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联邦国家:周恩来影像记忆

核心提示：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俯身听到周恩来微弱的声音：“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本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作者：顾保孜 杜修贤，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但是打开他这大半年的工作安排日程，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每天的生活！

1975年3月到9月间的半年里，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总理。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总理早日康复的良好祝愿。

9月7日中午，他们访问团正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恩来当天下午1点将在医院接见。在约定的时刻，周恩来从病房走了出来，他步履艰难但不要人搀扶，自己勉强从里间的病房走到外面的会客室，尽管只有短短的几步路，走得却非常艰难，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无比难过。

周恩来在会客室迎接了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他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的浓眉拧着，目光依然明亮。

病魔侵蚀了周恩来这位东方美男子的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

周恩来回想起十年前，也就是1965年他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3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四个多小时，但现在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

临别，周恩来怀着对人间无比眷恋的心情说：“布加勒斯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啊！”

这次会见，原来规定只有十五分钟。规定时间到了。但周恩来表示还要再说一些话，这些话请维尔德茨一定转告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这里是暗示“四人帮”在捣乱）。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言毕，周恩来在305医院留下了他生前的最后瞬间，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而落下了帷幕。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后，不到半个月，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到此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手术。这次手术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而他走进卫生间，将门反锁，把自己关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邓颖超非常着急，几次敲门，他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大家暗暗猜测，也很意外。难道总理真的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终于，他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自己一人在卫生间，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来所写的不是遗言。他要为自己五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作最后的申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示”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实。

周恩来一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年轻时没有享受过人生，没有子女，没有家产，晚年又忍受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属于自己的唯剩这把随时都会化为灰烬的忠骨。他忍受了许多许多，唯独不能忍受对他政治生命的践踏。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为了一个不应该让他承受的冤案申辩，为保护清白的政治名誉而不惜耗尽最后一丝精力！

推车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进入手术室。

邓小平连忙上前几步，一把握住了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啊！”周恩来用最大气力高声说。

邓小平抿着嘴，使劲地点了下头。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总理的这句评价。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讲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他要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一个月后，即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再没有能站立起来。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楚。

12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总理两年多时间，心理也一点点地增加了承受力。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不失希望地奋身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周总理最后告别。

没有想到周恩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相握。医生一见总理苏醒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生怕江青责怪医生谎报军情，故意让领导虚惊一场。定睛一看，江青没有来，这才松了口气。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总理握手的，他刚转身，周恩来就叫他的名字。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周恩来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急忙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俯身听到周恩来微弱的声音：“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王洪文这时正在上海，因为毛泽东觉得他缺乏锻炼，让他回上海搞调查研究，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周恩来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生对毛泽东主席是忠贞不渝的，很多朋友就把周恩来的忠诚和过去封建社会宰相对皇上的忠诚相提并论，这是不妥的。周恩来忠诚毛泽东，是忠诚于“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 实现两个彻底决裂的必然选择。共产党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为共产主义理想走到了一起，他们一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不少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方面做文章，有的宣染他们的分歧，妄图给人以周恩来为正确代表，妄图用'总理'的形象把毛泽东比下去,用以否定毛泽东；有的对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言行污为是违心的，把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周恩来说成违心实质上是对周恩来人格的污蔑，这将周恩来置于何地呢？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毛泽东。说穿了，他们是想借题发挥。哪道可以是这样吗？符合他们需要的，就不是违心的；违背他们需要的，就是违心的！　　

然而历史不是任人们任意裁剪的，我们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里对收集的史料作一回顾，以期以正视听。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周恩来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　　

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和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美国记者斯诺的 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是头脑，那么周恩来就是执行的双手。”　

她丈夫的看法则稍微平等一些：'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适当的词了，….. 他们像是套在一辆车上的前后纵立的两匹马一样，相辅相成。──（斯诺《漫长的革命》） 。另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也认为，'从遵义会议以来，不论他（周恩来）担任何种职务， 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的这种夥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正是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1 对毛泽东处境艰难的三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心声 [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进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前，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说：'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与此同时，他们又单独向周恩来提出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声言要对一切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进行'无情的打击'。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后方中央局成员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尚方宝剑，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苏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严厉地指责毛一贯右倾，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事情闹到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机会，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形式不能专责的问题，即便需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必展开这样的党内斗争，如此大动干戈：尽管他在会上试图缓和批毛的火力，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替毛作了不少解释，但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撤换毛已成定局，无可挽回。[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48)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这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49) [参考毛泽东传等摘编]

　　周恩来在1966.09.25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09.25] 回忆说：我犯路线错误是六大四中全会，王明亲自主持的。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四年期间，当然我不是主要领导。

并特别指出：最近澳大利亚的希尔同志说：毛主席在建党学说方面有很大发展，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最大的发展。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期间的状况他低所作的陈述无疑给人们展示了他们的高尚人格和无产阶级领袖之间的情意。　　

2 遵义会议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最后，遵义会议还是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晚年周恩来]　　

　一月十五日　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⒃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参考毛泽东传等摘编]

3 与张国焘的斗爭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下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下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晚年周恩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　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

　八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

毛泽东在阿西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俄界会议决定，把红一军、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张国焘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公然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参考毛泽东传等摘编]

周恩来在这一重大斗爭中，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坚持了正确的路线和主张。

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1969.05.14]

4 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王明回国后果然不负莫斯科的厚望，不遗余力地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中共在抗战爆发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说这样只会'吓走同盟者'，称'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的主张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获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在发言中联系他在山西抗战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评了中央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主张应公开指出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国民党更信任和佩服中共。[晚年周恩来]　　

王明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实际上在党内缺乏根基和磨练，只是像山间的竹笋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晚年周恩来]　　

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失守，，随之而来的摩擦乃至武装冲突，最终爆发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在奉命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歼。这一严重的挫败，使鼓吹的'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调破产。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晚年周恩来]　　

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 1927 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 1938 年。[1969.05.14]

5 毛泽东草拟人民英雄纪念碑碑 文，周恩来书写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与会 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由毛泽东宣读碑文。碑 文也是毛泽东草拟，由周恩来书写的，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 　　

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 在多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6 周恩来同志坚持学习毛泽东，这说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 一九四九年周恩来号召学习毛泽东，论述了建国前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周恩来指出：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 的口号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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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九六七年周恩来论述了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也就论述了建国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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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跃进的历史必然及调整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②

[《剑桥中国史》第15卷]

有关大跃进的情况和看法见：历史必然与斗争——大跃进的历史面目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3/74530.html

一九六○年　六月十八日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吨钢。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吨，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个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我感到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的发言谈困难形势和调整，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晚年周恩来]　　

周恩来回答韩丁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9 在周恩来文化大革命重要环节中的作用

始终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　　

见：周恩来十年讲话摘录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3/73737.html

这里只列若干件史实。

（1）周恩来谈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在武汉写的，我是　　七月十一日　　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2）周恩来坚持两个彻底决裂的些重要观点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

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

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66-12]

学到老，改造到老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5]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有那一个国家敢这样放手发动群众，闹这样的革命。列宁死得早，不可能碰到和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世时，控制很严，后期犯了错误，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反而停滞了，他死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有这样大的民主和自由。

[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 1966.09.15]

你们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实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迁徙），…关于结社有三条，要接受党的领导，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例如四个不忘（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突出政治，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总之，是领导、方向、纲领。结社这三条是不可缺少的。大家都是革命的，不能说别人是不革命的。是不是革命的，要在实际行动中去看，去考验。

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身是不能采取消灭政策的　　

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街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你一抄，世界上一报导，说我们的政策变了，要消灭人身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是巩固的。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身是不能采取消灭政策的。毛主席的三大法宝，并没有取消统一战线政策嘛！

严格的自我批评

我在党内四十五年，我受过毛主席教育，帮助我，信任我，给我工作做。我还和民主人士谈过多次，我犯路线错误时，国民党还通缉我嘛？还有康老，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的历史全面地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例如南昌起义，现在还把它定为革命节来庆祝嘛！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没有到农村中去，我犯了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我们夺取了武装。我犯路线错误是六大四中全会，王明亲自主持的。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四年期间，当然我不是主要领导，

最近澳大利亚的希尔同志说：毛主席在建党学说方面有很大发展，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最大的发展。

关于出身成份问题，一看出身成份，二不唯成份论，三要看表现。出身不好表现好，背叛了原来的家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出身问题，要研究家史。我家在绍兴，生在淮阴，两地都承认我的父亲是职员，每月薪金不超过卅元，可是我的祖父、祖伯父和外祖父都当过知县，都是当官的。过去当官的，只有大贪污、小贪污，没有什么清官。我父亲一个月卅元，还穿件皮袍子，他怎么买得起？戚本禹同志劝我改，我革命了四十五年了，改它做什么？我是封建主义家庭出身，如果形式主义就是职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从这场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旧社会的四旧，旧家庭的旧思想，旧习惯影响很深，主要是影响思想。旧社会影响是很深的，一个人要过五关，政治关、思想关、家庭关、生活关、社会关，主要是思想关。因此旧社会出身的人，更要注意学习毛主席思想，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出身好是一好，还要表现好，两好才能保证。有人说，我是天然的造反者，这不符合逻辑。有些就不能造反，乱造反就不好，这不是宿命论吗？这不行。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出身不好更要注意改造。我离家五十六年，从来没有回过家，主席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回去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支持一下他们就会到处吹嘘，就会给地方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6.09.25]

依靠三个法宝，在旧的社会的胎盘上我们诞生新的中国　　

我们从旧社会诞生的新中国，毛主席把六、七亿人口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二十二年的武装战斗当中领导到全国胜利，根据毛主席的话，依靠着三个法宝：有一个坚强的毛主席亲自领导毛泽东型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人民解放军；第三有毛主席亲自所制定的和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样，使中国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取得了全国的胜利，由于这样的革命的法宝的成功，所以，我们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就能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样的不仅把农村中土地改革彻底完成了，使地富分子参加了劳动，进行改造，而且争取团结和改造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这个共产党为领导，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队伍里来，这样便于我们实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改造当中，不断地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批判右派，批判一直到今天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到破四旧立四新，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天才地艺术地掌握了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发展的规律，把这个七亿人口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中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热烈鼓掌）。由于我们这样子把新中国在旧的社会的胎盘上我们诞生着新的中国，所以除旧布新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并且把它你融化在我们新的社会里，这是一个艰巨的事情，伟大的事情，我们设想一想，我们有多少地富反坏右的这样的家庭人数，又有多少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人数，这不是几百万的问题，而是几千万的问题。如果把独立生产都加在一起，就更大了，独立劳动者还是应该还是属于劳动人民，他今天还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组织。但是他还是劳动者，这个应该说在劳动人民的范畴，除了这个以外，这是一个大数量，你要用劳动来改造他，他的子弟当然也要学习呀，当然应该地使他们更多地劳动改造，…你要实现毛主席号召的依靠坚定的左派，发展左派，争取和团结中派，这样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目的，只是把那百分之几的不好的放在外边，来孤立他，分化他，以后来改造他。 [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6.09.26]

民主集中制，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要敢于实行大民主　　

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了，今年又印发了，但未能行通。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

青年一起来，我们就受不住了。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8]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要联系到比赛，联系主席的增强人民体质，联系到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要站得高，看得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心胸更应宽大，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学王杰，有一颗火热的心，贡献出全身的精力。

首先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不要有私心杂念，有个小小的个人得失，就应排除。所以今天临别赠言，是不仅象过去所说的要胜不骄，败不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献出火热的心；要浑身是胆，发扬“五敢”的精神，才能战胜。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修正主义谬论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⑴⑵）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的报告]

10 周恩来使人们难忘的记忆

(1)周恩来终身戴在胸前的一枚纪念章　　

据总理身边的护士郑淑芸回忆：　　

“文革”初期，“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
周恩来忠诚人民：尽心尽力，善始善终 [2008-01-07 08:21] http://jixuie.home.news.cn/blog/a/01010002E05A01D157E87DA5.html　　

（2）周恩来帶领人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情景历历在目

（3）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 　　

'…..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 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智决定 ，我们才有今天…..' 　　

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于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　三月二十六日　--　六月十六日　)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 ，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4）周恩来弥留之言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大概是'回光返照'的缘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精神显得比往日要好一点，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六天后，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周恩来离开了人世。　　

毛主席逝世前语重心长的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 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 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75．6．16．22周恩来给毛泽东 的信证明，在这不多的拥护者中，周恩来就是其中的第一位。他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又最善于明察秋毫，十分担心毛主席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变化与走向。邓颖超同 志弥留之际一直念念叨叨的地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我们认为这两句重千斤的话，其实是同总理相濡以沫几十年的邓大姐，代表了总理 的心声。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历史已经作了结论的，鼓吹周恩来违心者可以休矣,即使那些丑化党史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说毛是掌舵的，是主宰，是精神领袖；那么周则是执行者，是首辅，是内政外交的大管家，正是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最为亲密的战友，他们有分歧难道不也是正常的吗？宣扬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统一和解决了的曾经有过的分歧，唯心的宣扬周恩来违心，他们的目的不外有三：一是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和根基毛泽东，二是相应搞臭周恩来（污为长期违心是他们的一招,《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就妄图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揭露大陆官方高层政治的荒谬、黑暗和凶险，直挖中共政治文化的老根——皇权专制主义），三是为他们政治上出尔反尔和两面三刀辩护，为他们搞个人崇拜扫清道路，借助钟馗演出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剧目。他们自以为得计，而历史将会给他们以无情的回答！　　

最后抄录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作为结尾，我坚信历史将会按照毛泽东的预言而前进，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将会再次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