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苏州市民卡客服:美国居然有五位总统是死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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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08 15:51:29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65e3ff750100ou9p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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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不会有人想到，天下第一强国、富国的美国，它的总统居然有死于贫病交加的，并且还不止一位。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第一个死于贫困的是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他出身贵族家庭，属于富有阶层。后于1809年3月4日离任，死于1826年7月4日。巧合的是，他竟然与他的前任、政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几乎同时离开人世，虽然后来他们的私人关系已经和好。杰斐逊的墓碑上刻着：“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安葬于此”。
亚当斯虽然晚年拮据，但仍有不多的土地等不动产。杰斐逊8年的总统生涯，使他欠下了巨额债务，不得不另举债偿还以离开白宫。离开白宫之后，抵达蒙蒂塞洛。虽然拥有几间小作坊，和一个小农场，但入不敷出，尽管忍痛卖掉一些土地还债，仍然还有几乎5万美元的债务。于是还债就成为困扰这位离任总统的难解之结。他的大女儿与他一起生活，在给父亲的信中，玛霞写道：“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就是不想看到你年纪这么大还要为债务而烦忧”。
1812年，英国人入侵焚烧了国会图书馆。杰弗逊将自己价值5万美元的藏书，以23500美元的低价卖给国会，偿还了将近一半的债务。尽管手头拮据，他却从1816年起，以全部身心投入筹建弗吉尼亚大学的运作之中。在他的积极游说之下，州议会批准每年支付15000美元以资办学。杰弗逊到处募捐用于建校。1825年3月7日，大学开学，尽管只有30名学生。
杰弗逊终于因为贫困兼之过度劳累而病倒，当杰弗逊经济极其困难的消息传开之后，美国各地为之捐款16000美元，但这并不足以偿还他的债务并解决他的医疗费用。6月24日，他写下生平最后一封亲笔信，抱歉地推辞掉华盛顿纪念《独立宣言》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他终于满足了活到7月4日的最后愿望，中午12时50分，离开人世，享年73岁。几个小时之后，另一位《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的前任总统亚当斯也撒手人寰。
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
美国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出身小农场主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后于1825年3月4日离任。他归宿的橡树庄园，是杰弗逊亲自帮他设计的。与当时其他总统一样，由于总统薪俸根本不足以支付开支，离任时审计发现，他原有的庄园由于卖地还债，已经剩余不多了。于是他致信当时总统麦迪逊，要求美国政府补偿对他的拖欠并请求国会援助，否则他将难以应付退休后的生活。但无结果。
这样他不得不卖掉阿尔比尔和米尔顿附近的土地，仅能偿还部分债务。在有的债权人开始追索的情况下，他企图向杰弗逊请求援助。却不料这才知道杰弗逊比他更贫困，于是门罗联合其他人，联名向弗吉尼亚立法机关要求接济杰弗逊。门罗对于美国政府的补偿要求被一拖再拖，门罗只好作放弃的打算。
1830年9月23日，门罗夫人因中风逝世，给门罗以极大打击。安葬完夫人之后，门罗几乎一文不名，他的所有资产都耗费殆尽。只得搬到二女儿在纽约的家中，依靠女儿生活。当时的总统约.昆.亚当斯任命他的二女婿为纽约邮政局局长，这份薪俸保证了门罗一家的生活。为了挣钱，门罗总统只得写书换取稿费。门罗的贫困状态终于感动了美国国会，他们批准给予门罗在任总统期间的补偿费3万美元，连同他的卖地进账只够还清门罗的旧债，却无法弥补他清贫的生活。1831年，门罗最后的家――橡树庄园被他卖掉了，到此，门罗成为地道的无家可归者。当年7月4日，门罗在女儿家因心力衰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73岁，成为死于国庆日的第三位前总统。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自幼父母双亡，留下小笔遗产不就即被花光，以后靠自己拼搏成庄园主。后于1845年3月4日离任。杰克逊总统竞选连任时宣布要全部偿还国债，1835年1月8日，他实现了诺言：美国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偿清国债。但在他因病离任后却无法还清自己的债务。还在他离任前夕，就不得不卖掉田纳西州西部一些土地来还债，他的主要债务来自1837年经济大恐慌和他的小儿子投资失误，用杰克逊自己的话说，是被别人骗了。1841年他的庄园棉花歉收，七匹良种马也死掉了，经济上陷入困境。许多朋友为杰克逊募捐，打算替他渡过难关。但被杰克逊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不愿意利用前总统的名声来接受赠款，宁可接受贷款。而且必须以儿子的种植园抵押，还在遗嘱里加上一句：只有还清这笔贷款才可以处置遗产。
他足以影响全国，却无法摆脱债务的烦恼，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贫困正在逼视我们”。由于债务致使他心情沮丧，也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1845年6月8日，经手术救治过的杰克逊在家里离开人世，终年78岁。在他的遗嘱中，他以所有动产、不动产出让偿还欠款连同利息16000美元，留给后人的遗产只有3柄礼仪用剑，要求他的子孙们在必要的时候用剑保卫合众国宪法。
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
接下去，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nox Polk)，出身家境殷实的庄园主。后于1849年3月4日离任。在4年的白宫生涯中，波尔克工作勤勉、卓有成效。布坎南国务卿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勤劳的一个人，仅仅四年的任期就把他变成一个老人了。”的确，离任时53岁的波尔克已经满头白发身体虚弱。
离任的次日就染上慢性腹泻，他的妻子莎拉把田纳西的家收拾得格外温馨，命名为“波尔克宫”。当波尔克大致痊愈之后，立即投入到图书工作中去，未几，繁忙的工作影响了波尔克的健康，离任刚三个月，就撒手人寰。终年53岁。
波尔克夫人莎拉过着清贫孤独的日子。南北战争彻底摧毁了莎拉赖以维生的密西西比庄园，莎拉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得依靠变卖庄园的土地换取一次性的微薄收入。1882年，美国国会批准每年补助5000美元养老金，莎拉的生活才有了保障。1891年莎拉逝世，终年88岁。
美国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rd Fillmore)
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rd Fillmore)，出身于穷困潦倒的农民家庭，自幼便需参加农业劳动。后于1853年3月4日离任。出身贫困农家的菲尔莫尔于1850年7月10日接替病故的泰勒总统当上美国总统。1852年大选失败离任。由于总统任内花销太大，离任时他已经没有什么积蓄，经济上陷入困境。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给每位离任总统12000美元的年薪。他说：“我们的总统们，竟然被冷落地撇在一边，无人理睬，或许还迫于生计，在街道的拐角上开个杂货店，这真是国家的耻辱”。“我们选举一个人当总统，期望他诚实地办事，或许还能放弃盈利的职业。然而，我们在利用他以后，就让他隐居起来，也许还任其陷入贫困。”但没有答复。
菲尔莫尔在1856年大选中失败，便把全部身心投入家乡布法罗的公众事业。募捐以建立布法罗的中学、青年会、历史学会、总医院、图书馆。但已经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债务。所幸他1858年2月获得一位富有的寡妇卡罗琳的爱情，婚后，卡罗琳还清了他的债务，使他得以在以后的年代里继续从事他热衷的事业。1874年3月8日，菲尔莫尔中风死亡，终年74岁。 标签：杂谈 内部消息 房价下跌或暴跌信号 开始有人蠢蠢欲
2011-02-08 20:02:41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6ce4b0ab0100ok10 [查看原文]
内部消息房价下跌或暴跌信号 开始有人蠢蠢欲
作者：剑道 2011-02-08 15:18:26 发表于：博客中国
从蛛丝马迹看房价下跌或暴跌信号
很奇怪，这几天接触到的很多买房朋友都千篇一律的“托人”找到了低价格好房源，笔者询问得知，都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某某领导”手里的几套房都准备出手，而且价格“好商量”，但付款需要快。笔者给他们的建议是“别碰领导房”，小心扎手！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工商局的后勤部主管手里就有6套房，一套自住，其余5套都想在年前出手。如此的一个小罗罗都能够有如此之多的房源，那么，那些大一点的官员呢？手里有着10套、20套房源的都属正常！如果这一大批房源给挤出市场，有可能占当地年供应量的10%（不信大家可以调查）！
伴随着“国八条”和“房产税”的拳打脚踢，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这些变化或许让2011年的房价下跌或暴跌成为现实。
1、市场由盲目乐观变谨慎乐观或悲观。
“国八条”出台前，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几近疯狂，全国各地都似乎在年底迎来了量价齐涨，而且包括行业专家和业内人士都千篇一律的看好2011年，普遍观点都是销量房价还会涨，而万科王石的2011年销售目标“不能超过1400亿”更被市场看成是“作秀”、“异类”而嗤之以鼻。
“国八条”出台后，则市场出现了分化，虽然还有人看好2011年，认为国八条只是前两次调控的升级影响甚微，未来的“供不应求”毅然决定着房价还会继续上涨，但持这样观点的人除了极少数的“顽固唱多派”外，已经很少有人附和了，随之而来的是前几日还大谈特谈2011年如何好的主儿开始倒戈归降，开始了对2011年市场的担忧和房价下降或暴跌的预测。
国八条将房价预期强制改变——这就是“房价下降”的信号！
虽然去年4月、9月两次 “史上最严”的楼市调控没能最终勒住房价上涨的势头，但在每一次调控之后市场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降价促销，因此，我们并不能因此而看不到调控的积极作用，虽然本次调控还可能付诸东流，但从中央的决心和措施来看，本次力度要远远大于前两次，也因此，本次调控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这样，我们期待多年的房价下降就会成为现实！
2、市场对中国楼市巨大泡沫的看法趋于一致。
这也是房价即将下降的信号！
前几年的楼市调控，无论政府的目的是什么都会有很多人出来反对，针对有人说中国房价高、楼市有泡沫的说法很多名人学者坚决反对，特别是在2008年的政府救市过程中有人竟然提出了 “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买房就是爱国”的牛B论调。但针对近期的房价暴涨和楼市调控，这些专家学者虽然还极力反对，但反对的只是政府的行政干预做法，但对房地产的巨大泡沫已经默认，特别是茅于轼老先生更是提出了未来三年房地产泡沫将泡沫的观点，还有赵晓教授也开始担心本次调控依然止不住房价的暴涨而导致崩盘，他在微薄中道：“从2010年的楼市调控一直到房地产税的推出，可以看出，中共政府是在幻想着能够软着陆，既避免大的泡沫危机，又避免经济硬着陆。但结果可能是优柔寡断、贻误时机，最终养虎为患、酿成大祸！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越来越象是一个超级大赌场。恐怕最后除了庄家外，并没有真正赚钱的人。”
而国家一次又一次史无前例的拳打脚踢式调控，更是说明了中央政府对楼市巨大泡沫的清醒认识和担忧。
还有媒体朋友也开始拿中国的楼市泡沫和东京对比，并且对比发现“卖掉一个北京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和当初“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何其相似？！而日本经济在地产泡沫破裂后一蹶不振经济10年之久，而中国呢？能够走出这个魔咒吗？！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楼市存在巨大泡沫，既然是泡沫，那就是要挤掉，放放气，如此看来，政府的调控已经由“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变成“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范围”，如此，房价只有下跌或暴跌一条路可走！
3、已经开始有人蠢蠢欲动楼市大逃亡一触即发。
很奇怪，这几天接触到的很多买房朋友都千篇一律的“托人”找到了低价格好房源，笔者询问得知，都是行政事业单位的“某某领导”手里的几套房都准备出手，而且价格“好商量”，但付款需要快。笔者给他们的建议是“别碰领导房”，小心扎手！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工商局的后勤部主管手里就有6套房，一套自住，其余5套都想在年前出手。如此的一个小罗罗都能够有如此之多的房源，那么，那些大一点的官员呢？手里有着10套、20套房源的都属正常！如果这一大批房源给挤出市场，有可能占当地年供应量的10%（不信大家可以调查）！
他们坐不住了，我想大概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缘故，不然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想甩手变现呢？！
还有部分品牌开发商的销售楼盘也挺有意思，前几天还是“今日买明日涨1000元/平米”的明目张胆式涨价恐吓性营销，这两天却变成了赤裸裸的降价“前20名75折”、“一口价30套”等，这摆明了就是“别人压阵我先跑”的逃兵姿态！
这就是“房价下降或大跌”的征兆！
这些才刚刚开始，信号还不算强烈，等到中国新年后各地“成交量大跌50%”的报道出现后，房价下跌或暴跌也就真正意义的开始了！
这一天，指日可待！
(转载文)
]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洞悉2011-02-08 16:26:10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4cde1b7f0100oyob [查看原文]
摘自：bookrxf 原文地址：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洞悉作者：信力建 跟罗斯福相信斯大林并自以为有能力“控制”斯大林不同，丘吉尔从头到尾都对斯大林本质有清醒认识，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不可救药的独裁者。虽然，在二战期间，为了战胜纳粹法西斯，丘吉尔也曾表示要与苏联合作，并且在他的推动下，英国在极端的困难下开始了对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批又一批的运输船顶着北大西洋的滔天巨浪，拼着50%的损失率驶向摩尔曼斯克。有人问丘吉尔：怎么可以与邪恶的斯大林合作？丘吉尔回答说：假如希特勒进攻地狱，我愿意与地狱进行合作，只要能打败希特勒。甚至有人演绎成丘吉尔说：如果魔然而，在内心深处，丘吉尔对社会主义对斯大林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直把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一直以反共反苏知名，他是西方反苏武装干涉的积极组织者，视苏联的领导者斯大林如魔鬼一般。正如他自己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所说，“在过去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
他所以有这样的认识跟他与斯大林交往有很大关系。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为了调戏丘吉尔，故意说，战争结束后，他认为至少要处决五万名纳粹分子，军官和各种技术人员。丘吉尔一听，当场跳了起来，说：“任何这类做法，是与我们英国的法制感完全抵触的。英国人民决不支持这类集体谋杀。我借此机会表明，我最强烈地认为没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否纳粹，在未经适当的法律审判前就可以由行刑实行处决，尽管事实确凿，铁证如山也罢。”斯大林看丘吉尔那么激动，继续调戏，坚持说：“一定要枪毙五万人。”丘吉尔更激动，表示：我宁可此时此地让人把我押到花园里去枪毙，也不同意这种做法。这或许只是斯大林在说笑话，然而，在这玩笑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斯大林对法制的漠视，对生命的粗暴。丘吉尔或许就是通过这样的细节来认识斯大林的。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在罗斯福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再次调戏丘吉尔。戏是由丘吉尔挑起的，他说，他在国内经常被人当作反动派而遭遇痛打，出席会议的三大头中，只有他随时可由他的人民投票赶下台。最后他补充说，他个人倒是以这种危险引而为荣的。话里话外，透着法制制度和民意政府的骄傲，明显是给斯大林听的。斯大林一听，当然不乐意，当即调戏说：首相明显地害怕英国即将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丘吉尔答复说，他不仅不畏惧，反而以英国人民任何时候只要愿意这样做，他们有把他们的政府换掉的权利而感到自豪。有意思的是。丘吉尔这话说了不到半年，就应验了。1945年七、八月间，他在菠茨坦开会呢，英国人民就把他选掉了，代替他的，是新首相艾德礼。1945年，丘吉尔和斯大林有一段精彩对话。当时，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落选了，斯大林十分得意地说：“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我!”对此，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从今天看来，邱吉尔与斯大林的对话凸显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以邱吉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权力来自“民授”，人民有选举、监督和罢免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任何公民都可以对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异议而不会受到迫害；以斯大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其国家权力不是来自“民授”，而是来自“暴力”和“统一思想”，公民不能对最高国家领导人提出批评异议，否则就会遭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镇压使你妻离散家破人亡——这，导致了宪法中关于公民有权选举、监督和罢免国家领导人权力的条款成为空文。“权力民授”是公平、正义的基础，她必然带来社会的安康和谐，代表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权力非民授”代表着愚昧、野蛮、血腥和黑暗。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由“权力非民授”朝着“权力民授”的方向发展的。今天，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权力民授”，即使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绝大多数也都转轨进入“权力民授”，走向了文明进步的行列。所以，丘吉尔可以说真的是骄傲而又自豪的退下去的，为大不列颠那些伟大的人民、那个伟大的政府。相形之下，斯大林这边就很没劲，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接与过渡，基本上谈不上正常可言。
此后，丘吉尔和斯大林还有交锋。1946年1月，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 。富尔顿演说后不到10天，斯大林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非常象希特勒及其同伴，演说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的“冷战”宣言，是美国发动“冷战”的前奏曲。此次演讲，也成为东西方冷战开始的标志.
1959年10月温•丘吉尔在上院发表演说，以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他说:“对于俄国来说，其最大的幸运就是在艰难考验的年代里，有约瑟夫•斯大林这样一位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统帅领导着她。他是一位完全与这一残酷的历史时期相应的杰出人才，在这一时期中他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斯大林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精力和博学多才的人，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交谈中，他总是一个少有的、强硬的和毫不留情的人，即使我这样一个在英国议会中有修养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斯大林具有相当的幽默感和讥讽感，以及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斯大林总是自己起草文章和发言稿，所以在他的文稿中总是能嗅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斯大林的身上，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所有古往今来的国家和人民的领导者之中，只有他才是独特无比的。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根据口令似地全部起立，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都挺直身体垂手而立。他具有高深的智慧和处惊不变的才能。斯大林是善于在困难时刻从最最束手无策的境况中找到出路的一位再好不过的巨匠。在最悲惨的时刻，亦如在扬扬得意的日子，斯大林总是同样地审慎镇定，从不为错觉所迷。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斯大林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其臣服于自己。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甚至能使我们这些被其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帝国主义者们作战。斯大林是一个世界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最大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犁耕手种的俄国，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苏联。不，无论我们如何评说斯大林，但一切，历史和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段话可以说是对斯大林的盖棺论定——斯大林的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独裁者。
这通胀让穷人受伤，令富人恐惧
2011-02-08 20:18:45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6ce4b0ab0100ok1h [查看原文]
通胀让穷人受伤，令富人恐惧
颜昌海 2011-02-08 19:26:59
中国CPI高企，老百姓无不处于一种忧虑状态，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投资者，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市场参与者。因为CPI如果无法得到控制，那么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的金融当局的举措就是加息，加息无论对房地产还是对股市，都将导致投资者的资产缩水。对企业主来说，加息则意味着成本上升和盈利的缩减。因此，从生活成本的角度看，通胀对低收入者造成的成本提高是最明显的，而对高收入阶层而言，这点涨价对他们生活成本的上升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受伤的穷人。但对富人而言，则可能带来账面资产的缩水和收入的减少。
这将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把CPI作为穷人指数，把上证指数作为中产阶级指数，而把房价指数当作富人指数，那么，CPI的持续上涨将带来上证指数和房价指数的双双回落，而CPI上涨所带来的所包含商品和服务总价值的增加部分将远远小于由于股价和房价指数回落给富人造成的财富亏损总额。因此，CPI上涨从财富变化结构的角度看，就是穷人亏的是商品，是小钱，富人亏的是资产，是大钱。
实际上，对CPI深感担忧的不仅是中高收入者，行政当局则更为担忧。人们看到，央行2010年以来已经连续多次提高准备金率，为的是收缩流动性。而发改委也连续出台各项措施来抑制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甚至通过对运输蔬菜的车辆免收高速通行费和菜场免收摊位费等降低流通环节费用的措施来平抑食品价格。此外，原本有些地方物价部门准备上调水价、天然气价格的打算，也被叫停了。
在1994年，中国的CPI曾经高达24%，属于恶性通胀，而目前CPI最高是5%，属于温和通胀。但当初行政当局所采取的抑制通胀措施甚至不如现在那么严厉。原因在于中国居民的目前收入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意味着低收入者对通胀的承受力比以往更弱；同时，与CPI关联度比较大的M1的规模也比历次通胀时要大，如1994年时M1与GDP之比为0.43，而目前这一比重已接近0.6。不少在CPI中权重较小的商品价格已大幅上涨，为CPI预留了更大的上升空间。因此，通胀的长期压力已逐步形成，抑制通胀难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谁都不会否认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过去10年中，中国成为了各类商品供给能力非常强大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国内需求由于薪酬总额在GDP的占比中难以提高而略显不足。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出口顺差和FDI的持续增加、信贷余额的不断扩大，使得M2的规模迅速膨胀，最终超过美国，而流动性过剩的结果是货币流向以房地产为首选的资产池子，住宅类房产的总市值大约100万亿，股市也是一种资产池子，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总市值大约26万亿左右。如今，随着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房地产这个资产池子出现了货币溢出现象，溢出的货币流向了商品市场，如对生姜、大蒜的炒作，而更多的热钱则流向大宗商品市场。因此，调控房地产居然成为CPI上升的部分原因，这显然是行政当局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因为资产池子所能够容纳的货币量要远远超过商品池子，从资产池子中溢出的货币流到商品池子中，足以兴风作浪了。
实际上，从资产池子流向商品池子的过程并不是2010年才开始的，而是早些年就已经出现了。人们可以先从中国富人的资产配置情况来证实这一点：如富人先会买别墅，这属于大类资产池子，然后，会买与别墅相配套的商品，如古玩、艺术品、珠宝玉器、红木家具，这些属于小类资产池子；再下一步，就是购买和收藏奢侈品，如名牌箱包、高档的白酒和红酒、茶叶、中药补品等，这些属于小类商品池子。因此，人们不难发现，这些没有计入到CPI中的奢侈品价格的涨幅在过去10年中已经非常惊人，很多都在5-10倍以上。由于中国在过去10年中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高收入群体拥有的货币比重非常大，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奢侈品的涨幅要大大超过普通商品的原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商品价格上涨也经历了从奢侈品向普通商品扩散传导的过程。
那么，为何普通商品价格偏偏是今年才开始出现明显上涨？如前所述的资产池子中的货币溢出只是解释部分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低收入者的薪酬水平提高，从2010年全国各地最低工资上调幅度来看，平均上调幅度在20%左右，最高上调幅度达到30%。最低工资的上调，加上由于民工荒造成的农民工和一般企业员工薪酬上升，增加了社会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增加了农民务农的机会成本，两个因素合力推高了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
为了清晰说明货币在在商品池子与资产池子之间的流动情况，有专家编制一系列资产指数和商品指数。把CPI定义为穷人商品指数，把猪肉价格指数定义为平民商品指数，把奢侈品价格变动定义为富人商品指数(用53度飞天茅台价价格变化来表示)，把房价指数定义为富人资产指数，把中小市值股票或创业板指数定义为大户资产指数。把上证指数定义为平民资产指数。从这些指数的波动中，人们不难发现，富人过去10年的财富增值主要靠房地产，很多中产阶级也是通过购房从而步入富人的行列。富人在13亿人口中占比较少，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拥有400多万个富裕家庭，这也不过占中国人口的1%左右，故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对于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构成CPI权重的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对于奢侈品价格的影响却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茅台的零售价已经从2000年的228元一瓶，涨到如今的1050元一瓶(均价)。
由于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富人一方面奢侈品的消费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部分投资PE(私人股权投资，通过上市变现)。因此，在过去10年中，房价涨幅第一，奢侈品涨幅第二，小市值股票涨幅第三，猪肉价格上涨第四，上证指数涨幅第五，CPI涨幅垫底。基本可以解释中国各类收入群体过去10年的投资消费行为和财富增值状况。
众多因素促成了中国通胀的爆发，从过去的局部通胀转化为生活必需品CPI意义上的通胀，最终还会导致核心CPI的上涨。M2增速与名义GDP的剪刀差很快会消失，所有的这些变化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的体现，即资产泡沫面临消退、资本过剩与劳动力短缺下的社会贫富差距出现收敛，外需拉动逐步转向内需拉动，资本形成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趋向均衡(2009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历史新低的48%，预计此后就将迎来向上的拐点)中国正在经历发达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结构调整，也就是中国劳务人员总薪酬占GDP的比重出现向上拐点，CPI超越PPI将成为常态。
与其他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明显差异是，中国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地区发展差距，都要大得多。一方面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原因造成的。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且规模庞大，一旦他们收入水平开始较快提高，一方面会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增加生产成本，如零售端蔬菜成本构成中有29%是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刚性上涨，将推高蔬菜价格。因此，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从本质上看是补涨，即当贫富差距过大的时候，要么发生社会动荡和变革，要么出现收入差距的收敛。如果是后者，应该是伴随着CPI的上涨。但在中国，由于10多年来并没有进行大范围的物价改革，不少资源类商品的价格改革进展迟缓，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过去10多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太慢，物价管理部门怕电价、水价等价格调整幅度过大，引发社会不满情绪，故常常欲改又止。长此以往，中国资源类价格、部分农产品价格的失真度越来越高，导致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得不到改善。
因此，应对通胀不应该采取非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而是应该适时理顺各类商品的价格关系，避免因价格的扭曲导致资源错配。若担忧老百姓对通胀的承受力不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如果按照城镇最贫困人口占城市人口的5%及农村人口最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0%计，大约分别为3000万和7000万，总计要向1亿人大约3000万户家庭提供食品补贴。假如每个家庭每月补贴200元，一年政府财政只需拿出720亿。
因此，中国看似人口基数庞大，但只要向低收入群体或农民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就能够起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因为中国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基数太低，如目前的新农村合作医疗，即便是三级政府对每个农民人负担200元一年，8亿农民一年的财政支出也不过1600亿元，却可以改变多少个家庭的命运。但反过来，人们在高速公路、高铁和城市景观建设方面财政支出过大，老百姓却得不到多少实惠，那就是花大钱、办小事了。
然而，这种建议，恐怕只能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从上到下，包括权贵阶级在内，如今，一种末世心态已经弥漫着整个中国，当局恐怕无力接受学者们的良苦建言。据海外媒体报道，17届五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于2011年元旦放假期间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中央级国企增加上交中央政府利润比例问题，结果遭到严重的抵触。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实现平衡发展，推进分配改革”的决议，即中央政府从央企中多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利润用于公共事业。但是，国资委高层几乎一致地认为：“难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迫使国有企业多缴利润”。这是因为，所谓的国企实际上是体制内各个利益集团控制的私人企业。
末世心态现今弥漫中国，其第一个表现是，主流价值观的自我扭曲。在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将要崩溃之际，统治高层总想重振意识形态，但整个社会却是最大程度地偏离主流价值观，并迅速传播末世观念。如满清后世，以白莲教为嚆矢的诸种非主流价值无一例外地宣讲“劫期将至”；对满清王朝打击最为沉重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利用了外来宗教的壳资源，包装本土的末世观念，从而掀起大规模社会运动。时至今日，虽然说中国社会并不一定在细节上复现历史，但是其发生学的逻辑却不能例外。公众对主流价值已经没有任何认同感。比如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案”不管政府如何解释，底层都无法认同作为村委会前主任的钱云会，不是因维护农民地权而被谋杀的。因为政府不仅在事件处理中隐瞒了许多细节，而且在事发之初总是躲躲闪闪，只是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才邀请民间人士参与调查。而新疆记者孙虹杰遭遇不明身份人的围殴以至殒命，事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冲击效果，面对此事的报社与当地警方绝无积极调查的姿态，反而一口咬定：“事件与孙虹杰写文章揭露当地腐败与开发项目之关系无关。”
社会缺乏互信是主流价值观极度自我扭曲的结果，极有可能引爆全面社会危机。因此，旅居美国的红色贵族后代、著名经济学家黄亚生在其新浪微博评说：“这难道不正揭示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二个表现：统治者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当局在努力调控房价，以便让买不起房子的家庭或个人实现“有个窝儿”的梦想。但是，现实中没人认同房价会降下来的政府预期，民众更多的看法是“只要不再涨就可以了”。这一项作为社会不公的最明显指标还将持续下去，直到整个社会爆发大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许多看似根本不相干的社会指标确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即全部的指标都指向了统治者执政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正当性的严重冲突。北京一位体制内资深学者私下说：当局不是愿不愿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这种能力的问题。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三个表现：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变态发泄欲。在2010年末，当局发表了《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旨在缓和民众对“越反越腐”的不满。但现实的情况是，一党政治不可能建立低成本政府，也不可能将腐败抑制在较低水平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行为，尽管这一点很少为观察家所注意。且不说党政检三家的反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捞取非法利益，只看工作人员的总数量一项就超过整个欧洲与美国合计的同类工作人员的4倍，高达3百余万人。如此庞大的反腐倡廉体系不仅要开支巨额财政，而且效率低得惊人，以至于反腐要靠官员窝里斗、情妇举报。大陆反腐体系的隐型政治腐败是整个社会道德变态的一种反映，2010年最具有闹剧性质的反腐案例非“局长日记”莫属。在这桩“广西来宾烟草局长日记门”案件里，腐败行为人把他与属下女职员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细节都记录在个人日记里。
反腐本身就是隐型政治腐败，不易被观察人士所注意。
末世心态弥漫中国的第四个表现：国家资本主义是权贵共识。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分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公，是当权者积累给后人的巨额负资产；中国大陆在名义上成功地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采取的近乎疯狂的国家资本主义手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程度。首先是，国家工程的层层分包导致了高度的商业贿赂；其次是，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小众集团，其合法收入再次与社会平均水平拉大。国家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最大程度地挤压了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从而也致使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现象成为社会常态。
在这种末世心态下，不仅仅通货膨胀问题，连整个中华民族都前景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