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听力蒙答案:赵京兴：我的阅读与思考

我的阅读与思考

时间:2011-02-15  作者:赵京兴  

 　　赵京兴，北京四中六六届初三（三）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初因文字入狱，关了三年。一九七三年先做临时工，一九七五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自一九八零起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自一九八六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现为研究员。

  　　引子   　　“文革”十年，我基本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度过的，包括坐班房那三年，虽然只能阅读毛选，我思考的时间反倒更多了。不过由于条件所限，有时“玄想”的成分更重了。有一次“队长”（犯人对看守警察的称呼）把我叫到“小号”（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问我是不是又散布什么唯心主义言论了。我回答说没有。队长提醒我“馒头”二字，我一下子想了起来。   　　头一天上午正赶上每周伙食改善。每天两顿饭，上午九点半，下午四点，由“劳动号”分送到牢房。为落实毛主席把犯人当人看的人道主义指示，“队长”宣布，每周改善一次伙食：除了照例每餐一碗汤菜外，馒头代替了窝头。每到这一刻，总会引起一阵莫名的激动，本不准随便说话，馒头一到手，大家话就特别多。   　　大家正欣赏那白白嫩嫩的馒头，我和另一个“政治犯”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馒头掰开前里面是否有颜色。当时社会上正在批判陈伯达，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认为，馒头掰开前里面是无所谓颜色的，颜色是光与物质作用后留给我们的视觉印象，而馒头掰开前见不到光，虽说具备反射全波段可见光的属性。我罪加一等：宣扬唯心主义，这回和马赫挂上了钩。   　　一、为什么读书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六岁，在北京四中读初三。在我看来，“文革”似乎有一种必然性。“要末在沉默中爆发，要末在沉默中死亡”，如果把其中的“沉默”改为“沉闷”，就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在“文革”前几个月的日记中，我用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概括我的深切感受——我们将面临的是一场时代的疾风骤雨，甚至已听到遥远地平线上的滚滚雷声。在同一篇日记中，我用高尔基《海燕》的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结束。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如今回头来看那段历史，正是学校教育的危机触发了一个少年学子的内心矛盾，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终于走上一条不归路。   　　按教科书和老师的讲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美好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事实并非如此。四中一大特点就是高干、高知子弟云集，父辈包括部长、将军，教授、工程师，甚至国家领导人。要说绝大多数很低调，很平民化，但不经意的一举一动却透出生活的富裕与优越——他们显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等级。而我，父母都是工人，每月收入加在一起才一百零八元（这在他们厂已算高工资了，他们以此感到自豪），要供养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吃饭穿衣，特别是按时缴学杂费书本费，还是紧巴巴的。他们不是政治口号中那种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公私合营前靠小裁缝铺糊口谋生，合作化后进了工厂，成分只是“独立劳动者”而已。与许多同学的家庭相比，我家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差了一大截，除了下意识的自卑外，也让我深感困惑。   　　还有一件更让我痛苦的事。当时在学校，对人生观教育抓得非常紧，不仅老师课上课下讲，还让我们读了大量《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一类的书——不仅是完美无瑕、高尚的一生，还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让我感到绝望的是，按此人生标准，这辈子看来都无法企及。我往往既是自己的心灵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内心折磨得支离破碎，为自己乱七八糟的想法而羞愧，甚至恐惧。   　　无人可请教，更不敢问老师。在“文革”前不久的一次政治课上，我问政治老师“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老师一脸茫然。要不是他素知我这个人常有古怪念头的话，我很可能会被打入反动学生的行列——居然敢质疑这样普通的政治常识。   　　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读书，读文学、读哲学。我在初二读过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希望从中找到答案，可书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思想无出路的苦闷与循规蹈矩的课堂生活的反差，让我备受煎熬。“文革”终于爆发了，它首先宣称砸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让我获得某种解放感——至少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寻找答案，不必再照本宣科了。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在同学中流传，他鼓励青年人看点“封资修”，要“钻进去再爬出来”，这对我鼓舞很大。虽说在我从未在阅读上设限，但有了“尚方宝剑”，我可以堂而皇之把托尔斯泰《复活》摆在晚自习课桌上，没人敢说三道四。   　　某些书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倒不是书中有什么现成的答案，而是那些作者的处境跟我差不多——在思想的泥潭中挣扎，我引为知己。从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和康德，我在他们的书中读到别人读不到的东西。即使艰深晦涩如黑格尔、康德，写的其实都是个人的思想历程。有一次赵振开（北岛）问我，听说你读哲学就像读小说。我不记得是怎样回答的了。但我确实觉得二者没什么区别，《精神现象学》是另一种形式的小说，只不过是用哲学概念讲述的个人故事。   　　二、《出身论》与遇罗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大串联”已接近尾声，我和几位同学组成长征队，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徒步旅行。我们从北京出发，翻越太行山，穿过山西，进入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最后到达延安。“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一样，解开了我脑袋里的种种谜团。在我看来，认识世界是需要“眼睛”的，否则除了现象，你不可能发现背后的意义。所谓“眼睛”，指的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能力。事实本身不会说话，认识既来自客观也来自主观的认识能力。这是我在那一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后来我在《哲学批判》中做了系统阐述。   　　一九六七年年初，我们从延安回到北京。在一份《中学文革报》上，我读到《出身论》，当即写了大字报，署名“牛虻”，支持《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主办这份报纸的是“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其实背后就那么几号人。头头是我校高二（二）的牟志京。我和刘力前、刘新等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支持《中学文革报》。   　　有人通知我说，“老红卫兵”要在北兵马司胡同举办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我和刘力前等人前去应战。据说那是叶子龙的住宅，被没收后成了“老红卫兵”总部。会议室很大，能容下五六十人，挤得满满的。作为主辩方，我们坐在长桌的尽头，辩论对手围坐在桌子四周，后面站满人群。当时我并不知道遇罗克也在场，他在窗外观看。   　　在辩论会上我说过什么，早就不记得了。作为主辩手，我临场发挥不错——思维敏捷，引经据典，外加一摞马列毛经典著作在桌上压阵。我方显然占压倒优势。这引起遇罗克的注意，他随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四中。但他把名字误写成“赵金星”，正好我校有个高一的同学叫这名字，信先到他那儿，辗转了一个多月，才落到我手中。   　　遇罗克在信中以鲁迅为例，讲述了伟人的悲剧命运——往往被后人利用，失去他们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显然是对当时极左派对马列思想歪曲滥用的不满。结尾处，他邀请我去他家一叙。   　　就在不久前，由于某些同学家长得知遇罗克的家庭背景出面干涉，“红旗”战斗队集体退出《中学文革报》的活动。对此，我深不以为然，还是如约去了他家。   　　他住在山墙与院墙的夹道中搭建的小屋里，除了床，还有写字用的小桌，墙上有两层木板的简易书架，放着哲学、历史、文艺理论书籍，其中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正在找这本书，他借给了我。没想到这书和它的主人命途多舛——书从我家被抄走，遇罗克和我锒铛入狱，他不幸蒙难，书再也没回到主人身边，恐怕早已成了纸浆。   　　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谈锋犀利，阅读范围广。在我们交谈中几乎未涉及《出身论》一文，我相信《出身论》只是他思想中极小的部分。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辩论。他当时是工人，按今天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嘴唇很薄，用词犀利，咄咄逼人，激发了我辩论的热情。我们享受着思想交锋与词语撞击的快感。   　　我还参加过由遇罗克发起的一次郊游，参加者多是中学生。我们一起骑车去爬香山。他那年二十五六岁，似乎还没有女朋友。他是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兴致勃勃，爬山时总是走在众人前头。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狱中得悉他的死讯。同号们都认为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在批斗中，我的罪名之一就是与《出身论》和遇罗克的关系。而我们这些支持过《出身论》的中学同学都逃过这一劫。据说与戚本禹有关，他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讲话中表示，对涉案《出身论》的中学生概不追究。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出身论》对特权势力造成建国来从未有过的冲击。其实，出身只不过是特权势力把持特权的一张牌，据我所知，至今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解读《出身论》。相反，人们往往把悲剧解释成闹剧。遇罗克几次临刑前宣称有重大问题交待揭发，以期延缓刑期等待转机。不少人解释为遇罗克惯有的机智，使之看上去如同闹剧。在我看来，他一定怀有真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行为与“文革”发起者的动机是一致的——矛头指向特权势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可以说，一代人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特权势力，否则改革开放不会那么顺利，但真正对中国特权势力造成冲击的不是“文革”，而是改革开放。在引入市场机制后，金钱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地打击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特权势力。但在那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探索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恐怕就是悲剧的根源。   　　三、北京图书馆   　　一九六七年年中到一九六七年底，正当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北京图书馆对外开放了。除了被列入淫秽图书如《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作品外，一律敞开阅览。这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恐怕难以置信。   　　那一段时间我风雨无阻，从不缺席。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我带上干粮，来到北海公园旁的北京图书馆大门外排队。为了确保每天都能进去（每天只发两百多个座位号），并继续借到头天没读完的书，唯一的办法就是早去。最难熬的是冬天，在严寒中站上两三个小时是一种考验。北京图书馆就在中南海北门对面，那里日夜有人站岗放哨。警卫战士对与这些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学生很是好奇，最初常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历哲书籍，还结交了各路朋友——交流思想，分享读书的喜悦。而北京图书馆最后关闭像开放那样突然，那些朋友大多不知去向，后来保持来往的只有林大中、林大庆兄弟俩。林大中长我几岁，那时是北京摩托车厂技术员，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文艺批评，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很有研究。林大庆小我几岁，借阅的主要是乐谱和俄罗斯文学，他长得如我想象中的《白痴》里的梅茨金公爵，后来进电影学院，最终成了电影导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关于中国阶级划分问题的讨论。   　　当时都自带干粮，图书馆提供白开水。一到中午，大家就聚在大厅或楼梯拐角处，边吃边聊。一天，我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同学聊起马蒂厄的《法国大革命史》。他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只有官民两个阶级。那时我倾向于用社会力量来描述中国不同的社会集团，认为用阶级这概念已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即使用阶级概念，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结构仅仅分为官民两大阶级似乎过于简单化。尽管如此，这一观点在我脑海里萦绕了多年。后来我的研究结果证明，对于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来说，它离真理的门槛最近。   　　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图书馆关闭了，我的读书生活并未中断。我常常泡在旧书店；或在废品收购站，从别人手里买下当废纸处理的旧书；或与同学互通有无，他们几乎个个都是书痴。   　　为了写这篇回忆文字，我特别翻阅了近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1909-2009)》、《中国国家图书馆大事记(1909-2009)》，发现对“文革”期间北京图书馆开放一事要么一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我猜想，这些书的编著者实在无法解释，在一个“焚书坑儒”的年代，为什么北京图书馆还会对外开放？   　　四、大字报与隔离审查   　　从“文革”爆发到一九六九年初，我总共写过三张大字报。第一张是我和同班同学刘力前一起写的一份声明，缘由很简单。刘力前的父亲是全国总工会的普通干部，我父亲是“独立劳动者”，都不算红五类，也非黑五类，我们认为剥夺我们参加“大串联”的权利违背毛泽东思想，按当时的逻辑就是“造反有理”。我们俩说干就干，光天化日之下撬开那间代表权力的办公室，取出公章，一连盖了好几张外出证明信。这势必招来红卫兵组织的质问和围攻。为说明我们行动的合理性，我奋笔疾书，写了这张大字报。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一次造反行动。随着读书兴趣日益浓厚，我参与社会实践的冲动越来越小，或者说读书就是我最热爱的实践。   　　第二张就是上面提到的支持《出身论》的大字报。第三张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时间应在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发表不久，即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初，为了申明我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也过于胆大妄为了：不仅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还敢公然与学校工宣队叫板。由于熟读毛主席著作，用起来得心应手，我首先从概念上阐述毛主席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含义，然后引用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有三种形式，一是走马看花，二是下马看花，三是安家落户。我在大字报中写道，即便是安家落户，也不是你们所说的上山下乡——纯粹为解决就业问题。而我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照样可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爱抠字眼，注重如何正确理解经典作家所用的概念，尤其对“文革”中流传的毛主席指示，我认为这也是他一贯倡导的学习方法。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就特别强调过“党内共同语言”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是下面的人不了解毛主席的语言，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自认为真理在握，更加理直气壮。   　　本来“工宣队”对我整天捧着《资本论》而不学毛主席著作就极不满意，质问我“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却要读‘资本’论”。这张大字报正好提供了借口，正赶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们把我抓进学校，隔离审查。那是一九六九年春节前，关押在四中音乐教室小院。自“八一八”以来，那里一直关押着“牛鬼蛇神”，后来都是所谓有问题的老师。我被关进去时，廖锡瑞老师还关在那儿。和我前后关押的还有黄其煦和史康成，还有其他人，名字都记不住了。   　　那时廖老师似乎刚满四十，在我们眼里已是学富五车的老先生了。他是我们班语文老师，总能带来某些课堂以外的新知识，比如“莱塞”（激光）。让我记忆犹新。我们亲热地称呼他廖先生。在关押期间，他的房间就在对面，每天他总是低着头被几个学生带去劳动，却没有机会打声招呼。改革开放后，廖老师连续三年带出北京市的高考状元，后来在北京办了所高考复读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前几年，我们班部分同学还为他庆贺了八十大寿。   　　我和大康（史康成）那时还不太熟，只记得他有一次用暗语告诉我外面发生的事。黄其煦是初三（一）班的，因为鼓捣无线电发报机，被派出所以“特嫌”之名送到学校，他和我同年级，时不时能聊上几句。掌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组织了几次我的批斗会，除了针对那张关于上山下乡的大字报，以及我的日记片断，再就是我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提纲。幸好阴错阳差，批斗我的人尚不知《哲学批判》的存在。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写在《哲学批判》之后，手稿早已遗失。我能记起的主要观点有，一是农业的社会化问题，以及社会化必将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这在我的《哲学批判》中有所反映；二是关于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我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工农业之间缺少社会化的联系，从而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社会主义要想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必须实现包括农业和工农业关系在内的生产社会化。农业社会化主要是因地制宜基础上的分工，而发展商品经济是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银行的作用是对整个社会资金进行管理，从而在资源分配上发挥核心作用。我后来报考研究生时选择货币银行学专业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今天，从一名职业经济学工作者的眼光来看，这一想法与其说是研究结论倒不如说是猜测更恰当，它来自于我对历史逻辑的认知，既缺少严密的经济理论基础也缺少经验材料的支撑。   　　批斗我的人认为提出这些观点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原因很简单：毛主席没说过。为了自我辩护，我只能说，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这下更是罪加一等，因为触犯了林彪的“顶峰论”。   　　对“工宣队”的种种作法，我认为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原则，故决定上告。   　　被关押近一个月时，我趁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厕所紧挨着院墙，由于院墙很高，几个看押的学生放松了警惕。我经常练单杠，一个引体向上就轻而易举翻了过去。我一路狂跑，找同学借了点儿钱，冲向永定门火车站，搭火车直奔白洋淀。   　　上山下乡早在一九六七年底就开始了。到了一九六八年，大部分同学已在学校安排下去东北、内蒙、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或山西、陕西的农村，剩下的少数人自找门路。有两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一个是东北的莫里达瓦，一个就是河北的白洋淀。这两地不仅收入高，且风景优美适于生存，一个是草原牧区，一个是北方的鱼米之乡。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等校的同学，于一九六八年陆陆续续到白洋淀安家落户。其中有我的女友陶洛诵。这里后来还出了一批诗人，像多多、芒克、根子。          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的学生，也是《中学文革报》的一员，我是在卖报时认识她的。由于顶不住校方和街道的压力，一九六八年底她和几个女附中同学来到白洋淀插队。我曾在这儿住过几天，和当地老乡的关系不错，也算是“下马看花”。逃脱后，我自然首先想到白洋淀。   　　陶洛诵住在名叫邸庄的小岛上，那是个仅有几百户的渔村。在这儿插队的还有的三个女附中同学，后来她弟弟和一个我的同班同学也来了。一度招来不少北京的地下诗人和画家，留下足迹。   　　话说回来。我一到白洋淀，立刻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申诉信，又返回北京把信寄到中南海。我住在同学家，既没钱又没换洗衣服，只好打电话找我弟弟，我弟弟告诉了我父亲。他是过来人，知道逃跑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把我送回学校。不过没多久“工宣队”就把我放了，估计是申诉信起了作用。“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时说，四中再有两个像我这样的，他们就得卷铺盖滚蛋。这里的“得”是老北京话，发“děi”的音，意思是“不得不”。   　　这次虽把我放了，但还是埋下了祸根。没过一年，“工宣队”找了个碴儿，把我直接送进了公安局。   　　五、《哲学批判》与牢狱之灾   　　我对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初二就看过我大姐上中专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读本。我也喜欢文学，尤其偏爱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鲁迅等带哲理性的作品。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后期，我系统地阅读了西方古典哲学的译作，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加上更早的培根、洛克、贝克莱，以及古希腊哲学家的篇章；当然还有马克思（包括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罗汉诺夫。为吃透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我用很长时间钻研《资本论》。   　　通过阅读，我对哲学有了独立见解，并提出自己的哲学命题。我有抄书的习惯，把我喜欢或认为重要的文字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并每天写日记，整理一天的思想。有一阵，我为自由与必然这对哲学概念着迷，它们在辩证法中居于特殊位置。每天夜深人静，我进入沉思默想的特殊状态。有一天我用日记的形式整理自己的思想时，一个命题“人的本质就是对必然争取自由”脱颖而出，没有逻辑推理，突如其来，就像闪电照亮大海。那一刻甚至伴随着生理上的亢奋，对我来说是难忘的精神历程。   　　上述命题成了我的《哲学批判》的核心命题。   　　按今天的眼光，《哲学批判》只能算是一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而我却是按哲学专著的形式处理的，分成上下两卷，外加一篇序言。上卷为“哲学的认识”，包括“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两章；下卷为“哲学史”。全书是按对立统一的辩证结构铺排的。我认为，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真正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只是从现代开始的。“哲学史”的两章分别论述了我认为是现代哲学代表的英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已不属传统哲学范畴，并未专门论及，于是另辟“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与人本主义哲学”的附录。   　　之所以称为《哲学批判》，主要是在我看来，认识论哲学最终必然演变为人学，即以人的活动（实践）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则是传统认识论哲学的顶峰。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哲学，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传统哲学，即使是认识论哲学，实际上已被扬弃了。这里批判一词的潜在含义是“终结”，模仿《资本论》副标题的用法——政治经济学批判，随着无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诞生，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政治经济学已经终结。   　　认识既然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那么进一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这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西方古典哲学内涵的发展方向，在“哲学史”部分我试图发掘的就是这一内在逻辑。   　　在“哲学原理”部分，我首先把哲学定义为“是研究人的活动规律（或者说人的本质）的科学”，再进一步把人的活动（实践）规律归结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这是一个分析综合的过程，概念与认识正是通过这种分析综合获得的。实践就像眼耳鼻舌（医学上称为分析器官）一样，同样是人的“分析器官”。这是《哲学批判》的核心思想，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并说明其创新之处及在哲学中的意义。这是我最珍视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我的哲学专业知识的部分。   　　《哲学批判》的写作始于一九六八年七月，每天写几百或上千字，至十月底才完成。这刚好是我预定的时间——我准备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陶洛诵。用一本哲学著作作生日礼物，一是浪漫，二是把我的心得与她分享，尤其她正处在对人生对社会无限困惑与迷惘的阶段。按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阶梯式，我在扉页写下：献给我亲爱的朋友不倦的真理探索者陶洛诵。   　　陶洛诵把《哲学批判》借给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她们似乎对“历史哲学”部分更感兴趣，恐怕因为包括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劳动史，从劳动引出分工，再由分工引出阶级，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改造，需要“用商品经济来打破农业个体的自给自足生产的桎梏”，从而使农业像工业那样实现社会化生产。只有如此，人类才能进入到一个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   　　这正是陶洛诵的理想。她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文革”一直被批斗，她对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感到厌恶。我想告诉她的是，不理想的现实是某些人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这只不过是小小的插曲，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其实这部分是受逻辑与灵感支配，涉及现实的思想完全脱离现实，不仅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纯属异想天开，在结尾处展现的未来社会更是遥不可及：“整个人类劳动将用强大的工具体系为自己与自然建下巨大的屏障，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劳动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把它刻成蜡板油印出来，谁想到闯下了大祸。当时公安部门正在追查一份油印的反革命传单，首先追查油印机、蜡板等设备材料的来源。那几个师大女附中同学如惊弓之鸟，试图把油印机从学校转移出去。她们用塑料布包住油印机，送到余永定（他也曾是四中的学生）的家。多年后，我在社科院再见到余永定，才知道故事原委，为此他还受到牵连。这一神秘举动难逃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的眼睛，很快就报告了公安局。   　　由于没有经验，那几位女同学又把蜡板扔进插队所在地附近的井里。对此我一无所知。   　　一九七零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和陶洛诵在我姐姐家刚吃完饭，突然一帮我们学校的人闯进来，把我带走。到四中不久，来了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把我铐起来，塞进轿车。   　　到西城区公安分局已深夜十二点多。搜身登记随身物品后，警察把我带到一间木栅栏监房，那小门弯腰才能进去。犯人分两排躺在木地板上，头冲墙，脚对脚。后来才知道，这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虎笼式牢房。犯人们被惊醒了，纷纷坐起来，为我腾出地方，我终于靠墙坐下。没过多久，第一次提审开始了。那是个高大壮实的警察，提审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称费尔巴哈为唯心主义，我纠正他说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我还引用了宪法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自己辩护。这让他极为震怒，没几分钟就把我押回监房，上了背铐。一戴就是半年，除了上厕所，吃饭睡觉都不打开。   　　第二天上午，我听到陶洛诵的声音，她在院里大声向队长提出什么要求，显然是告诉我，她也在这里。出狱后才知道，公安局本来并没打算抓她，而她坚持“不论到哪儿”都要和我在一起，结果作为同案犯也被关进来。   　　和我关在一起的几乎都是所谓政治犯，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没有这个字眼。犯人自然而然被分成两类：刑事犯和政治犯。我有大约十多个同号，包括前西城公安分局局长，北京医学院大学生，女六中语文老师，其他几位也都因思想或言论而获罪，只有一个所谓“老炮”（即长期关押的老犯人），是国民党军政人员，解放后被捕入狱，“文革”中趁乱从劳改农场跑出来，再次被捕后暂时羁押在这里。   　　刚入狱那几个月，社会上“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运动正轰轰烈烈，几乎每天都把我拉出去批斗。从四中开始，向四周延伸，几乎遍及西城所有的中学。每次批斗，都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上有背铐，下有脚镣。我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与其说是被批斗的反革命，倒不如说更像被押往刑场的共产党。我成了活靶子，只要社会上的运动流行什么罪名，肯定都安在我头上。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架着我胳膊，低头弯腰，汗珠子往下淌，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我也不想辩驳，麻木如道具，似乎那是别的什么人不是我。我相信，我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迟早会被释放并得到平反。   　　再往后的故事，超出本书限定的时间范围，为了给读者个交代，还是简单说几句。在西城分局关押了三年，仅提审三次。据说，起初不相信一个十八岁中学生能写出《哲学批判》这样引经据典、自成体系的长篇巨作，上面指示一定要查出背后的黑后台，花了大量的人力进行外调而一无所获，于是送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专家审查只得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结论（这可能是当时最善意的“罪名”）。一九七二年年末，离新年仅隔一天，我终于被释放了。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在当时是常用的说法。除此结论，实际上还有一个内部结论，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但因此我被剥夺一九七八年第一次报考研究生的考试资格。直到一九七九年六月，我才接到西城分局书面的平反通知，肯定了我写《哲学批判》的大方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遇罗克已平反，参与《出身论》不再构成问题；关于那张大字报，由于知青已大批回城，上山下乡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已得到社会公认。他们还把没收的《哲学批判》手稿还给我，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对话》的手稿则遗失。   　　陶洛诵早我半年出狱，重返白洋淀插队，在小渔村做民办教师。我出狱后做临时工，空余时间重操旧业——阅读与思考，只不过改变了阅读方向，从哲学转向经济学。促使我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看到周边的工人、农民是多么渴望过上好日子——白洋淀农民为住上新房，顶着烈日，围海造田般用河泥筑成一块块宅基地；北京家庭主妇把劳保手套拆成线，再一针一针钩成装饰窗户桌面的针织品。此情此景，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