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点贵族精神，如何？

        多一点贵族精神，如何？
　　 俞晓群
　　前不久，《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一组纪念文章，说的是今年2月，香港青文书店老板罗志华先生在整理库存图书时，被埋在20几箱书中不幸遇难；直至14天后，他的遗体才被人们发现。这一则悲伤的消息，让同道们唏嘘再三；编者在这一版的“按语”中写道：“经历了一番刻骨铭心的痛苦，唐•吉诃德再也提不起那根长矛、跨不上那匹瘦马了。……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贵族。”
　　唐•吉诃德？贵族？我一面揩干眼泪，一面念叨着。我知道，编者的本义是在阐释一种骑士精神、绅士风度和贵族精神。这段话说得太好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终生与书相伴的人。他的逝去，竟然有了文化象征的意义。
　　再回到贵族精神的描述，它是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词汇啊！它的产生，当然与贵族阶级有关。简单地说，在西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消灭了贵族阶级，却把他们的精神承继下来。因为那精神既属于贵族又超越贵族，是一个更为博大久远的历史概念，其中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精华。比如，建于1440年，有贵族摇篮、绅士摇篮之美誉的英国伊顿公学，它的校训上写着：独立、个性、友爱、忠诚、尊严、勇敢、传统、绅士、幽默、优越。这样的品质，横亘人类文明的历史，谁会不崇尚呢？
　　但是，在我国，在过往的近百年间，贵族精神始终受到人们攻击。仅以文学领域为例，人们把它与平民精神无端地对立起来，茅盾先生就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这样的一些观点，化成专制，形成霸权，至今依然残留在许多人的心中。当然，清醒者也是存在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先生已经提出，他不同意“平民精神就好，贵族精神就坏”的观点；他更赞成“平民精神是一种求生意志（叔本华语），贵族精神是一种求胜意志（尼采语）”的说法，两者并不对立，也无对错之分。前不久，刘再复先生更加尖锐地指出，平民精神并不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奴才精神才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打倒了贵族精神，只能带来痞子精神与流氓精神的泛滥。”注意，这样的过程，正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一个闪烁着贵族精神光芒的思想过程。
　　应该说，我国能够出现这样的思想进步，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让我想起去年5月14日，温家宝同志在视察同济大学时，对学生们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此后，他还写了一首诗《仰望星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它也让我注意到今年以来，恰逢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复旦大学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概念，其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传承、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研究、批判性思维、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值得提醒的是，“通识教育”的主张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它最初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社会遇到了所谓“文明的危机”；为此，哈佛大学发表了《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报告，其主旨正是将大学教育化为培养新一代精神贵族的乐园。
　　现在，在中国，贵族精神得到了正名，变成了一个褒义的好概念；于是，人们都一窝蜂地“贵族”起来。最常见的现象是将贵族精神与人的财富挂钩，好像一个人一旦发财了，就是贵族了；稍加训练，也就有了贵族精神。产生这样的认识，一定是贵族一词的误导。回想当年，新兴的资产阶级消灭了贵族阶级，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贵族阶级的遗老遗少们,仍然不承认他们的贵族身份，而把财大气粗的资产阶级称为新贵（newly rich），或曰暴发户；还讽刺他们是非利斯人，即没有文化教养的庸人。急于贵族化的新贵们，拼命寻找或编造自己的贵族家谱，以澄清他们来历不明的身份，连巴尔扎克都干过这样的蠢事。后来他沮丧地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
　　值得提及的是，巴尔扎克如此定义贵族与贵族精神，显然是世俗化的经济观念在作怪。它使贵族化有了时间的约定，即所谓第一代暴发，第二代弹钢琴，第三代才能成为优雅的上等人。这样的观念，一直流传到现在。即使后来，资产阶级们认识到自己的失误，那就是只从贵族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并没有及早地掌握文化权力。为此，它们把大学建造成知识工厂；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构造贵族精神的现代意义，从而使新一代精神贵族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上面提到的哈佛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正是一部培训贵族精神的纲领性文件。
　　一路思想下来，总觉得自己的文字有些躲闪。既然主张多一点贵族精神，就直说好了，一味地列举资产阶级的故事干什么？没什么，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况且我一落笔，眼前就会浮现出罗先生的惨状，耳中又会鸣响梁文道先生的话：“他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还会象征我们的未来。”另外，马家辉先生的悼念文字，更让人产生无限的神伤。他说：“当罗先生躺在书堆下动弹不得时，睁开眼睛望向天花板，是否也见到满天繁星？”读到这里，我眼中的热泪喷涌而出，嘴里还暧昧地骂道：“这报纸，怎么办得如此贵族！”
　　

    　　 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取自“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 如果都这样了那自然是贵族，不过，校训也就是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现在的大学，呵呵。“三代才能培养出贵族”，那是在有贵族精神的社会氛围里（尚且要三代），没有这个氛围，大学官僚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哪里找贵族？ 　   　　贵族精神是不是一种气质？我说不上来。当然也不是同气质是一个意思。我只能说相近。
　　如今开放要加快步伐，步伐的过快会使人浮躁，浮躁的追求表面包装是不会走向贵族精神的。
　   　　很有道理 很有同感 作为一个大学生 深感我们的大学精神已经越来越平民化 痞子化 甚至奴才化了
  　   　　贵族精神对荣誉不惜一切的追求捍卫，同专制理念水火不容，所以…… 　   　　有贵族摇篮、绅士摇篮之美誉的英国伊顿公学，它的校训上写着：独立、个性、友爱、忠诚、尊严、勇敢、传统、绅士、幽默、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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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来衡量我们国家的社会状况，我总觉得不容乐观.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公民1776短短一句话，却让人有不少感慨.只说句，但愿会越来越好,但愿.
　　
　　 　    
                      　         　　　但是，在我国，在过往的近百年间，贵族精神始终受到人们攻击。仅以文学领域为例，人们把它与平民精神无端地对立起来，茅盾先生就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
　　
　　茅盾之前有陈独秀。
　　以下自网上copy——
　　
　　《新青年》从创办开始，就以它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鲜明旗帜，它所宣传的新思想和生动活泼的文字，在知识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迁到北京以前，每期发行不过一千份，全国许多偏僻地区还不知道《新青年》为何物。迁到北京后，与北京新文化人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采用白话文，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仅1917年，每期发行量就增加到一万五、六千份，随着发行量的剧增，其影响亦迅速扩大，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
　　
　　陈独秀到北京后，之所以能把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前进，一是当时北京和北大新文化人士比较集中；二是蔡元培主张“学术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方针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三是他及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陈独秀在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前，即多次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在陈独秀的一再催促鼓励之下，胡适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寄来了《文学改良刍议》的稿件，于1917年1月初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5号上发表。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条意见：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八不主义”。他把这些改良文学的主张归结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文体改革和白话文。他们这些意见，作为反对腐朽反动、脱离社会生活的封建文学的主张，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胡适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一个前奏曲。
　　
　　在胡适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著名论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亲作前驱，正式向封建的旧文学宣战，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了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