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巴黎之约:《党史纵览》：“红宝书”风霏全国的前前后后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那么，这种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观点汇集成册的《毛主席语录》，是怎样编辑出版，又是如何风靡全国乃至全球的呢？
　　
　　林彪要求背诵毛主席的话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红宝书”迅速风靡全国，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遭到全面批判，并被调离国防部工作岗位。９月，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掌控军权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１９６０年９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对建国后我军的政治工作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并提出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一决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随后由部队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１９６０年九十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１９６１年１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１９６１年４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解放军报》率先刊登毛主席语录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１９６１年５月１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彪交付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来，十分为难，便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请示。本来就对林彪这套做法不满的罗荣桓立即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西天佛祖在哪里。经罗荣桓元帅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
　　但是，林彪的指示还得要执行。《解放军报》仍然不敢不继续刊登毛主席语录，而且工作量比以前大大加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泽东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通常所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唐平铸深受启发，回到北京后指示解放军报社有关同志立即赶赴天津，用最快的速度将这些卡片全部抄了回来，并由田晓光负责重新整理。田晓光十分珍惜这些卡片，按照自己所设的专题将其重新排列，并把以前积累的有关语录充实进去，还一一作了校对。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田晓光等人的工作就显得较为轻松，按她自己的话说，“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林彪看到《解放军报》天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十分得意。１９６１年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
　　在得到了林彪的充分肯定后，《解放军报》资料室又扩大了工作范围，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的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大篇幅地在《解放军报》上集中发表，如１９６１年就先后编辑发表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
　　正是有了这些专题汇编作铺垫，田晓光等人向报社领导提出了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得到了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便开始了筹划工作。
　　
　　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问世
　　
　　田晓光等人的建议与总政治部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唐平铸将田晓光等人的建议上报总政领导，总政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并指示解放军报社立即着手编辑，将其作为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由于时间紧急，唐平铸用电话把总政领导的这一决定通知了田晓光。田晓光放下电话后，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得到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开始了《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除田晓光外，还有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们为了方便工作，住到了解放军报社，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仍觉得速度慢。最后索性搬到了印刷厂办公，一边编辑，一边排版，一边校对，一边印刷，终于在１９６４年１月５日将征求意见稿正式出版了。这本征求意见稿命名为《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１６开本，共设２３个专题，收录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警句２００条。
　　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拿到这本征求意见稿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并建议增加相关内容，迅速印发全军各部队，为广大官兵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进一步推动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开展。
　　根据会议代表的意见，田晓光等人又花了５天时间，对《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进行了增补。增补本更名为《毛主席语录》，仍为１６开本，共设２５个专题，收录毛泽东语录２６７条。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０日，增补后的《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分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前后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毛泽东语录》的正式出版与再版
　　
　　１６开本的《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与《毛主席语录》只是征求意见稿，尚不是正式出版本。首次正式出版本是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出版的５２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封面标为解放军政治部编印，限军队内部发行。
　　这本正式出版本与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０日印发的征求意见本相比，又增加了一些专题与内容。这是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增补的，专题由原来的２５个增加到３０个，所收的语录由原来的２６７条增加到３５５条。与前两本一样，依旧是纸皮封面。至于改为５２开本，主要是为了方便携带，当时上级要求部队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
　　在这本语录正式出版后的两个月，即１９６４年７月，毛泽东又有四篇文章公开发表，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使《毛主席语录》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田晓光等人提出了再版的意见。当时正好康生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分别打来电话，提出《毛主席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泽东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随后总政治部批准了《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意见。
　　根据当时的形势，田晓光等人将再版的《毛泽东语录》专题增加到３３个，所收语录增加到４３３条。新增的三个专题分别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学习”专题、“妇女”专题。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田晓光等人认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而先前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充分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与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因此，增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极为必要。“学习”专题的增设则是为了适应当时党中央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需要。而“妇女”专题则是根据邓颖超同志的建议而增设的。
　　１９６５年５月，总政治部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开会讨论《毛主席语录》再版事宜。会议对再版本的３３个专题与《前言》一致通过，只是在具体内容上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４２７条，共８８００字。
　　该《前言》是总政治部和罗瑞卿同志修改定稿的，其开头部分吸取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副指导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孔祥秀的建议，引用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惟一正确的路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不过，决议中所提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５２开本改为６４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发行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了当时最时髦的语言。《毛主席语录》理所当然成了最畅销与最引人注目的书。当时不少读者要求再版《毛主席语录》，而且要求《前言》根据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进行重新改写。
　　解放军报社根据读者的意见向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进行修改，《前言》的修改稿可以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此建议得到了总政治部领导的批准。随后田晓光等人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新修改了《前言》，并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等言论和提法写了进去。
　　《前言》修改后，由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进行审定，审定时署名问题发生了争执。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便于《毛主席语录》出口海外，署“人民出版社”为好。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此《前言》。随后，全国各报纸均刊登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前言。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前言》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发行，这是继《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之后的第五个版本，也是流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正统”的“红宝书”。
转帖出处：《党史纵览》2004年第9期　
“红宝书”风霏全国的前前后后（二）
全国一片红色海洋
　　
　　作为军内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很快就走向全国，掀起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早在《毛泽东语录》下发部队之时，就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意。据说当时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前来索要，后来不少单位派专人前来联系购买，再到后来，不少地方又要求代印。

面对这种情况，解放军报社只好向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请示如何处理，刘志坚当时作了如下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刘志坚同时明确三条规定：“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然而，这些规定已很难执行。各单位、各部门的人员依旧纷至沓来，他们的理由既简单又充分，那就是要读毛主席的书，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向解放军学习。难以招架的解放军报社只好以书面的形式向罗瑞卿总参谋长请示。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８日，罗瑞卿作了这样的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
　　有了罗瑞卿的批示，《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大增。本来从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到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再版，计划印刷发行量为４２０万册，结果却大大突破了这个数字，发行量一下子猛增到１２１３万册。解放军报只得专门成立《毛主席语录》发行机构来负责具体工作。
　　但是，如此惊人的发行量还是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不少单位纷纷要求为其代印，仅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５０万册。印刷厂的工人夜以继日拼命加班，也完成不了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罗瑞卿总长最后同意给地方单位纸型让其自印。随后康生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提出如果地方单位要代印《毛主席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这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几百家印刷厂开足马力，快马加鞭地赶印《毛主席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形成高潮，各省、市、自治区都按其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的地步，《毛主席语录》理所当然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畅销书。
　　那时，人们口袋里、书包里放的是《毛主席语录》，手中举着的是《毛主席语录》。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就连钢琴家演奏时，也要预先把《毛主席语录》放在钢琴上，以便演完后站起来与观众一起挥动“红宝书”。不仅如此，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唱几首诸如“下定决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语录歌”。整个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红宝书”走向海外
　　
　　《毛主席语录》风靡全国的同时，也开始走向海外，走向世界。
　　最初，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购进了一批《毛主席语录》带回香港，没想到供不应求，香港的不少工人、学生纷纷购买，仅几天时间就销售一空，还有许多人在焦急地等待着。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毛主席语录》订购事宜。广州新华书店立即将此事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随后中宣部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正式批准了《毛主席语录》出口海外。
　　在向香港出售《毛主席语录》的同时，中国国际书店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毛主席语录》。据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７年５月短短的８个月时间里，中国国际书店就向全世界１１７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１４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８０多万册。
　　此外，还有不少国家自己动手翻译了《毛主席语录》。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法国、意大利、日本、西德、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来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布）、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国家分别用英、法、日、僧加罗、泰米尔、马拉雅拉姆、乌尔都、老挝、印地文、旁遮普、芬兰、朝鲜、孟加拉等用２４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４０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法国早在１９６６年１月就在巴黎翻译出版了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日本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７年３月，也就是《毛主席语录》在我国尚属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四种日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总发行数量高达近３０万册。连北欧的瑞典从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９年也先后出版发行了６个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无怪乎有人惊叹：《毛主席语录》“是２０世纪世界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红宝书”由热变冷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是“红宝书”出版发行的黄金时代，其累计发行量超过了５０亿册。而当时世界人口只有３０多亿，人均高达１．５册。真可谓是空前绝后。但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号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温都尔汗，这一严重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也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当时，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彪的照片、林彪的题词、林彪的文章该清理的清理，该上交的上交，该付之一炬的付之一炬。而此前流行的“红宝书”，既有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又有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记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１９６４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古董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１５，５３５美元（折合人民币１２．７万元以上）的高价，让人目瞪口呆。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红宝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就军队系统来讲，本来上级决定其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各部队强烈要求每个战士也应该有一本。因此，其发行量大大增加。不仅如此，地方各单位也纷纷要求购买、代印，致使其发行量一增再增，并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红宝书”如此热销，毫无疑问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也不可否认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在其他因素中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的文章具有无人能及的魅力。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极为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扬。读他的文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无穷无尽的享受。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口，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人热衷于读毛泽东的书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宝书”的身价也会越来越高。因为它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产物，它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的这段历史。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震惊了世界，“红宝书”又流向了全球，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它又反映和体现了世界的这段历史。由于它是当时重要而又特殊的产物，并能够反映和体现当时历史的重要情况，因此，它不仅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可替代的、不可多得的、非常重要的珍贵历史资料，因此，其身价倍增也就不令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