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黄永玉

    黄永玉，著名画家、作家、篆刻家，他设计的第一枚生肖邮票《猴》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已出版《永玉六记》、《醉八仙》、《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多种画册和书，有一代“鬼才”之誉。

　　汪曾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其代表作《大淖事》、《受戒》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尤其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被称为“京派小说的传人”。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黄永玉与汪曾祺之间的交往跨越了半个世纪。作家李辉在对黄永玉进行了20多年的交往与采访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其新作《传奇黄永玉》中详尽叙述了这两位文坛大家的友情，以及随着偏爱、志向、生存环境的改变，彼此之间关系由近至远，甚至有所隔膜的前前后后。

　　——编者

　　上海文坛“三剑客”

　　1947年，上海。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每逢周六周日，热闹的马路上，多了三个年轻人结伴而行。三个人都还不到三十岁——黄裳，1919年出生，28岁；汪曾祺，1920年出生，27岁；黄永玉，1924年出生，23岁。

　　他们要么走进咖啡馆，要么走进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说天下，臧否人物。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多看上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到三个人后来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影响。

　　无拘无束的交往只有一年左右时间，1948年，三人各奔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以各自的成就在文化界确立了特殊地位——黄裳是散文家、文史专家、藏书家；汪曾祺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黄永玉是画家、作家。从这一意义上说，称他们为“三剑客”，看来相当妥帖。他们手上，都有一把锋利宝剑。不一样的剑，不一样的剑法，挥舞出一样的风流。

　　三个年轻人最终都成了老头。1997年，汪曾祺因病去世，还不到80岁。“三剑客”，如今剩下黄裳、黄永玉两位京沪遥望。

　　几年前，黄永玉新写《黄裳浅识》一文，第一次叙述了他们“三剑客”的上海故事：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浪漫而令人回味的友谊，却少见黄永玉直接写到汪曾祺。问他，他不假思索，即摇头：“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答得认真，也含蓄而委婉。

　　为什么他不专门写一写汪曾祺呢？两人之间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困惑且遗憾。

　　沈从文的厚爱

　　文章虽未写，汪曾祺却一直是黄永玉的话题。“我的画只有他最懂。”谈到汪曾祺，黄永玉常爱这么说。

　　多年来，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汪曾祺在上海，给表叔沈从文去过一封信，信中说，如果现在有人在黄永玉身上投资，以后肯定不会后悔。”说完，他再补充一句：“这封信表叔后来交给我了，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未料想，2008年，这一重要信件真的找到了！六页稿纸，实为同一天写的前后两封信。据信中内容推断，汪曾祺信写于1947年7月。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见面，应是受其恩师沈从文的委托。黄永玉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1934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十二年过去，抗战胜利之后，沈从文意外得知年轻漂泊者黄永玉已成长为一位木刻家。1947年2月，在所写关于黄永玉父母故事的长文《-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写到战后在北平初次看到黄永玉木刻的经过与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映的。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二，而年龄也还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却从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奇迹般终于成了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苦难命运，感到深深痛苦。我真用得着法国人小说中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