史的影响》对海洋的影响，可与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陆地上的影
响相比。1890年这本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美国海军就要对西班牙小试牛刀了。

    美国和苏联对抗的历史，为众所周知，容不赘述。

    海胜陆败探因

    势与力海上强国重势，大陆强国重力。

    地球上71% 为海洋，29% 为陆地。海上强国占了外势。一般来讲，外线作战总
会处于更优越的地位。

    早期海陆之争，虽有希腊胜波斯的辉煌战例，但总的来说，大陆强国更占上风，
而海上强国处于守势地位。这和古人的活动区域及地理观念有关。人类文明的主体，
是在所谓的“旧大陆”上，指欧亚非三洲，重心在北半球，加上北美，面积几可占
到北半球四成。以广义的西方为例，包括中东、北非和欧洲，举目所见，地中海、
红海、波斯湾、黑海几乎都处于大陆的包围之中。欧洲、非洲虽临大西洋，但在其
出口直布罗陀海峡，古人却想象有一根海格立斯石柱（罗马人称为墨丘利石柱），
认为这是世界尽头，再出去，便是不可预知的危险水域。一些勇敢的航海民族，像
腓尼基人，曾经驶出这个海峡，到达加纳利群岛，但终于不能长住。至于腓尼基人
曾做过环非洲航行的猜测，也是不可考证之事。

    在这样一个陆地包围海洋的范围内，大陆强国自然是天之骄子。传统地理观念
也确认了这一点。《圣经》认为，世界有七分陆地三分海洋。埃及人托勒密继承了
这一观念，在其著名的世界地图上，甚至把印度洋想象成一个地中海样的内海，而
非洲大陆南端与亚洲相接。正是把海洋想得太小的误导，才使哥伦布敢于向西航行
寻找中国和印度。当他到达美洲的时候，就以为已成正果，根本不能想象前方还隔
着一个太平洋。

    最终决定攻守之势逆转的，是十五世纪向非洲最南端的探索。这个探索的意义，
不但在于打通新的海上商路，也在于确证，地球到底是被大陆所封闭呢，还是存在
着更为广阔自由的海洋。在这个探索中，西方是葡萄牙人，东方则是阿拉伯人甚至
中国人。

    阿拉伯人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的航行（他们的航海术一般以海岸线为参照，很
少直接驶进大洋），到达马达加斯加海峡，便裹足不前。因为真主在《古兰经》里
说，这世界上有一条界线，分开两个海，南边那个，非我族类所居，充满了不可思
议之事和危险。这一信条大概来自《圣经》，托勒密也持这种看法。阿拉伯人认为
他们已到达了这一界线。

    至于中国人，李约瑟博士指出，十五世纪欧洲地图学家曾经提到，1420年，一
艘从印度起航的中国大帆船，在横跨印度洋的航行中，经过绿色群岛和黑暗海，连
续向西南方向航行了四十天，情况变得险恶无比，遂返航，七十天后才回到索马里
海岸。李约瑟博士猜测，这艘中国船已经越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进入大西洋
水域。这次航行，介于郑和第五次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间，应是一艘独立的商船。当
时，由于郑和的努力，中国在印度洋的声望正处于顶点。但是无论如何，这次孤航
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是被动的，不可能产生超越事件之外的意义。

    葡萄牙人成功了。在近一个世纪里，先是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推动，后来成为葡
萄牙政府的国策，迪亚士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但是在最初，葡萄牙人和阿拉
伯人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心理上的障碍，就是位于西非海岸的博哈多尔角。他们认
为那里有“骇人的阴影”，虽在重赏之下，也要经过十年时间十五次航海探险，才
打破了神话。越过博哈多尔角的意义，并不下于越过好望角或到达印度，因为最大
的障碍，从来都只存在于人们心中。海上强国克服了这一障碍，前路已是一派坦途。

    面对穆斯林世界的推进，欧洲人曾经惊呼被包围。现在，轮到阿拉伯人和土耳
其人产生这种感觉了。他们发现，葡萄牙人出现在所有海面，而自己则被围困在旧
大陆上。土耳其苏丹自我解嘲：“看来，海洋是给基督徒留的。”至此，海洋终于
凌驾于大陆之上，开始主宰世界。

    海上强国似乎从来不可能真正把势力深入到大陆腹地，但他们懂得在外围占据
最有利的地点，靠这些点拉成网，从而使大陆窒息。这就是造势。从葡萄牙、西班
牙开始，英国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已经占据了除土耳其
海峡以外所有的海上交通要道。正是因为这个优势，才使英国能够先后挫败来自法
国和德国的竞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皇家海军就并非不可战胜。上
个世纪末，美国人马汉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得出结论：从历史上看，制海权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战略要素；而所谓制海权，并不仅仅是保持一支无敌舰队就可高枕无忧，
更要在世界主要海道上建立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军基地，以控制中间海域。马汉的理
论，被列强当做掀起瓜分殖民地狂潮的宣言。

    进入本世纪，美国继承了这个传统。

    大陆强国，或者大陆民族，很少这种取势的意识，一般信奉力量，倾向于一战
定天下，甚至根本不把水域放在眼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据说上帝分开红海海水，
他们便安然通过。波斯径直把大队人马开过达达尼尔海峡。苻坚相信“投鞭断流”。
拿破仑明知英国海军厉害，但还是集结了舰队，幻想顺风一起，冲过英吉利海峡不
成问题；法国舰队只要能在海峡坚持几天功夫，掩护他登陆，他就能重温征服者威
廉的辉煌。

    但大陆强国终于掉进海上强国的大网里，越挣越紧。甚至，你都来不及细解死
结，因为人家海上强国也没闲着。最典型的例子来自俄国。自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
创建彼得堡以来，俄国一直梦想着真正的出海口，但始终无法取得陆上征服那样的
成功。土耳其海峡是历代沙皇觊觎的首要目标，恰值奥斯曼土耳其沦为“西亚病夫”，
居然不能得逞。1853年，土耳其眼见不支，英、法便干涉，一场克里米亚战争打下
来，俄国惨败。在东方，1904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旅顺军
港转入日本人之手。最后的努力，也许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指向印度洋方向。
这件事竟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那种理论认为，只要大陆强国还不能形成笼罩整个大陆的势力，便
无法压倒海上强国。事实上，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确，要征服那么多国家和民族，几乎是痴人说梦。同样，只要海上强国能够在大陆
上取得立足点，它就有望保持优势。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拿破仑可以把英国赶出欧
洲，但无法将它逐出世界；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保住了直布罗陀要塞，并且在葡
萄牙登陆，然后进军拿破仑势力下的西班牙。英国人很清楚，如果它在欧洲大陆上
失去了立足点，也就丧失了与拿破仑对话的地位，所以不惜大范围迂回。

    大陆强国迷信力量（不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海上强国则强调造势。所谓
造势，就是不单独出面与大陆强国对抗，而是集结所有潜在的盟友，在各个方向上
对大陆强国保持压力。这样，大陆强国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就显得顾此失彼力不从心
；而海上强国由于其机动性，便能在某些关键点上取得优势。英国陆军从来规模不
大，却能在海外打赢所有战争，靠的就是这个。美国也是依靠这种战略，终于将苏
联拖垮。

    英国曾经是运用这种“势力均衡”战略的大赢家。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就是全
力支持欧洲大陆上的第二强国，使最强者无法独大，从而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
衡”。这种“势力均衡”只是表面现象，由于英国坐享外线之利，实际上已占尽优
势。在那些年代里，英国成为唯一有权“单独行动”的国家；而在欧洲大陆上，各
方势力犬牙交错，谁也不能不照顾别人的脸色。

    权利和义务公元前490 年，雅典与波斯在马拉松对阵。雅典方面以11000 步兵
组成方阵，波斯主力为万余骑兵，另有大量步兵作为支持人员投入战斗。激战之后，
雅典以寡胜众，大获全胜。

    最初的评价，认为雅典人胜在勇气和体质。雅典人喜欢体育运动，身体灵活而
强健。他们嘲笑波斯人被酒色淘空了身子，身上全是肥肉。

    后来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战术。雅典人之所以能够挡住波斯骑兵的冲击，在于其
密集的步兵队形。这种步兵方阵后来发展成为欧洲古典时期的重装步兵，一般认为
可以战胜来自亚洲的轻骑兵。海上强国依靠舰船进行机动，自然不可能以骑兵为主
力，而主张把骑兵配备在步兵方阵两翼，起到把敌方骑兵逐出战场的作用，为步兵
决战扫清道路。

    接下来，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雅典获胜，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优越。雅典步
兵由清一色的公民组成；波斯军成分甚杂，骑兵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步兵则由各被
征服民族担任，还有雇佣军，这样的队伍，声势虽然惊人，但异常脆弱。遗憾的是，
历来大陆强国的大军，多有这种弱点。

    雅典城里人的构成，分公民、外乡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奴隶三部分，另外
雅典周围还有一些自耕农。公民是拥有一定数额财产的人，享有选举的权利，能够
直接或间接左右城邦的内政外交方针。同时，他们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必须自带
装备，也印证了他们作为公民的财产资格。

    波斯是由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帝国，行军事贵族政治，其征兵和征税，都带有
绝对的强制性特点。

    这样两支队伍相遇，更关注公民权利的一方，相对于更强调强制性义务的一方，
自然更具积极性和战斗力。事实上，海上强国和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我们简直就
可以看做是权利和义务对话的历史。海上强国更讲究人民的权利，是它们取得优势
的根本原因。

    我们注意到，希波战争前后，正是雅典及其周围城邦民主化进程高涨的时期。
梭伦和伯利克里的改革，都是意在压制氏族贵族的权势，扩大公民阶层的构成，使
公民拥有更广泛的权利。这时的雅典，迸发出极大的活力。而当希腊各城邦相继进
入僭主政治后，一小部分得势的公民践踏了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希腊社会便衰落了。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对公民权利被僭主践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他由此主
张回归荷马的时代，即民主时代之前的王政时期，以少数贤明之士对群盲进行教化
为特点，则未免矫枉过正了。

    罗马组织形式上的优势，不在于元老院和执政官，而是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设
置。公民大会虽起源于氏族大会，却渐渐发展成类似国会的功能，而元老院不过起
到咨议的作用。罗马在多次殆危期间，都是保民官肩负民意出面挽救了危局。公民
大会和保民官的消亡，是在凯撒、屋大维时期，一般认为是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
期，但似乎更是一个从海上强国向大陆强权的转折点。罗马舰队依然无敌，但由于
地中海已变成内湖，海军的地位，也就下降为剿灭海盗和进行内战的工具；此时，
罗马陆军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为了进攻或防备“蛮族”，它不得不在漫长的陆疆上
驻扎强大的罗马军团。

    古典时期，以贵族政治为特点，所以国王成为权利和义务对抗的焦点。欧洲大
陆的封建制，就是层层义务关系的总和。当时人们对权利的追求，是用钱向国王们
买，使他们的城市成为自由城市，自己成为公民。但这种方式不太牢靠，因为国王
们一旦手头重新拮据了，往往会变卦。

    在这种斗争中，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意义深远。当时，贵族们利用国王约
翰在外交内政上的弱势，强迫他签定了长达六十三条的《自由大宪章》。文件规定，
国王未经领主代表会议同意，不得征税，不得增加贡赋，不得逮捕监禁领主并剥夺
他们的土地。

    英国虽为岛国，但当时英王为法王的附庸，英国也只是欧洲大陆政治体系的小
伙计，并没有多少海洋国家的特点。大宪章运动发生在英国，除了借了宗教斗争的
劲，几乎可以视同天意，使英国获得了近代意义上海洋国家的特征，从而与大陆体
系分道扬镳。权利下放，使后来历代英王如鲠在喉，痛感自己名不符实，每每企图
翻案，终于激化为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中，国会一方的法律依据就是《
大宪章》。

    大宪章精神就是权利的精神。虽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它还不
够彻底，因为并没有泽及平民，但贵族们迫使国王承认他们拥有先于义务的权利，
已经相当了不起。这样的事情，大陆国家即使几百年以后，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也是
不可想象的。

    权利使人更像人，而义务则使人更像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零件。零件可以替换，
而人是不可以替换的。在对人的认识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在这里存在着本质的
分歧。即使在今天，即使我们不再严格地划分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那么有着海洋
传统的国家，面对个人的正当权利，国家利益至少在表面上也要退避三舍；而有着
大陆传统的国家，只要这义务被冠以国家的名义，任何个人权利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决不允许讨价还价。

    一般海洋国家构成的基础，是个体的人，再集合为整体，以个人的权利为纽带
；而大陆国家的组成，是先有一个整体的框架，然后把个体的人填充进去，使人人
各安其位，以义务为准绳。海洋国家的精神，以裂殖为特点，渐趋兴旺发达。而大
陆国家，以整体为出发点，最终只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导致离心力大于引力，
由崩溃而退回原点，重头再来。这样的例子，从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到苏联，很多。

    政府公司化和政府垄断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政府职能存在差异。很多时候，
前者就像一个大公司，允许个人把利益参与进去；后者则注重垄断，与普通民众的
利益隔绝。

    威尼斯作为中世纪的海上强国，建于许多小岛之上，不易受到来自大陆方面的
威胁，遂全力经营其海洋事业。既以经商为国策，威尼斯政府的组织，几乎纯以赢
利为目的，商法甚至可以覆盖其民法。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序言里谈
到威尼斯的这个特点时，举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情为例，当安东尼奥无法还
钱，依照借据将被割掉一磅肉的时候，要不是有人机智地发难，法律竟准备如约执
行。法律是严肃的，在这里却完全成为商业规则的附庸，以至黄仁宇认为威尼斯政
府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司。政府的公司化，也反映在它对民众开放，允许民众分享利
益。任何市民，不论贩夫走卒鳏寡孤独，都可以在政府的商业活动中投资，以自己
的积蓄入股。

    大陆强国多以政府包办一切，顶多授权少数代理人分享利益；至于民众，则被
排斥在可预见的利益之外。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南宋偏安一隅，传统丝绸之路贸
易几近断绝，海上贸易成为政府收入大宗。为便于管理和征税，政府在各地设置提
举市舶，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代理人制。像泉州蒲氏，本为阿拉伯移民，拥有大
量海船，执海上贸易之牛耳，遂累代占据此职，凡百余年不衰。明初，严禁任何个
人私出嘉峪关，也就意味着政府对西域贸易的垄断。郑和下西洋，所谓“朝贡贸易”，
百分之百的政府背景，所携回珍玩，除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了无益于国计民生，
与普通民众更是毫无关系。所以永乐朝树立的海上强国地位，基础实为脆弱之至，
一旦政府从海上撤退，实行海禁，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蒙古草原的时候，沿海航海经
商之民便只能逆来顺受。

    海上强国有时也不免受制于这种大陆思路。地理大发现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
并称海上强国。当葡萄牙全神贯注于垄断东方贸易的时候，西班牙则一意从美洲掠
夺金银，导致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而国家并未因此致富。西班牙有政府垄断贸易
的倾向，力有不逮，便向个人颁发单项贸易许可证，王室坐享分成。分成，而不是
征税，大违自由贸易的精神。另一方面，西班牙过深地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如用兵
荷兰以及后来的王位继承战争，都使它无暇顾及海外，终于从海上霸主降为二流国
家。

    英国失去北美，很大一个原因，是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为王室领地，禁止
东海岸殖民地居民越界垦殖，引起这些人的强烈不满。法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海上
强国，本来领有北美的路易斯安纳，但王室严禁国内受压制的胡格诺教派向那里移
民，所以在面临英国挑战的时候，它才发现自己在人数上处于令人绝望的劣势：两
万对三十万。这些，都是政府欲图垄断海外利益的结果。

    海上强国政府公司化，以英、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代表。这本来都是一些股
份制的贸易公司，当取代葡萄牙在东方的地位，垄断商路和贸易之后，政府便乐于
让它们负起全责，公司政府化，不但授予贸易权，甚至授予军事、外交上独立行动
的权力，形成殖民地政府。英国对华鸦片战争，便由其东印度公司出面组织。海上
强国霸权的顶峰，政府、公司职能合一为典型特征。前面提到拿破仑大陆封锁，英
国以发行国债度过难关，便是以政府之名，行公司之实；而以往大陆强国遇到这类
危机，除了借债和征税等政府行为，几乎别无对策。

    进入本世纪，海上强国的意识形态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几
乎都是以此为蓝本。但大陆强国传统根深蒂固，政府依然在各层社会生活中居于垄
断地位，外表的组织形式不过是皮毛。希特勒喊“要大炮不要黄油”，以意识形态
和政府干预把德国拉入军国体制；而美国战时的军工业，则依靠政府订单刺激。苏
联的计划经济，众所周知，以政府配额代替经济规律，导致发展高度畸形。二战后，
英国曾打破传统，大力推行国有化经济，突出政府的职能，事实证明费力不讨好。

    大陆国家的政府，传统上是一种框架结构，先有某种理念，然后在这种理念里
规范人与人的关系；海洋国家的政府，则是一种网状结构，首先承认人与人之间关
系（比如拓殖、贸易）的合理性，使之合法化，然后上升为政府的理念。个人之于
社会和国家，在先还是在后，两者互为逆反。在这方面，海陆强国的传统精神差异
甚为明显。

    大陆国家的政府框架结构，在同一文化圈内可以取得优势，出于传统习惯上的
认同；一旦越过这个范围，效率立减。历史上许多大帝国，由于包括了多种文化成
分，不能融合协调，终于崩溃，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海上强国，既鼓励个人的拓
殖事业，首先形成的是贸易关系，在经济生活上结成牢固的纽带；政府所起的作用，
一般是顺水推舟，不像大陆强国的政府那样，总是以理念先行而开顶风船。英帝国
的瓦解中，英国政府固然曾试图力挽颓势，而一旦无效，便可以英联邦替代旧有模
式，形成一个经济上的共同体。这样的情形，在大陆强国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大陆强国的对策当大陆强国无法取得优势的时候，很自然会采取退出海洋固守
海岸的策略。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葡萄牙人来自印度洋的挑战，便采取鸵鸟政策，
索性承认海洋本来就是基督徒的天下。他们从《古兰经》里找依据，反正真主只把
陆地许给了穆斯林，对海洋的归属并无安排。

    明朝被日本海盗扰得不胜其烦，却无意重整海军，而是重申了海禁政策。朝廷
认为，倭寇猖獗，全是因为有汉奸做内应；切断海陆之间的联系，便有釜底抽薪之
妙。朝廷改善了海岸防御体系，不再依赖卫所驻军，而是令戚继光、俞大猷等组建
野战军，立足于做陆上决战。

    但漫长的海岸线太容易遭到攻击。明朝能保住海岸线，在于倭寇缺乏统一指挥，
互不相统属，易被各个击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无法阻止葡
萄牙人占据红海和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而在更早的十字军时代，穆斯林在萨
拉丁的领导下，收复耶路撒冷容易，但拔掉基督徒扎在东地中海岸的钉子就难多了。
事实上，从大陆方向攻克得到海上支持的要塞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布罗陀就是这样。

    在海岸作战中，海上强国拥有机动性上的优势，但当他们过于深入大陆腹地时，
这种优势便转到大陆骑兵一方。公元前53年，罗马克拉苏军团在美索不达米亚全军
覆没，就是中了帕提亚人的诱敌之计。从以往看，没有哪个海上强国能够在大陆深
处建立长久的优势，如同大陆强国无法统治海洋一样，这也是很公平的事。

    但大陆既为海洋所包围，海上强国取得支配地位也势属必然。大陆强国必须拿
出对策来，不仅是军事策略，更是指立国之策。

    事实证明，在海上强国的侧翼寻找盟友，或诱使它卷入大陆事务、把它强拉到
大陆政治体系中来，是两个办法。英国超然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地位，曾是它保持全
球优势的主因。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曾试图干预苏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一是出于牵
制英国侧翼的考虑，二是意欲以此将英国拖入大陆政治体系，使它在大陆泥足深陷。
关于第一个考虑，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盟友，对英国占
了上风。第二个意图的实现，是在一次大战之前，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法国
将英国拉入法俄攻守同盟，最后形成协约国集团。英国就此结束了“光荣孤立”状
态，实为半推半就。一方面它失去了单独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面对德国的竞争，
也不得不如此。前边说过，一个海上强国过分卷入大陆事务，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然，二战中的美国可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在这场大战中，出钱出枪与出人出力，
要不是被迫卷入，美国人无疑会选择前者。而二战后，即使是在大陆边缘的朝鲜、
越南，只要美国试图更深地卷入，便都无法成功，一再暴露出海上强国的局限性。

    以上是就古典政治体系而言，现代大陆强国还有两件法宝，一是极端民族主义，
二是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这两条，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强
国迅速崛起，取得抗衡海上强国的地位。因此，这两条又可称为大陆强国速成法。

    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是希特勒的日尔曼种族优越论，一方面重整德国人战败
的士气，树立信心；另一方面鼓吹复仇，以仇恨把守纪律而习于盲从的人民凝聚起
来。排犹运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和美国直接冲突和对抗的国家，多少都有极
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冲突上寻找答案，也可以从本世纪以来的民
族自觉潮流中得到启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剂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激素。吃
了激素的人会变得强壮好斗，但对身体没有好处。

    极端民族主义是极端危险的。大陆强国应对此提高警惕。任何健康的关系都不
应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否则，今天的快意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苦果。这是一种透支
子孙幸福的行为，就像现代人正在透支地球资源。

    至于强制统一意识形态，前苏联集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就不做
更多的评价了。这也是一件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说起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自人类产生宗教和伦理以来，本是各种社会的一般现
象。所谓信仰自由，由美国首倡，很大原因，乃是出于其早期移民对宗教迫害刻骨
铭心的记忆。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航行，清教徒开始大批移民北美，便是受
英国国内宗教迫害所致。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爱尔兰等国。

    另一方面，信仰自由的泛滥也有信仰危机的背景。上个世纪，随着人类探索世
界取得飞越性进展，西方固有宗教信仰受到极大冲击，尼采就声称“上帝死了”；
几乎同时，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崩溃，也进入一个信仰危机时期。大陆强国既无
法放弃政府的框架结构，就必须为这个框架重建一根主心骨，寻找一种理想作为旗
帜，使人民在思想上不致陷于混乱无序，国家才有作为可言。同时，与海上强国自
由贸易一类的理念不同，这种理想本身又是框架结构里的产物，具有形而上的特征，
未必能够完全契合于社会生活。大陆强国往往是在这种两难中走钢丝，越表现出强
制人民接受的特点，实际上也就越脆弱。“上帝死了”，德国变成唯力是从的暴徒，
鼓吹“生存空间”的信仰，彻底把民族命运绑在了战车上。然后是苏联，虽曾强盛
一时，但受到来自各个方向上的包围和阻击，并且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所处的国
际态势，却是大陆强国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它必须把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理想发展到
极致，才能撑住局面。

    这些路都走不通，大陆强国就陷入宿命。今天，如果还存在大陆强国的话，似
乎也只有作为小伙计加入海洋体系，才有望分得一杯羹。但这杯羹得来不易，不但
要装出朝圣者的样子，还要忍受海洋文化的侵蚀。今天的对抗，已不仅仅是军事、
甚至经济上的竞争，更具有文化上的涵义。本来，文化也许可以成为大陆强国最后
一张牌。

    说“不”为时尚早中国正在重建她的强国形象。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
已隐然把中国看做最大的假想敌，许多国际舆论也认为中国将无愧于这种待遇。这
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愤愤不平于美国人无处不表现出来的
敌意；另一方面，又在心里不无窃喜，以为我们受欺压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
甚至，知识界已在议论对美国说“不”。

    说“不”要以实力为后盾；无疑，我们尚未羽翼丰满。其实，从毛泽东的“不
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中国在其国际战略中一直有着
既定的国策，就是避免做美国的头号对手，这可以使我们争取到更多周旋的空间。
现下说“不”，虽只是一种民意，却不符合上述既定思路，因此不可飘飘然，倒应
该有所警惕。对美国说“不”作为一种民间思潮，很有可能把民众导向极端民族主
义的轨道，并进而对国家对外整体思路产生影响。我在前边说过，极端民族主义乃
是大陆强国应最为警惕的倾向之一。

    今天，我们应避免与美国发生摊牌式的对撞，但说“不”主义很有可能把国家
推向这个境地。那时，也许必要的妥协将变成不可能，因为民众的情绪已被上紧发
条。那时，我们的处境将极为被动。历来，弱对强的一方，总不宜抱着毕其功于一
役的幻想，而应该在有限的对抗中，采用古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在不断的拖延中
等待实力的天平向己方倾斜。费边因此打败了伽太基不可战胜的汉尼拔。当时，费
边顶着举国上下要求一战的压力；今天或将来，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美国或许正在走向衰落，但海洋体系尚不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宜
把自己推向大陆国家的前沿。考证中国对海洋的感情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的
前景也并不在其海洋事业。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只能是一个大陆国
家。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如何能使大陆强国的宿命不应验在中国头上，至少说“不”
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说“不”具有太强的主体意识，将益发引起潜在盟友的疑惑，
从而把我们推上英雄主义式的单干路线。历来，大陆强国都不乏英雄主义的豪情，
所失的却是莽汉主义的单干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不仅将使美国人对我们
更大声地说“不”，更将导致原来的朋友也对我们说“不”。这只是逞一时之快，
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策略的。

    更好的思路，也许是应该把整个大陆看做一个整体，而把我们仅仅看做这个大
陆的一部分，仅仅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承受一部分的压力，迎接一部分的挑战，总
之，仅仅说一部分的“不”，从而把我们的“不”融入整个大陆的“不”字大合唱
中。这时，我们说“不”就不仅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着整个大陆。这时，我们就
底气十足，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整个大陆固然还不可能联合为一个整体，但在对抗美国上则不无共同的
利益。我们注意到，美国已在整个大陆的边缘过多地分散了精力，就像用十个手指
头去按十只蚂蚱，结果哪个也按不牢。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机遇。只要在这个大陆的
边缘不断地存在和出现“热点”，就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成
为这一连串“热点”的一部分，但应时刻牢记，坚决不做这些“热点”中最热的一
个。甚至有时候，作为一种策略，妥协只是更大战略中的一环，并不丢脸，因为只
要实力无损，就可继续保持发言权。但说“不”派不会同意这一点。

    海上强国所最担心的，无非是出现一个笼罩整个大陆的强国，那将是它的恶梦。
这固然是不可能的，但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一个不断强化的大陆意识，中间也将蕴
含着伟大的转机。只是在这时，传统的地缘政治已变得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