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我不主张热炒“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里透露出的是一种文化浮躁的信息。如果以提高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推动中国社会的振兴为目的，那么这种热炒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战略”的重要性与“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

    在我看来，围绕“战略”两个字已经说的太多，而对“知识分子”却思考得太少、太不够了。对“知识分子”概念缺少深入思考和反思，却出于某种需要而反复炒作，这是近些年社会上急功近利、文化浮躁中的一个典型迹象。实际上，如同道德的重要性并不是实行“以德治国”的合理根据一样，“战略”的重要性也与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怎么看知识分子，需要一点客观冷静的精神。

    我们过去曾有一个偏向，就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皮上之毛”，总是要给它找张“皮”来依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是没有独立性的存在，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权利和责任，完全是一个依附性的社会阶层。当然，这是“左”的时期的旧观念。这个观念在文化大革命后被邓小平纠正了。纠正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偏向，就是追求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标榜知识分子要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和道德权威，充当裁判者、社会批判者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的角色，等等。

    有些人热炒“知识分子”概念，或把它转化成什么“知道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现在又提出了“战略知识分子”。我理解，这些仍不过是在同一个旧的思路上走极端的表现，并不代表科学、严谨、求实的精神。  

    关于知识分子，不仅有一个科学认识问题，也有一个价值追求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开始，去探索怎样理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地位和作用。我在90年代曾为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后来收进《话语的圈套》这本书里。我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公共领域、公共财产、公共权力；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是人类知识、精神文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生产者和开创者。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根本的态度，是充分理解、尊重他们，发挥知识、科学、思想、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问题的“理”之所在；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些个人，则是在社会分工中，承担这些作用的具体“人”。一般说来，理是不变的，而人是多变的。所以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排除那些误导人、诱惑人的虚假概念。

    划分和推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知道分子”之类，原本是一些学者自己提出来的。当然，学者个人研究什么问题的都有，提出什么概念的也都有，这些应由学界自己去探讨和澄清之，不要轻易拿到学术以外去解决。一旦动用国家社会的行政权力和媒体的公共权力来干预和炒作，就会图了一时的热闹，而丢失了科学、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甚至导致一些人心态失衡。从真正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强调知识的重要、科学理论文化的重要，不要让知识分子心态失衡。

    所以说到“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提法总体上给人的文化感觉并不好。如果按照“战略”这个概念的严格定义，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都不应该算战略知识分子，而应该是“超战略知识分子”！问题是，戴上这顶帽子有什么意义？我想，假如人家给我戴“战略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会觉得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为什么？就像我本来有自己的一身衣服，一直穿着，你偏跑过来说有一套更好的衣服，结果让我穿上一身花里胡哨的新衣服，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我为什么要按你的标准穿衣服呢？这就是我一再强调要“多讲理、少琢磨人”的意思。

    时代呼唤思想大家，但切记南辕北辙

    我们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出思想大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出大家，也能够出大家。但是怎么出大家？不是你想要出，号召出，就能够出大家的。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扶持出大家的政策很多，如“跨世纪人才”、“百千万工程”、“长江学者”、“211”、“985”、各个层级的“大师”培训班等等，投入的力度很大，钱也花了不少。效果怎样呢？我觉得，有些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瓜农，想让自己地里长出又大又好的瓜来，但他不是好好经营整块瓜地，而是到地里去挑选出几个瓜来，指定它们长成大瓜，并且把水肥等资源只向这几个瓜倾斜，还不时去拨弄这几个瓜，看它长得怎样，那么他能够收获很多又大又好的瓜来么？

    思想文化领域里真正的大家、大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远的不说，我们不妨就近研究一下马克思：马克思是如何能够写出《资本论》来的？除了他个人的天才和勤奋，有哪些社会条件对他是有利的保证？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社会，现在就可以致力于把那些有利的保证条件都充分供应出来；再研究一下：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写完《资本论》？因为他实际上是穷死、累死在半路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能不能把使马克思完不成《资本论》的所有不利条件统统加以改善呢？改善以后，让现在的“马克思”们能够安心完成他们的“资本论”。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齐备了，我相信就迟早会出当代的马克思，出当代的大师。国家社会在提供了上述保证之后，就可以坐等大家、大师出现了。是不是呢？

    所以，要出大家（“战略知识分子”）的愿望是好的，但不要干南辕北辙的事，不要干欲速则不达、起反作用的事，否则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