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职研究生:真士隐，假儒存——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悲歌

 

真士隐，假儒存——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悲歌

“甄士隐”除了小说中提示的“真事隐”外，还可谐音“真士隐”；正如“贾雨村”除了“假语存”，还可谐音“假儒存”。寓意真正的士君子隐没消失，无耻小人伪君子春风得意。这在全书也有照应。甄士隐、贾雨村的升沉，本身就是好例子。第五十一回薛宝琴《怀古诗》之《青冢怀古》“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尤为深切著名，令人联想起八股先生奉送大明江山之说。
. t8 A) H* \5 g& M; o2 `& ?“士”、“君子”在不同的时代，所指阶层群体有所不同；在同一代，品类亦极复杂。按周制“士”指州长、党正，“君子”指卿、大夫和士，大都是世袭贵胄。至春秋、战国之世，礼法解体，强者为尊，政在大夫，政在家臣，士的社会地位提高，种类多起来，也逐渐不问出处。《墨子•杂守》有“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中有“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中有“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即使孔子所说的“士君子”，也论德才而不论血统，所谓有教无类。其后汉代乡举里选的贤良、孝廉，魏文帝以后与门阀相结合的九品中正、隋朝以后奔竞于科举的读书人（进士、举人、秀才），也是“士”。今天的“知识分子”、红学研究者，从分类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士”。《红楼梦》以儿女律师大夫，所“律”之士大夫，主要是读书人，文官史官，所以“律”之的标准，是儒家的人格理想：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敦实行、传信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W& D& F: w: w' \
天下兴亡，视人才进退；而人才选拔，由制度决定。近读徐复观先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叙述了中国士类蜕变异化的历史，在这个“真士隐”的过程中，自隋代推行的科举制度，最为关键。# D$ j! ~& c# C# {9 a5 h1 I
本来生活在宗法农耕文明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相对于商业文明发达的西方知识分子，在平等、自由意识方面，就有先天不足，更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无恒产的田舍郎，以读书仕进干禄承乏，待价而沽，他们的人格尊严可能不会为功名利禄被人收买，但可能会因功名利禄轻易出卖，或被援例同化（出生贫苦家庭的士子入仕后，比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官僚更容易蜕变腐化）。《红楼梦》第四回贾雨村审薛蟠杀人夺妾案，从义正词严，到贪赃枉法，变脸是那样容易。第三回贾雨村高徒林黛玉入贾府之后（相当于进清廷），“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蒙府本旁批云：“幼而学，壮而行者，常情。有不得已，行权达变，多至于失守者。亦千古同慨，诚可悲夫。”有类墨悲丝染。" f3 w, Y- o( g& ^
《红楼梦》“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其中的“汉家制度”毫无疑问是指人才选拔制度，但不是指汉朝制度。实际上，历代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中，最受称赞是正是汉朝，汉朝以后基本是每况愈下。徐复观先生总结了两汉选举征辟的几种历史意义：; {% v. F1 H: |7 O

5 F* b- s. A- _  Q3 e5 J9 n第一、士人仕途，是由于政府的选举征辟，而不是出于士人直接对政治的趋附奔竞，可以养士人的廉耻；并使士人不能不以社会为本位，那怕是出于勉强。第二、士人的科别行能，不是出于以皇帝为中心的灵感，而是出于乡曲的“清议”，是社会与政府共人事进退之权，而且社会是一种原动力，无异于政府把人事权公之于社会。因此，士人要进入政府，首须进入社会；要取得社会的同情，势必须先对社会负责。于是不仅使士人不能脱离社会，而且实在含有真实的民主意义，调剂了大一统的专制气氛。第三、中国文化，是道德性的文化，是要成就人的道德行为的；而两汉对士人的要求，主要便在这一方面，这便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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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途径而脱颖而出的人，大部分是德能兼优的“真士”。其后的九品中正制，虽然狭隘了不少，但遗意仍存。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清议》：“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在这样的时代，卑鄙也还没有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 g, w$ n) h1 C; d9 z- I3 v( Q
自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阀阅门第对国家官吏更替的决定权，与“九品中正制”相比，在选拔制度的公正性、考试技术的严密性及参与竞争的开放性上，远迈前代。在近代还曾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有些西方学者还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d( t% s. Q6 o* y& o
但天下事，往往利弊互生。关于科举的危害，前人已说过许多。其中最大的危害是使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道德出现危机，促使他们自媒自货，幸得幸进，丧尽廉耻。使“士农工商”中，“士”的人格普遍破产。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考试内容与现实的脱节，也使人才质量严重下降。士大夫由居乡善俗的道德表率，向误国害民的盗贼、奴才蜕化。科举制度中，对士君子人格侮辱最严重的是防弊搜检之法。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搜索》：/ F+ G9 K% U( D& T  }  e0 A- z* 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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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李揆传》“乾元初，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辞，深昧求贤之意也。及试进士，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引贡生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 W! p( Y/ P: P2 o+ I* j7 T$ F
《舒元舆传》“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因上书言：‘自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罗棘遮截，疑其为好，非所以求忠直也。’又言‘国朝校试，穷微探隐，无所不至，士至露顶跣足以科场，此先辈所以有投椠而出者。然狡伪之风所在而有，试者亚，而犯者众，桁杨之辱不足以尽辜。如主司真具别鉴，怀藏满箧，亦复何益？故搜索之法，只足以济主司之所短，不足以显才士这所长也。’”8 s& D5 L) T; B/ b# R
今日考试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奸之法有馀。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刘挚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长者之道，则下必有君于长者之行应于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将以小人自为矣。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诚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为先，贤才得而治具张，不难致也。”9 I! g8 h( N8 D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简之法虽严，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礼。放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从之。”
3 p- a6 }6 ~( n& O( Y朱子论学校科举之弊，谓：“上以盗贼待士，士亦以盗贼自处。鼓噪迫胁，非盗贼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见矣，汉唐之事岂难仿而行之者乎？”0 Y8 F5 e  `) Y4 u( G. G: E

8 l' K. [- C) ]( }; W1 d& ^( q早在唐代就有自爱之士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但唐代的士类，出路很多，所以未见人才之衰。其后则每况愈下。至明清而登峰造极，士风、人才之败坏，亦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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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 y; R1 ?" t4 z5 O% Y* r有明一代的结论，可以顾亭林的“生员论”作说明。“生员论”中说“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他更从正面指出在科举下的生员弄成“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由此可知明代之亡于盗贼夷狄，可说是必然之势。满族以异族凭陵中夏，威逼利诱并进，八股之外，更创造出读上谕读圣训等的奴化方法；于是士大夫在“盗贼”的气氛外．再加强“奴才”的气氛，求其如唐末明三代，尚有站在科举中而为真正的人生、社会、民族奋起呼吁之人亦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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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 F8 \: T1 o; L当然，科场防弊之法，也越来越“完善”了。《清高宗实录》卷二二四，乾隆九年九月乙亥条下，记载北闱科场搜检，至于“亵衣下体”，两千人罢考，乾隆帝竟支持搜捡者，悬为定例。此年正是朱明甲申亡国百年，张廷玉《明史》刚刚颁行天下，也是《红楼梦》开笔之际。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存于肛门，堪为乾隆盛世增一佳话！
, ?$ X. g; v- c4 c" e* b# k6 L朱子将科举下的士流比为盗贼，比贾宝玉的“禄蠹”还严重。但把有血性、讲义气的盗贼与“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 ，只会做“纱帽文章”的科举先生相提并论，绿林中人未必相许。《水浒传》第三十一回，矮脚虎王英有言：“况兼如今当世，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倒是绿林中人，不乏忠义报国者。朱子也以忠义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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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 f9 }; a! v天下不可谓之无人才。如靖康建炎间，未论士大夫，只如盗贼中，是有多少人。宗泽在东京，收拾得诸路豪杰甚多，力请车驾至京，图恢复，只缘汪黄一力沮挠，后既无粮食供应，泽又死，遂散而为盗。非其本心，自是当时不曾收拾得他，致为饥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后来诸将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时招降底人。所以成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圣人见得意思直是如此。 ' K# w+ k: D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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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人联想起明末张献忠义子李定国，归附永历后，忠心勤王，战桂林，攻长沙，两蹶满清名王，创造了明代国力全盛之际未有之战绩。相对于忠烈庸臣史可法，以南明主力守扬州名城，一触即溃，真难以道里计。造化无私，何代无才，能使真士显而假士黜，人尽其才，还有赖于制度之改良。
/ u. e: \5 a  k+ h2 I; h科举制度废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并不平坦。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被政党组织、被枪杆子所胁迫，其处境较之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更悲惨，因为“科举只能扼住政治入门的门口；一个人敲开门口以后，便可在精神上得—解放，只要有志气，依然可以做学问，立事功。而玩此种组织；则有似玩‘江湖’，愈玩愈深，愈玩愈窄，愈离开真正人与入的关系，一往而不可复返。它对人的控制，是要求由生到死，由私到公，由肉体到灵魂” 。“顺着科举精神的下趋，到今日已经坠落到底了。我这只要把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以及今日对人在政治上所要求的标准作一对比，则其一代不如一代的下趋之势，可说是十分清楚。再由此向下，我认为早已日暮途穷，实再无尺寸之路可走。” 徐复观先生这些文字，发表于1954年，其时毛泽东正通过发动对胡适、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拉开“反右”和十年文化浩劫的序幕，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穷剥极否的深渊地狱，还在前头……于是我们也不要指望还能剩下几个“真士”，更不指望以文革“时尚”的反儒反孔孟、阶级斗争之说解释《红楼梦》的政治红学是真学术。梁启超在《论正统》曾感慨在政治屠刀之下的中国史学是“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 ，二十世纪的红学何不其然！

较之唐以前，科举时代的思想控制的确是加强了一些，不过也有进步的一面。" X$ y. b; @+ `4 V4 u
科举时代之前，礼不下庶人，文化都是掌握在士族豪强手中的。寒素之家即使军功入仕，仍为时流所轻。文化的垄断客观上也造成了与少数民族间关系的对立。. T5 F, V7 `( S# t% p
除了主动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外，汉族统治区内的少数民族反而长期得不到汉化，大大减缓了国内统治的稳定程度。所以东汉一衰，羌乱于秦，匈奴、羯起于晋，两广纳入版图近八百年，而陈朝犹须依赖洗夫人方可控制。
. F( H: z) E" k; |0 B科举时代则不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看看宋明清三代有多少名臣起家寒素便知道了，凭借着开放的教育理念，科举制将文化迅速推行了基层乡村。
3 B) D0 X2 ^- x- m, P2 \) x礼终于下到了基层，宗族制度在中国真正的广泛推行开来，国家对基层的控制随着文化的普及也相应加强，滇黔桂基本被汉化，广东也不再是蛮荒之地，这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
8 `9 j2 R( \5 V; Q: W至于思想方面的自由，似乎朝廷并不禁止对圣贤经义进行探讨，程朱之学、陆王之学、汉学乃至今文经学都可以公开传授，虽不能说没有歧视，但是较之后世，实不可以道里计。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5 c8 D5 a; c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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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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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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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Y% x% V0 c8 e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  _1 {# Q8 I: Y& D& a( e5 q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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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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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p% o' R# _. Y- k4 k3 l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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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珅；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幾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二端：一曰文字狱之愈演愈烈，此为当时政治上一大特点；一曰宰相制度之彻底沦没，此为君主专制发展之自然结果。请先述文字狱。     红楼人名寓意之甄费（士隐）3 K9 b. M2 K/ r3 T$ B5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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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7 W& ]+ \+ t9 A+ M; J( J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云：“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甄士隐、贾雨村，自揭出矣，其余则令读者自得之。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其中甄士隐名字的寓意，最为重要。它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的主题、结构乃至表述方式，都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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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F3 y& c' o# n《红楼梦》托始于小甄士隐，亦归结于甄士隐。按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的意思，甄士隐之名是由于作者“将真事隐去”而得。但这只是小说最表面的意思。0 D$ C8 Z) b+ R* k, U# w6 C# C

& ~4 C7 S  Q  J2 q: B4 X2 D看到甄事隐、贾雨村这两个名字，很容易令人想起其汉代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亡是诸公。唐李善《文选注》于《子虚赋》下释云：“……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意。故虚藉此三人，为辞以风谏焉”。《红楼梦》立意，也与此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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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6 t+ L; Q  A汉朝建立后，暴秦之苛政侈俗，所变不多。今文经学家欲奉孔子为汉朝政教的总设计师，进行比较彻底的社会改革。便把《春秋公羊传》奉为最高法典，托古改制。甚至不惜借谶纬迷信，启人之诚敬。说什么数百年前，孔子已经预知汉朝的建立，并为汉朝定制立法。变法改制本是公羊学家“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在西汉前期，这种呼声可能非常普遍，以至连司马相如这些个文人也堂而皇之的大发其高论。二赋在铺张奢华之后，曲终奏雅。归结于崇俭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由于这些努力，终于导致了汉武帝太初改制的实施，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所说的“绌夏、亲周、故宋”，也先后得到了兑现：汉武帝元鼎四年十一月，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元帝初元四年三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成帝绥和元年二月，封孔子后孔吉为殷绍嘉侯，同年三月，与周承休侯一同进爵为公；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改殷绍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郑公”。以上均见《汉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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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d/ U0 P% K1 y. n我们说《红楼梦》与相如二赋立意相近，是指它们都以“改制”（用《红楼梦》中的话说就是“补天”）为目的。在结构和表述方式上，《红楼梦》与司马二赋，也有可比之处：即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事件、即使不全是子虚乌有，也绝少历史实录，它们都是作者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隐括以就绳墨的，不能与历史事实相比附。在有关上林苑、大观园等夸张铺排的描写中，司马相如和曹雪芹所隐的是立法改制的大义，而非什么宫闱秘事或个人隐私——如果有的话，也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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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U6 i( o6 j- x, p二: a5 D; u( t4 w1 I9 l- f7 o4 b" Z; J

. A9 a- u8 W# S+ S2 R5 Y5 ~. w+ j司马相如和曹雪芹虽然都有改制思想，但二者又有明显不同。司马相如的赋是写给皇帝看的，是与当时最高统治者搞政治协商的。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写给千百万受满洲统治者欺压的汉族子民看的，是以颠覆当时政权为目的的，他要补的绝对不是满清之天，而是中华正统之天。作者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也可以从甄士隐名字的寓意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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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B7 _" e' [+ n( ]《红楼梦》第一回说甄士隐，名费。其名字出典于《礼记•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玄注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中庸》原文这句话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郑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颖达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乱世，道德违费则隐而不仕；若道之不费，则当仕也”。毫无疑问，甄士隐名字寓意，有取于此。太平闲人更把甄费之“费”解释为“废”，又引导读者往《论语》：“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曹雪芹“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而襟怀洒落；甄士隐看破红尘，遁世无悔，与贾语村之流侥幸行险，苟且富贵，自有天渊之别。《红楼梦》开宗明义，无非伤时；贯穿始终，亦是骂世。可谓昭彰显著。至于什么“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歌功颂德，眷眷无穷”，不过是定哀微词，有谁买帐。0 {' P* x: x1 c* b0 K  R+ f/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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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电视剧中塑造的开明君主的形象，多为满清皇帝。平心而论，道光以前的满清帝王，也多有雄才大略，《红楼梦》产生时的乾隆帝，更是好甚了得。但这些人从来没有放弃“首崇满洲”的政策，从来没有放弃对汉族人民的防范和镇压。他们的雄才大略，只不过保证汉族人民久沦邪秽而已。满洲入关前后的屠城、掳掠、圈地、剃发，更衣冠，逃人法、满洲债……种种暴政虐行，有良知的汉族人不应忘记；满清乾隆盛世时血腥的文字狱，也应永远铭刻在心。, \" N* O' m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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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某些历史学家笔下，乾隆朝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但曹雪芹仍然视之为“道德违费”的“乱世”，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这主要是出于民族情感。生活在今天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的中华大家庭的各族人民人民，可能无法体验“首崇满洲”政策下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昔《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而秉礼之邦，守道之士，不绝于书，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几乎息之秋也。”岭南遗民表率屈大均《道援堂集•澹足公阡表 》记其父屈宜之语云：“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首，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汝其勉之。”其《广东新语》卷十二记《僧祖心诗》有云：“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红楼梦》一书，以传奇为《春秋》，无限沉痛，血透纸背，无非是宣扬民族大义，无非是呼唤汉族政权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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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儒教文化也有其兼容性。与此有关，我国历史上缺乏狭义的种族意识。这是好事，也有弊端。即使对今天的世界，种族主义也是万恶之源，但我们古代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却大都能和平共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都没有实现大同，国家、民族之间，有时会发生矛盾、冲突。由于汉族人种族意识淡薄，往往缺乏对外部侵略的警惕和对民族危机的关心，在剧烈的民族冲突中，有时缺乏舍生取义的精神，容易充当被征服者的角色，动辄“吾其左衽矣”，“吾其辫发矣”。于是，五胡云扰之后有辽、金，辽、金之后有蒙元，蒙元之后有满清。《红楼梦》是“原始要终”之书，作者以及当时汉族人民最应该反思忏悔的，就是为什么泱泱中国，会被撮尔满洲以急行军的速度征服？为什么满洲统治中国，已过百年，仍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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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8 R" y& S7 L% _" D" `) s本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也是由于他们了解（或自以为了解）中国这方面的“国民性”，想重温满洲之梦。甚至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之后，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还于1937年8月5日发表这样的高论：“尽管支那出现了举国的抗日热潮，但决不能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些支那人。在支那，只有‘社会’而无‘同胞’可言，假若有一亿支那人，那么至少可以说其中的八千万是丝毫不具备国家观念的苦力……”。中国毕竟有了宋明末世的惨痛历史教训，这次日本侵略者打错了算盘。但即使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我们的国家民族观念仍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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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7 D, c9 z% Q" S董仲舒云：“善言古者必有征于今”。偶尔读到原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先生的《我看韩国》一书，韩国由于历史上曾受日本的侵略，至今不准用日语作广告，不准映日本电影，不买日本货。而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腾飞，与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意识是分不开的，对拒不认罪的日本政府，对那些还在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右翼势力，也是一种有力的回击和警告。冯先生在书中还写到他访问韩国的一段奇遇。那就是见到了明朝遗民的后裔，至今还在奉明朝永历正朔，甚至戴明朝网巾的冯氏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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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y8 f( Y/ o( k( L. f- A《红楼梦》第五十二回，曾对通晓《五经》，关注汉南的真真国女儿表示赞美，说她“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与韩国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某些红学家，也应感到惭愧。当我们的“人民公仆”坐着日本产高级汽车，碾压过几十年前侵略者活埋中国同胞的万人坑时，他们是否感到过不安？当我们听到有良知的日本人（如东史郎的辩护律师）批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讲得太少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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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K4 y/ Q7 C8 G; _以红学泰斗自期的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籍贯出身》，说清朝开国百年之后的曹雪芹，已是“百分之百的满洲旗人”，“亡国”、“思明”的说法，放到他身上，“令人感觉滑稽”。他又在《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上发表的“获奖论文”《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中重申这个观点。周老先生认为，如果说曹雪芹是明遗民，那么他“应生于明亡前至少一二十年才对行。如此，他必须至少是个寿逾一百三十岁而尚未停笔的‘作家’才对。只这一点，就使索隐派失去了基本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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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z2 F& [/ b. d( C也许周老先生会大呼“见鬼”，就是在今天，在南韩，仍有“明义会”、“明遗民”。据 1990年8月12《人民日报》第7版张未驰《“大明遗民”故国情》：“现在，这支‘遗民’共有2800人”。孽臣孤子，灯灯相传；沧海成田，犹衔木石；神州春回，尚余鹃血。他们的丹心碧诚，岂周氏“滑稽”二字了得！1 B$ g9 T'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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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郑学独尊。《三礼》之书，除郑玄外，更无一人敢于问津。孔颖达、贾公彦注疏，不过发挥郑说，未有新解。如果《中庸》中“君子之道，费而隐”只有郑玄一种解释，那么《红楼梦》作者，单凭“姓甄，名费，字士隐”这寥寥数语，即可判个诽谤之罪，大逆不赦。妙的是后来宋儒作了与郑玄完全不同的解释。而且由于程、朱把《中庸》从《礼记》中取出单行，注解者更多。又由于程颢把“君子之道，费而隐”一章称之为“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这段文字更受学者们重视。可谓异说纷呈，连篇类牍。但也异中有同。譬如宋儒几乎都土苴汉唐，无一人赞同郑玄之说。朱熹《四书或问》卷四罗列各家之说，权衡辩驳，曰：“诸家皆以夫妇之能知能行者为道之费，圣人之所不能而天地有憾者为道之隐，其于文义协矣”。但他又对程门弟子游酢发挥此说，以良知良能为道之费，以不可知、不可能、“七圣皆迷”者为道之隐之说，提出批评，斥之为“庄生邪遁荒唐之说”。朱子《四书章句•中庸章句》的解释非常简明：“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清代汉学复兴，郑玄被奉为宗主。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三第一则《经注平易》即援汉唐古注，以“世道费，则君子隐去”解“君子之道，费而隐”，并赞美“古注最平易”，其潜台词就是宋儒之说太穿凿。乾隆《钦定礼记日疏》卷六十六疏《中庸》，录郑康成注、孔颖达疏，于宋儒，惟取朱子章句，不过十个字。三者并存，虽按而不断，而孰重孰轻，已十分了然。2 `" M" J5 {! r. G) d4 u"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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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说曹雪芹“祖《大学》而宗《中庸》”。其宗《中庸》于郑、朱二人，亦兼收并蓄。当作者按郑玄的意思为甄士隐命名时，表示了他对满清统治的批判态度，寄寓了心中无限隐痛，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表现了他改变现实、恢复中华的强烈愿望。当作者按朱子的意思为甄士隐命名时，则主要是从创作方法和题材选择上体现出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方面的影响，还是把《中庸》第十二章完整的写出来吧：. Y' l7 A(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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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
. k1 a' u* ^& v. d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 x3 I9 \! J. s) \* u8 I9 u
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5 }; }3 W8 C* |+ C  p' u- a4 j" s4 P
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
8 N7 }' F: D; N# H( _天地。: {' a4 x8 x" r" l6 E8 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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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在《四书或问》中释此章，有云：“道之体用上下昭著，而无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妇，极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极其远大而言之也。盖夫妇之际，隐微之间，尤可见道不可离处。知其造端乎此，则其所以戒谨恐惧之，实无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诗》首《关雎》而戒淫佚，《书》记厘降，《礼》谨《大昏》，皆此意也”。《大学》八事，“齐家”为人道之要；夫妇之际，又齐家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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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是男人和女人的历史。《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卦序》又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男女情爱，是人类生存繁殖的惟一途径，开辟鸿濛，孰非情种？人之大欲在是，礼之大防在是。儒家哲学、伦理学乃至政治学的出发点，亦在是。《 毛诗》传《关雎》云：“夫妇有别，则夫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十二回，他调停潇湘妃子与枕霞旧友的矛盾，“落了两处的贬谤”，慨叹“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切协，将来犹欲何为”。有人说《红楼梦》是“爱情掩盖政治”，孰不知对于儒家来说，男女夫妇之道本身，就是政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王化之基，纲纪之首。而不是如美国总统克林顿博士所说，是“细枝末节”。它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密切相关。弗雷伊德的泛性论，如果除去其令人窒息的解剖间气味，不过老生常谈而已。《红楼梦》所谓“大旨言情”，实质上是从谈情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阐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广大隐微，无所不包。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叙》：“就其浅，可以化愚蒙；而极其深，可以困贤智”。即使今天，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很多仅有小学水平的打工仔、打工妹读《红楼梦》，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而有的大学文学专业高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读《红楼梦》，却苦于不得其解，废书而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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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关系的壮况，从小的方面，可以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大的方面，可以看一个民族的进化程度，可以看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可以验国家的治乱盛衰。古人读《关雎》，《葛覃》，而知周之兴，读《桑间》、《濮上》而知郑之亡。在今天看来，未免小题大做，但在古代，却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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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产生时代仍被列为科举考试教科书的胡安国《春秋传》，于开卷解释著《春秋》，之所以托始于隐公，竟是由于隐公元年秋七月，周平王下赗鲁惠公之宠妾仲子：“夫妇，人伦之本，朝廷风化之原。平王……赗人之妾，是拔本塞源，自灭之也。《春秋》于此，盖有不得已焉耳。其托始于隐公也，不亦深切著明也哉”。《红楼梦》中写“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自亦有其寓意。( d' J$ E! _+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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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人们把儒家的男女之妨说成是封建礼教，斥之为腐朽反动，恨不得将它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在中国古代，却是华夏优越、区分于“夷狄”的重要标识。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朝，文化上要落后一些。尤其在婚姻制度方面，与汉族的差异很大。古代汉族知识分子以己律师人，多有歧视之语。宋遗民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说蒙古“素无礼法，绝非人类”，“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礼节服色，一体无别”。《明实录》吴元年冬十月，朱元璋北伐檄文中说“元之臣子，不尊祖训，废坏纲常……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 K' I5 r1 w2 J; v8 d4 m" C

8 o! v  w5 V4 t' ]& H满洲入关前后，虽然开始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在婚姻制度方面，还保存了一些满族传统，甚至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和陋习，与汉族传统道德相悖。如天聪九年，蒙古察哈尔林丹汉的妻妾先后归顺皇太极，皇太极纳其多罗大福晋（嫡妻）囊囊太后，其叔弟济尔哈朗纳苏泰太后，其弟阿巴泰纳俄尔哲依苏太后，其长子豪格纳伯奇太后。林丹汉的妻妾，在皇太极父兄子侄那里，找到了归宿，皆大欢喜。顺治初年，多尔衮专权，逼陷其侄豪格致死，“遂纳其妃”。及多尔衮死，顺治声明其罪，兄弟叔侄，又把多尔衮的妻妾给瓜分了。《红楼梦》中写贾珍、贾蓉、贾琏等之于尤氏姐妹，自有范本。第六十九回，写贾琏“素昔见贾赦妻姬妾丫头众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只未敢下手”，太平闲人批云：“便是杀牲口之说”。明斥此等事为禽兽所为。而好色的贾赦竟能体恤下情，把功底尚好的秋桐，剪与能干的儿子。《红楼梦》之揭满清之腥秽，也主要是从“情”的方面。焦大之骂，颇类明太祖之檄文；对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等人，也是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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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情爱，是人类永远敏感的但又永远说不清的一个领域。人之大欲在是，从这个角度说，开辟鸿濛，孰非情种。人之大惑在是，从这个角度说，开辟鸿濛，孰为情种。《韩诗外传》中有一段孔子答子夏问《关雎》的话，颇能展现圣人风怀：“《关雎》其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悉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孔子这段话，有浓郁的抒情色彩，真有点象柏拉图所说的“迷狂”。游酢以“七圣皆迷”形容《中庸》之“隐”，朱子以为“荒唐”，但在爱欲这个问题上，其实很少例外。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不象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这可近取其譬：据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回忆，周总理曾告戒他，“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其言太沉重。而曾“关心”过红学研究的原中共北京市市长陈锡同，与其子陈小同重蹈贾珍、贾蓉父子覆辙，身败名裂，且有损于党风国格，教训惨重。$ s/ I4 }3 V8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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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隐”，并不全由于思想的广大隐微，也有作者为防备文字狱而使用的大量障眼法。所谓诡词、微词、巽词、遁词，所谓似谶、似偈，似符、似簶。《红楼梦》为演缺陷之书，“神有短，圣有亏，谁能足愿；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现实的局限和矛盾，也造成智慧的痛苦。古人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例。《红楼梦》作者于一一六回明确敬告读者：“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 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无论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还是对于家庭、个人的命运，曹雪芹可能和孔老夫子一样，“盖难言之也”。但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又绝对不是为了隐藏什么，为写谜而写谜。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所谓“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 他是那么的渇望知己，那么的渴望有人了解他心中的无限沉痛，万难心事。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三回：7 d( n1 r0 o)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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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所以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并口而食，易衣而出，其仕进必不可苟”。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所以安得贫，乐得道。但多有连那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负郭之田，半亩也没有的，这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疏食箪瓢？这也只好挨到井边一瓢饮罢了，那里还有乐处？孔夫子在陈，刚绝得两三日粮，那从者也都病了，连这等一个刚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胀嘴，使性傍气，嘴舌先生。孔夫子虽然勉强说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 0 Q; L3 _9 S( u, Q6 e5 X9 ^; ~
　 但这穷秀才有什么治生的方法？只有一个书铺好开：拿上几百两本钱，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伙计，自己身子亲到苏杭买了书，附在船上，一路看了书来，到了地头，又好赚得先看。沿路又不怕横征税钱。到了淮上，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却不是一股极好的生意？但里边又有许多不好处在内：第一件，你先没有这几百银子的本钱。第二件，同窗会友，亲戚相知，成几部的要赊去；这言赊即骗，禁不起骗去不还。第三件，官府虽不叫你纳税，他却问你要书。你有的应付得去，倒也不论甚么本钱罢了。只怕你没有的书，不怕你不问乡宦家使那重价回他；又不怕你不往远处马头上去买。买得回来，还不知中意不中意。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做不得了。至于甚么段铺、布铺、绸铺、当铺，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即使有了本钱，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这个生意又是秀才们做不得的。
' p; b0 h7 l8 h$ R( \! U   除了这个，只得去拾大粪：整担家挑将回来，晒干，轧成了末，七八分一石卖与人家去上地；细丝白银、黄边钱，弄在腰里。且是官府离得家里庄田甚远，这粪且运不回去，他除了上地，难道怕他取去吃在肚里不成？但这等好生意，里面又有不好在里边：第一件，人从坑厕边走一走过，熏得你要死不活。被窝中自己放个屁熏得还要恶心头疼，撞见一个粪担还要跑不及的回避，如今自己挑了黄葱葱的一担把把，这臭气怎生受得！若象往时不用本钱，将了力气营利，倒也不管他遗臭罢了。如今那拉屎的所在，都是乡先生孝廉公问官讨去为糊口之资的；那拾粪的必定先在那讨厂的人家纳了租税，方许你在那厂里拾晒。为甚么用了本钱不做那干净营生，却干这恶臭的勾当？这件营运又是秀才们治不得生的。
9 c$ W" P; E$ q0 C$ T) Q( J+ \　　又想一件主意，却只也用本钱。但凡人家有卖甚么柳树枣树的，买了来，叫解匠锯成薄板，叫木匠合了棺材，卖与小户贫家，殡埋亡者，人说有合子利钱。那官府有死了人的，他用的都是沙板，不要这等薄皮物件，所以不用当行，也不怕他白白拿去。但这样好生意，里面又生出不好的来：第一件不好，一个好好的人家，干干净净的房屋，层层叠叠的都放了这等凶器，看了惨人。二件，新近又添了当行，凡是官府送那乡宦举人的牌扁，衙门里边做甚么断间版龅，提学按临棚里边铺的地平板，出决重囚，木驴桩橛，这都是棺材铺里备办。为甚拿了本钱，当了行户，做这样忖害人不利市的买卖？所以这卖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
/ q' O: X$ {6 Q9 M( M  h+ G0 N　 除了这几样，想有一件极好的生意出来。看官！你猜说这是件甚么生意？却是结交官府。起头且先与他做贺序，做祭文，做四六启；渐渐的与他贺节令，庆生辰。成了熟识，或遇观风，或遇岁考，或遇类试，都可以仗他的力量，考在前边，瞒了乡人的耳目浪得虚名；或遇考童生，或遇有公事，乘机属托，可以徼幸厚利，且可以夸耀闾里，震压乡民。如此白手求财，利名兼尽，岂不美哉？却不知这等好事之中，大有不好之处：第一件，你要“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你要结识官府，先要与那衙役猫鼠同眠，你兄我弟，支不得那相公架子，拿不出那秀才体段。要打迭一派市井的言谈，熬炼一副涎皮顽钝的嘴脸；茁实处，还要拿出钱把钞来时常的请他吃酒吃面。听事吏是兄，门子是弟，礼房先生是朋友，直堂书办是至亲，皂隶快手都是相识。把这些关节打通，你才得与那官府讲话。第二件，如今的官府，你若有甚么士气，又说有甚么士节，你就有韩柳欧苏的文学，苏黄米蔡的临池，且请你一边去闲坐。必定有那齐人般的一副面孔，赵师摈般的一副腰骨，祝怡般的一副舌头，娄师德的一副忍性，还得那“铁杵磨针”的一段工夫，然后更得祈禹狄的一派缘法，你便浓济些的字，差不多些的文章，他也便将就容纳你了。既然结识了官府，你便走到衙门口传桶边，那些把门的皂隶，直宿的门公，倒也落得没人拦阻，得以与那些管家相见。但这第三件，更要赔出小心，拿出和气，费些本钱，服些低小，也不是要他在官府面前赞扬，只是求他不在官府面前谤毁。有了这三件实落的工夫，便是那扳高接贵的成仙得道之期。但神仙又有五百年一劫哩，毕竟要过了这一劫，神仙才是神仙。若这个大劫过不去，目下虽然是个神仙，犯了劫数，打在地狱天牢里受罪，比那别的鬼魂受苦更自不同。
. P% l3 F3 a. ~0 q0 {8 P　看官！你再猜说是甚么劫数？却是要保佑祝赞得那官府功名显达，一些也没有跌磕。使那护法天尊成了佛祖，这演法的才得做了伽蓝。若是那相处的官蹭蹬一蹭蹬，这便是孙行者隐在火焰山，大家俱着。怕的是那弹章里面带上一个尊名，总然不做钦犯干连，这个麟阁标名，御览相批，传闻天下，妙不可言。又有吃了那官亏的百姓，恼得我的仇人都来归罪，架说报冤，这才关系着身家性命。想到这利少害多，荣轻辱重，得暂失久，这等经营又不是秀才的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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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思想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