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报告

《凤凰周刊》9月15日 总第3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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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6 08:34

刚刚在2010年上半年经历了两次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人口仅500多万的中亚小国。但这个不为多数中国人熟悉的邻居，却是一个与中国在历史上有特殊渊源、在今天有着特殊攸关利益的国家。

历史上，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疆域，曾在汉、唐两个时代被纳入中国版图。而汉、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在与周边大国的竞争角逐中，具有盛衰转折性的重大事件，恰好都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其南部的重镇奥什，即汉武帝时代的贰师。为建立一支足以深入大漠与匈奴在马上交锋的骑兵，汉武帝不惜血本，派小舅子李广利两度征伐中亚古国大宛，以索要汗血宝马。因贰师是传说中大宛宝马的产地，故李广利被封为“贰师将军”。

其北部的塔拉斯城，即唐玄宗时代的怛罗斯城。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率师3万与大食（阿拉伯帝国）会战，结果几乎全军覆没。此战令唐廷不仅失去中亚，亦逐渐丧失今新疆的领土，而阿拉伯帝国经此一战，开启了中亚伊斯兰化的历史。

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更与中国别有渊源。当地人都知道并且引以为豪的是，此地即唐代的碎叶城，是中国大诗人李白的故乡。

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虽国小民贫，但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关乎和牵动着中国的核心利益。

从经济上而言，它是中国商品经西部陆路出口的最大通道和物流集散中心，中国商品由此可辐射中亚、西亚、东欧地区。近年来，它扮演的这一角色的重要性迅速上升，2008年，吉尔吉斯斯坦已在中国的邻国中，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商品输出国。

从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和矿产资源的新战略来源而言，吉尔吉斯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吉尔吉斯斯坦盛产多种稀有金属，近邻中国的地区新近发现了中国急缺的铁矿，为亚洲单一矿带最大铁矿。

尤为重要者，它是中国向西获取里海地区油气资源的通道。而中国已批准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一旦落成，将强化吉尔吉斯斯坦作为陆上通道把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纳入中国经济圈的作用。

从地缘政治而言，中亚地区是中国与伊斯兰、俄罗斯、北约的战略缓冲地带，而吉尔吉斯斯坦则是其最重要的节点。在这里，美俄军事基地比邻而峙，大国影响力绵密交织。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与中亚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主义的地理屏障：吉尔吉斯斯坦东南，是因宗教和部族矛盾陷入战乱的塔吉克斯坦，其南方 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的费尔干纳盆地，则是中亚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各种分离组织活动的大本营以及“金新月”毒品走私的通道。

吉尔吉斯斯坦的稳定，不但关乎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贸往来，而且关乎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稳定。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素有“中亚火药库”之称。这 里深刻的民族矛盾一旦变成大规模民族战争，将导致整个中亚的战乱。由于中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民族跨境而居和民族间的互动，中国届时将无法置身事外。

如果中国必须关注自己的邻居，就不能不关注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关联多个大国的小国、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邻国，其重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逊于国人习惯性认为最重要的邻国朝鲜。 收藏 分享 评分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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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10-10-16 08:35 | 只看该作者 吉尔吉斯火药桶

提要：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造，并在制度上向西方全盘看齐。但传统部落社会中的南北矛盾和深刻的民族矛盾，使吉国不但因频繁革命成为中亚地区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而且也因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极易成为引发中亚政治地震的火药桶。

文 黄章晋

8月25日，吉尔吉斯斯坦外长鲁斯兰·卡扎克巴耶夫抵达北京。

外界认为，今年4月发生动乱后，吉尔吉斯斯坦将中国作为其新外长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显示出中国对吉国的特殊重要性和影响力。而中国经贸力量在吉国能起到安慰剂作用也表明，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局势依然未稳。

应吉临时政府要求，最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同意派驻52名警察协助维稳，但此举立即在首都比什凯克、南部城市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引发了示威抗议。吉前国防部长伊萨科夫说：“吉尔吉斯斯坦将会像科索沃一样逐步走向分裂。”

吉尔吉斯人在短短5年中，通过革命赶跑了两任总统，为防止再出现政治强人独裁贪腐，痛定思痛，通过全民公投修改宪法成为中亚第一个议会制国家。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远未明朗。

6月在南部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冲突表明，吉尔吉斯斯坦极有可能成为中亚地区引燃民族矛盾冲突的火药桶。

因复杂的历史原因，中亚五国广泛存在民族跨境居住，而主体民族与主要少数民族矛盾复杂的困境并非吉尔吉斯斯坦专有，而是在中亚五国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一旦 一国之内的民族流血冲突诱发国家之间的战争，整个中亚将会陷入战乱，甚至可能让极端宗教势力形成燎原之势，民族冲突扩散至邻国。

与此同时，吉尔吉斯再次革命的可能依然存在。

习惯了革命的国家

如果将6月发生的种族仇杀看作是巴基耶夫对临时政府的某种“革命”，则从2005年的“郁金香革命”算起，吉尔吉斯斯坦迄今已发生了三次革命，5年时间经历了阿卡耶夫、巴基耶夫、奥通巴耶娃三任总统。

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的阿卡耶夫今天仍对自己的执政成绩坚信不疑：“阿卡耶夫时期将被看作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一段闪亮的日子。”

然而，阿卡耶夫下台前一年，他的顾问波盖特列夫曾承认，1990年，吉人均GDP为1220美元，到了2004年，吉人均GDP仅有约186美元。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前虽穷，日子还算凑合能过，独立几年之后，却沦落为世界最穷国家之列。

但阿卡耶夫的自信并非全无理由，今天当地人一致认为，刚刚被赶下台的巴基耶夫，即使没有涉嫌策划操纵6月种族仇杀的罪恶，整体表现也比阿卡耶夫要糟糕得多。阿卡耶夫曾在下台后称，颜色革命发生时，他向内务部长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开枪”。

阿卡耶夫从声望骤跌到被“郁金香革命”赶下台，转折点是2005年2月，当地一位美国人办的一家报纸，将阿卡耶夫的别墅与贫民住宅的大幅照片放在封面上对 比。吉政府对此的惩罚，仅仅是切断了印刷厂的电源。但美国共和党参议院约翰·麦凯恩直接打给吉国外长一通电话，就摆平了停电问题。

“郁金香革命”后，自认为任上无过错，且否认其家族卷入腐败的阿卡耶夫，总结自己被赶下台的原因是：一、平时忽视了权力体系的组织建设，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机构；二、在社会上出现不稳定苗头的关键时刻，没有坚决果断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任上长达15年之久的阿卡耶夫，是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型官僚，他曾在大选中创造出95%的得票率纪录。对阿卡耶夫的腐败指控主要指向其强悍的妻子，其妻子家族有众多兄弟，均被认为有严重的权钱交易。

阿卡耶夫的腐败是“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坚决信奉市场的阿卡耶夫曾有一句名言：“通往自由社会大门的钥匙只有三句话：第一，私有化；第二，私有化；第 三，还是私有化。”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有资产多半“化”到了北方人的手里，被认为是北方人利益代言者的阿卡耶夫，自然被视为最大的腐败者——说到底， 导致阿卡耶夫下台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吉社会传统的南北权力之争，只不过它恰好搭上“颜色革命”的末班车，看起来是它连锁反应的结果罢了。

继任者巴基耶夫的腐败路径与阿卡耶夫正好相反，来自南方Kipchak部落的巴基耶夫上台后，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来纠正阿卡耶夫的错误路线，在“国进民退”的过程中上下其手。不过，巴基耶夫也并未让南方力量满意，因为受惠者只是总统家族。

巴基耶夫不但有7、8个兄弟，而且孩子也多得数不清，最受器重的是生于1977年的小儿子马克西姆，他被任命为发展、投资和革新部部长，其权力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一肩挑，吉尔吉斯斯坦几乎有了向朝鲜看齐的迹象。

对这个不幸国家的国民来说，如果“私有化”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国有化”则会意味着垄断产品的价格大幅提升。2009年底，巴基耶夫家族控制的国有企业，将水、电和供暖等价格上涨2到4倍，手机费、香烟之类价格也全面上调，老百姓终于受够了。

当年与巴基耶夫站在同一战壕、在“郁金香革命”中起过巨大作用的临时政府总统奥通巴耶娃，以及在阿卡耶夫时代曾任总理的库洛夫，都是南方力量的代表，而巴基耶夫的所作所为实在让同志们寒心，于是他们再次革命。

巴基耶夫有过苏联时代长期基层党政干部的历练，深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他的自家兄弟，所以，推翻巴基耶夫的革命，代价来得远比 “郁金香革命”惨重，上街游行的民众不少被狙击手冷枪击毙。但安全部队见大势已去，便立即倒戈，局势遂不可收拾，巴基耶夫等人于4月7日逃离比什凯克。

10天后的4月17日，巴基耶夫的故乡——吉尔吉斯南部贾拉拉巴德州政府办公大楼被500名巴基耶夫的支持者占领，州长一度被抓住成为人质。这个小规模 “对革命的革命”没能成气候。经过迄今尚无法悉知详情的谈判，巴基耶夫踏上哈萨克斯坦派来的飞机，留下一纸“辞职信”，“临时政府”变成“合法政府”。

不到两个月，吉尔吉斯南部的乌兹别克人聚集区又发生大规模种族冲突，在不明武装分子攻击下，40万乌兹别克人逃亡，数千人伤亡。当地人一开始就怀疑，这是 巴基耶夫干的。当地传说，为搞垮临时政府，马克西姆花费了1千万美元雇佣暴徒攻击杀害乌兹别克人。6月16日，巴基耶夫重要幕僚拉赫马诺夫被捕后承认参与 策划了此次大规模血腥事件。

而临时政府由奥通巴耶娃担任总统，可视作南北势力的一次完美妥协：奥通巴耶娃生长于南方，但其部落是北方部落，故得双方认同。据估计，深孚人望的前总理库洛夫很可能会成为议会制后的首任议长。

但吉政府显然只是在脆弱的稳定中，“革命”可能随时不期而至。

8月5日，临时政府开枪驱散了来自东北部城市巴雷克奇的大约2000名反政府示威者。国安局长伊舍巴耶夫称，这些示威者要求临时政府必须安排他们支持的人，在前往首都时他们携有武器，一旦要求无法满足，他们可能会发动一次新的革命。

“任何革命，都会有很多老百姓支持。”6月中旬因动乱回到中国的一位商人称：“吉尔吉斯太穷，很多人习惯了在革命时趁火打劫改善生活。”这位在比什凯克亲 历了今年两次骚乱的商人称，据他所知，4月初赶跑巴基耶夫的革命中，趁火打劫的第一拨人里，许多是脱下警服的警察。“警察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000个 SOM（吉尔吉斯斯坦货币），一公斤羊肉是180SOM，一袋50公斤的面粉要780到820SOM，警察一个月工资就够买10来公斤羊肉或两袋半面 粉。”

吉政府的数据称，2009年吉国人均月收入是136美元，1/3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很多普通吉国人的生活有了上顿没下顿。

而长期关注中亚的学者伊力哈木认为，贫穷和腐败只是革命的诱因，革命能屡屡成功，也因为它是中亚国家里政制最自由最开放的。“在一个老百姓知道只要你敢上街它就敢开枪的国家，不满并不会导致政权频繁更迭；而在吉尔吉斯斯坦，游行示威的手续甚至可以事后补办。”

天上掉下来的国家

吉尔吉斯人在苏联时代，没闹过独立，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因为俄罗斯人自己，吉尔吉斯人一夜之间得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国家。独立之时，无论是国民还是官僚，都未做好独立建国的准备。

占据了政府要津的吉尔吉斯族官僚，多为典型苏维埃制度下颟颔腐败无能的标准件。他们可胜任中央命令计划经济的岗位，但对如何管理一个现代独立国家，则毫无经验。吉尔吉斯城市公共管理处于半原始状态，街道上不但没有斑马线之类的标识，甚至近乎无交通规则。

全苏中央计划经济下吉国的定位和分工，对其独立后吉的经济自立极为不利。吉国当时除了黄金和锑等贵重金属资源外，其任务主要是向苏联提供肉类、皮革以及棉纺织品之类的农牧产品，因其境内丰富的水电资源，吉还向周边提供电力，而其他日用品和工业产品，则由苏联其他部分提供。

而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极不利于其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吉尔吉斯全境在南北各有两段很短的铁路。在北方，是首都比什凯克通过铁路与哈萨克斯坦相连，在南方，是第二大城市奥什通过铁路与乌兹别克相连，而这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只有一段路况极差的公路相连。

吉尔吉斯人刚刚当家作主时，前苏联留下来的“傻大黑粗”的机器设备，被当作工业原料大批卖到中国，换回各式各样紧缺而从未见过的日用消费品。但这些东西卖 完之后，人们发现：既往那些并无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已不复存在，而立国安民的经济体系尚未建起。譬如在奥什，曾拥有前苏联第二大的棉纺厂，如今只剩下空 荡荡的厂房。

在当地中国人看来，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悲剧，可以概括为“天上掉馅饼”的陷阱：吃光卖光到手的家产后，一无所有。

尽管苏联帝国解体前，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有着纸面上不算太难看的数据，但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封闭于世界的苏联价格体系之内的。加入世界分工之后，吉尔吉斯除 了提供农牧产品和矿产品，看上去也没有别的机会了——苏联时代的工业系统已严重落后于时代，其大批机器设备大部分除了作为废钢材卖给中国，确实没有别的出 路。

更大的问题是，大批牧民下山成为市民，改变了不少城市的居民民族结构。

独立前的吉尔吉斯，城市主要居民是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占人口多数的吉尔吉斯人，主要是山上放牧的游牧人。作为主体民族，独立之后，吉尔吉斯人才开始真 正的“进城”。苏联时代奉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吉尔吉斯普通牧民进城需经审批。苏联解体后，大批俄罗斯人离开，不但留下了大把空缺的岗位，还留下了大量空着 的房子，结果大批吉尔吉斯牧民下山自发圈占无主房产，一夜之间成为市民。

历史上，游牧民族对私有财产的观念迥异于定居民族，其将暴力运用于产权领域的自然法则，颇为接近列宁主义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原本俄罗斯人和 乌兹别克等定居民族的财富和生活就容易引起贫穷牧民的不平衡感，而苏联解体导致大批财产一夜之间变成无主之物，特殊时期的混乱保护并鼓励了这种“拿来主 义”。

或许在吉政府看来，在这个主体民族为吉尔吉斯人的新生民族国家，城里的市民大多并非吉尔吉斯人，也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上述行为被默许，圈占行为在事后大多 得到了官方的合法性背书。它的后遗症就是，在这次革命中，仍有少数牧民乘机强行接受俄罗斯族人的房产，并报官试图得到认可。

对那些一夜之间变成市民的吉尔吉斯人来说，其生活习惯和意识远未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相对其他定居民族而言，吉尔吉斯人普遍未养成积蓄意识，生活工作缺少计 划性、条理性和持续性。延续游牧生活粗放、随意习性的他们，被当地中国人描述为：10个吉尔吉斯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只需要1个中国人就足够。

很快，他们发现城市里并没有他们的工作机会。惊人的失业率和贫困，使吉尔吉斯社会酝酿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哪怕有最好的制度

最要命的是，在前苏联体制下被压制的各种内部矛盾，在吉国独立后不仅被充分释放出来，还因为形势变化而被激化，吉国人却对此完全没有准备。

吉尔吉斯斯坦因其自然风光被称为“亚洲的瑞士”，独立之初，阿卡耶夫也自豪地宣称，要将吉尔吉斯建设成瑞士一样的国家。以他为首的小批精英坚信，只要在制 度上完全向西方先进国家看齐，就一定有光明的未来。但作为一个人造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有着诸多成为现代国家不利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尽管吉国人指责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独裁，但他们其实离极权国家的独裁者有相当距离，他们的权力基础很大部分受制于传统部落政治的影响力。

吉尔吉斯斯坦的国旗上有一轮放射出四十道火焰的金色太阳，四十道火焰象征着吉尔吉斯的四十个部落，而“吉尔吉斯”的意思之一即“四十个部落”。

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极大的一个不同是，游牧民族的部落意识强烈，而定居民族地域意识强烈。定居民族更容易形成一定地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游牧民族则不然。尽管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开始定居，但部落意识却完整保留下来，它成为吉尔吉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吉尔吉斯被天山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方与南方的诸部落原本就亲疏有别，再加上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南北方文化及宗教习俗有相当差异。

北方受俄罗斯化影响较深，世俗化极高，甚至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都接近俄罗斯人；而南方则受乌兹别克人等虔诚穆斯林民族影响，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中的穆斯林印记更深。由于各自的核心部落都是吉尔吉斯历史上的重要部落，南北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

在苏联时代，南北方势力的平衡，靠中央安排轮流执政来平衡。而独立之后，一开始靠总统与总理的分权来实现。但正如阿卡耶夫在其《难忘的十年》中的观点，吉 既非总统制，又非议会制，总统权力受限，要摆平这个新生国家的种种问题，必须赋予总统足够权力——但强化总统的权力，会自动打破南北在总统总理上的权力分 配机制。如此一来，借由“定期革命”来实现轮流坐庄，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迥异于定居民族的强烈的部落意识，使得吉尔吉斯社会中，部落议事会“额勒凯额什”(elkingish)有着极高的地位。部落长老的协商机制，成为平行于政府的另外一套权力系统。而部落议事制度，虽也有选举，但更依赖传统有名望的家族，其形成机制迥异于真正的民主制。

这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仿照西方建立起来的制度，多少只是浮于表面、依托城市的系统。在这个国家未完成必要的城市化进程、整个民族未全面进入现代社会的现阶段，这个令吉国人自豪的“前苏联国家中最好的制度”，其效能是极为可疑的。

除了吉尔吉斯族内部的南北部落矛盾，吉更严重的矛盾来自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与定居民族乌兹别克人的冲突和矛盾。巨大的生活方式差异，以及明显的相貌差异（吉尔吉斯人是东亚长相，乌兹别克人有明显高加索印记），使两个民族有很深的民族隔膜。

无论苏联时代还是独立之后，南部的乌兹别克人在经济上均占据明显优势，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亦是如此。举例来说，吉国独立时，在南部中心城市奥什，乌兹别 克人是吉尔吉斯人的2倍，但从苏联时代起，因为民族政策，这里的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吉尔吉斯人手中。譬如1990年，奥什州各部门和委员会主任一级的高官 中，吉尔吉斯族18人，俄罗斯人2人，乌兹别克1人；苏维埃权力机关中，吉尔吉斯族占66.6%，俄罗斯占13.7%，乌兹别克占5.8%。

因此，在苏联时代，南方的乌兹别克人就有取得自治地位的呼声。不但因为在吉尔吉斯人为主的国家，乌兹别克人的政治权力不平等，还因为这些地方传统上也被认为是乌兹别克人的居住区，有人甚至认为应当把奥什州划给乌兹别克斯坦。

苏联解体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活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的不公平感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尤其当乌兹别克人敢于公开说，这里原本就是乌兹别克人的地方，最好把乌兹别克人连同他们的土地一起划归乌兹别克人的祖国，吉尔吉斯人对他们的疑惧无疑加剧了。

吉尔吉斯斯查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中亚的“民主孤岛”，但无论是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首先无法摆脱自身民族内部的部落政治影响，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乌兹别克人权力平等的要求。

虽然，吉尔吉斯有纸面上的民主制度，但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民主制度的协调机制并未起到看得见的作用，倒是古老的长老制度在最危急的民族冲突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亚火药桶

2010年6月10日夜，由南部城市奥什开始，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种族仇杀。当地媒体称，起因是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青年在某娱乐场所发生群殴，但随即变 成带有明显策划组织痕迹的针对乌兹别克人的杀戮。大批行凶者手持斧头、铁棒等凶器沿街挨家挨户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仇杀迅速蔓延到南部的各个城市。逃 亡的乌兹别克人称，吉尔吉斯军人随后开着坦克装甲车辆也参与到暴行中来。据国际中立机构组织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一千，抢劫、强奸不计其数。

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奥什，再次爆发大规模种族仇杀，唤醒了人们对“中亚火药桶”费尔干纳盆地的血腥记忆，也为这个只有2万2千平方公里，却有100个民族、1000万人口的“火药桶”是否会被点燃而担心。

20年前的1990年6月4日，同样在奥什和另一个地区乌兹根，因土地争议，市内发生了两个民族青年群体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但在乡村却因谣传而变成为一场 大规模种族仇杀。许多人并无明确理由，就在“杀掉那些萨尔特人”的鼓动下，投入到杀戮乌兹别克人的狂潮中，相伴而来的是数不胜数的抢劫和强奸。

民族矛盾，是费尔干纳盆地这个火药桶每次爆炸的引线。“萨尔特人”一词，透露了这一地区民族矛盾最重要的根源——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深刻隔膜和长期敌视。

中亚地区曾有一首以“萨尔克，萨尔克，萨尔克，数数字”开头的歌谣，为各突厥语民族熟悉，它表达了突厥语世界中，游牧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对定居民 族爱算计爱忙活的鄙视和愤怒。“萨尔克”原意指维吾尔商人，最后演变成游牧人对当地定居民族的侮辱性指称（在吉尔吉斯斯坦，即指乌兹别克人和操波斯语的塔 吉克人）。在传统游牧人的观念中，萨尔克人狡猾爱算计，正常交易总会吃亏，所幸骑马的游牧人素有武力优势，定期以武力抢劫的方式找回平衡被认为理所当然。

曾有人认为，当初苏联划分国界时，把费尔干纳盆地划给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这样可以让各民族之间形成矛盾和仇 恨，让它们互相牵制（吉国奥什州有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四块小飞地和属于塔吉克斯坦的两块小飞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苏联强行社会改造的必然结果——定 居民族的农地被强行重划，牧民强制定居，牲畜全部重新分割，所有民族的一切财产归属和生活方式都被重新改造，革命的刀子不但切到了所有人，也让所有人成为 其他人的敌人。

在传统生活方式下，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在地域上相对隔离和对土地的交叉利用——譬如同一块土地冬季时定居民族休耕而游牧人下山放牧，使这种矛盾并不容易演 变成大规模族际冲突。在费尔干纳盆地，吉尔吉斯人就曾经与乌兹别克人长期杂处。但进入现代社会，游牧人开始定居后，其与定居者的矛盾开始加剧。苏联自 1970年代起，规模不等的民族冲突连续多年爆发。

不过，比较20年前后的两次大仇杀，不难发现时代和环境已发生变化：苏联时代动用了大批军队镇压，而今天的吉尔吉斯因缺少军力，迟迟无法恢复秩序；但苏联 时代，民间组织的协商机制为当时的制度所不容，民间自我调整功能完全失效，而在今天，民间的长老谈判机制迅速启动，在仇杀蔓延的过程中，阻止仇杀和修复信 任的工作也同步展开。

尽管吉南部的种族仇杀已经平息，但因吉军力严重不足（平时甚至请俄军代为看守部分边界），始终未能真正控制局势。当地制造暴行的武装分子依然逍遥法外，而 在反抗袭击过程中，乌兹别克人也组建了各种民间自卫武装组织。吉南部除了没有继续发生仇杀，与正常秩序和政府号令的恢复相距甚远。

这次冲突不但进一步加剧了南部乌兹别克人的离心力，也在边境另外一侧的乌兹别克斯坦民间激起巨大仇恨，各种乌兹别克人被残酷凌虐的视频广泛流传。民族仇杀 的情绪震荡，迅速蔓延到了周边相邻的所有国家。因为传统上，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更近，而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和土库曼人更近，不同人群对冲突的私下感受 并不相同。

跨境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稳定是严重考验。

中亚五国中，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大都由苏联时代就担任高官的“伟大领袖”长期统治至今，有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度排名甚至与朝鲜不相上下。对其最大的挑战，并非“颜色革命”，而是不断蔓延的极端宗教势力和各种民族分离主义。

中亚脆弱的政治稳定一旦崩塌的后果，从塔吉克斯坦的悲剧即可见一斑。受邻近的阿富汗以及民族、宗教原因的影响，塔吉克斯坦于独立之初的1992年3月爆发 内战，至1997年6月方在大国介入下结束内战。官方统计，塔吉克斯坦内战中约1%的人口死亡，10%的人无家可归。在各方妥协下，塔吉克斯坦成为前苏联 国家中惟一一个允许建立宗教性质政党的国家。

塔吉克斯坦暂时摆脱了战乱，种子却输出到了邻国：各种极端力量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在乌兹别克斯坦，2004、2005年，在布哈拉、安集延甚至首都塔什干等城市，发生过多起暴乱，组织和参与者中不少是跨境人员。

对中国来说，新疆境内的极端分子在境外有两个重要的实战和培训的去处，一个是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控制区，另一个便是费尔干纳盆地。

夹缝中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除了自然景物之外，只有与大国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像瑞士。在这个国家，一个堪称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观，仿佛是为这个政策作的注脚：美国玛纳斯空军基地与俄罗斯坎特空军基地都驻在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相距仅仅37公里。

“9.11”后，美军为便于攻打阿富汗，租下了吉尔吉斯惟一的国际机场。美军插足中亚令中国不安，更令俄罗斯不安。2003年10月，俄军建成启用了毗邻 美军玛纳斯基地的坎特空军基地。为赶走美军，俄不断加大对吉援助，同时向吉施压。2009年初，吉政府一度声称将关闭美军基地，但最后却是两头收钱，让美 俄基地在首都门口对峙。

吉国选择与大国等距外交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吉尔吉斯斯坦不像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目前最重要的财源主要来自金矿收入。而临近的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是陷入极端宗教势力的动荡战乱国家，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极端势力活动中心和毒品走私的重要通道。

财力的匮乏和安全威胁，使吉尔吉斯斯坦完全没有资格模仿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关起门来搞一套吉尔吉斯斯坦独特国情论，全面向西方看齐或许是其选择中最好的一个。

对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超级国家，吉国始终无法摆脱既离不开又恐惧被控制的双重矛盾。所以，对美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吉尔吉斯斯坦即使不为财政困难考虑，也会接纳其进来，让三个大国的力量彼此平衡抵消。

吉国对俄罗斯的感情最复杂。该国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之一为俄语，尤其北方地区已高度俄罗斯化——吃饭是一块列巴（黑面包）就酸黄瓜，喝一碗红菜汤，不分男 女老幼，全民酗酒。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连续革命、种族仇恨，甚至让不少吉国人议论，吉国还不如重新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传统的经贸关系以及多年来仰仗俄罗斯 财政支援，使得吉国与俄罗斯之间依然存在藕断丝连的依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长期被认为是独联体国家当中最亲俄的一个。

但历史上俄罗斯人与吉尔吉斯人的血海深仇，也是两国之间难以真正亲近的最大因素。2006年7月，时逢中亚民族大起义（当年中亚各民族反抗入侵者沙俄的起 义，吉尔吉斯人因镇压和逃亡损失了三分之一人口）90周年。吉官方将大批当年死难者重新下葬，并在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中心广场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

更让俄罗斯不快的是，吉尔吉斯人不但让美国人的基地进驻比什凯克，2008年4月，俄坎特基地的军官与吉尔吉斯军警发生冲突，俄多名军官被重创，有吉尔吉斯人借此公开鼓动，干脆把驻扎在基地的俄罗斯人赶出去。

注重务实外交的中国，以其经济影响力，今天已成为对吉国百姓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国家。但中国依然难脱吉国人对其爱憎交织的情结。

近些年来，中国在吉最大的不利因素在于“国家利益出卖论”。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人就熟悉了官方宣传的“中国威胁论”：蝗虫一样多的中国人整天想着要抢占我 们的领土。而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国境确定过程中，“国家利益出卖论”自始至终与之伴随，1999年签订的《中吉边界补充协定》在完成勘界后，2002年3 月获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批准，但是，贾拉拉巴德州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指责阿卡耶夫政府出卖了国家利益，让中国割去了大片领土。警方向示威者开枪并造成 相当规模的伤亡，它最后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时任总理的巴基耶夫被迫辞职。

而巴基耶夫接替阿卡耶夫上台后，民间对其“亲华”指控更升一级。当地有传言称，巴基耶夫访华时，曾说自己身上有东干人血统（东干人系中亚对清末迁徙到中亚 的回族人的称呼）。还有传言称，巴基耶夫不但对东干人有特别照顾，而且还每年从中国引进一批东干青年男性。英国《金融时报》亦称，随着中国人大规模修路开 矿，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变成“中国的海外省”。

除“国家利益出卖论”外，当地青年知识分子也经常批评吉尔吉斯对华政策，意见主要集中在中国商品几乎占领了吉国全部市场，以及中国移民越来越多。据中亚当 地研究者统计，吉尔吉斯斯坦今年动乱前，在吉尔吉斯的汉族中国商人，约为3万，而各种因素从中国移民吉尔吉斯斯坦的维吾尔族人则接近10万之多。

中亚当地研究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真正的老大是中国，中国通过温和而不显露痕迹的方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并使之配合中国自身的反恐和反分裂需求。

一直关注吉尔吉斯对华态度的伊力哈木认为，无论是谁执政，吉政府奉行等距外交的政策都不会变，而其对华亲善的态度亦是其不变的基本支柱，因为中国对其内政 并无威胁，而吉在经济上也高度依赖中国的贸易和援助。尤其是其定位为中亚的陆上自由港，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制造国商品西输的中转通道，它不可能把自己和中国 的关系搞僵。

但他也认为，虽然对吉国最直接的影响力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不过，吉国社会多年来的相对开放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年轻一代人的眼睛始终盯着布鲁塞尔和华盛 顿，而不是莫斯科和北京。在价值观上，他们更倾向于欧洲和美国。如果需要在文化传统中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他们会更倾向于土耳其。

少有人看好吉尔吉斯的未来，无论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多么亲西方，其社会的基本结构的重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在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种族仇杀的南方，乌兹别克人有了更多要求自治权力的理由，但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是一个脆弱的政府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是他们的要求一旦实现，将变成可怕的先例：

在中亚地区，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矛盾错综复杂的格局决定了，一旦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开了这个头，几乎所有中亚地区的民族聚集区都将提出类似要求，因为这种声音同样已存在很多年。对远未实行民主的中亚国家来说，这无异于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地震。

在冲突中已经形成被部分自卫武装组织起来的乌兹别克人地区，事实上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的最坏情形是，南部因动乱和失序，让阿富 汗、塔吉克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由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扩展到全境，这个时候，与中国有近1100公里漫长国境的吉尔吉斯斯坦，就会由中国商品输出的通道，变 成一个极端宗教势力和分离势力大规模输入新疆的通道。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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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10-10-16 08:35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存在

文 黄章晋

由于对矿产资源超乎寻常的渴求，世界上任何一个盛产矿产资源的国家，都会引来中国资本的热切的目光，有人因此开玩笑说，一个合格的中国的邻国，应当是盛产矿产资源的。

作为中国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国家资本的吸引力，来得远不如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由于没有中国最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也缺乏丰富的大宗金属矿产资源，所以吉长期只在中国民间商贩那里拥有异乎寻常的地位。

不过，强大的贸易中转功能，令吉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

中国在中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位居第二。但是，中国向吉尔吉斯的出口远远超过对哈萨克的出口，以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前为例， 中国向吉出口了92.1亿美元，在诸邻国中，仅次于俄罗斯，从吉的进口只有可忽略不计的1.2亿美元；同期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为45.7亿美元，进口则为 76.77亿美元。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吉尔吉斯不但成为中国商品输出中亚、中东、俄罗斯、东欧国家的集散地，也使之成为中国油气管线经过的陆路咽喉。而新进发现的铁矿，使吉尔吉斯全方位成为中国真正重要的贸易伙伴。

“Made In China”的陆上通道

在今年吉尔吉斯革命发生前，中吉边境口岸每天有约200辆重型卡车满载着中国商品开出，它们几乎都是空车返回。而满载抵达中国一侧的，只是矿石运送卡车。

如此巨大的货物吞吐量，远非人口仅止500万且进入亚洲最穷国家之列的吉尔吉斯斯坦所能消费的。吉国扮演着一个中国商品分销通道的重要角色。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缺少大宗油气资源，吉历届政府均奉行最大化的开放政策，努力在税制和法律法规上将之塑造成一个贸易自由港的角色。

中国商品从北方的比什凯克和南方的奥什两个方向进入吉尔吉斯斯坦。经比什凯克，商品流向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最远可抵达荷兰；经奥什，流入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及俄罗斯南部的高加索地区和中东、西亚地区。

在2010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吉尔吉斯斯坦在179个国家中位居第80位，远远领先于排名第140位的中国。吉被列入“某种程度自由”的国家之列，在前苏联成员中，目前排名仅次于爱沙尼亚。

地理位置和政策，使吉尔吉斯斯坦被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瑞士、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土耳其、德国、荷兰、韩国等国，均视为重要边贸中心和物流要塞。

由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特殊地位，吉政府试图通过担当中国商品的自由港角色，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吉尔吉斯斯坦的低税制，不可避免对周边一些邻国造成相当冲击。俄罗斯、哈萨克、白俄罗斯三国成立关税同盟时，首先担心的就是大批中国商品会经由吉国入境，令其损失大笔关税。

从苏联解体开始，吉国就扮演着中国商品重要集散地的角色。当时，中国在输出各种低档且假冒伪劣居多的小商品时，也极需前苏联国家的废旧钢材和汽车、化工产品等工业制成品。

当时并不擅长做生意的吉尔吉斯斯坦，在第一波新疆边贸商人眼中，是个有着种种不可思议传说的神奇天堂：一车旧钢材运进新疆口岸，价格就翻了一倍；有个阿图 什商人用一箱白酒就把一尊巨大的列宁铜像当废品换了回来；因为中国一度只进口皮毛而禁止活的牲畜进口，吉国有些地方因此羊皮比羊还值钱……

疯狂的边贸淘金时代，让大批中国人发财的同时，也让中国货以其质量低劣恶名远扬。随着吉尔吉斯自由港的定位逐渐清晰，中国商人和中国货的口碑已逐渐被修复。而中国民间的边贸资本，也由一窝蜂的草台班子到崛起了一批诸如如野马、大唐等大型企业。

今天，近十万户大小批发商云集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几个重要商业中心，通过他们的转运销售，整个中亚地区因此成为中国商品的忠实消费者。

终于发现了铁矿

吉对中国大资本的缺乏吸引力的情形，终于在2009年改变——在紧邻中国的吉尔吉斯东南部纳伦河谷，中国公司发现了资源含量极大的杰提姆铁矿。

矿区东西延绵46公里，总面积260余平方公里。该铁矿预测资源量为54亿吨，远景资源量超过100亿吨，为亚洲单一矿带上最大的铁矿。据获得探矿权的中国美林公司透露，杰提姆铁矿可“保证一个年产3000万吨的钢铁企业100年以上的铁矿石需求”。

在吉国，探矿权意味着比探矿大得多的权益。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有一句名言：与其像狗一样守着金饭碗受穷，不如让别人来开矿。于是，吉在世界银行一些国际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了一整套矿产资源对外资全方位开放的政策和法律。按该国法律，探矿人在条件成熟时，无需重新审批即可备案转行“专有开采权”。

对急需铁矿石的中国来说，家门口发现一个巨大的铁矿，意味着吉终于成为一个综合条件良好的合格的邻居。它不但可能将改变中国海外采购铁矿石的被动局面，亦将改变新疆本地的产业格局。

但对那些在吉投资的中国小型钢铁加工企业来说，吉一直算得上拥有良好的先天条件。吉国境内极为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每度电合人民币只有7分钱，吉国及周边 国家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设备，是丰富而廉价的废旧钢材原料——甚至临近的塔吉克斯坦，有一个戈壁滩上的“坦克坟场”，上千辆苏联旧坦克和数千台军用重型 装备，可以供中小企业用上很多年。

所以，无论是北方的比什凯克还是南方的奥什，都有近10家中国人投资的小型钢铁加工企业。除钢铁加工业外，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皮 革、建材等吉国当地有极大资源优势或有很大需求的行业上。由于当地竞争者力量极弱，在吉投资的中国中小企业，普遍在技术、管理和资本上水平一般。

尤其对那些先行一步投资吉尔吉斯的民间资本来说，赶上了好机会则如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苏联解体后，吉奉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国企掌勺者迅速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家之物，中国投资者经常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拿到厂房设备等生产资料，由边贸商人迅速变身为生产商。

由于吉国工农业无论技术、管理还是资本，均全方位落后，对中国民间投资者来说，吉国可供深耕的投资机会远不止矿业、皮革、金属、建材加工等行业。

以农业为例，吉国境内多河流湖泊，不但气候优越，土地也远较中国肥沃，但农业耕作技术落后中国近半个世纪：吉国的粮食蔬菜基本不用农药化肥——既有用不起 也有缺少使用习惯的原因；虽遍地果木，气候土壤极宜果业，但几乎所有水果都未经过品种改良，口感、外观均远逊色于中国；费尔干纳盆地是世界最大棉花基地之 一，但当地棉农从来不懂得棉花打尖，棉花单产不足中国一半。吉国的农林业产品中，只有瓜类因气候和土壤原因可与中国新疆媲美。

在吉国，小规模投资农业的华商多来自东北、山东、江浙等东部地区。不少当地华商认为，由于耕地和牧场的自然条件远优于中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真正出路不在国内，而在前苏联地区。

纠结的中国情结

很长时间里，吉尔吉斯斯坦并未作为一个投资重点被中国官方纳入视野。据吉尔吉斯官方统计，1995年到2008年间，中国对吉直接投资仅占同期吉吸引外资 的5%。在吉的海外援助和借款来源中，中国也长期排名靠后，其大宗主要来自俄罗斯、美国和日本等国和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等机构。

若论及对吉国社会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排名则更为靠后。在吉国，美国、俄罗斯、土耳其均在文化事业上有大笔政府投入，援助项目主要落在当地大学建设和图书等 文化场馆建设和和交流培训等项目上。以土耳其为例，它每年为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提供上千个在土耳其大学享受免费教育的机会。

而中国在吉的文化亲和力，相对中国巨大的商品影响力极为微弱。仅有的特殊历史渊源，反倒时常令当地人陷入纠结之中。

譬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根据中国的申报，将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引起了吉国文化界的愤怒，因为他们认为，作为吉尔吉斯人的祖国，只有万余柯尔克孜族（即吉尔吉斯族）的中国没有资格抢夺此项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吉国也努力在文化历史因素上博取中国的青睐。譬如托克马克市政府发现中国几个地方为争夺李白的故乡大打出手，也毫不含糊地加入了战团。巴基耶夫 当政时，这位在多个大国左右逢源的领导人，数次提及吉尔吉斯人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渊源，以拉近两国的关系。吉尔吉斯祖先即 “鬲昆”、“坚昆”，是今天中亚诸民族中进入中国历史最早的民族。

相对民间知识界的警惕，更务实的吉国官员会认为，吉国遍地沉睡的资源和潜力只有仰赖身边的中国资本才能唤醒。比如，自然景色极佳的吉国，目前仅徒具“中亚瑞士”的知名度，但旅游资源几乎完全未得以开发，钱包鼓胀开始出门看世界的中国人，几乎从未把目光投向吉尔吉斯斯坦。

同样，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走强，吉国民间开始出现了学习汉语的巨大需求。该国以往的汉语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陆续开设汉语专业，但由于奇缺汉语教育人 才，吉国大学的汉语教师薪资比英语教师高出一大截。2008年后，中国在吉开办了两所孔子学院，也许它是中国在海外的诸多孔子学院中招生情况最好的。

盼着中国修路

最近几年，尤其是巴基耶夫2006年访华后，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对华重要性的日益显著，中国对吉援助开始急剧上升，刚刚过去的6年已达3.3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对吉的重点投资援助项目为别为：修复比什凯克和奥什的市政道路、奥什-萨雷塔什-伊尔科什坦公路的改造、中-吉-乌通信光缆的铺设、无偿赠送市政公交车和大批农用拖拉机。

但最令吉尔吉斯人振奋的，无疑是中国高层表态支持投入建设中-吉-乌铁路项目。

这个被纳入中国“十一五规划”的项目，是典型的中国式大手笔。由中方修建的中吉乌铁路，全线近600公里，东起中国喀什，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市，最后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

据悉，这条铁路通车后，运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00公里，对基础建设设施极端落后的中亚国家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的礼物。中国修建这条铁路，既有加强和深化对中亚国家政治影响力、遏制“东突”势力的考虑，又有现实经济的远景考虑。

因为这条铁路不但可以继续延伸至土库曼斯坦，物理上形成亚欧大陆的南部新通路，有利于中亚、里海石油的开发和利用，使中国有了新的石油进口源。更重要的是，铁路修通到哪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就会延伸到哪里。它可以起到重构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作用。

对中国的新疆来说，它无疑将使新疆由交通网的末端变成了枢纽，大幅提升了其在整个中亚的地位。

一位中亚研究者认为，如果中国建起连接中亚各国的铁路网并与新疆的铁路网相连，事实上可以起到将中亚国家牢牢锁定成中国商品输出地和原材料进口地，实际上起到了将之纳入“中华经济圈”的效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亚，都是好事。

从长远看，吉尔吉斯斯坦蕴藏着的巨大投资潜力还远未被发掘，譬如该国素以水电资源丰富著称，电力价格极为低廉，但其已开发利用的只接近10%，其潜在的水电蕴藏量可达到两个三峡大坝。

尽管不少吉尔吉斯封闭乡村的牧民，无论家门口是修公路还是铁路，无论是否对自己有利，都会一概反对，但对吉尔吉斯社会的官员和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举国关注的重大利好。

在刚刚发生革命、南部局势尚未恢复的今天，他们担心的是铁路计划的进程是否会因此延宕。

天然的桥梁

在吉国做生意的中国人，无论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当地的东干人无疑是一支容易产生特殊亲缘关系的人群。尤其对汉族人来说，面孔一样、语言亲切、生活习惯相似的东干人，是吉国天然为其准备的翻译和社会沟通的中介桥梁。

东干人即清末回民大起义中从中国流落到中亚的回族人。一般认为其得名源出维吾尔语中的“Tunggan”，有“回去的人”和“站下来的、住下来的”几种解释。因俄语发音为“Dunggan”，今被译为东干。而他们依然自称“回回”。

东干人移居中亚的过程，与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移居新疆相似，均是一部苦难血泪史。今天中亚各国的东干人分别由1877年、1878年和1880年以后三 次迁入。沙俄统计，当时迁至其境内的东干人总数不足万人，而今天分布在中亚诸国的东干人已繁衍至12万人，吉尔吉斯斯坦有5万多东干人，是东干人最多的国 家。

由于东干语是以清代陕甘方言为基础糅杂了其他外来词汇形成的汉语，其语音与新疆奇台等地的“老回民”极为相近，中国各地商人不但大都能听懂，而且会因其依 然保留了大量清代词汇，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如称“政府”为“衙门”，“公务员”为“衙役”，“签名”叫“画押”，“骗人”叫“诓人”之类。

东干人在当地各民族有极好的口碑，他们不但通晓汉语、俄语，而且大都能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故对在吉投资的中国商人来说，是天然的翻译。尤其是对资本较小的中国商人来说，稍微受过训练的东干人，较之汉族的俄语翻译有着明显的价格优势，而且他们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过，东干人语言虽与内地相近，但他们用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创造出另外一种汉语书面语言，使汉语在当地变成一种拥有两种不同书写文字的语言。大部分东干人完全不认识汉字，一般专业性要求更高的翻译，多半是有在大陆留学经历的东干人。

除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在吉华商普遍认为，东干人的做事和待人态度与当地其他民族有明显差别。相对而言，他们工作认真勤奋、守时守信、有责任感，是当地能雇到的劳动力中综合素质最好的。所以，华商多半会倾向于优先考虑雇佣东干人。

对于中国而言，苏联解体后，中国内地才知道还有一支中国人在中亚。虽百余年不通讯问，大门一旦开启，陕西等西北地区与中亚东干社会的互动就逐渐升温。今天，中国早已成为东干年轻人出国留学、培训的首选。

尽管绝大多数东干人未曾去过中国，而且故国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总是与当年逃难中的血泪交织在一起，但对于中国的复杂情愫，东干诗人索尊实的《给中国》，可见一斑：

虽然中国我没去过，也没见过，
可是时常在心里，我可以思想，
你的俊美我听了，打爷跟前，
说是那头他生了，百年之前，
好像绿岭摆着呢，高山树林，
冰山明明闪着呢，景景照红，
长江黄河流着呢，打西往东，
……
历史书上也听过，中国很早，
可是最后可开了，鲜花味道，
就像春天撒开了，花的气色，
一切民族闻见了，她的香味。 回复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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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10-10-16 08:49 | 只看该作者 苏维埃的“免费午餐”——吉尔吉斯投资指南

提要：吉尔吉斯斯坦拥有极为良好的投资潜力，但是其社会治理能力、社会习惯，离一个完备成熟的理想投资环境还有相当距离，而中国商人也同样需要摆脱中国的一些习惯，努力学会适应当地的文化和习惯。

文 黄章晋

在吉尔吉斯斯坦做生意的中国人，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见闻时，几无例外地会将之概括为：难以想象的穷困和落后，政府不可理喻的腐败和无规则，老百姓离奇的不靠谱和懒惰。

某种程度上，他们正在重演几十年前外商进入中国时的困境：机会很多，麻烦很多。

免费午餐的代价

国际机构统计评估吉尔吉斯斯坦的腐败打分，在前苏联国家只算中等，但前苏联国家腐败时特有的粗暴，中国商人往往从入关那一刻就开始领教。因为边检人员通常直接刁难索贿，根本不在乎旁边是否有人。

进入吉国后，穿着制服的人，会如影随形地索贿。

一位在比什凯克附近管理一家小型企业的华商称，他的厂子不断有警察光顾，哪怕每次找不到罚款理由，也会坚持每周两次视察。而在4个多月时间里，到市内买东 西时，他被警察抓过两次，每次罚款8000个SOM（合人民币接近400元），商务签证、劳务卡必须随时在身，否则只有罚款才能赎身。更有甚者，有一次警 察进厂搜查，实在不甘心白跑，照样把他带走，在翻译交涉下，花了2000个SOM才释放。

与腐败不相上下的是其基层政府运转的低效率。无论是首都比什凯克还是南部的奥什，在中国都只算是中小城市，政府办公机关相距不远，跑起来很方便。但问题 是，吉国的政府机关，理论上的上班时间虽然与中国相同，但多数人通常午饭前一小时才抵达办公室，之后宝贵的一小时通常被用来互相问候和擦桌子喝茶。

资本主义信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苏维埃则坚信可以提供免费的午餐，这个习惯被吉国保留了下来。尽管吉国公务员得到的免费午餐，只有黑面包、酸黄瓜、一杯茶之类几样东西，但他们要从12时吃到14时方才结束。真正的办公时间，是14时到18时下班的这几小时。

吉国政府官员通常只有在涉及对企业的各种罚款事宜时，才会表现出较高效率和对法律法规和文件的熟悉。在求助时，他们往往不清楚本部门有何职责和任务。但也 有与吉国官员有过深交的华商认为，吉国官员的知识素养一点不比中国同行差，甚至观念更先进，问题是，过分的贫困让这些人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填饱肚子上 了。

吉尔吉斯法律规定，任何在吉外资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本地劳工。吉国劳工同样享受资方的免费午餐。由于吉国劳动力价格惊人低廉，所以中国商人不但愿意雇佣当地人，也压根不在乎提供免费午餐。

让中国商人苦恼的，并非是吉国劳工工作技能、质量意识和敬业精神远逊于国内的工人，而是吉国工人在领到工资后，明天是否还会来上班。吉国企业多喜欢发放周 薪，吉国人因此很难适应中国企业按月计算的习惯。因为无积蓄习惯，很多人的薪资坚持不到下月。通常，那些领到薪金后就失踪的工人，在花光了身上的钱后，又 会在中午准时出现在食堂。

有中国商人抱怨，即使因为不守时、低效或偷摸之类其他原因，资方解除与本地员工劳务合同后，经常还会碰到他们依然中午准时前来吃午餐。

对普通吉国人，中国商人一开始很难适应的主要是其时间观念。吉国人大都保持着苏维埃时代和游牧民族特有的散漫观念，习惯于失约时善意地撒谎。即使是非常紧要的岗位，人们也习惯了不遵守时间。

中国人当中流传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一位主持手术的医生在约定为病人开刀时间已过很久时，依然不见踪影，电话催问时，他不断告知“我已动身”，“我已在路上”，“我已到了车库，你们打麻药吧”……其实，直到最后，医生还在郊区钓鱼。

尤其是汉族华商，对吉国风气和文化的评价几乎全部是负面的。譬如吉国男性家庭责任感和家庭意识的淡漠，譬如高得不可思议的离婚率，譬如吉国至今仍流行游牧遗风浓厚的抢婚，有超过1/3的婚姻是抢婚的产物。

在初来的中国人看来，吉国的自然资源和禀赋远非中国能比，看上去什么都便宜得近乎免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然而，世界上确实并无免费的午餐。对任何一个市场欠发达的国家来说，投资都有高昂的隐性成本。

不要相信陌生人

在吉国，中国商人在碰到手续之类的麻烦被政府修理时，经常会有当地陌生人主动找上来，自我介绍说他认识某某大人物，路子硬，要不要帮忙。因为中国人的种种习惯办事逻辑已广为人知：在碰到不公正对待时，用钱买公平；在碰到公平竞争时，用钱买不公平竞争。

与一切欠发达国家一样，在吉国，托人找“关系”很容易绕开种种障碍，先办事后手续。而中国商人听到“关系”往往会眼睛一亮。所以，自称有门路有背景的吉国本地人，最喜欢在吉外国商人中挑选中国人。

对华商来说，抱怨最多的事情就是腐败和无处不在的勒索，而吉国人同样因此对华商不满，因为中国商人是最乐意花钱去开路的外国商人。他们认为，中国商人的习惯迎合和助长了吉国的腐败风气。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汉族商人通常更倾向于通过当地中介人打点关系，而懒得去费时费力去把各项手续跑全，尤其是对一些可以短期收回投资的项目。这种方式是否可靠长久，完全得凭运气。

郁金香革命和今年的革命，应该让涉足矿业和有准入许可证行业的中国企业，看到或经历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因为每次革命后，总有一批人的许可证被收回，而出了问题的企业主，多在正规手续上并不完备。

由于近年来政局多变和自称有关系门路的骗子越来越多，碰到自称有背景的陌生人，今天很多华商首先会迟疑：这个人的背后有真神吗？

部分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华商认为，吉国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反复多变的情形确实存在，但普通华商对此感触特别强烈，更多是因为他们在投资时，习惯于将一 切都委托给“关系”中介人，而非委托更专业的机构有耐心地去一步步完成正常的手续。在出现麻烦时，不懂得通过正规渠道和路径走司法程序。

吉国虽然腐败，但其制度构架并不像一些华商想象的那样，完全缺少说理和申诉的可能。吉国毕竟是小国，且中国在吉有特殊地位，多花些耐心，走正常渠道，总会有收获。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中国商人的遭遇差别很大，很多原因还是在中国人自身的经商文化和规则意识上。

虽然大部分华商都是小本经营，但华商其实可算吉国最大的海外资本力量，但由于中国人缺少组织民间社团的经验和意识，无法将其巨大的集体谈判潜力发挥出来， 以集体方式来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所以在吉国，不但华商不断遭遇各种敲诈勒索，甚至留学生也会遭敲诈。对不公正的遭遇，中国商人最多只会向当地中国外交机构 申告，但他们往往会劝中国人：破财消灾，习惯了就好。

有华商认为，中国人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这种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投资，权力背景并不足恃，相反，真正可靠的还是齐备的法律手续。在一个规则还不健全、政局变幻的国家，与其相信陌生人，不如相信程序的力量。

学会适应当地文化

从1990年代末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政策环境逐渐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譬如1997年吉修改《外国投资法》，取消了对外国投资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 策，而同年颁布的《地下资源法》，由于赋予地方很大的自决权，素质不佳的地方官员动辄以卫生、环境等理由敲诈勒索外资。最近几年，部分西方矿业资本开始因 此开始转让开采许可证。

此外，吉国经济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巨大。2009年吉国经济大幅下滑，为保护本地商人利益，吉部分地区采取了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以奥什州为例，当地政府对中国商人的歧视性税率短期提高了500%，同时大幅削减了向中国公民颁发的商务许可证。

当地移民和就业委员会的达尼亚为政府措施辩护说：“没人能竞争过中国商人，他们直接从中国进货，商品更便宜。现在我们这么做是为保护我国公民的就业机会。”

尽管有数千中国商人被迫将生意转到周边地区，但吉尔吉斯斯坦特殊的地位依然对中国商人拥有相当吸引力。尤其是对中小资本的商人来说，吉尔吉斯斯坦仍是中亚地区最开放而且进入门槛最低的市场。

对汉族商人普遍认为吉尔吉斯人素质低下、不守信用甚至不可理喻的观点，有些维吾尔商人并不赞同。他们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差异和隔膜，汉族商人相 对不愿融入当地社会，完全以汉族社会今天的标准和意识来判断的缘故。譬如欧洲人按中国标准同样是懒惰而散漫的，但反过来，在欧洲法律禁止营业的休假时间还 坚持开店营业的中国人，在欧洲人眼里也是不可理喻的。

一位在中亚投资建厂的维吾尔商人说，其实内地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在港台商人眼里，当年大陆在国企呆惯的工人，也曾是懒惰散漫无责任感甚至小偷小摸的。很多差异是地域和文化差异，无所谓高下和优劣之分。譬如中国人喜欢大吃大喝，而中亚国家人完全不讲究吃喝。

这位将自己定位为帮汉族生意搭档负责公关当地社会的生意人称，一国有一国的国情，生意人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在吉国，政策和法律允许的，未必民间允许，掌握了当地的文化观念，就没有人是不可理喻的。

譬如中国人在建厂或建矿开发时，吉国当地人会因为破坏其自然景观极力反对修路，靠中国社会的习惯，一二三摆具体利益的方式，对方无法接受。但是通过与部落 长老礼尚往来，耐心投入公益事业以释放善意表达尊重，不但能获得支持，而且可以赢得长期友谊。中国商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急功近利，不屑于适应当地的文 化，打心眼里就不尊重对方。

“他们还是苏维埃的习惯，但有西方的意识，只要你有耐心，它值得你耕耘。”一位在中亚投资的华商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动荡的话，我看好这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