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特易购:侯惠勤: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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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2月14日 11:22:36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

侯惠勤(资料图片)
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60 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推进密不可分。首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侯惠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缔造新中国和领导建设新中国,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其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因此,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新中国的灵魂,也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或之后,我们都始终在紧紧抓住党的工作中心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坚决不搞“两个马克思”(包含“两个邓小平”)的割裂,不搞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而是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现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
本刊记者:毛泽东在创建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哪些伟大功绩?
侯惠勤: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明确敲响警钟:“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做。这就是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这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从推翻旧制度向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转变。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言,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则。毛泽东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中学习、批判和立法是三个主要环节。
本刊记者:毛泽东怎样通过学习这一环节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学习环节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为重点、以世界观转变为根本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新中国成立前仅限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理论学习不同,这次学习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参加学习的是大量新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和从事教育、科研、文艺、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以转变和改造其旧的世界观,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变革和形势发展需要的新型知识分子。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新政权必须吸收千百万知识分子为之服务,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其所面临的伟大任务;另一方面,几百万新加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低,懂得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多。相反,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却有着广泛的影响,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因此,毛泽东在1951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为此,1950 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人民日报》在1951 年1 月29 日发表的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社论中明确提出,“《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界肃清各种形式的反动哲学思潮及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在思想上所履行的批判的革命的任务,不仅对于我们党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时它对于我们全国人民也有极伟大的意义。”社论号召“政治和经济任何部门的干部,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用实践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端正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提高自己的能力,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
学习和批判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式开展的,并非如西方传媒所渲染的那种强迫“洗脑筋”。这种自觉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首先在于社会变化和形势发展同人们原先的旧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不学习就要落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马克思主义确实成为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在1951 年致李达的信中对此感受颇深.他特别强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事实上,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学习运动,就始于1951 年9 月北京大学12 位著名教授所发起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
其次,这种自觉的思想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还在于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和正确引导,因而造成了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光荣的社会大环境。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在向北京、天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的报告中,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具体生动的范例。一方面,知识分子确有一个克服其自身所受教育的影响而向人民立场、以至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必要;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又是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实现的。这个报告表达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希望,使思想改造完全纳入了一种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氛围,并成为向往进步、投身人民事业的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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