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方清颜官网:孙凤武：《六个“为什么”》一书的得与失

——兼论政治理论工作中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摘要：《六》书有得有失．其失者在于理论上的偏颇性和陈旧性，而这是流行于我国理论工作多年的方法论中的某些缺失的表现．

　　关键词：真理的缺陷　互补　复杂性　问题意识

　　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六个＂为什么＂》一书（以下简称《六》书＝）自今年五月出版以来，一直受到主流媒体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该书被赞为＂观点鲜明、语言生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针对性、说服力＂，是＂脱颖而出＂的＂理论力作＂，并说它＂在各界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好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类评价和判断，显得过头了，《六》书是有得有失的．得之者，是它反映和肯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及对多数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处理，也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因而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失之者，是它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的解释，对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阐述，对一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状况的评论，是偏颇的，陈旧的．这种失，在中国当下的理论界，不是个别现象，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并且有着方法论上的根源．本文重点讨论这种失，或许对于改进我国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有一定的助益．

　　（一）《六》书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神圣化了，对＂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的解读似显偏颇

　　两种类型

　　《六》书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却不提它的局限性．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但它产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必然要受社会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还不够高，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刚刚完成以机械化为标志的工业化，工人阶级开始觉醒起来，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有了政治斗争的性质．一方面要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不断推进自己的理论，修改了自己的一些不当的提法，而他们的学生或他们的事业继承者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又在十九世纪末和整个二十世纪，结合时代的变化和斗争的实践，发展了他们的理论，纠正了他们的一些错误．而这些学生或继承者自身，也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过失．这是十分正常的．另一方面要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而主要是社会思想领域中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可能＂包括物理学＂．想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丰富成为可以回答一切问题的理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忽视了社会思想理论中的这样一种现象：任何时代，特别是近现代，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想理论中，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类：一是属于适应并辩护当下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论，可称为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一是属于否定并批判当下社会关系、秩序的理论，可称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这是社会现实这一有机体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动性这两种属性的反映，因而都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只要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两者的存在都不但是必然的和合理的，而且具有各自的社会功能．前者对于巩固和保存既有的文明成果，对于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和稳步发展是有益的，而后者对于超越和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对于社会生活的突飞猛进和迅速发展是有益的．应当克服长期以来在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中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保守不对、不好，革命正确、很好．在某一社会需要变革，不变革就不能使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奉行保守主义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在某一社会需要稳定，不稳定就不能使社会正常发展的时期，奉行革命主义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难怪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批评＂改良主义＂的同时，批评了＂革命主义＂．

　　叙述框架

　　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在当时所有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是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正因此，同样属于变革型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普鲁东的经济社会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社会主义等派别的影响，较早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舞台上被淡忘了．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又比那些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诸多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要科学和正确．因为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已经充分暴露，阶级斗争已经广泛开展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提到了历史的日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后不久，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地爆发了，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资本帝国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使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一些先进的人们，包括众多国家的劳苦大众和知识分子，纷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三次重大选择的成果，有特别的意义．这就是俄国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成功，瑞典１９３２年社会民主党之取得政权，中国１９４９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这个时代是列宁和斯大林较为正确称作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先进的人们在众多的社会思想理论中，选择了做为变革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很自然和正常的．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和发达国家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世界潮流便在整体上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逐渐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不以任何集团和政党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做为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从总体来说，越来越显出某种不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及时调整既有的叙述框架，便会陷于被动．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前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剧变及其领导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下台和瓦解，注意到中国在＂文革＂及其以前十年间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灾难，但常把这一切单纯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却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属于变革型而带来的某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里，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很明显，不能适时地、正确地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陷入了革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遭到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六》书在专论马克思主义时，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不同遭遇，特别是在下半叶遭到的重大挫折这一事实，只在那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正确，便难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貌及其命运做出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六》书谈到在苏东剧变后，西方一些学者乃至民众仍对马克思本人十分尊重，对马克思主义仍有较高评价，这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能由此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既有叙述框架是符合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上，即使一些要求＂回到马克思＂的学者，也普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评，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性的结论．

　　兼容并包

　　尽管马克思主义属于变革型，但因其具有高程度的真理性，必然会使它含有科学的保守因素，即正确地论述到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的相对平静、稳定的方面．善于继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浩繁的书籍、文章和信件中，发掘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党和国家至今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深层原因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做为一种理论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不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中，去探索其中的＂微言大义＂．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注重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即兴语言多有不确之处，一些具体论断也常有失误，即使是＂基本原理＂，也具有相对性和可变动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非基本原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坚持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的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但是，在邓小平理论出现后，这一基本原理已经被改变了．可见，防止和避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僵化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在理论工作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凡是有价值的社会思想理论，都可以经过＂论证＂――曲折的论证，附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甚至称这是马克思或恩格斯文本中＂早已有之＂的．《六》书只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它社会思想理论的促进作用，不谈其它社会思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促进作用．在指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才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形成了新的科学方法、思维方法、学术范式和学科体系．即使在西方，一些著名学派，也不讳言自己的学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却不提这样的事实：一些真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从其它社会思想理论中吸取了营养，而不单是进行了＂批判＂和抵制．的确，一些理论家，特别是解放前的一些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解放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有人在＂转向＂后失去了应有的学术活力．国外有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哲学家k·波普尔、I·拉卡托斯，社会学家A·托夫勒，看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经典的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释当代社会重大问题上显得乏力，并出现了僵化的趋向，便离开乃至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后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没有从其它的社会思想理论，包括基于当代社会新发展和和新的科技革命而产生的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中认真吸取优秀成果，只是在那里盲目的拒斥，便陷入了唯我独尊的境地，大大减弱了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解释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从左倾错误的困境中走出来之后，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在事实上吸取和借鉴了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才取得了今天这样历史性的进步．其中许多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原理，几乎直接运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能．如果硬是经过＂无穷的思辨＂，把这些原理的运用说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那就离事实过远了！

　　４．＂一元化＂

　　《六》书断言＂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化的，而不能搞多元化＂，即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能以其它的社会思想理论为指导，是过于绝对了．人们不禁要问：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理论中的正确原理，如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即如邓小平所说的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什么就不可以用来＂指导＂呢？当年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就是因为它能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人民解放派上大用场，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政党，不应从某个＂主义＂或学派出发，而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对既有的理论进行取舍，或创造新的理论，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以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正确的理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应认真吸取，并应大胆地拿来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包括了经典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又包括了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正是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才在中国大地上，发挥出了巨大的社会功效，并还在不断地补充着、创新着、发展着，而越来越与经典的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前者越来越高于后者．面对这一基本事实，硬说这些可以和应当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思想理论，全部属于马克思主义，无论什么样新的正确理论，都跳不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那就过分牵强了．例如在改革开放中，党和政府把已经被基本消灭的私有制＂请回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但这是马克思主义吗？不是．因为在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宣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按：本文只对读者不易查到的引文注明出处）

　　《六》书所说的＂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是指执政党或执政者提倡和用以引领的思想，而不是指该社会在事实上存在的流行观念，这种流行观念当然是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并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者未必都提倡个人主义，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布什等就大力提倡＂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参考消息》，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３０日＝），这当然不是在宣扬个人主义．美国的西点军校有＂学雷锋小组＂，波士顿有帮助贫困户的邻里互助组织，都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支持．难怪一些被说成是以个人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水平，并不低于多年倡导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对于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有必要进行辨析．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以来，个人主义（英文Individualism）指的是对个人的人身、财产、自由、名誉、奋斗等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它同自私自利（英文Selfish）不是一回事．个人主义做为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有局限性的，而中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张国焘和高岗两个野心家的斗争中，又逐渐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更使之在党内和群众中，名声大坏．如果恢复其原意，对于因为长期以来封建专制主义影响而缺乏个人权利意识，缺少更高的＂智力＂的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当年恩格斯在谈到俄国落后状况时说的一句话仍是有意义的：＂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１９６５年版第４５３页＝）

　　《六》书断言＂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思想文化的繁荣＂，显得有些轻率．论述问题，不能忽视历史教训，特别是刚刚发生过的重大教训．在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６年这二十年间的中国大地上，可谓实现了＂指导思想一元化＂．当时，＂非马克思主义＂遭到了批判和抵制，而＂反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政治犯罪乃至刑事犯罪．主流话语尽管也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将其解释为＂放马克思主义鲜花，灭反马克思主义毒草＂．其间的＂文革＂十年，在文坛上百花凋零，百家齐瘖的景象，对于亲临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无不记忆犹新．只是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文艺界和理论界才开始繁荣起来．但主流话语对所谓＂指导思想一元化＂所做的解读，往往带来不利的后果．《六》书把＂百花＂、＂百家＂解释成＂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允许＂的各派，那么，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不在＂允许＂之列吗？（可参阅拙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３期；《＂回到马克思＂新论》，载http：//www.tecn.cn2008、2.19＝＝＝）

　　（二）《六》书有只从对立的视角观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倾向，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评有失公允

　　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同任何概念一样，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非确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即被马克思称作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常常是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通用的，其核心便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种对所有制的关注，是与他们创立的生产关系必然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高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归根结底在于前者能以创造出高于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之前，他们多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而少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时还对这两个概念专门做过区分，以与那些只向上层社会呼吁的资产者和知识分子信奉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这种用语习惯，持续到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的１８５２年．这一年发生的科伦审判案，使共产主义者同盟被彻底摧毁．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间，马克思还不时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如在人们所熟知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而恩格斯则很少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以致他在临终前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地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它实际上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０３页＝）按照马克斯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外，还有计划经济，＂竞争消灭了＂，那些＂失业者＂和＂赤贫汉＂也都成了＂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按需分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所有制的强调，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了观察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方向，但也带来了某种缺欠．这种缺欠突出地表现在，前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以＂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做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中，着眼于＂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视角，用他的说法是，这也试试，那也试试，犯了许多错误，终于＂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在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允许了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但他认为这只是五到十年的事．毛泽东在建国后不久，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急于消灭私有制，并很快就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以致在＂文革＂中又＂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于＂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和政策做了重大修改，把生产力因素引入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之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生产力这一视角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是明显的，在生产关系这一视角上，恩格斯早年曾看到：＂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需要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６６－３６７页＝）晚年更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公司对私人资本的限制，甚至说＂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７０页＝）对比一百年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占统治地位，但反垄断法等法律，已使私人资本不能任意运作，而高额税收已使＂私人资本＂在运作的初始，就同时在为整个社会创造和积累财富，亦即为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做着贡献．也就是说，资本家的部分生产资料的＂私有＂，一开始就＂符号化＂了，这里的＂私有＂便打折扣了．如果再考虑到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因素，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长了，它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以致人们有时很难准确地、理直气壮地在当今世界中，划分出哪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是资本主义国家．

　　２．＂救中国＂

　　对于《六》书中＂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断，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否则会导致人们对＂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迷恋，甚至会重新陷入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左倾错误．事实上，在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即＂救中国＂的历史任务时，必须正确地把握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状况．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地指出：必须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这种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之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最终选择了共产党，而抛弃了国民党，不是因为前者实行了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前者坚决实行了民主主义，进行了土地改革，努力使劳动群众享有民主权利，并进行了英勇卓绝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而后者虽然在纲领上讲的是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但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既不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又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甚至欺压群众，还与日本、美国等侵略者勾勾搭搭，这正是它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之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国际环境，与领导民主革命的阶级和政党直接相关的．这一点，毛泽东已做了精辟的阐述，《六》书也说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