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结盟自主招生 重点中学尖子生瓜分名额

　　高校“掐尖儿”联盟战

　　2月19日起，全国范围内近20万通过自主招生联考初审的考生将陆续走进各大城市的考点，开始高考之外的另一场规模最大的“小高考”，最终获得录取资格的考生，将获得高考成绩5至30分的优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场国内一流高校对各中学“尖子生”的“组团”捕猎。

　　自2003年正式实行自主招生考试，自此变成三大一小的四个“联盟”。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领衔的两大阵营，尤为引人关注，好事者为其树立起了竞争意味十足的旗帜：“华约”“北约”。

　　然而从单打独斗的各自为战，到集团考试的联合招生，对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乃至教育制度，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仍然未知。事实上，真正的战斗或许不应该发生在“北约”与“华约”之间，而应该在各大高校与中国现行应试教育体制之间。

　　2011，高校站队

　　2011，国内高校能否迈进“分层次”招考的大门

　　本刊记者/崔晓火

　　和全国的应届考生一样，排名年级上游的江苏高三考生靳雨婕(化名)，向往大学里的学术氛围和自由气息。在她最喜欢的学校，她可以求知，可以谈恋爱不被老师骂，可以一觉睡到很晚。

　　于是，当今年自主招生联考的消息传到她所在的班里，全班沸腾。每个人都像忘了复习，热烈点评着“华约”“北约”“卓越”结盟的大学，那股劲似乎不亚于挑选对象。

　　但是当“靳雨婕”们着手报名联考，自主招生复杂而苛刻的申请过程却让他们纷纷清醒，想被心目中的大学录取，远比他们梦中畅想的要复杂……

　　结盟，大势所趋？

　　1月末，正当中国高校对优质学生的“捕猎”迅速升温，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办主任曲铁军却在组织几十名教师和同学埋头做一件事：往32000个信封里装发票。

　　这些印着“200元”统一考试费的凭证将从哈尔滨发至首次参与“卓越人才培养合作”自主招生联考(以下简称“卓越”)的9所高校、25个考区，再转发到考生手中，整个过程不能出错。单是通过审核获得哈工大初试资格的考生，就从去年的4000人增加到今年的5000人；而参与联盟9所学校初试考生的总数则达3.2万人，规模前所未有。

　　哈工大负责“卓越”高校联考的开支，工作琐碎，方法也有些很原始。曲铁军坦言，联考给他很大压力。“自从有了(联考)这工作，就没怎么轻松过。”这位招生办主任说。

　　与他相似，许多高校人士在面对2011年自主招生的激烈场面时，也感到应接不暇。

　　2003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行自主招生，结束了此前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只能在每年同一时间进行招生考试的历史。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通过申请与评定，提前确定意向高校的录取名额，并在最终录取时得到最高20分的降分优惠 。

　　因为略微触动了“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此举一度被誉为“我国高招制度的破冰之举”，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也很快从最初的22所增加到2010年的80所。不过，自主招生考试渐渐成为另一项负担，为了争取考上心仪的高校，准备高考之余，许多高三学生还要另外准备各种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自主招生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2009年起，北大开始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少部分高校也开始小规模的联考。直至2010年，终于演变成全国高校大规模地联盟，形成了三大一小四座阵营。其中，单是以清华为首的“华约”和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北约”，便集中了大陆地区传统实力较强的19所高校，以及去年世界排名第21位的香港大学。

　　有人预计，2011年，是中国高校选择站队的一年，也将是招生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多位高校招生办公室主任在谈到本轮结盟时，都提到去年11月召开的教育部与国内主要高校招办负责人的研讨会。“希望联考的学校坐在一起商讨考试的流程、形式和考试时间。”今年加盟“北约”的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丁光宏教授说，“而且是北大、清华分别组织会议。”

　　也有不少高校的招生负责人现场向三大联盟提出了加盟要求。但领衔的清华、北大和同济考虑到联盟内高校的匹配度和操作性，没有答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会人士形容说：教育部的会议成了自主招生的交易市场。

　　高校希望通过结盟来进行自主招生，主要因为，单独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正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单打独斗式的自主招生考试，每年都要耗费上百万元考试经费，漫长繁冗的自主招考过程也让考生、家长甚至中学校长苦不堪言。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单独命题的考试，无论结果的公信力还是命题的科学性，都频频受到质疑。

　　2010年7月，《新华视点》曾长篇报道高校自主招过程中的乱象，揭露自主招生过程因操作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权力寻租及少数内部人徇私舞弊的现象普遍存在。

　　而且，这种制度并未脱离以考分评价学生的桎梏，高考成绩和近乎僵化的“分数线”在决定一个考生命运时仍承担主要作用，因此，在自主招生制度诞生不久，便有教育界人士指出，自主招生不过是“戴着镣铐舞蹈”的“伪自主招生”。

　　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度，本来使人为之振奋——那些被现行高考制度埋没了的偏才、怪才有可能借助这一制度脱颖而出。因为如果没有破格录取，就没有钱钟书、华罗庚、季羡林、闻一多、吴晗、曹禺、臧克家这些大师，他们都是被慧眼识才破格录取入学的，北大的试点无疑将再造这样的奇迹。

　　但这项推荐制度刚实行两年，便屡遭诟病，获得中学校长推荐的，仍是那些在各项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却忽视了“偏才”“怪才”等具有特殊潜力的人才。

　　一位见证自主招生发展历程的高校招生人士坦言，虽然近十年来自主招生未出现重大的“事故”，但越是下游的高校，自主招生的程序就越受质疑。自主招生联盟形成的动力，正是各高校要改变这种无序而繁琐的局面的强大希冀。

　　“联考的最大意义，是实现统一考试成绩的多元化使用，也使考生获得更多的机会。对于不同高校，分数不同的甲乙两名学生，有的高校会选甲，有的会选乙。”曾参与设计联考制度的清华大学招生办原主任孟芊说。“联考所做的是把考试内容的共性和高校选拔标准的个性结合到一起。”

　　多年关注自主招生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教授郑若玲认为，“由政府或专业考试机构主持的统一考试，或者由若干同类院校共同主持的自主招生联合考试，无论从命题的信度、效度还是从严密性、权威性、效率方面等，都将高于各校主持的单独招考。”

　　在她看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自主招生联盟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联合确实有其优势。

　　实际上，去年清华首次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四所高校进行联考，笔试人数逾3万，北大紧随其后，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香港大学展开自主招生考试，应考学生也达1.2万。两大名校的自主招生“战绩”都足够出色：清华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了200人，占当年录取计划3360人的6%；北大则招收了280人，占录取总数2780人的约10%。

　　正是在这个颇为光辉的成果下，各大高校都看到了自主招生联考的效益，因此纷纷加盟，使得自主招生演变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甚至香港大学也加入进来。港大招生主任郭瑛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港大希望看到自主招生的范围继续拓展，不排除明年会与更多内地高校联合自主招生。

　　“掐尖”大战？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以多样化选材设计目标的自主招生联考，却正在变成高考前的“掐尖儿”大战。

　　首先是抢占考试时机。“多极”联盟尽管在2月进行的笔试时间安排上费尽心机，但仍然躲避不了有意无意的“撞车”。

　　最初，“北约”与“华约”都将初试时间定在了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周六——2月19日。一番协调后，“北约”将考试日改在2月20日。不过这一天正好与北京“学院路五校的联考”撞车，部分考生不得不“二选一”。

　　时机之后，是生源。

　　据自主招生联盟的初步公布的统计显示，“华约”“北约”两大联盟获得自主招生笔试的考生合计约达10万人，较去年约增40%。不过，这种增长主要出现在重点中学，且越是名校，学校获得的推荐名额越多。

　　安徽省重点中学——合肥市第一中学，就在自主招生报名期间意外地收到了复旦大学的来函，提出追加10个自主招生指标。“北约”成员复旦大学在这封特快专递的信函中表示：“所有获得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也可以增加报考复旦的自主招生考。”

　　对此，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解释说，复旦大学并非是追加考生名额，只是希望给予部分被中学控制选择权的优秀生更多机会。

　　但一流高校招生的名额仍然稀缺，也使“名额”问题成为对今年自主招生联考最大的质疑。

　　了解自主招生的人士都了解，考生自荐的名额在自主招生总人数中，非常稀少；大部分自主招生的指标都分配给了全国各地的优质高中。清华、北大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源基地均超过千所。高校也并不是将所有报名考生按成绩排名筛选，而是以省为单位，按一定名额分配，分配标准则是历年高考录取的排名情况。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在基础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地区，几乎不需要太多回合，自主招生的名额就被重点中学的“尖子生”瓜分完毕。

　　名额之争也从高校传递到中学，排名靠前的学生最先获得推荐资格，轮到普通学生时，选择已经不多。虽然一个考生可以报考同一联盟中的多所高校，甚至是不同联盟中的若干所高校，但除非个别实力“强大”的学生，中学往往只允许一个学生报考一所高校。想要以个人自荐的形式报数一数二的名校，通过初审者只是凤毛麟角。

　　一位北京应届生通过了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初选，她母亲表示，她认为高校之间也存在某种“默契”：名校要的学生，弱学校不会抢；弱校要的学生，名校也不感兴趣。

　　高校招生人士证实了这种说法。“这个原理类似多层过滤纯净水。名校的人才门槛最高，过滤层也最多，其他学校则依照座次逐步放宽入门标准。初试之后，各校从强到弱，筛选学生，不夺人所爱。”一位联考高校的招生人士如是说。

　　面对名额分配的质疑，一位资深招生人士指出，这是各界夸大了自主招生联考的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所有高中毕业生都能公平参与的实际上是高考，联考所要做的是集中高层次学生，进行一次真正能考察他们能力的分层次考试。”这位人士说。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招生人士解释，高校延揽成绩优秀的“尖子生”和“状元”，本身无可厚非。“应该说，多数尖子生还是很优秀的孩子。”当然，他也承认，“尖子生”不是唯一优秀的群体，但有时，高校的“状元情结”和“掐尖儿”行为，也和社会对高校的期待，以及高校对自己的定位有关。

　　各高校似乎也正在努力扭转这种局面。比如，清华大学今年首次提出在未获得校荐资格的考生中，推出倾向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考生的“B计划”，试点包括新疆、湖南、江西、广西、甘肃、四川、陕西和海南等八省区，其中湖南、四川、陕西均为高考大省。

　　不过，这种新办法也引起警惕。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省区，这些多分配的名额仍然可能被用于补充给重点中学，而非缺乏名额的边缘地区中学。

　　前景模糊？

　　“自主招生笔试，除了多了一些偏题、怪题和难题之外，与高考真的不同吗？较大规模自主招生联盟的出现，提高了自主招生笔试环节的效率和便利，但与此同时，也使得自主招生的笔试更像另一次高考了。”去年12月2日，几个联考联盟宣布招生简章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该校网站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直言：自主招生实际效果与期望之间还有不少偏差，且当前自主招生本意就是针对少数考生的，与占全国千万名99.9%的普通高考生没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如此，已具备自主招生资格的农大并没有参加任何一个联盟。

　　自主招生制度，正被部分评论称为“应试教育同一个母鸡下的蛋”。教育界人士提醒，如果考试内容和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没有明显突破，国家办学体制下的高招制度难以前进。

　　“对学校而言，目前的自主招生，就是‘抢生源’的一种手段，这是自主招生的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期望目前大学的自主招生，能录取偏才和怪才，不过是不了解自主招生制度设计的一厢情愿罢了。”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评论道。

　　面对不完善的体制，国内的高校做出了不同选择。清华、北大等名校选择适应现实，通过结盟积极圈定生源，而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58所“985工程”重点高校，却选择暂时不参加任何联考。

　　高校人士分析，部分高校对自主招生联盟的“围观”心态，从侧面反映了自主招生制度在现有高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方向不明，前景模糊。

　　一所位于北京的重点高校招生办主任坦言，在中国现行制度下，自主招生制度必然会产生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人才评测标准、公正透明度等现实问题让目前的自主招生与其初衷渐行渐远。高考、自主招生考试对考生的分层作用还不明确，自主招生未来的形势让人捉摸不透。

　　“我们拥护自主招生作为高考的必要补充，但目前不好说自主招生的前景。”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招生人士表示。

　　正当自主招生联考有扩张之势时，教育部谨慎地收紧了自主选拔录取政策，重申“自主选拔录取招生人数控制在试点学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使自主招生的局势更加不明朗。

　　厦门大学郑若玲教授认为，教育部重申这条规定，将使得获取自主招生优惠资格的机会下降，竞争将更加激烈。

　　但另一位高校招生人士则怀疑这项规定的效果。

　　“在此时，教育部的这一脚‘急刹车’来得有点突然。一些刚适应自主招生的高校也许来不及减速，甚至产生反弹。”他说。

　　实际上，这一规定早在2003年便随自主招生试点同时出台，但教育部一直未强调其执行。随着高校自主权的逐步扩大，这一“红线”逐年被各校突破。教育部态度的强硬，并未阻止参加联考的高校探索规定的灵活度。部分联考高校在招生简章中表示，“若学生报考踊跃且生源质量高，总人数将适当增加。”

　　有多位参加过教育部招考制度会议的高校招生办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对于今年自主招生联盟的实际态度为“不鼓励”。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仍在跟踪和评价自主招生的成效，但教育部不宜对自主招生的现状做出公开评论，因为事情往往会“越说越复杂”。

　　但教育人士也指出，当前高校之所以对自主招生如此狂热，有部分原因也是在国内拥有越来越大市场的海外优质高校。

　　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中学里，每所学校均有应届毕业生选择留学。外语类中学尤其显著，近两年的毕业生中，有两至三成的学生选择离开中国本土继续深造。

　　而根据去年10月，国内培训机构启德教育针对14座大城市近17500余名学生和家长的调查，近20%的高中生计划就读海外本科教育，其中不乏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  ★

　　(本刊记者王婧、刘子倩，实习生董涛、沈茜蓉对本文亦有贡献)

高招改革症结：选出真正的人才

　　高招改革症结：选出真正的人才

　　是“大一统”，还是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如何设计好测评人才的“标尺”，是未来中国高招改革的关键

　　本刊记者/崔晓火

　　招生季的高校招生办公室处处堆放着蓝色EMS封套。从国内各省快递来的考生简历，几乎每所高校都有数千份。未通过初审的简历堆在一旁，通过的则锁在以省份为单位的柜子中。

　　这些格式相同的申请材料，如不是学生的籍贯和照片明显不同，几乎看不出差异：从年级排名、期末成绩，到获奖情况、自荐文书，几乎千篇一律。

　　英国生态学家约翰。马金诺(John.MacKinnon)曾就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打过一个经典的比方：一个书架上放着1000本同样的书，每本定价20元，其“硬价值”是2万元；而如果每本书内容都不同，虽然总价值仍然是2万元，但其“软价值”远大于前者。

　　如今，已有教育人士认为，多样化的生源群体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犹如这些定价相同、内容各异的书籍汇集后产生的“软价值”。目前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目标，也应以兼顾公平的多样化为诉求。因此，从中学到大学，如何重塑人才评价体系这把标尺，应该是高校招生各项改革的出发点。

　　公平还是多样？

　　十年来的高招演进，并没有从源头上，解救个性被压抑的高中生。

　　许自文，有20年高三教学经验的安徽省六安一中年级主任，每年都要培养近50名考进清华、北大等名校的高中毕业生。在他的教师生涯中，曾遇到过不少具有个性或特长的学生，但他们都尚未发展便在应试大军中淹没了。

　　五六年前，他在一次作文改卷时偶然发现了一名文学素质极高的高三学生。许自文被这个年轻人的文学才华打动的同时，禁不住在试卷上写下了一行批语：“渴望成大器！”

　　然而，他很快无奈地发现，由于家长的压力，这名学生加入了理科班。后来他得知，这名学生连读两年高三连一本线也没考上，渐渐沦为平庸。

　　这位教师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去年陕西“国学天才”孙见坤的遭遇。孙曾获因其过人的文史功底获得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资格，但高考成绩与“一本线”相差6分，虽有复旦大学破格录取的邀请却仍遭陕西省教育部门阻拦，最终只能辗转入读山西大学。

　　许自文说：“作为老师，看到这些学生被淹没，很无奈。但拿现在的标准衡量，很多学生就不是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无法进入自主招生考试体系，这是谁的问题？”

　　从目前看，虽然各高校的标准略有不同，但目前自主招生的“门槛”无外乎针对拥有各类获奖证书的学生。一些无法跨越传统分数线障碍的有才华的学生，却无法进入自主招生的范畴。

　　“高校自主招生普遍孜孜以求于整齐划一的优秀‘全才’，非但不利于反而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正如物种的单一性对于生态系统的活力有致命的伤害一样，生源群体的单一性对高等教育的活力也有很大的损毁作用。”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郑若玲教授表示。

　　1月23日，北京大学通过了2011年“校长实名推荐”初审名单，不同校长笔下的优秀高中毕业生的特征十分相近，“综合素质全面、学科成绩突出、志向远大、具备发展潜能、社会责任感强”。

　　针对外界所质疑的“千人一面”，北大招生办表示：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而不是大学教育的预科班。既然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偏才、怪才就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而只能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

　　“如果真正破除了‘唯分数论’的羁绊，学生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主动学习，未来的偏才、怪才可能就在不断培养中脱颖而出，那才是真正的偏才、怪才。”北大表示。

　　而对于改变衡量人才的单一标准，教育界内的这种呼唤并不孤单。

　　一位“北约”联盟中的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坦言，每每看到内容趋同的申请材料，他便对国内的基础教育失望。“现在招生困难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基础教育的缺陷。大学看不出人才的潜力，因为学生的现实能力就是一堆分数。”

　　教育学者已发现，现行的高考制度，只能够以成绩准确区分出中等偏上学生，而在此水平之上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差距，高考无法完全反映。

　　在必须以高考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制度中，现存的考察方式已经落后。在高招中如何衡量人才，国内亟须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高校亟须新人才“标尺”

　　中国高考制度的弊端一直在被广泛讨论，但如何对其进行改革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有不少呼声建议，教育部完全放权给各大高校，摒弃统一高考，建立美国那样的综合评价招生制度。

　　厦门大学教育学者郑若玲教授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她认为，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全盘西化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变形走样，国外的制度在中国的文化与国情土壤中，很可能“水土不服”。

　　事实上，几乎没人认为“大一统”招生标准不应该改变。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在现有制度下，对其进行改革。

　　“高校应该获得更多自主权，改变自主招生名额的分配方式，不再一味根据各学校考取的人数来分配。此外也应该改善目前自主招生的考试内容，对于特殊才能学生的考核标准，高校必须细化。”吉林省某全国重点中学的高三教师赵枫说。

　　还有越来越多的教育人士意识到，在自主招生的本质是丰富人才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能够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学生，就没有必要再进入自主招生的通道，从而为更多的学生留下机会。

　　去年11月，北京大学高松、文东茅、饶毅、张颐武、周其仁等11位知名教授给北大校长周其凤致信，提出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这些长期关注和参与招生工作的教授们表示，在当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高校无法根据自身需求选拔学生，面对少数分数虽高但不一定适合本校培养的学生无法淘汰，面对略低几分的优秀农村考生也爱莫能助，自然难以凸显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水平。

　　针对体制弊端，教授们认为“至少在北大，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予以改革的时候了”，并呼吁北大“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

　　但参与公开信起草的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强调这并不是要完全舍弃高考：“还是存在于高考分数基准线以内的，并非不跟高考制度对接，而是在高考制度整体范围之内，增加一些灵活性、弹性。这几乎是我们所达成的共识。”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一流大学招生过程的通行做法。

　　今年参加“北约”的香港大学，也仅是把高考成绩作为参考。港大招生主任郭瑛琪表示，对学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通过经验丰富的教授面试，对学生进行“资质测试”。 这种面试，也不是传统的一问一答，而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考查学生的思维是否敏捷，表达是否有逻辑，对社会问题否关注，及其沟通能力、团队精神等。

　　2005年，港大获许在内地自主招收本科生的第一年，便因面试成绩不理想，拒收11名内地各省市的高考状元。

　　教育人士表示，类似的测评方式不是没有想过，甚至早有储备，但国内高校的条件和社会环境还不成熟，这样的改革只有整个教育体系的政策方向、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合理时，才会有所改变。

　　清华大学招生办原主任孟芊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国家队”高校在招考过程中，既要保证机会公平，又兼顾招收合适的学生，并不如国外高校那样容易。“每个教育人士都知道，对一名学生高中三年的过程评价比一次考试更能反映其真实能力。但这需要培养更多高水平的面试教授，以及探索一种公众认可的评价标准。”

　　这位国内高校自主招生联盟的发起人也承认，目前国内的高考，无论是考试内容、手法，还是评价方式都过于单一。考试基本只能考察出是不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而无法判断是否有潜力满足大学研究的要求。

　　同时，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也导致一流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占有优势地位，考生的选择权有限，只好服从于既有的选拔标准。

　　不过，也有许多高校在试图遏制自主招生的异化。南京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将门槛设为“零”，只要学生认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能，就可以申请，不需笔试，直接面试。

　　事实上，取消笔试、只举行面试的做法在坚持不结盟的中国海洋大学自主招生中已经实践多年，并吸引了很多适合教学风格的学生。

　　该校一份针对2006年以来自主招生学生的调研报告显示：相比通过高考成绩录取的学生，相当比例的通过自主招生入校的学生，学习积极性更强、专业满意度更高，学习成绩以及专业拓展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等都具有较明显优势或略有优势，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有较为明确的个人发展规划。

　　不过，教育人士亦认为，“零”门槛更适应目前对优秀生源较为饥渴的高校，对于竞争超饱和的国内名校来说，以目前的招考制度不足以保证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理想化的高校考试招生应该是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多次考试，既允许大学在公众监督下制定个性标准，又使得一些值得培养的“偏才”和“怪才”能获得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

　　去年7月29日，教育部正式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占据了重要篇幅。其中提到，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

　　高校人士分析，这份纲要表明，以统一高考为准的高招制度至少在2020年以前不会改变，但或许以高考为代表的人才选拔机制会有所改变。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指出，社会不应只把目光聚焦在高校自主招生单一改革上，而应“利用整个社会资源改变现状”，因为人才评价体系并不只在高校招生中才存在。

　　“必须改变独木桥的独，使高考不是成才的唯一途径，才有可能对高校评价人才的标准有所推动。”他说。

　　在教育人士眼中，高校招生的标准之变，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全社会对人才的评价都互为因果，很难单纯地要求大学独自改变对人才的衡量手段。自主招生形式或许只是中国高校招考改革中的一个过渡性片段，而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依然在路上。  ★

美国这样“高考”

　　美国这样“高考”

　　美国高校招生也有或明或暗的联盟。但结盟与否不是问题，关键是招什么人和怎么招

　　文/黄全愈(美)

　　近闻中国高校以“华约”(以清华大学为首的“高水平大学自主选拔学业能力测试”的简称)“北约”(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综合性大学自主选拔录取联合考试”的简称)结盟争夺考生，是好事或坏事？在我看来，好坏的评价标准有两个，一看他们争“什么人”？二看他们“怎么”争？但综合目前种种因素看，似乎还是以争夺各级“高考状元”为最高目标，以及考录不分，甚至以考代录的争夺方式，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

　　美国高校招生也有或明或暗、似松似紧的联盟。我曾作为家长参加过以哈佛大学为首，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敦大学和杜克大学四校举办的联合招生会。据曾任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大学招办副主任米歇尔透露：常春藤联盟用同一个“计算公式”来换算申请者的学业指数。可见，结盟与否不是问题，竞争也可以是好事，关键是招“什么人”？“怎么招”？

　　“神秘”录取计算公式

　　本人近日有本关于美国大学录取制度的著作在国内出版。出版社原拟书名为《“高考”在美国》(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in America)，但我改为College Admissions in America，即《美国高校招生》，以说明在美国，“考”和“录”是不同的，“高考”并不能代表大学招生，一个“考”字和一个“录”字，泄露了中美教育理念不同之“天机”。

　　在中国人眼里：“考”就是“录”，“考录”不分；甚至以“考”代“录”。考好了，就录取了；考分即录取标准。如果“华约”和“北约”之争，仍是“考录”一体，以“考”代“录”，那是换汤不换药。不同之处，不过是把“单打独斗”变为“群殴”罢了。

　　美国高校招生也有考试，最重要的参考考试成绩是SAT，全称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中文名称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但只有SAT成绩远远不能决定一个高中毕业生能上哪所大学。1996年，哈佛大学就曾把165个SAT满分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原因就在于，美国高校认为，只以考分为唯一标准，是只认干巴巴的分，不认活生生的人。而以哈佛为首的世界一流大学甄别人才的标准则是“三合一”：高考成绩 + 高中成绩 + 综合素质。

　　相比起能决定国内高中生命运的高考成绩，对美国高中生来说，高中平时成绩也非常重要，堪比头上的“紧箍咒”，老师更是念念不忘：考试算分、作业算分、实验算分、课堂讨论算分，甚至出勤都算分。

　　美国高中分快、慢班，荣誉班。许多高中在高三高四开AP(Advanced Placement)课，即在高中上大学课程。通过全国统考后，许多大学会把AP课换算成大学学分。选AP课，在计算排名或总分时，可额外加分。

　　“高考”成绩，虽然也能表现学生平时的积累，但常常也取决于考生数小时内的身心状态。而平时成绩能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如知识结构、学业基础、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等。这些基本信息不可能在一次考试中反映出来。

　　美国大学认为：SAT只考四小时，高中却读四年；四小时考的是一时，四年看的是一贯；四小时有偶然性，四年反映了必然性；四小时主要考智商，四年则看情商多于智商；四小时考速度，四年看深度；四小时看临场发挥，四年讲持之以恒……

　　在中国，高考考三天，高中读三年，也有建议说中国也应该把高中成绩作为录取的考量因素。然而，美国的高中：3 + 1 = 4年，所加的一年，用于申请大学；而中国的高中：3 - 1 = 2年，所减的一年，用来准备高考。尽管如此，考量高中成绩总比忽略好。在美国，大学越好越重视高中成绩，常春藤联盟使用的“神秘计算公式”即：高考成绩 + 高中成绩 = 学业指数。当然，不是简单相加，而有个较复杂的公式。

　　综合素质

　　中国高考以分划线：多少分，上啥线，一目了然。

　　我的一位朋友的孩子离重点线差一分。朋友上蹿下跳后，一脸无奈：“一分定生死！”

　　朋友的这个孩子学习很好。更感人的是，高中这几年，她一直帮助邻居一位患小儿麻痹症的同学。

　　我对他说：“哈佛也有录取线，但一个数年坚持帮助人的孩子，平常成绩又好，SAT差几分，没准儿还能进去……”

　　朋友像听《天方夜谭》般地瞪大眼睛：“没听说干点好事也能加分！”

　　哈佛每年都拒收不少SAT满分的“高考状元”，原因就是对这个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

　　哈佛招生院长说：学业表现很重要；但其他因素诸如个人特点、参与社区活动和课外活动也非常重要……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

　　“综合素质”听起来好像挺“虚”，但能活生生地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美国高中生参与的活动大致可分成几大类——

　　体育活动：包括奥运会、国际赛、州际赛、区域赛、校际赛……

　　文娱活动：会什么乐器？参加什么剧团？演什么角色？得什么奖……

　　科技活动：参加什么学术俱乐部？参加什么学术竞赛？搞过什么发明？得过什么专利？获得什么奖……

　　校内活动：参加什么学生组织？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什么成就……

　　校外活动：参加什么社会团体？任什么职务？搞过什么活动？取得什么成就……

　　个人兴趣爱好：特长是什么？有什么成就？得过啥奖励……

　　有的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还把上述活动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是参加奥运会，登上卡内基大礼堂演奏小提琴，获科技发明产品专利，出版书籍等“明星”级别；第二等：在体育或音乐领域获州一级荣誉，如州摔跤冠军、省级音乐大奖赛一等奖；第三等：一或两个学校运动队长、管弦乐团指挥、学生会主席等。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申请者中，这类人才最普遍；第四等：参加各种课外和社会活动，仅为一般成员(如校刊编辑、足球队员)；第五等：很少参加课外和社会活动，表现也不突出。

　　不过，像校刊主编、获童子军最高段位——“雄鹰”资格证者、已成功运作的公司创始人等，在国内或许认为很牛的经历，然而在一流大学的申请者中，也只能列为第三等。

　　与中国高中生不同，每名美国高中生必须无偿完成“学雷锋”数十小时。我儿子矿矿曾为伤残人服务，为穷人建房子，到老人院陪老人聊天，带穷人的孩子上公园玩……当然，要打动大学，几十小时义工远远不够。有些高中生学业不优秀，但因“学雷锋”十分突出，如到非洲或南美贫困地区去为穷人建房子，经年不渝，终于感动“上帝”。

　　普林斯顿大学曾破格录取了一个推售大量童子军饼干的黑人女孩。据说，这个小姑娘异想天开地闯到某大公司见CEO。从饼干的美味，讲到怎样用卖饼干的钱帮助贫困孩子，再讲到公司做善事将对社区造成影响……孩子的胆略打动了不苟言笑的CEO。他大笔一挥订购了大量饼干。普林斯顿从这件事中，看出她具有与众不同的潜在领导素质。

　　如果真的从选拔人才的标准来评判，没人能够否认，这些能够经年不渝地从事某项公益事务，或者独树一帜地完成某项作的人，确实体现了很多成功人士需要具备的素质，如热情、执著、耐心、善良、钻研等等。而这些，显然无法单纯地从考试成绩中表现出来。

　　如果一名学生的学业指数和综合素质的等级都很高，录取没商量。反之，“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学业指数再高，大学也会考虑是否有某种人格缺陷，不予录取。这就是“高考状元”被哈佛拒之门外的原因。

　　有一年，我到北大作报告，一女生说：她喜欢中国的高考，不喜欢国外高校的“三合一”！因为在中国，潜心高考即可，什么文体活动、社会活动，统统不用管……

　　但教育必须植根社会，才能培养综合素质高、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那些只潜心研究考题，对社会丝毫关心和感觉都没有的孩子，将来如何能顺利融入社会？更侈谈推动社会进步了。

　　招生政策的倾斜

　　据报道，哈佛大学曾录取过一个叫Liz Murray的纽约流浪女。另据《洛杉矶时报》披露：48岁的退役军人迪威特，是个流浪汉，申请伯克利大学四次被拒。于是，他求见校董会。虽然只有一分钟，但他强烈的求学意志打动了校董，得以入学。三年间，这个露宿公园、早上到学校厕所洗漱的流浪汉，各科成绩除了一个B+，全是A，毕业时，代表所有学生上台致辞。

　　不管是现代版的“灰姑娘”上哈佛，还是“流浪汉”读伯克利，都体现了美国高校在招生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特殊政策。

　　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办学资金主要来自学区的房地产税收。有钱人一般住城郊，富人的豪宅税收高，学校经费充足。穷人区房地产税低，尽管政府补贴，但经费仍严重短缺，因而校园破、设施旧、教学差。

　　这两类地区和学校毕业的学生，自然也有素质上的差异。美国高校招生时如何对待这种贫富差别？

　　如学生父母是教授，年收入20万美元，SAT得1150 分，平时成绩3.5，大学会认为这个学生家庭条件好，成绩应该更好。相反，若父母只有初中学历，其中一人还下岗，兄弟姐妹一大堆，申请学生是家里的老大，为了给家里分忧每周打工30小时，SAT只得1000分，平时成绩3.0。但大学会觉得，你不但对家庭有责任心，在困境中仍有此成绩，如给你足够的资助和良好的大学环境，你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二者相比，大学很可能会录取家境不好的孩子入学。

　　基于美国贫富不均的现实，很多大学在招生时，不是一味的讲究“平等”，而是坚决向弱势群体倾斜。

　　但国内似乎并不如此。比如，我的家乡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但高考录取分数线却比北京高得多！

　　多元文化

　　拥有7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办执行主任弗达先生曾对我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课内课外，希望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学校带来巨大的贡献。”所以，他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才“能够帮助学校营造一个学生群体氛围，去更好地完成学校的教育使命”。

　　世界一流大学大多追求多元文化的境界，去促成人才间的互动，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于创新的学术生态环境。

　　美国大学追求的是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许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让学生随时随地能“捡宝”。道理很简单：杂交出良种，单元的近亲结合是1＋1＜2；多元的杂交结合是1＋1＞2。这种多元化的招生政策，除了美国高校的追求之外，也有法律支持。

　　2003年，几名白人学生状告密执安大学照顾少数民族的招生政策；贵为总统的布什也“添乱”，于2003年元月15日在白宫声明：密执安大学的照顾黑人、拉丁、印第安的招生政策 “违宪”——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

　　给密执安大学惹“祸”的是《平权措施》，即在录取或决定奖学金时，优先考虑少数民族。

　　如果白人进入哈佛大学的SAT成绩需 1450分，黑人只要得1400分，哈佛就可能像欢迎英雄一样录取他，亚裔若得1500分但无专长，哈佛也可能不屑一顾。加州理工基本不考虑《平权措施》，因此亚裔高达40%，黑人仅1% (这个1%，是否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不得而知) 。亚裔占美国人口约4%，黑人约13%， 拉丁裔约15%，基于《平权措施》，上面的数据，基本现实了多元文化的结构。

　　《平权措施》对一些个人来说完全可能是不公平的。但它换来校园大环境的“多样化”。大学因此成为多元丰富的森林：大的、小的、强的、弱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正是这种生物链，这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生存环境使得森林生机勃勃。

　　如果一个学校只收最强者，又会渐渐变成“白人至上”的校园。无论是生理的“近亲繁殖”，还是文化的“近亲繁殖”，都会导致倒退。《平权措施》是要营造一个各色民族、各种文化、各个具有不同特征的个人和谐相处的、多姿多彩的“学术生态环境”，以利于学生最大限度地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利于学生间、师生间教学相长，碰撞思想火花，蕴育学术萌芽。

　　录取过程是自由恋爱

　　录取“什么人”很有学问；“怎么”录取，同样值得研究。

　　中国的自主招生改革，大方向非常值得期待。但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增加了一次春考，而且，由于考录不分，感觉上不过是“一考定终身”“认分不认人”的翻版罢了。

　　美国每年有七次SAT考试，但这些只是考试，与招生关系并不大。考题不是由高校出，成绩也不由高校判。许多美国顶尖大学在统计考生的SAT考试成绩时，不管你考多少次，只取最好的单科成绩。假如你1月、3月和6月各考了一次SAT，3月份英语考得最好，6月数学考得好，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两次低分，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诸多偶然因素。所以取3月份的英语成绩，和6月份的数学成绩。

　　这七次SAT考试，考生可参加任何一次，若七次不够，还可继续考，直到你认为所得分数代表了你的水平。由于考不好还可再考，心理压力不大，心态正常，因此，每次考分一般起伏不大，大多数美国孩子考一两次就不考了。

　　某日在北京机场候机，一对夫妇(读者)认出了我，跟我抱怨高考：女儿学习优异，保送上南京大学。但孩子想上北大，并且每次模拟考都超过北大录取线，于是做出决定，放弃南大，报考北大。但鬼使神差，高考分离北大录取线仅差一分。只好复读！我暗忖：复读一年，只为一分，压力更大！如中国每年也有七次高考，这女孩一定不会失常……

　　申请美国大学，没有名额限制，没有A类B类，没有抛档不抛档，也不规定第一或第二志愿……考生与高校之间，纯属“自由恋爱”，而且还有“三部曲”。

　　从高二(相当于国内高一)开始，学生就参加“高考预考”(PSAT)，高三又参加第二次PSAT考试。成绩一出来，各大学分析考生资料后，就向他们发出热情洋溢的“求爱”信，每天家里的邮箱都被精美的画册塞得爆满。此阶段，条件好的学生被“迷魂汤”灌得迷迷糊糊，自以为是“大爷”，大学是“孙子”。排名第12位的华盛顿大学给我儿子矿矿寄来的各种信件和材料恐怕超过20次。其实，学校追着你拼命发邀请，只是把你当候选对象，候选基数越大，越有可能选出优秀的学生。当然，学校录不录取你，还要看你在第二阶段如何“推销”自己。

　　经过第一阶段被“迷魂汤”灌得迷迷糊糊以后，考生终于要决定：接下谁抛出来的“绣球”——给自己相中的大学寄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寄出后，大学——特别是抛“绣球”的大学——会突然变得“牛气”起来，完全没有了第一阶段中的热情。无奈，当考生把自己的条件摆出去后，主动权便到了别人手上，你只好等待“宣判”了。

　　比较好的结果，是抛了“绣球”的大学接到学生的申请材料后，便把热情洋溢的《录取通知书》寄回来，而且还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好吧，能给的条件(主要是指资助的条件) 都给啦，有意见可商量……”

　　之后，大学就隔三差五地发试探电子邮件(甚至来电话)：邀请访校；给予更高奖学金；邀请上网与学校的教授和学生聊天……这时，学校总是用商量的口吻与申请者交流，总是小心翼翼地提醒学生：决定是否接受录取的期限快到了……；期限已过一周，我们假设你已接受其他学校的录取……；我们仍然对你感兴趣，可把期限延迟15日……

　　接收大学的录取邀请，意味着要给高校寄回执卡，一并还要汇上数百美元的学费定金。这相当于敲定：经过几番互相追求，你已经是“他的人”了！校方的口吻此后便又会神气十足，用通告学生的口气规定你必须在某月某日前完成三件事……

　　这个互相“追求”的三部曲，很有意思，也迷惑人：怎么双方会在不同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其实，凡是“推销”自己的阶段，都是“夹起尾巴”的时候。这就是市场的铁律：顾客永远是上帝。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上帝”。

　　劫富济贫

　　教育公平是古老而现实的话题，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都有过论述。在东方，孔子的“有教无类”是最早的探索。但孔子的“有教无类”也有一个小小的前提：交10条腊肉做学费。

　　“有教无类”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成了今天的“义务教育”。然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不管是穷是富，统统收“10条腊肉”，似乎学费面前人人平等，实则并不公平。高校几年的学费，于富豪不过九牛一毛；但对贫困之家则是一辈子的储蓄。

　　美国高校也实行“有教无类”，但不一刀切；从录取到收费，既公平又合理。美国一流大学典型的录取政策是Need-blind政策。Blind指摸黑、不透光；Need指入学经费需求。大学在录取时，完全不考虑你的家庭经济状况，只用“三合一”的标准衡量你是否为他们想要的人才？如然，即使你的父母一文不名，照样录取。

　　录取名单形成后，将会送到学校的资助办，学校再根据你的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给多少资助。如学生父母每年只能提供1000美元，而在哈佛上学每年需要50000美元，这就形成了一个49000美元的缺口，此时便产生了Need-based，即需要由学校补足的缺口。当然，富家子弟的学费，一分钱也不能少。

　　哈佛曾自豪地声称：给家庭年收入低于60000美元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这种学生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排名稍靠后一点的大学则采取Merit-based的政策，即谁的条件好，谁得的资助高，以此来吸引因一流大学的Need-based 资助政策而得不到高额资助的学生。如，根据我们家的收入，我儿子矿矿如果上实行Need-based 的一流大学，每年需交30000美元；但如果选择排名靠后一些的实行Merit-based的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还可以获得生活费。

　　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免掉的巨大款项哪里来？校友捐款，向富人征集。还有一种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的说法：如果每名学生在校实际需耗费40000美元，则收费标准定为50000美元，多收部分自然可以匀出来给贫困的优秀生。  ★

　　注：资料和数据引自2010年版《黄全愈教育文集》。作者系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现任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著有《素质教育在美国》等。