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明扬彩印 妹子多吗:刘再复：想念您，樊骏好兄长

刘再复：想念您，樊骏好兄长

　　（一）

　　常与朋友说，到海外后还说，文学研究所三百人（二百六十个编制，之外还有退休离休的学人与干部数十人），共产党员过半，其中德才兼备的也有，但品格最为高尚无私的，是两个非共产党人，这就是樊骏与王信。

　　王信是《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他真的是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天天读稿，月月读稿，年年读稿。阅读，选择，判断，价值尺度只有一个，那就是文章水准。他有眼光，天生一身严正，敢于发现，也敢于淘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写着“宁可反左死，不为反右生”的条幅，其精神指向也很严正。正是这一风骨，我这个“极左”派的“天敌”在担任所长后便特别信赖他，他也特别支持我。八九年分别之后，他缅怀我，特别刻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印章，托人送到北美给我。他知道我生活在科罗拉多高原的大风雪中需要友人的温暖。王信是樊骏的第一好友。二〇〇八年我辞国十九年后，第一次返回北京，正是王信带我去看望已经有了痴呆病状的樊骏兄。见面时彼此都有满腔的肺腑之言要说，却相对无言得很久。樊骏虽然不如从前灵活，但头脑仍然清醒，见到我时不仅有喜色，而且问话也都问到点子上。他问我能否能像李泽厚那样，每年都回国一趟。我不愿意让他牵挂，只好点点头。当时我心里想，要是果真每年回北京，一定会每个星期看望他一次，至少一次。没想到他就这样远走，再也见不到他了。北京，北京对于我更加空疏了。那天见了他之后，王信送我下楼，在电梯里，我对王信说，樊骏兄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我们研究所里最有品格的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人人都会背诵《纪念白求恩》最后这几句话，但做不到。而樊骏兄却做到了。“高尚”、“纯粹”这两个闪光的概念属于他。

　　樊骏不是共产党人，却有一种罕见的群体性格。他一生未婚，表面上看，生活得很“个人主义”，而在骨子里，他却把文学研究所这个集体视为自己的家。爱文学所爱得要命。他是文学所的坚定守望者，从一九五三年守到二〇一一年，将近六十年。所思所想全是文学所如何兴旺发达。他这个“爱国主义”者，首先是个“爱所主义者”。他总是让我想起孔夫子的话：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樊骏正是一个典型的“群而不党”的现代君子。更可贵的是，无论是“群”或“不党”，他都很自然，作为独立的“己”，他的不党，是既不加入任何党派，又不和党派对立并可以和许多党员成为真挚的朋友，他尊重每个人的政治选择与存在方式，没有任何排他性。最有意思的是，他本是一个清高得近乎“洁癖”的“己”，偏偏对“群”具有最真挚的关怀。对于文学所这个“群”的关怀，所有在文学所工作过的人，除了何其芳，恐怕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包括我自己。我不可能像他那样完全献身于中国文学研究所和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虽然我也爱文学研究所和爱现代文学研究事业。我在文学所里，见过党性与个性都强的人，但没有见过像樊骏这种群性与个性如此统一的人。有些人在文学所工作，只是把文学所当作经营自身事业的地盘，但樊骏却把文学所当作他生命本身的一部分，为了文学所，他几乎可以达到“忘我”的境地，可以放掉自己的著书立说。如果不是我当过研究所所长并感受过他的无私无我的关怀与帮助，我就说不出上边这些话，就不会了解一个人的优秀个性与优秀群性可以如此兼容而且可以同时表现出生命之美与灵魂之美。

　　（二）

　　二〇〇八年最后这一次见面，我想对他说的话很多，但因为知道他身体不好，一些已冒到口边的话也只好吞咽下去。但有一句感激的话则非说不可。我对他说：我真感谢你，在海外漂流的岁月里，你那么多年，总是和郝敏、刘福春一起给我写贺年卡。在刚出国的最感孤独的几个年头，我每年春节前夕都收到一张三个人共同署名的只写三个大字--“想念您”--的贺年卡。十九年来，每次想到这三个字，我总是禁不住要“独怆然而涕下”。我所寄居的科罗拉多高原，正是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光。陈子昂是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而落泪的。我也有这种苍茫的形而上之泪，但几次落下的则是可触摸到的人间情义之泪。

　　樊骏不仅想念我，而且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一次一次地替我说话，为我请命。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中央”应当把我“召唤”回国。一九九二年，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作为市长协会秘书长的陶斯亮随团访美，并给我打了电话。她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友，竟然找到我的电话又不怕违反“外事纪律”，和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所有的语言都是鼓励，其中有一个信息让我感动，并一直记在心里。她说：“再复，你有一点可以引为骄傲的是，虽然你已流亡海外，但国内许多朋友仍然想念你替你说话。你们研究所的樊骏，在这两三年的全国政协会上，年年都为您说话，年年都要'中央'把你找回国，他这个人真不错。”听了陶斯亮这句话之后，我虽感动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早就知道樊骏的为人。但是听了陶斯亮的话之后还是彻夜不眠。我知道，在那个特别的政治场合与历史瞬间，樊骏那么执着又那么动情地为我仗义执言，毕竟有危险，至少可能就会丢掉下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桂冠。文学研究所的另一个政协委员蒋和森，原也是我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就竭力和我“划清界限”。他的研究生李勣在论文中引用了李泽厚和我的话，他就断定是政治问题并要求社会科学院取消李勣的博士生资格。蒋和森生性懦弱，又把“委员”一类的功名看得太重，什么时候都要他人欣赏，便犯了“文人无行”的毛病，骨子里还是人性的贪婪与自私。而樊骏的心灵方向则完全不同。在那个历史瞬间，两个人天差地别的精神境界显露无余。其实他们两人都是我特别向政协推荐的委员，只是推荐时以为两个人都很优秀，没想到事实上是优劣悬殊。人与人的差别如此之大，学人与学人的差别也如此之大，这道理不经历过体验，不会真明白。体验过二十年前两位朋友对我的态度，也更明白，学问与人品之间，人品才是第一要紧。著作等身，不如真品在心。人之高贵，还是贵在一个“格”字。可惜格调无形，肉眼看不见。

　　（三）

　　刚到文学所的头几年，即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头几年，我和樊骏几乎没有交往。但如果见到他的文章，还是会认真读。他的文章不多，读了一定会有收获。虽然没有交往，但通过文字和所内友人的介绍，其严谨、认真、理性的学人形象，早已在我的心中形成。所以一旦接受“所长”担子，就想到必须去拜访他，向他请教。其实他就住在我的附近，劲松区大街那一边的一座楼房里。第一次见面是文轩兄（副所长何西来）带我去的。他见了我们，显得非常高兴，含蓄的笑容里透露出内心的欢喜。说了几句敬重的话之后，我就直说：“我不合适当所长，到现在还进入不了角色。”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了一席至今难忘的话：“你拜访所里的老先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准备好就职演说，把办所方针讲清楚，几个副所长都可以帮你想，我也可以发表一点意见。我们住得近，你有空就过来。我们所的几任所长，都具有学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郑振铎、何其芳、陈荒煤都是双重身份，你也是。不过，挑起所长这担子，只能以学者为主。我觉得你当所长很合适。文化大革命中，你不在文学所，没有卷入两派的斗争，没有包袱，可以超脱一些。你放心，我会支持你的。”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即就“请求”：“你可是我的近水楼台，今后要常常上这楼台。”他回答说：“你随时都可以来。”那一天见面之后，我果真每个星期都到他那里两三次。每次都谈得很久，而且只谈工作和思想，不谈人事，不臧否所内的人物。我原以为，他秉性持重，参与唐弢主编的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也很“传统”，可能很难支持我的以“学术自由、学术尊严”为中心的改革性很强的办所方针。没想到，他却衷心支持，只是怕我锋芒大露，会被人抓住辫子，所以他充当的是一个“智库”兼“媬姆”的角色，时时建议，也时时提醒。担任“所长”前夕，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他说我强调要高扬建设性文化性格、拒绝破坏性文化性格，非常对，这也应当是我们办所的方向。一个研究所总得“立”一些高质量、高水平的实绩。他建议，我们研究所应当召开几个推动思想解放和学术建设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每个会都要请一些有名望的老先生参加,要争取他们的支持。一九八六年，我们召开了两百人参加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因为他的提醒，我特别请了钱锺书、张光年等老人参加，他们确实减少我所面临的许多压力。这之前的同年一月，研究所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从事文学活动六十五周年实际上是为俞先生平反的全国性大会，筹备期间，他心情比我紧张，为我想出好几点“保平安”细节。他建议会议主席台上就座的，除了胡绳、刘导生、钱锺书和我之外（俞先生自然是坐镇中心）还应当请当时思想“左”倾的臧克家。他说这位老诗人与毛主席亲密，如果他也支持，可以减少“抗上”的误会。我听了立即表示同意，尽管我实在不喜欢七、八十年代的臧克家。在纪念会上，臧克家讲了话，我边听边想，连他也支持，说明我们不是刻意反对毛主席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示，只是在呼唤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红楼梦》研究是学人共有共享的精神空间，即使选择“唯心论”和“烦琐考证”方法，也应受到尊重。

　　一九八七年，何西来副所长提议召开纪念何其芳逝世十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并让我准备一个报告。樊骏知道后特别支持。他说何其芳既是前所长，又是文学所的灵魂，应当好好纪念一下。我在准备报告时认真征询樊骏的意见。他对老所长的生平与创作了如指掌，立即回答我说，这回你在报告中要提醒大家注意“何其芳问题”。这个问题是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作家诗人普遍烦恼的问题。何其芳的问题是：我参加革命后，思想是进步了，但艺术为什么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了？这个问题出自《何其芳散文集》自序。樊骏一提醒，我就叫好，并说这是一个世界观能否决定创作水平问题，我一定好好讲讲。他知道我忙，当天就把何其芳自序找来给我。至今，我还记得樊骏指着那一段关键性的文字：“……我的心境实在不能用别的字眼来说明，只有叫做难过……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的生活或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或杂文都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在退步的样子”。（收入《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一九五六年）樊骏听了我读完这一段文字后又补充说，一九五九年他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回信中又重申了这一烦恼，可见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何其芳同志。我读完听完后激动地对樊骏说：何其芳是真诗人，说的是真话，提的是真问题。在樊骏的启发与帮助下，我以这一真问题为重心，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纪念何其芳逝世十周年的会上作了一次“言之有物”的讲话，认真地讲了一下当代革命诗人的“时代性苦闷”。听者给我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讲话之“核”是樊骏提供的，我的长达一万多字讲话稿，也是他事先认真阅读并提过修正意见的，我在担任两届所长期间，所有的重要讲话都在事前请他过目，而他总是一句一句地琢磨推敲，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重要提法。“世上竟有这样无私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学人”，我常常这样感慨。

　　私下作感慨，樊骏听不见，自然无法拒绝，倘若我说感激的话，他便立即制止。我知道他酷爱文学所，只有为文学所默默做好事，才能生活得快乐、自在。但有一回，我不能不正式地用文字向他表示感谢。

　　一九八五年我接受写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首条即总论的“繁重任务”。这本来是总主编周扬的职责，但他身体不好，只好由我来完成。在写作过程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为我召集了两次座谈会，其中给我很大帮助的是在北京大学勺园召开的有宗白华、季羡林、王瑶、吴组湘、李泽厚、许觉民和出版社编辑梁从戒、杨哲等参加的座谈会，此次会议由王元化主持，每个老先生都贡献了极为宝贵的意见。除了上述这一名单之外，会下还有两个人给了我更具体的帮助；一位是钱锺书先生，一位就是樊骏先生。他们俩一个字一个字地审阅我写出来的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初稿，面对他们的眉批文字和修改意见，我切实受到了“教育”：做好一个“学人”，不仅要搞好自己的研究，写好自己的文章，而且还要做好默默无闻的、毫无名利可图的公共事业。对于樊骏，后者总是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一生除了不结婚之外，还不写专著，因为他早已决定把构写专著的时间与才华奉献给国家与集体的文学事业了。在文坛上，我看到两种人，一种是有精神而缺乏学养，另一种有学养而缺少精神，而樊骏则二者兼备，慧善双修，他既有最扎实的文学学养，又有献身于文学的最无私的精神。在接到钱、樊二先生的阅读意见后，我很快就最后完成“总论”的写作。交稿之后我又立即写出《中国文学卷首条写作札记》，铭记援助我的师友，其中我特别记载了一段樊骏的工作和若干郑重的意见。这些意见包含着他对中国文学整体的宝贵见解。为了保持“札记”原貌，我一字不动把有关樊骏的一段文字抄录于下：

　　《中国文学卷》的责任编辑杨哲、姜逸清同志，把我的初稿分送给编委们审查。我很快地收到樊骏、陈伯海同志的审稿意见，两位伺志都很认真，提出12条意见，而且共同发现我所概括的中国文学的若干特征(如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儒、道思想的影响等)，只能说明我国古代文学而不完全符合现代文学。他们一位专攻现代文学，一位研究古代文学，不约而同地指出这一疏忽，自然使我格外注意。此外；樊骏同志还提了一些具体切实的意见，例如，他认为，初稿概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时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扣得不紧，事实上，两者的关系密切，而且这种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的一些重要特征。他不仅指出这一点，并且把他思考的几个特点提供给我参考。如①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的产物，并在这个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②几乎-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实施严格控制的国家中发展的；③连绵三千多年却始终没有中断过；④大部分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中自生自灭，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比较少；⑤与宗教的关系相当淡漠等。他的这些概括，都已被吸收到定稿中了。

　　樊骏概括的中国文学的五个特点，说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不是孤立的。他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中国文学整体语境中思考，而中国文学整体又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语境中思考。这种宏观思索，使他准确地道破中国文学的几个重要特征：没有充分的自由，总是在集权控制下发展；尽管没有自由，但文学生命却异常坚韧，三千年中从未中断。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与宗教关系淡薄，加上大门紧闭，文学总是自生自灭，与外国文学关系较少。这是古代文学的总状况，而“五四”运动开辟的现代文学则与外国文学关系紧密，相应地也广泛吸收外国文学的叙事艺术，不再是抒情胜于叙事，因此谈论中国文学必须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不同特征区分清楚。樊骏兄对我的初稿不知阅读了多少遍，也不知道思索了多少白天夜晚？！读了他的意见信，我立即对初稿的第二部分（<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作出几个重要改动。改动之后我把他的信读了又读，把五个特点想了又想，不禁暗自兴叹：像樊骏这样无私地把才华投入国家文化事业的人，愈来愈少了，这种智慧的稀有生命何等宝贵呵！

　　（四）

　　樊骏虽然对中国文学整体具有深刻的宏观思索，但其本色毕竟是现代文学的研究专家，他牢牢立足于现代文学，在八十年代里对现代文学有许多新的思索和精辟的见解，可惜表述得很少。“广积薄发”的严谨态度固然好，但读者们却不能充分地享受他的思索成果与研究成果。当我与他共事多年之后才明白他所以少有专著与文章，一方面固然是学风上的持重，另一方面则是他把自己的思索想献给集体的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以及文学研究所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在准备全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会”的发言稿时有过一段难忘的体验。在准备过程中，我多次向他请教，他毫无保留，把他在八十年代中新的思索全告诉我。他说他在七十年末参加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严家炎主编），写得较早。虽然做了些“拨乱反正”的工作，但还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十年过去了，提出“重写文学史”是必要的。重写的关键是要有当代学者的主体视角，但又要充分尊重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他说以往写的现代文学史，其致命伤是以为社会的进步一定会带来文学的进步，不敢正视社会进步和文学进步的不平衡现象乃至文学的退化现象。而且在解释文学现象时太强调历史的必然，忽视作家主体选择的责任。例如郭沫若参加革命之后进而鼓动革命文学，随之也彻底否定了“五四”时自己的诗作中的表现主义，这一否定，使得他只能生产一些标语口号式的诗歌。对于这种现像，以往文学史总以为郭沫若既然参加了革命投入了时代的激流，抛弃表现主义便是一种必然。其实不一定。樊骏给我举了布莱希特的例子。布莱希特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并没有因为政治信仰而否定现代主义艺术方式。他把信仰与艺术统一起来，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他创造了陌生化的间离效果，帮助人类从世俗中超脱出来。布莱希特的选择和成功，说明作家参加革命活动并不一定要付出艺术的代价。也就是说，制造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不一定是革命诗人的宿命。樊骏举出郭沫若的例子说明，我们重写现代文学史时不应该一味地为现代革命作家辩护，而应该正视他们的弱点即他们主体选择的责任。

　　樊骏希望我在发言中，要强调认真阅读作品，对具体作家具体分析，任何优秀的作家诗人都是充分个性化的个案，都不是活在僵化的文化模式中。他特别以两大作家群为例，说明了这一观点。根据樊骏兄的提示，我在发言写了这么一段话：

　　从文化现象看，在现代作家群中，有的作家群（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等），就乐于和善于写学生，表现学生的热情，容易接受新思潮。而有些作家群，则乐于和善于写公务员，小人物。例如鲁迅、老舍、叶圣陶、张天翼等，公务员与小人物是另一种文化心态，他们没有学生的热情，不容易接受新思潮，比较事故，保守。但是，不管是写学生的作家群，还是写公务员、小人物的作家群，每个作家又不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共同的文化模式中。

　　这段话正是出自樊骏的思想。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以“强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为题，发表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和同年十一月号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记得《人民日报》刊出的当天下午，我在社会科学院的大楼里正好遇上赵复三副院长，他一见到我就热情地说“今天拜读你在《人民日报》上的大作，写得真好！”听了赞赏自然高兴，可惜他没有时间听我心里滚动着的一句话：“此文是所里的无名英雄樊骏帮我写出来的。你们这些院长们认识我们研究所这个劳动模范吗？”

　　（五）

　　（六）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科罗拉多高原正飘着大雪，突然收到表弟叶鸿基转来的张梦阳兄的信，告知樊骏兄逝世的消息。我几乎承受不住这一打击，突然感到晕眩与虚空。打开窗户，我朝着东方默默地呆望着，呆望得很久。“想念您”，这三个字又浮上心头。想念您，想念您！这回是我在想念永别的可亲可敬的兄长了。想念中我意识到无可挽回的事件已经发生，此后我将更加孤独。除了悲伤，只能用挽联来表达自己的无尽思念与敬意。这一挽联，是我的心碑，但愿它永远伴随樊骏兄高洁的亡灵。

　　痛挽樊骏好兄长

　　文研所诗书三百，品学一流无私卷，

　　当铭当记当颂樊先生；

　　宇环间星斗万千，慈慧双修有情族，

　　最思最念最爱吾兄长。

　　刘再复敬泣于美国洛矶山下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