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汇川待遇: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权力意识

缥缈

长假期间，重读《长短经》。

所谓《长短经》，是唐人赵蕤（音rui）所著写的一本杂学著作，学界俗称《反经》。褒者，奉其为“小《通鉴》”；贬者，訾其为“妖言杂说”，可比《罗织经》。

不过，作者赵蕤，确实有真学问，也因此显名于当时，唐人盖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且不管当时以及此后的评价，是褒是贬，我今重读，感觉《长短经》不但剖析了政治谋略的利害得失，也不失为中国古化文化中的人的权力意识的真正“觉悟”的鼎级范本。

一、一切以权力为本

在《长短经》中，赵蕤开宗明义，首先划分清楚了治术的权力本质。

赵蕤以为，权力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所谓“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权力者是不能怀有世俗的“爱憎”的观念的。这是政治的需要。

正因如此，“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赵蕤从骨子里，认为权力存在“纵横之别”与“奇正之分”，政治无纵横则无变（做的不说，说的不做）；权力无奇正则无术（道与术，不能两全。）

所以，旧儒学（特别是《春秋》）多为空谈；旧伦理（特别是《孝经》）止于权力。
学者无行，治者无情。

道理何在呢？

赵蕤以为，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极度缺乏权力保护的意识；

他说，“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

“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指得就是当权者，以不同的手法，运用手中的权力，

“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

对于民意国情，若论政治，则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的不同。

但是，如果“行政”的本身，威胁到了“政权”的存在，那么，一切都可背弃。所以，赵蕤相信，政治是无原则可言的。

古代的大政治家，比如管仲说过：“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意思是说，政治家为权力服务，尽量不做“颠覆权力”的选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只看盘口，不看预期，选股不如选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呵呵。

“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

“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这段话，着实令人击节！政治家都是趋势投资者，不是价值投资者，大家千万不要想歪了！　
呵呵。）

一切以权力为本，这才能抓住政治的本质。

赵蕤说：“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

对于《长短经》这本著作的出发点，赵蕤声明，“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反经》的来源于此。也就是说，《长短经》是一本专门分析“霸术”、“驳道”、”不纯用德”的“杂合之学”。）

二，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我为主”

好了，现在大家明白了，政治家必须“以权力为本”，我们现在有了第一个政治原则。你把权力玩没了，那么，所有的一切，也都“扯淡”了！

不过，世事纷纭，我们仅仅懂得“一切以权力为本”，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识大体，弃细务”，这就是所谓“王者之道”，“以不能为能”（千万不要以为权力在握，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了）。

而“以不为能为能”的权力原则，是维护权力的首要原则。

对此，赵蕤举三位大家的学说。

第一位是老子，老子说过：“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第二位是荀子，荀子说过：“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

第三位是傅玄，傅玄说：“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人物志》曰：

“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所以说：“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赵蕤说：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我为主”（鼓为五音主，此为“君守其道”）：

“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以无事取天下”，“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

反之，“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申不害）

“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 （尸佼）

用人之道，说穿了，一切离不开“以我为主”，离开了“以我为主”，则“权力失位”。

这是有悖于权力第一条原则、即“权力为本”原则的。

像《水浒》里的晁盖，似也很会“用人”，但凡事不能“以为我主”，只落得寨子里头，大家只知有宋江，却不知有晁盖，闲居无聊，好不容易争得了一次“下山”机会，却不能统帅三军，自已一个人，只身犯险，“冲在队伍的前面”，被史文恭一只毒箭，一把射死在曾头市大营。
呵呵。

三、执权力者“例不言财”

执权力者，不可理财（不可以“好财、好货”）。

为富不仁！这个道理，现在也要天天讲。

呵呵。

对此，赵蕤说：“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竟劝，通乎用非其有也。”（意思是：商汤、周武灭掉夏桀、商纣之后，把土地、财宝用于封赏。受赏者很高兴，随时效力于君主。所以我们现在也常说：权力就是财产；而且是天下最优质的资产；一分本，万分利。）

《荀子》说：

修礼者王，为政者强，聚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荀子》）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这是权力的第三个原则。

（聚人者安，聚敛者亡。这段话，有多种解释，但“富而不贵，贵而不富”，是原则。）

权力者好利，结果会是什么？

赵蕤说：昔者周厉王好利，近荣公，芮良夫谏曰：“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　　

权力者不好利，结果会是什么？

赵蕤说：魏文侯御廪灾，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趋入贺曰：“臣闻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非其所藏，不有火灾，必有人患。幸无人患，不亦善乎。”

“由此言之，夫圣王以其财赏，不与人争利，乃能通于主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

（“天子藏于四海；诸侯藏于境内”，百姓富足了，君王哪能不富足呢？ ）

四、“邪风：亡国之兆”

1，礼俗不一，职位不重，小臣谗疾，庶人作议。此“衰国之风”也；

2，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国之风”也；

3，上多欲，下多瑞，法不定，政多门。此“乱国之风”也；

4，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欲行，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拘，守法谓之固。此“荒国之风”也；

5，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此“叛国之风”也；

6，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上下相疏，内外相疑，小臣争宠，大臣争权。此“危国之风”也；

7，上不访下，下不谏上，妇言用，私政行。此“亡国之风”也；

赵蕤说：“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邀于未也；有余，非多财，节欲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人鲜而费多也。”

赵蕤说，家国有“四乱”，“室有疑妻之妾，此家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宗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管仲）”

赵蕤说：国家有四危，“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此治乱之形也。凡为人上者，法术明而赏罚必者，虽无言语而势自治；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虽日号令，然势自乱。（管仲）”

赵蕤感叹说：

管子曰：“理国有三器，乱国有六攻。明君若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理。不肖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故国乱。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曰亲也，宾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威众，非禄赏无以劝人。”

六攻，为什么一定乱国？

赵蕤说：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虽无功而可以得禄。

“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铱不足以威众；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人。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人，则人君无以自定也。”

赵蕤说：“势理者，虽委之不乱；势乱者，虽勤之不治。尧舜拱己无为而有余，势理也；胡亥、王莽驰骛而不足，势乱也。”

有关治乱之道，赵蕤挺商鞅之说：

“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一免走而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圣人为人作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之。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而不刑杀也，万人皆知所以辟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故曰：善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则天下治矣。（《商君书》，商鞅书）”

《左传》曰：“国将亡必多制。”杜预云：“数变法也。”（《左丘明）：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必然会有许多政策制度出台。（杜预）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变法频繁。）

赵蕤说：夫能匡世辅政之臣，必先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审于治乱之势，达于用舍之宜，然后临机而不惑，见疑而能断，为王者之佐，未有不由斯者矣（斯者，意为“这里”）。

五、权力意识面临“复苏”

在赵蕤著作《长短线》的时代，在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中，个人天分与欲望，还不如现代人这样，全部被板结且僵硬的种种政治势力（以及财产权利制度）所区分、所固化；在社会权力体系之外的一切个人选择，同样会被系统的“可控”与“失控”所选择，所“过滤”。

权力者面对着比我们现代人更复杂得多的信息失聪。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管理群体的复杂性，二是由于权力家族的“世袭罔替”；权力者也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只是在名义上拥有他能够负担的一切。

当人类社会进入“由白痴统治白痴的现代社会（凯文•凯利定义）”之后，权力体制日益强化，而非弱化，虽然旧有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然而阻碍社会进步的新的难点，仍然在于人类社会以“利益驱动”以及公正司法的追求日渐弱化。无追求的个体总量，较之古代，不断减少；类人孩以及冷血动物的总数，不断增加。

而细观近期全球政治环境，赵蕤的《长短经》，仍然不失其智慧的闪光点。

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无论是“突你死”，还是“拆你死”，人类社会的权力意识面临“复苏”，一个“权力失控的时代”，是我们内心中最为强烈的纠结点。

（当然，HSH系统之种种上不得台面的勾当，并不都是正常人所能理解的）。

以近期的“北非革命”而论，曾一篇评论说：

逃无可逃：

经济发展靠不住，一走下坡路，马上民怨沸腾；年轻人失业对政权的存在构成严重威胁；

“90%支持率”靠不住；西方国家会冻结贪腐资产配合清算；一旦垮台就好似大厦倾，垮台后清算会来得很快很猛；大部分贪官污吏连逃跑都来不及！

（《突尼斯启示》）

呵呵

重读《长短经》，应当体会的，是天朝的权力文化。

因为在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现实中的中国，这是一部权力史；争夺政权，巩固政权；

另一个是《二十四》里的中国，这是一部文化粉饰历史；诗三百，赋五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可见，从来就没有“好财、好货”的中国；却有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权力中国”；

说点题外话：常有爱钱的人说，围玉为“国”，一蒙一大片；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国”这个字，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均作“或”；没有外面的“口”，也没有里面的“玉”；
汉代之前，国是指诸侯的领地，称为“方国”；

而我们现在所定义的“国”，是“邦国”（用的字是“邦”；《论语》：何必去父母之邦。）；汉避高祖讳，简用所以才有了“国”。

而“或”这个字，所代表的，主要是权力的意志，而不是财货的意志。

为什么大家会感到“回归体制内”，在近年成为“趋势”与“时尚”行为？

为什么“国考大潮”，愈演愈烈？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远重于下海、远重于发财？

难道这不是全社会权力意识的一次“新的觉醒”？

社会现状，不断地告戒大家，

在“权力”面前，任何没有防卫手段的财产，根本就不是财产；有权一切皆有；丧权一切皆无――“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

历史是无敌的。

读《长短经》，深感天朝权力文化的“透骨”，

也真正体会到了前人的感受：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