苔原猎手 菲兹多少钱:从慈善到伪善的距离：从陈光标赴台行善说起

　中国慈善之踵：从陈光标赴台行善说起
　　
　　
　　在中国，慈善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慈善问题，
　　这话有些拗口，但在现有言论情境之下，却也只能这么表达。明白了此中深意，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做慈善总是举步维艰，为什么中国的慈善家总是饱受非议，为什么中国的慈善观念总是光怪陆离。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的事迹，为此提供了最鲜活的例证。
　　
　　陈光标之所以引发争议，首先在于他做慈善的方式，化用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台词：何止是高调，这简直就是高调；何止是作秀，这简直就是作秀。
　　譬如，发放善款之前，要将钞票垒成一面墙，拍照留念；受捐者要一个一个排队上台领钱，鞠躬致谢等。
　　他不但在大陆如此行善，还想推广到台湾。1月27日至31日，陈光标率50多位大陆企业家访台，向遭受莫拉克台风之灾的台湾人民，以及一些贫困户、特困户发放春节红包，预计发出新台币5亿元，折合人民币1.3亿元。陈光标称，这是对多年以来台湾支持大陆慈善事业的一种感恩与回报。然而，他的“感恩之旅”尚未成行，就激起台湾满岛风雨如晦，绿营人士批判他的慈善行动藏污纳垢，包裹了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假行善之名，行统战之实”），践踏了台湾的尊严；某些县市则十分反感他招摇过市的行善方式，如桃园县府社会局称：“因对方要求不能用代理人，且要人到县府当面发钱，让县府很为难，社会局几经思量，已拒绝这项好意。”
　　也许是有感于这些批评，也许是因陈光标所明言“我们是去感恩”，需要将脊梁压低九十度，台湾行善之旅的气势，已经大为收敛。据报道，1月27日下午，第一站新竹县政府，没有“钱墙”，没有列队受捐，先是“新竹县长邱镜淳上台接下陈光标捐赠给县政府的大支票，然后由县长夫人古素珍上台代表315名受赠者接下每封装有1万元新台币的红包，再由工作人员逐一交到台下的受赠者手中，陈光标则是在台上观礼”。相比大陆捐赠仪式的张扬与恢宏，可谓有霄壤之别。
　　陈光标难得低调一回。这种低调的背后，是台湾与大陆的慈善观念泾渭分明的差别；这种差别，深刻折射出了大陆慈善制度所陷入的困境。
　　尽管古人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善欲人见，不是真善，但从根本上讲，行善的关节点并不取决于调门。有人喜欢默默捐出身上的每一分钱，有人喜欢像陈光标那样大唱慈善男高音，他们奔驰在两条平行的征途之上，目标却是同一。低调与高调只是糖纸，慈善才是在孤寒的冬日温暖人心的那颗糖。
　　所以不必过于苛责陈光标，不要看他想什么，而要看他做什么；乃至不要看他怎么做，而要看他所作所为达成的效应。他乐于高调，就让他高调，他乐于作秀，就让他作秀，作秀与行善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慈善秀与伪善之间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所谓慈善秀，就如陈光标这种，哪怕捐助受难者一百块钱，都要叫喊出来，让四邻皆知；所谓伪善，则是你今天捐给我一百元，明天则从我身上征收一万元房产税。慈善秀的核心依然是“善”，伪善的落脚点则在“伪”。
　　问题在于，今日中国，伪善遍地，因为长期以来，慈善一直为公权力所套牢、绑架，许多慈善事业，或者为强力驱使，或者充满了腐败的黑幕，尤其是冠以政府之名的善行，皆是那么虚伪、可疑。这些病毒，越过人性的防火墙，缓慢侵入了我们的慈善观，以至我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那些做慈善秀的人，是不是都有其深不可测的经济与政治目的：不是视慈善为广告投资，就是以此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慈善的政治化与功利主义的蔓延，导致真正的善举被污名化，妖魔化，距离伪善，仅仅一步之遥。
　　
　　这方面，陈光标是一个矛盾的典型。他的慈善方式，乃是对以公权力为主导的慈善运动的拒斥，或曰拨乱反正。他并不信任那些官方的慈善机构，不愿由它们代行善事，只能身体力行，乃至远赴险地，亲手将钱物和爱心发到一个个受难者手中。同时，不可否认，他高调行善，据他说是为了宣讲慈善的真义，为了激励更多人投身其中，但在另一面，这也为他赢来了无以复加的至上荣耀，如“中国首善”的称誉，如他本身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却有幸受邀出席“两会”。这到底是不是一种政治投资呢，哪怕陈光标极力否认，可结果摆在这里，此中玄机，谁能够说清。
　　也许，陈光标需要这些荣耀，就像商家需要伟人题字的牌匾来拉生意一样，如此炫目的头衔，更有助于此后慈善事业的发扬光大。在中国，单是依赖民间的力量，恐怕难以将慈善做大，你必须学会与公权力虚与委蛇，委曲求全。李连杰的壹基金之命运（历尽曲折，今年初终于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取得了公募基金的身份证），是更切近的案例。
　　这就是中国（大陆）慈善的困境之一：与公权力的关系。不能摆正这种关系，只有两条路可走：被政府打压而死；自绝于民众而死。
　　第二重困境，在于善行的内涵。台湾桃园县府社会局以“观感不佳”为由拒斥陈光标漂洋过海的善行，其潜台词是，陈光标行善的高调与排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施舍，受捐者如吃嗟来之食。一种健康的慈善观，首先要保证受助民众不因接受捐助而丧失尊严，同样，行善者并不因其善行爱心而高人一等，而生出盛气凌人的道德优越感。换言之，慈善是平等的慈善，当事双方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遗憾的是，在大陆，这种平等似乎从未生根，倒不是说行善者爬高了一个台阶，而是受捐者的膝盖不由自主软了下来。
　　第三重困境，在于慈善家的德行。论者曾对比评价沃伦•巴菲特与陈光标，有两点值得注意：巴菲特做慈善，把钱捐给盖茨基金会，这家基金会与政府毫无关系，而陈光标，如上所述，他与政府纠连不断，若无政府支持，他的慈善事业断然做不到今日这种宏大局面；巴菲特与盖茨基金会的善款运作，每一笔都有来龙去脉，因其时刻处于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之下，陈光标的慈善支出，主要依其自身口述、媒体报道，以及公司网站登出的部分单据，“由此出现了表述前后不一，报道互相矛盾，金额无据可查的问题”，甚至被指“（善款）捐给了不同的省份，但是最后收款收据签字人的笔迹都是类似的”等，说白了，缺乏他者的监督与制约，陈光标很可能沦为一个人的专制主义，所谓身怀利器，杀心四起，身怀巨款，何尝不会中饱私囊？
　　陈光标的私德同样饱受质疑，如他在家乡江苏泗洪县巨资捐赠的两大公益工程，“老年活动中心”和农贸市场，皆用其家人的名字登记产权，且由其家人使用收益；他的公司业绩及巨额善款的来源，一直都是民间最大的问号。
　　问题出在哪儿呢，一个野心家，一条恶棍，完全可以成为慈善家，但有一大前提，需要完善的慈善制度保障；中国却无这种制度的苍穹，只能进行道德约束，于此要求慈善家必须完美如圣人，必须洁身自好，纤尘不染，一点错都不能犯，否则，他一人道德的破产，就是其慈善事业的破产，乃至构成了中国慈善的最大污点。
　　到头来，还得回到制度的根上。
　　这无疑就是思索中国难题的最大悲剧，一切问题，都可以化约为制度问题：中国慈善的问题，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中国慈善的困境，是政治制度的困境。
　　然而，制度问题却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