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观前街耐克:关于字意辨析

关于字意辨析

语言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可以将语言记录下来传达给生活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的人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些符号能得到确认并通行，是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新陈代谢与约定俗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现代考古学来看，殷商甲骨文字与西周金文是有区别的，西周的甲骨文卜辞与青铜铭文都比较规范，不仅文字的形状有了改变，文字的意义也基本确定下来了。殷商时期，文字完全掌握在中央王室贵族手中，各诸侯国不一定懂得文字，因为他们没有卜筮和祭祀的权力。而到了西周，各诸侯国都有了文字，这当然是姬姓子孙被分封到各地以后带去的。这说明在周文王时期，周文王的子孙们就开始了学习文字，并且已经对文字进行了改革。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各诸侯国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与当地的语言文字逐渐融合，由此而产生了变体。比如鲁国，国君一直是姬姓子孙担任，他们来自于陕西、山西等西北地区，与山东的语言文字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陕西、山西的方言逐渐与山东方言融合了，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其它各诸侯国亦是如此，而各个诸侯国由于自己统治的需要，也创造了不少新字，会意字在这个时期也大量增加，这样便形成了在春秋战国时期语言文字的大混乱，以至秦始皇登基后要求“书同文”的文字改革。

周武王灭殷而统一天下后，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就立刻统治了全天下的人民百姓，他采取的是分封疆域而建立诸侯小邦国的做法，逐步以周国的政治思想贯彻到各地方，贯彻到各民族，实行分治，由此而形成新的诸侯国。而各地方、各民族并没有完全承袭、完全照本宣科地使用周国的社会制度及法律。他们仍然保存着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

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使用文字的阶层和范围日益扩大，是语言文字大发展、大混乱的时期，由周初姬姓子孙带到各地的语言文字与当地的语言文字产生的融合，使周初王室规定的语言文字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时代的发展迫使各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增加许多新字、会意字，象形文字逐步地让位于不象形的象形字。虽然秦始皇动用国家的权力，作了“书同文”的努力，然而并没有改变根本情况，反而使后来的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出现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由此可见，在公元前1070～公元前221年这850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是很不相同的。周国原是殷商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一个小邦国，其灭殷后，虽然继承、学习了许多殷商时期的语言文字及法律法度，但仍带有周国自己西北的特点。而被征服的殷族人以及其他各民族人民，亦长期地、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直到今天亦是如此（现在使用的约有40种文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数目可能在80种以上）。语言里的词因时代有变迁，而有古今之异，因地域有不同，而有方言之别。因此，后代的人读古代的著作不能懂，就要以今语释古语，同一事物，不同的方域称名或有不同，就要用通语释方言。

语言总是在发展的，语词在使用中意义也常常会有改变。一个词由一个意义引申发展出别的意义，就成为一个多义词。多义词在使用时场合不同，意义就不一样。为免去误解，也往往需要加解释。这些就是训诂所由起。周代自平王东迁雒邑以后，王室的势力日趋衰弱，诸侯争霸，战争频繁，人民转徙不安，语言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北方黄河流域有了区域共同语，凡是古语或方言为人所不能理解的就要用当时通行的语言即所谓“雅言”来解释。《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中夏”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解释齐景公时命太师作乐，诗云“畜君何尤”一句说：“畜君者，好君也。”又《滕文公下》解《书经·大禹谟》“洚水警余”句说：“洚水者，洪水也。”又《左传·宣公四年》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这些又是以通语解释方言的例子。由以上所说可以充分理解训诂之兴在春秋战国时代。

而《周易》是周文王用周国的语言文字习惯而所撰写的，很不相同于其他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习惯。因此，在周王朝内保存了有三百多年的王室秘传之书《周易》，在逐渐流入民间后，因语言文字习惯的使用不同，对其解释就大不一样了。如《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都从音立训。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的变化，人类思想的进步以及地域的不同，对《周易》的解释也就是上了多极化的道路。

政治边界和地理障碍常常限制语言演变的扩散和不同方言的互相影响。两地距离的远近及交际网络的疏密和语言演变扩散的速度及相互影响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两地政治、文化地位高低不同又经常决定语言演变的扩散方向。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也与人们语言的差异有对应关系，有时还决定语言演变的扩散方向。其实，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内部因地而异的现象，西汉末年扬雄的《方言》是最早的记录汉语词汇在地理上的差异的著作。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下》。一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东各国）的文字。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搜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统治文字学界2000年之久的六书说，实际上是汉代学者主要根据他们对小篆的理解建立起来的，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较古的汉字的构造。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里提出了“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里提出了“象形”、“形声”、“假借”三书说。他们冲破了六书说的樊篱，对文字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汉字起源问题上，唐兰等古文字学者也批判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符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的发现，使汉字起源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入的阶段。由于《说文》“古文”的性质有了明确结论，并由于对各种古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古文字形体、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越来越清楚了。70年代秦简等新资料的发现,使大家对隶书的形成也有了比过去正确的认识。这一时期的古文字学者，对《说文》篆形和许慎讲字形和本义的错误指出得更多了。可惜在这方面还没有一部总结已有成果的高质量的专著。在传统文字学得到改造的过程里，古文字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就不能局限于汉以后的古汉语解释，而应该回到从殷商时期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汉语，重新认识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的风俗习惯，才能真正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