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生龙王传说漫画tv: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三个鲜明特点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精神，是有国有家者普遍具有的一种情感和道德准则。但是，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具体的对象、内容、形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其表现形式广泛，诸如保持民族大节，捍卫国家尊严，维护疆土完整，心怀天下，眷恋母邦，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勇于革新，振兴中华，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胸怀天下”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心所在

　　中国古代有“天下”的称谓，也有“邦”、“国”、“国家”的称谓。“国家”和“天下”的概念交叉较多，但是“天下”的概念相对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性。这是古代爱国仁人志士乐道“天下”、常将自己的使命感与“天下”相联系的原因。至于“国家”，其具体政治情境决定它只是爱国主义的内涵之一。

　　春秋时期的先哲们考虑的“善治”是以“天下”为本位的。以《老子》为例，五千言中“天下”涉及29章，共出现55次，“国家”仅出现2次。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视野是以全天下大局为范围的。荀子说得好：“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论篇》)。

　　在古代爱国主义中，“天下”概念相对具有超越君国朝廷和宗法集团狭隘利益的特点。这就确立了“民为邦本”的纬度，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天下”占有最高的位置。实际上，我们今天弘扬的爱国主义对象或出发点，比较相应的应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历史上，真正的爱国精神首先就是定位在以天下为己任之上的，如顾炎武所说：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才是祖国的灾难。可见，爱“天下”是爱国的根本内涵，这是我们认识古代爱国主义出发点。

　　其二，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与“文化中国”的信念紧密相关

　　实际上，“中国”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中国古人的爱国表现在将文化的统合和认同视为善治的根本，所谓王道实现的极致。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系统相比，中华文明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数千年绵延不绝，以至于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加长久的智慧。西周产生的周礼是中国底层文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原型。周礼文化更大的意义是其文明的象征性和定向意义。过去，崇尚周礼的儒家常被讥评为“保守”，这在某些方面和一定意义上是事实，但是，这个评价并不全面。儒者作为中国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历来注重“文史”、“文野”、“文质”之分，尊重历史经验、文明成果，保护文化传统。从实质上看，儒家讲的“古”，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它并非是古代的真实社会状态——毋宁说它是一种道德、理想、信念凝聚的价值实体。这种捍卫文明定向和文化统一的立场不能否定。围绕《易经》，还产生了中国古代不竭的思想创新，其精神之一就是在创造文化原理上，坚持天文与人文结合和统一的模式，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文化创制的总原则和《易经》的思维模式相互支持，使得“文化中国”既能形成独得天人之际的宏观的自然架构，又能不断消融、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从而踏上了长期稳定发展之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中一个最崇高、最具有包容性的范畴，“道”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谱系的树根和树干，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心理、思维和话语上具有了高度的统一性和自我完善能力，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也充分地体现在古人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继承与创新中，他们不断努力，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一定要使之中国化，这铸造了“文化中国”作为文化实体的理念骨架。宋明理学是中古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包容与创新，“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正是古代文化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其三，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是与“忠君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但“忠君”和“爱国”并非一回事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古代专制条件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以为，从逻辑上看，“忠君”和“爱国”是两回事。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是家、国同构的，国君为国家代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难就是家仇，“忠君”是大义，所以，古代历史上的屈原、岳飞、范仲淹、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忠君”甚至“愚忠”的思想意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爱国者。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主”是他们实现报国理想的合法中介，他们的理想有超越君主朝廷的爱国成分。对于这一点，孟子在《孟子·离娄上》就有放伐暴君合理性的论述，这种观念影响深远，激越了历史上革新的豪情，忠君与反暴君不矛盾。何况，按照古代理论思维，真正的“忠”君，就要以道事君，直言敢谏。古代爱国主义，表面上可能出于各种特殊的原因和动机，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的评判原则应是：不管它出于何种原因，如果它实际上维护了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的存在和绵延，那也就属于爱国精神和行为。说到底，只有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其它因素，包括朝代、王廷归属等等，都不是伟大祖国的根本标志。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忠君”的都是“爱国”的，历史上那些不惜牺牲“天下”利益而“忠君”误国的人，当然不属于爱国者的行列。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三说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

顾炎武，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他有著作《日知录》，就是日日求知，日日有所得，集腋成裘，记录下来，故名《日知录》。顾炎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呢？因为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和国家是不同的概念！天下是祖国的天下，大家的天下；而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它可能对老百姓好，也可能欺压、残害老百姓。

顾炎武认为朝代的更替，是国家的变化，从唐变成宋，从明变成清，那是“亡国”，是“家天下”的变化，是统治阶级小集团的变化，肉食者谋之，和老百姓有什么干系？这种变化也有可能对老百姓是好事呢！而天下倾覆，率兽食人，民不聊生，百姓活不下去，这是“亡天下”，那就人人有责任救民于倒悬！所谓“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以顾炎武的思想来分析，政治权利的变更，改朝换代，那是亡国，不是亡天下；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那是要亡我们的天下，那就要人人有责，起来抗日！不论你是什么党派，是地主还是贫农，就要全民抗战！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由此看来，顾炎武已经有鲜明的现代国家意识。“祖国”和“国家”是不同的概念。“祖国”是全民的天下，不分党派，不分阶级，是我们祖祖辈辈、生生死死、生于斯葬于斯的地方，是我们文化情感的落脚地。“国家”是政治概念，是权力压迫、利益分配的政治形态。这一点列宁有《国家与革命》一书作了深刻的论述。举一个鲜活的例子，你要问蒋介石和毛泽东，你们爱不爱祖国？他们都会异口同声：爱！你再问他们爱不爱蒋领导的中华民国或者毛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回答就截然不同了！这就是“祖国”和“国家”的区别。

顾炎武文章的关键句：1、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2、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家。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附：

顾炎武《日知录》之《正始》篇

（正是此篇明确分辨了“亡国”与“亡天下”，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尉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今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肖林下正始馀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曰，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 儒林传 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为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咎谁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